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4年，這個叫伯加的男孩出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一個基督教家庭，他的父母都是基督教加爾文派的虔誠信徒。30歲那年，伯加在耶魯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當時的耶魯原本就是教會建立的大學，畢業生需要被派往世界各地傳教。伯加曾經在日記中寫道：“只要我的職責是宣揚福音……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我一點都不在乎是成為一名外方傳教士，還是在家鄉成為一名牧師。”

1834年10月26日，伯加抵達廣州。當天，他在日記里興奮地寫道：“我非常愉快地到達了廣州。當我登岸的那一瞬間，仁慈的上帝也自然而熱情地在這個帝國中閃現了。”

剛剛到達廣州，他非常不適應。伯加抵華後第一個任務是掌握中文的讀寫，可是由於清朝官方禁止外國人延請中文老師，並視傳授外國人中文的漢人為“漢奸”，在廣州，他想找個中國人練習幾句中文都找不着。

不懂中文，他幾乎寸步難行。依照清朝官方的規定，外國人的行動範圍僅限於各國商館一帶。如果他們有事外出，比如到商館附近的園林進行他們喜歡的散步鍛煉，必須向官府報告，而且須有一名中國翻譯同行，負責讓他們守規矩。伯加來華之時，正值這些禁令愈加森嚴之時。

無奈之下，伯加只在廣州做了短期逗留，只好前往新加坡學中文。9個月後，他再次返回廣州，這一次他決定開辦一家醫院。因為一些廣州市民聽說了他在為外國水手治病後，很有成效，便主動登門求醫。當地中國民眾有着很強的醫療需求，這是伯加對中國的最初印象之一。

在新加坡接觸了大量的華人後，伯加的這一感受更加強烈。直到到今天，中國人最需要的依然是醫生和醫院。當時，他住在位於華人社區的“馬禮遜屋”，病人每天在甜還未亮時就圍滿了他的門口。他常常忙到沒有時間吃飯，有時還要在夜間出診。

伯加明白，就當時中國的情況而言，開辦一家醫院可以更好地為傳教事業服務。主基督耶穌便是一邊行醫，一邊傳教的哦。當時，按照清朝官方的規定，西方人不能隨意離開外國商館區，但是中國人可自由往來其間。如果醫院開設在商館區，他就可以在不違反官方禁令的同時又能接觸到中國平民，而且其他傳教士也可以到醫院向病人講道。

至於醫院的具體地址，伯加選擇了新豆欄街。這裡地處外國商館區的邊緣地帶，既方便病人進出，也不用擔心醫院距離各國商館太近，而引發中國平民和外國水手的鬥毆等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在開業的第一天，伯加迎來4名病人，其中前兩名都是女病人。第叄天，有6名病人來就診。第六天，就診者的數量增加到21個，有廣州城內居民，也有城郊居民，甚至還有來自廣東省外者。

第七天，伯加治療了一個很特別的病例。一個17歲的男孩天生沒有外耳。他本來應該長着外耳的地方長着一些贅肉，而且沒有通往內耳的耳道。伯駕為他切除了贅肉，又做了人工耳道。10天后，患者痊癒，可以像常人一樣聽到聲音了。

一個季度過後，共有925名病人在醫院得到治療，這一數字還不包括那些僅在醫院裡拿藥的人。伯加是來華的第一個西醫傳教士，但並非來華的第一個西醫醫生。

之前，西醫在華已經有了兩百年的傳播史，比如，於明清之際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湯若望在其所着的《主制群徵》一書中，採用了西醫學對人體生理的描述。又如，康熙年間，耶穌會傳教士洪若翰等進奉金雞納霜，治癒了康熙皇帝的瘧疾。

再後來，來華的第一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醫生李文斯頓合作，在澳門開設了慈善醫館，專為無錢看病的窮人服務。不過，耶穌會傳教士所帶來的只有零星的醫療活動，而且僅限於宮廷。至於馬禮遜所開辦的醫館，嚴格說來是一個只有兩間房子的診所，而且在西醫療法之外，也聘請了中醫醫師以中草藥行醫。

相較之下，廣州眼科醫局擁有完備的近現代醫院架構，候診室、門診室、手術室、住院部和藥房等一應俱全。更重要的是，中國平民大規模地接觸西醫及信任西醫，是以廣州眼科醫局為起點的。這正是伯加創辦醫院的目的。

如果說，官方的禁令是這些傳教士所面對的政策困境。那麼，平民的反應就是他們所面對的文化障礙。明清之際，當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時，也曾遇到類似的難題。

當時，利瑪竇的應對之法是創造了“科學傳教”策略。他改穿儒服，和士大夫論學，展示他在數學、天文學、製圖學和機械學上的過人之處，以此引起了不少中國讀書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些人成為他的支持者並改信基督。

利瑪竇的做法，也可以稱為一種“文化適應”策略。而他之所以要這麼做，原因就在於他不像去往美洲等地的傳教士那樣，所面對的是文明程度較低的社群。他所面對的，是一個擁有數千年文明史的社會。

對馬禮遜、伯加等新教傳教士而言，雖然他們晚於利瑪竇兩百多年來到中國，但他們面對的情形並無多大改變。後人往往認為，在晚清，中國人對世界的變化反應太遲鈍，應該早點產生落後就要挨打，以及挨打就要向西方學習的觀念。

在這種情形之下，對初到中國的新教傳教士來說，他們若想減少當時中國人和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辦法也只有一個，那就是彷效之前利瑪竇的做法。

區別只在於，利瑪竇是以天文學等近代科學知識吸引士大夫群體的關注，而伯加則是以醫學專長爭取平民的信賴。廣州眼科醫局雖然名為專科醫院，實際上所治療的不只是眼疾。

在這裡，伯加創下了中國近現代醫學史上的多個記錄。比如，首次在中國實施白內障手術，首次摘除扁桃腺，首次摘除結石，首次實施乙醚麻醉和氯彷麻醉。

此外，伯加還是第一個在中國培養西醫醫生的外國醫生。比如，有着“本土西醫第一人”之稱的關韜，即是伯加的學生。許多病人，用他們習以為常的方式向伯加表示感激之意。

一個病人因為患有角膜翳，漸漸失明，不能幹活的他想到還有雙親要贍養，感到很難過。經伯加治療，他的病情很快好轉，因此他稱讚伯加“簡直跟我們的神仙一樣”。一個病人患有尿石症，伯加為他取出了結石後，他說：“醫生是我的再生父母。”一個患有白內障的病人，在接受手術後恢復了視力，他就把伯加的像供奉起來，天天跪拜。

這些感謝方式表明西醫獲取了人們的信任，但也常常讓伯加感到很尷尬。因為，在一個傳教士看來，所有的榮耀都應歸於上帝，歸於主基督耶穌，他怎麼能讓病人稱他為“神”呢？而且，在他看來“我們只有在表達對造物主的敬意時才可以屈膝。”

1837年，在廣州眼科醫局開辦兩年之際，伯加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里說：“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正成為我的朋友。無論我去哪裡，都會被認出……住院病人包括男的、女的、年輕的、年老的、富有的、貧窮的，既有剛滿月的嬰兒，也有80歲的白髮老人，各種人群皆有。”

在一份報告中，伯加則寫道：“許多官員光顧了醫院，其中一些人有很高的地位，這說明他們對西方病理學知識和藥方的信賴增加了。”在這些病人中，最顯赫者當屬林則徐和曾任兩廣總督的耆英。

在廣州眼科醫局的治療記錄中，伯加這樣寫道：“編號6565，疝氣，林則徐，欽差大臣，前湖廣總督，現任兩廣總督。從醫學專業角度而言，該病例沒有值得引起興趣的地方……欽差大臣特別詢問了有關眼科醫局的情況，我對他說這所醫局的情況和國外的一樣。他聽了以後表示嘉許。”

耆英則通過伯駕治好了皮膚病，為表感謝，他贈匾兩個，一個上寫“妙手回春”，另一個上寫“壽世濟人”，落款均為“耆宮保書贈伯加先生”。他們的就醫和讚許，可以說為廣州眼科醫局提供了事實上的合法性保障。

雖然如此，醫局也不免遭到一些懷疑。比如，伯加彷照了之前馬禮遜在澳門開辦慈善醫館的做法，通過募集善款，實施免費醫療。對此，一些官員和行商懷疑他圖謀不軌。為此，官方派一名翻譯進入醫局做長期考察，過了數年才解除了對醫局的懷疑。

1836年，伯加聯合其他在華的傳教士，呼籲成立中國醫藥傳教會，在中國增設教會醫院和發展醫學教育。1838年，中國醫藥傳教會在廣州成立。

1855年，在行醫20年後，伯加離開了廣州眼科醫局。至此，他治療過的病人已超過5萬人。1888年，伯加在美國去世。這一年，由中國醫藥傳教會發起成立的醫療機構已經廣泛分布在廣州、澳門、香港、上海、北京、寧波、廈門等多個城市，共計治療了約一百萬名病人。

如果你學習了《聖經》，主基督耶穌正叄年半傳教講道，正是走遍大街小巷，山鄉村落為貧病窮苦大眾治病趕鬼，並漸漸走向了不同的階層，凡是信他的道的，到他這裡來的人，無不被他關愛和醫治，無不被他的真道光明而吸引。

中國西醫的建立和深入地發展，普遍地推廣正是有伯加如此這般懂醫術醫學，更懂得主基督耶穌真理的人，他們帶來的是醫藥，光明帶來，是希望，是知識，帶走的是病痛，是黑暗，是悲慘，是愚昧和無知。正如伯加說的：“一切榮耀歸於主”，好，感謝主。祝朋友們喜樂，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