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取代美國稱霸全球的秘密戰略

作者：Michael Pillsbury （美國 白邦瑞）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賈誼:《過秦論》

內容介紹

美國政府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之一揭示了促使中國崛起的秘密戰略，以及我們是受到什麼誘惑後幫助中國取代美國而稱霸世界的。

四十多年來，美國在幫助中國不斷壯大經濟這一方面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增強其科技與軍事實力，相信中國之崛起會帶來合作、良好的外交關係和自由貿易，並在國際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但如果“中國夢”是要像我們兵不血刃取代大英帝國地位一樣對美國進行取而代之，那又會發生什麼呢？根據與若干中國變節者的談話以及之前不曾公開、新近解密的國家安全檔案，《百年馬拉松》一書揭示出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權的秘密戰略，此舉將持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百周年之際——2049年。本書作者白邦瑞自從理查德•尼克松及亨利•基辛格時代就開始擔任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高級職務，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語普通話；他利用其數十年與中國軍方和情報機構里“鷹派”人物的聯系，翻譯了這些人的文件、言論和出版著作，展示出古代中華的治國方略如何為現實行動打下堅實基礎。他為我們提供了中國人看待美國及其領導人真實想法的內部資料——美國人不過就是終將自掘墳墓的野蠻人。

此外，白邦瑞講述了美國政府時而沒有意識到、時而不情願地幫助圓所謂“中國夢”的具體行動；由於中國並未發展為美國所希望的模式，卻變成了真實的威脅，他呼籲對華採取競爭性更強的全新戰略。我們正面臨着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安全挑戰，《百年馬拉松》一書就如同美國人民的警世鍾。

作者簡介

目前白邦瑞為哈德森協會中國戰略中心主任，服務過從理查德•尼克松至巴拉克•奧巴馬的歷屆政府；他畢業於斯坦福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曾任蘭德公司分析員、哈佛大學研究員，在國防部擔任過高級職務，歷任四屆參議院委員會工作人員；他還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及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的成員，現居住於華盛頓特區。

第二章　戰國時代 ——中國人究竟怎麼想？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中國人深明個中寓意：“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換句話說，就是別讓敵人知道你是對手，除非時機成熟，屆時他已阻擋不了你。在國際上，如果你是新興大國，必須操縱主導的世界大國的認知，別讓他先下手為強摧毀你。由此可見，問起周室之鼎，楚王犯了戰略大忌。

戰國時期，後起之秀多次推翻許多昔日霸主。每成功的案例中，成功的新興大國都藉由隱匿“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而誘使舊霸主驕矜自滿、荒廢政務。新興國家最忌諱的就是在最佳機遇點來臨前，就引起更加強大的對手的戒心。一定要等到爭奪霸權的最後階段，天子已經弱到無力救亡圖存，且被其盟友背棄時，作為挑戰者才能暴露自己的真正意圖。

依據《戰國策》的記載，某些更聰明的挑戰者甚至還能說服舊霸主不智地幫助自己崛起。在這些案例中，挑戰者經常說服舊霸主懲罰那些懷疑自己長遠意圖的近臣（“鷹派”），而提拔重用那些可以為己所用的大臣（“鴿派”）。

《戰國策》認為，世界秩序就和大自然一樣層次分明；沒有統治者位居上端只是暫時的過渡。今天的世界秩序當然不符合北京的官方期許。中國的領導人宣稱希望有個多極世界，並擁護美國領導論。換句話說，他們沒有問鼎的企圖。

然而，事實上，他們認為多極世界只是走向中國獨占巔峰高位的全球權力金字塔的一個戰略過渡期。中國人稱這種新秩序為“大同”，西方學者經常把它誤譯為“共和”（commonwealth）或“和諧時代”。其實“大同”更適合譯為“單極主宰的時代”。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領導人在聯合國和其他公開論壇多次宣講這種和諧世界的願景。

中國的大戰略有一重要元素來自西方人所謂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t）貿易行為——一種高關稅、取得對天然資源直接控制，以及保護國內製造業的經濟制度，其目的是要增加一國的貨幣儲備。中國人認可重商主義的價值。在西方看來，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的成功意味着重商主義可以退出歷史舞台了，但中國領導人並不這樣看。由於擁抱重商主義，中國一直努力確保在國際貿易市場上永遠都能獲取所需的各類資源。中國領導人有些擔憂近乎歇斯底里。他們非常擔憂會發生什麼重大事件，引發區域或全球資源短缺危機。基於這種擔憂，他們決心要在海外獲取有價值的天然資源的所有權，如果不行也必須獲取其絕對控制權。這和十六、十七世紀歐洲重商主義的君王殖民新世界的作法如出一轍。這是他們從《戰國策》裡學到的經驗和教訓之一。戰國時期的另一個經驗之談就是成功需要極大的耐心。美國企業重視每季財報，美國政客看重短暫的選舉周期，而成功的股市策略家可能根據需要研究每天的交易情況。

然而戰國時期新興挑戰者的故事告訴我們，勝利絕非一日之功，也不是一周、一年，甚至十年內可以完成的偉業。唯有跨越數百年的長期計劃才能確保勝利根基穩固。因此之故，今天的中國領導人（自動可以蟬聯兩個五年任期，共十年）都會制定需要幾代人去努力，甚至要耗費半個世紀才能實現的戰略目標。（奮六世之餘烈）

戰國歷史和其他民間故事裡的英雄人物也都重視從對手那裡竊取點子和技術的重要性。時至今日，中國的情報機關仍然三不五時地竊取核心技術和競爭信息，直接就轉交給中國的企業負責人。許多美國官員認為，近些年中國不再像過去一樣如狼似虎地進行經濟掠奪，工業間諜偷盜或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逐漸降低。其實不然，這仍然是基於戰國時期戰略思想所啟發的國家大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中國情報機關的工作模式與美國有天壤之別。在美國，政府為美國企業情報相關情報信息以促進國家經濟成長，被認為不道德，甚至不合法。我在美國政府擔任公職逾四十年，從來沒有聽說過美國情報機關奉命以這種方式來提升美國的GDP。沒有錯，美國駐外大使可以、也的確會協助美國企業在外國爭取有利可圖的合約，但絕不是政府以間諜手段直接提供偷來的技術或者他人所有的資訊給美國企業。

我們不妨再看看美國人和中國人在軍隊應保持什麼樣的規模問題上的意見分歧。美國許多偉大的軍事勝利是靠強大的軍事實去贏來的。格蘭特將軍因為兵源充足，武器精良才得以戰勝李將軍。1944年6月6日，艾森豪威爾指揮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艦隊成功在諾曼底登陸。即使更近的時代，所謂的“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也主張兵力應遠遠超過敵軍。

相反，戰國時期並不講究運用大型兵力。持續數十年的非暴力競爭才是主要的鬥爭形式。有一個著名的戰略就是誘敵在軍事上投入龐大開銷，導致它民窮財盡。兩千年之後，蘇聯政權轟然崩潰，中方的解讀是美國人故意誘使蘇聯在軍事上過分投入，大搞軍備競賽，以致破產。

2011年，美國把將近百分之五的GDP花費在軍事上，中國的軍事經費僅占其GDP的2.5%。中國原先的戰略是放棄發展可全球投送的軍事力量，維持儘可能少的核彈頭，總數或許還不到三百個。中國不跟美國搞空軍、海軍的軍備競賽，而是把錢大量投資在非對稱武器系統上，謀取最大投資效益。中國在反衛星技術上一馬當先，開發出反制隱形轟炸機的方法，大量投資黑客技術，也製造只花幾百萬美元的導彈，它們可用來擊沉四十億美元打造的美國航空母艦。這些導彈的造價很低，但殺傷力很高，很可能它們是在竊取來的美國技術基礎上研製出來的。

許多西方分析家搞不懂中國為什麼沒有建立更強大的軍事力量以保護其本國安全以及它的海上運輸線。答案就藏在戰國時期的典故里——中國不希望被人識破其問鼎於天下的野心。中國領導人認為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將會刺激美國，產生不必要的禍端。（從1949年至1963年遭到美國全面禁運，中國早已理解惹惱美國，會是多麼痛苦。）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兵力水平非常微妙，需要大到足以支持經濟成長，但又要小到足以避免太早挑戰美國霸權。然而，根據戰國時代積累下來的經驗，在長達數十年的競爭的最後階段，如果中國判斷美國大勢已去，無力回天，則完全可能會拋開自我設定的軍事實力邊界，放開手腳一搏。近20多年，中國軍事革命相關著作已經在暗示理想的戰略突圍時間點，那還得等許多年。如果非要找出戰國時代的治國方略與傳統美國世界觀兩者之間的差異，那麼可以簡單地概括為一點。那就是：華盛頓傾向於認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會隨着競爭與合作的變化而時好時壞；而北京的預想則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中國就心懷叵測，而且表里不一。如果這種認識上的分歧純粹是因為中國不了解美國而引起的誤會，美國就還有可能想辦法去削弱或者消除誤會。不幸的是，事態並不是朝這個方向發展。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不信任，主要根源在於深刻的戰略文化差異。中國所有的戰略決定幾乎都會受其影響，因此他們對美國的不信任感不可能發生根本性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