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注1：张伯苓，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出生于天津。1894年以优等第一名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以实习生亲历甲午战争。

1898年，张伯苓退役后，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立志终身从事教育，回到天津主持严氏家塾。并于1901年同严修等人创办天津民立第一小学堂。期间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并于1904年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引入美国教育模式。

1911年，张伯苓出任清华学堂第一任教务长。半年后即返回天津，在得到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后，购地扩建校舍，将私立敬业中学堂改名为公立南开中学。

1917年，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修高等教育。1919年设立南开中学大学部，1921年正式改为私立南开大学。

1927年在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何廉的倡议下，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该所对东北三省的地理经济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后来发展成为民国年间中国最有声望的经济研究所。

1937年7月29日，南开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张伯苓悲痛欲绝，蒋介石立即召见张氏，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抗战期间，张伯苓任西南联大常委，同时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驻重庆，并主持南开中学的校务。

1948年7月，张伯苓感念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对南开复校的大力支持，答应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

1949年11月，蒋介石再三邀请其赴台，被张氏以不愿离开南开和大陆为由，坚持留在了天津。

1950年南开校庆时，南开中学不让张伯苓入校，南开大学也仅允许他以听众名义坐在后排出席。遭此打击后，张伯苓郁郁寡欢，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去世，享年75岁。

张伯苓去世44天后，才在几位老学生和朋友的张罗下，借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由张氏学生原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致悼辞。

在台湾的蒋介石获悉张伯苓去世的消息后，亲书“守正不阿，多士所宗” 挽联。并于第一时间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台湾党政军学各界名流要员出席。以后每逢张伯苓十年诞生，台湾均举行纪念活动。

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张伯苓再度受到南开大学师生的批判，其终身从事的教育事业和人格风范遭到全面否定。

注2; 袁复礼，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893年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官宦家庭。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入布朗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

1921年袁复礼回国，就职于中国地质调查所，期间，跟随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参加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1926年同李济赴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发掘，收获颇丰。

1927-1932年，袁复礼参加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三年。期间在新疆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学术届的高度称赞。

1932年，袁复礼创办清华大学地质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抗战爆发后，袁复礼参加著名的“湘黔滇旅行团”，同闻一多，曾昭抡等11名教师历时68天，从长沙步行至昆明，行程1664公里。并任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教授。在教学同时，袁氏还带领同事学生对湖南和云南的煤，铜，铁，锡，金等矿产资源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供资源委员会咨询决策之用。

1946年后，袁复礼继续任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兼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袁复礼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袁复礼是中国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学的创始人。1987年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注3: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建议国民政府，尽快将故宫博物院所藏珍贵文物南迁。

1932年底，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博物院文物共13427箱加64包，以及北平古物陈列所，太庙，国子监，颐和园和清皇家沈阳行宫，热河行宫共六处所有文物共6066箱，在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下，委托故宫博物院全部南迁至上海，南京等地保存。此为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物大迁移。

经蔡元培倡议，国民政府于1933年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将所有南迁文物一分为二，即故宫文物仍交故宫博物院保管，其他五处文物交给新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管。中博筹备处成立后，又不断向民间大量收购文物珍品，加之田野考古发掘出土文物，至抗战前总数已达30万件之多。

1936年起，又在南京中山东路中山门内开始建造中央博物院第一期馆舍（人文馆，即现今的南京博物院大殿）。后因战争爆发，此工程被迫停工，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回都南京后才继续修造完工。

注4：李亦园为台大人类学专业第一届毕业生，1984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光直为台大人类学专业第二届毕业生，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于1974年当选为院士。 许倬云1956年毕业于台大，于1980年当选为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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