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傅斯年：歷史學家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於山東聊城的一個破落貴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漸乃清順治時的第一位狀元，後官至武英殿大學士。傅斯年自幼聰穎，熟讀儒家經典，以“傅聖人”而聞名鄉里。後在其父弟子《大公報》創辦人英斂之的資助下，赴天津讀中學，並於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就讀。三年後轉入北大國學門繼續攻讀。在同居一室的好友顧頡剛的引薦下，認識剛入美國回國執教的胡適，乃終身追隨胡適，倆人成為亦師亦友。

在校學習期間，在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和胡適，陳獨秀等著名教授的支持下，同羅家倫（注1），楊振聲（注2）等同學創辦《新潮》雜誌，追隨《新青年》，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梅光迪等辦的《學衡》大唱反調，猛烈鼓吹與傳統文化思想不同的新思想和新文學，開始在中國文化界暫露頭角。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傅斯年更是以北大學生領袖身份組織遊行示威活動而揚名天下。

1919年夏，考取山東省官費留學生，留學歐洲。先到倫敦大學攻讀實驗心理學。為追隨陳寅恪，俞大維（注3）兩人，於1923年轉入柏林大學攻讀比較語言學和歷史學，從此，三人結為莫逆之交。

1926年9月，傅斯年從德國回國，即獲主持中山大學校務的副校長朱家驊的邀請，任教於中山大學文科學長（後改稱文學院長）兼國文，歷史系兩系主任，從此同朱家驊在工作和生活中結下深厚友誼。在傅氏主持文學院期間，羅織了羅常培（注4），顧頡剛，楊振聲，汪敬熙，何思源（注5）等著名學者，更是邀請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俄國人類學家史祿國(Sergei Shirokogorov) 等國際學界名流來校任教，使中山大學聲名鵲起，威望日隆。同時開始與顧頡剛一起籌備中山大學東方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7年5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次年蔡元培被任命為第一任院長。經過傅斯年的遊說，最後蔡氏決定增設歷史語言研究所。

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在廣州成立（簡稱史語所，注6），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出任第一任史語所所長。隨後傅延聘陳寅恪為歷史組主任（注7），趙元任為語言組主任，李濟為考古組主任。1934年5月又增設人類學組，由吳定良任主任。

1931年起，傅斯年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長（此時史語所已遷至北平，注 8）。抗戰期間因所長胡適出任駐美大使，由傅氏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

“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後，傅斯年不顧個人安危，留守南京，組織指揮中央研究總辦事處以及各研究所內遷至武漢，長沙和重慶，後又陸續再遷至桂林和昆明等地（注9）。

1940年9月，應代院長朱家驊之邀請傅斯年兼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後因身體健康原因，於1941年12月辭去此職。

史語所在大陸期間的主要成績是：

一是從1928年至1937年，連續主持了十五次河南安陽商代殷墟考古發掘，共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頭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出土，開創了中國考古事業歷史性的先河，並在此基礎上，研究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抗戰期間，在大後方的四川，雲南等地，發掘了雲南倉山耳海新石器時代古蹟遺址和四川彭山漢代崖墓。同時也培養出了吳金鼎（注10），夏鼐（注11），曾昭燏（注12）等三位中國第二代傑出考古專家（此三人均師承倫敦大學著名考古學家葉茲教授）。

二是通過前清遺留下來的大量內閣檔案（注13）的研究整理，對明清歷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學術成果。

三是收集整理民間方言尤其是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化，將各省各地的方言製作成錄音資料保存。

四是在人類學組成立後，在吳定良，凌純聲和芮逸夫等學者的組織下，走遍中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對東北和西南少數民族地區開展廣泛的調查，並動用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攝影機進行實地考察拍攝，最後錄製成影像資料加以保存。

五是培養了一大批青年學術研究專家，如後來在台灣當選為院士的勞幹，凌純聲，陳槃，周法高，高去尋，嚴耕望，屈萬里，石璋如，芮逸夫和王叔岷，逯欽立（注14），和王鈴（注15）等。

六是在1949年初，將整個史語所全部文物，歷史檔案資料和設備搬遷至台北。研究人員中除梁思永，吳定良，夏鼐，郭寶鈞，丁聲樹（丁本已決定赴台，後遭夫人反對而未成行），曾昭燏，王振鐸和逯欽立八位外，其餘人員均一併遷台。從而保持了中央研究院人文歷史研究的元氣。（從這一點，也可見傅斯年治所有方，馭人有力，具有非凡的人格魅力）

至1948年，史語所已是中央研究院內舉首缺一指的第一大研究所，全體人員達84人。真可謂大師雲集，新星紛呈。更是湧現出了傅斯年，陳演恪，李濟，董作賓，梁思永，趙元任，李方桂，吳定良共八位第一屆院士。後來又有勞幹，凌純聲，陳槃，周法高，高去尋，嚴耕望，屈萬里，石璋如，芮逸夫等九位研究員分批當選為院士（注16）。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