小灾难来自固执,大灾难来自狂热：罗素(zt)

十月革命枪声响起，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所吸引。

这种目光掺杂好奇和惊喜，超越左右，步调格外一致，好比领导来视察，全体小学生起立，齐刷刷地拍手：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当时，连胡适这类标榜自由的盗火者，都不遗余力地为其背书，说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更是一反痛打落水狗的酷劲，颇写了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

苏联在之後很长一段时间的表现，仿佛异动的股票，跌破所有人的心理价位。正应了一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只是有的人活得长，如胡适，得以看到乌托邦另一面；有的人走得早，如鲁迅，至死不改初衷。正应了一句话：活久见。

说到活久见，不得不提一个人——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是20世纪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也是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罗老师享年98岁，在不同时期，他对苏俄有着不同看法，对我们有莫大启发。

十月革命刚刚爆发时，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雷同，既兴奋，又期待。他利用私人关系，向彼得格勒的英国驻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距离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亲自去了趟俄国，尽可能地观察当地局势，并与列宁等政要长谈。

亲身体验後，罗素热情骤熄，如冰水浇头。在俄国，罗素发现了一种“斗争哲学”，与他的理念格格不入。这种斗争哲学的基础，乃是仇恨、武力与独裁，为了达到政出必行、整齐划一的效果，政府通过宣传机器对民众不断洗脑。在罗素看来，莫斯科理论有两大谬误：一个是感情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感情上的错误，是幻想通过以仇恨为动机的运动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曾料到，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获胜，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理论上的错误，则在于他们相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若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立即消除压迫和剥削——却没有意识到，这样一来，会让官员拥有更加可怕的生杀予夺大权。

罗素洞察力非凡，苏联後来的大整肃、富农大屠杀以及劳动集中营，一一印证了他的观点。

从苏俄回来後，罗素写了一本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的小书。这种前恭後倨的态度，让罗素成为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难听的外号。尽管如此，罗素丝毫不为风言风语所动，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习性坚若盘石，离开苏俄後，罗素挥一挥衣袖，又去了中国。

在那时，像罗素那样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不是，鲁迅不是，李大钊更不是。偌大文坛，似乎只有一个二十四岁的徐志摩，徐是罗素的小粉丝，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小徐就找来读了，读完後，他针对苏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夏日黄昏时穿透海上乌云的金色光芒——冷静、锐利、千变万化。”徐志摩用如此诗意的语言来评价罗素的思想。

罗素对苏俄的态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罗素来中国後，力挺苏俄的鲁迅跟他打了场笔战：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仿佛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心有所感，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听了罗素的论调，鲁迅不以为然，也写了篇随笔，讽刺道：“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罗素和鲁迅对“无产阶级”的迥异看法，大抵源自对苏俄的不同态度。站在今天回望，二人孰对孰错，已无需多言，鼓动仇恨的那一套理论，只会带来灾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阅历的增长，罗素对苏俄模式看得越来越透。他说，我不相信这世上有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是痴人说梦，相反，正是那些没有足够根据的固执教条和狂热信仰，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灾难。

罗素认为，在现在这个艰难时势，人类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促使罗素作出这个可怕预言的，是核武器的研发和使用。罗素指出，一旦战争正式爆发，恐怖平衡被打破，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使用氢弹的战争是不可能有赢家的。作为地球人，我们要么选择活在一起，要么选择共同死去。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长寿的罗素于1970年过世，他关于极权的判断、关于核武器的论断却丝毫没有过时，每天的头条新闻，不时闪出核扩散的消息，蘑菇云的幽灵笼罩在地球之上。活在熙熙攘攘的人间，天堂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但我们大抵可以作出判断，什么是真正的地狱。

为何如罗素这样的哲学家，几乎都是“寿比南山”？智慧是快乐真正的源泉。帕斯卡说，“由于空间，宇宙囊括并吞没了我；由于思想，我却囊括了宇宙。”罗素《西方的智慧》，正是这样一本让一根渺小却会思考的芦苇，摆脱浑浑噩噩而试着囊括宇宙的名著。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