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抗戰勝利後，陳寅恪應英國皇家學會和牛津大學之邀請，由成都經昆明，轉印度乘飛機抵達英國講學。但因時間拖的太久，眼疾治療手術失敗。

1946年5月，陳寅恪回到南京，10月返回清華園，繼續執教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兼燕京大學研究院導師。此時的陳寅恪已雙目失明，經北大同意，延請其弟子並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的王永興協助陳氏教學和研究。

1948年12月15日，中共接管北京前夕，陳寅恪一家在朱家驊和胡適的幫助下，與北大毛子水，錢思亮等其他幾位著名教授乘蔣介石派來接胡適的專機一同飛離北京。第二天，陳氏一家抵達上海，暫居表親俞大維之第俞大綱家中。

1949年1月，陳寅恪應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注7）之邀請，前往廣州，出任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自此，一代史學大師終生留在了南國這塊溫熱的土地上。

陳寅恪南下後，中共接管下的清華大學派吳晗，葉企孫去函邀請陳氏北上返校。同時新組建的中國科學院也派陳氏門生汪籛（注8 ）南下廣州，規勸他前往北京出任中科院第二歷史（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終不為所動。出於對陳氏學問和人格的敬重，陳寅恪得到了陳序經的保護和照顧。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中，嶺南大學被併入中山大學，陳寅恪繼續任中大歷史系教授。面對國內洶湧而來的政治運動，陳氏小心謹慎，如履薄冰，提出不談政治，不論時事，不藏否人物，不接見外國客人。

1954年，陳寅恪花費半年多時間寫作完成《論再生緣》一書，卻因當局不同意正式出版，只好自費油印若干本，分送友人。

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陳寅恪被劃為中右分子，受到監控。期間，郭沫若，范文瀾（注9）等對陳寅恪展開了學術和思想上的批判。中大歷史系的部分學生也聞風而動，在校園內貼出大字報，批判陳氏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陳寅恪悲憤莫名，向學校提出抗議，要求遷出學校住宅和不再授課。最後學校當局同意他不再講課。自此，陳寅恪徹底告別32年的授業解惑的講台，專注於明末清初文壇大儒錢謙益和柳如是的研究，並着手寫作《柳如是別傳》。

儘管陳氏在學校受到學生的衝擊，但因當時的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的竭力保護，陳氏在生活和工作上還是獲得相當的照顧（注10）。如學校加派黃萱（注11）作為助手，協助他寫作和研究，同時派專職護士為他服務。

1966年文革爆發後，隨着陶鑄的被打倒，陳寅恪的厄運終於來臨。先是助理黃萱被造反派勒令趕走，三名照顧其生活的護士被撤走，停發工資，家庭存款被凍結，三個女兒也被發配至農場勞動。陳氏本人也作為中山大學的頭號“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遭到批判。

1969年，陳寅恪一家被趕出所居住的小樓，住進中大校園內一個四面通風的小平房。10月7日，貧病交加的陳寅恪在家中悲慘離世，享年79歲，被傅斯年稱之為三百年才得的一代史學大師就此遠去。一個月後，原本體弱多病的妻子也追隨大師而去。

陳寅恪因一意求學，直至39歲執教清華大學時在趙元任夫婦撮合下，與台灣最後一任巡撫唐景崧之孫女唐篔結婚，夫妻恩愛一生，婚後倆人育有三女。

    作為聞名中外的史學大師，陳寅恪一生追求自由之思想，獨立之學術精神，為中國學術界樹立了一個光輝典範，他以其淵博的國學知識和人格風範為中外學子所敬仰。除上述兩部著作外，其他主要著作有：《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金明館叢稿初編》，《寒柳堂集》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