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後的大清洗

舒云

19、空军遭到空前的大清洗

9月17日，吴法宪在7楼会议室主持空军司政机关干部会议，由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会後李德生留下尚登峨（空司航行局局长）等人谈话。尚登峨详细汇报了周宇驰要航图的情况。林彪专机强行起飞後，他被紧急叫到空军指挥所，看到标图版上的飞机轨迹，近似北京到乌兰巴托，突然想起9月9日周宇驰曾向他要过苏联航班图，经王飞同意，他让人绘制了一份200万之一的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班图交给周宇驰。

3685直升机起飞後，尚登峨得知周宇驰在直升机上，感到问题严重，他向梁璞汇报，并绘制了同样的地图。李德生批评他也是老党员了，也不问个为什么。之後尚登峨参加从三叉戟残骸照片推断失事原因的研讨，并参与处理了调度室值班参谋傅本理（空司航行局参谋）——空军指挥所调度室白天两人值班，晚上一人值班。9月12日晚班是傅本理。那天晚上，调度室一排电话红灯乱闪，一会儿吴法宪，一会儿中央，一会儿李德生。傅本理紧张得接不过来更记不下来，全乱套了，还没有录音。他把原始记录撕掉了，想根据回忆追记，结果成了毁灭罪证。

9月13日早上没有交接班，雷达信号员用红笔在透明有机板标出的红线每次飞行完都要擦掉，而这一天标到蒙古境内的红线没有擦，怎么回事？谁也没敢问。从这一天起傅本理就不值班了。尚登峨主持航行局总支大会，有人提出对傅本理双开（开除党籍、军籍）、遣送回家。22岁的李本记（空司航行局参谋）是傅本理同学，他说：第一，傅本理是不是反党集团成员？如果他是，你枪毙他我都同意。我听传达反党集团的名字，没有傅本理，所以不应该这么处理。第二，他撕值班记录，是值班中的错误。第三，梁参谋长都没有双开，下边小参谋为什么要双开呢？他还年轻，应该给他机会。这一番话有理有据，无人反驳。以後傅本理被党内记大过一次，复员回家。

尚登峨也在1972年3月13日被关进空军学院学习班，与曾国华（空军副司令员）、何振亚（空司副参谋长兼後勤部部长）共一个单元。一人一间。

李之城（空司通信部副部长）也因给林立果安电话被收审。“九一三”时他正在广州出差，9月19日他被叫回北京，没让回机关，说到北京军区指挥所开会，就关进了亚疗。李德生、纪登奎问他在广州干什么，李之城回答：“按照党委计划，抓业务工作搞调研。”谈话中止。直到国庆节半夜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才感到震惊和极大的愤怒，连夜检查做了什么错事。他没有惊慌，因为他与林彪毫无牵连，只是1971年5、6月，赵祯要给林立果在毛家湾安电话，李之城向总参通信兵部申请，很快屈培雍（总参通信兵部参谋长）批准。这件事被专案组虚构成私调12对线。为此，空司通信兵部几个处长刘志武、王翰书、韩吉宽被转业。孙淑娟（一号台排长）撕了“九一三”当天的话单，也被开除党籍，复员。李之城则被关押8年。

雷达兵部几乎人人过关。“九一三”事件前，晏孝达（空司雷达兵部副处长）出差去兰州部队，他给基层送苹果，说是代表林（立果）副部长来看望大家。回北京又买兰州白兰瓜，说是代表基层送给林副部长，其实都是他自己掏钱买的，林立果根本不认识他。

张舜甫（空司干部处处长）1933年生，1951年初师范学院毕业，响应抗美援朝号召参军。1971年10月下旬被关进空军学院，1976年转到湖北潜江农场。他的问题就是根据上边指示，帮助林立果“选美”。1978年给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复员回原籍江西晋安。因为他在潜江农场患上哮喘，不能劳动，回去一星期他就返回北京上访。全家7口人就靠于桂荣（张舜甫妻子、空军第一研究所干部）的55元工资生活。“九一三”後于桂荣也被单独关押写检查，年底放回空军一所，还是让她揭发，她什么都不知道，最後被复员。

1975年11月25日，空军开大会批斗张明辉、王圣兰（周宇驰妻子、空司门诊部主任）、孙水森，撕掉他们的领章帽徽，宣布逮捕法办，关到空军丰台看守所。孙水森两大罪状：林彪死党，盗窃国家机密。10年关押中只提审过他一次。孙水森反抗，不在逮捕证上签字，狱警把他四肢反铐在一起，人呈包子状。叫他劳动他不干，说干不动。1976年冬天特别冷，故意把他牢房的暖气关掉，门上、走廊打洞，屋里到处结冰。

王圣兰1971年10月4日被关押，先在门诊部关了一个月，又在亚疗关了一个多月。她什么都不知道，空军专案组总说“你和周宇驰说的不一样，对不起来啊，态度不如周宇驰好”。直到1972年1月，看实在诈不出来了，才告诉她周宇驰死了，把她关到空军学院。一年多後，王圣兰作为现行反革命，被关到丰台空军看守所。1975年11月正式逮捕关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判了20年。一屋大通铺14个人，杀人、盗窃什么犯人都有。

陈隆银，1965年入伍，江西南昌人，工人家庭，吹拉弹唱都有一手，曾在万人大会上领唱。字写得漂亮，文章也写得好，是空司门诊部的“才子”，嘴又很紧，深得王圣兰和齐武善（空後卫生处处长）的喜爱，送他去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王圣兰被抓，陈隆银也成了重点，说他是周宇驰内定的空司门诊部接班人。1971年10月12日，周恩来陪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到广州访问，他听取广州军区负责人关于清查“九一三”的汇报时，点了陈隆银的名，说要查一查这个人的来龙去脉。才上大学一年多的陈隆银立即被押起来，关进广州军区学习班，他什么都不知道，审查了三个多月，让他继续上学。1972年底，陈隆银毕业回到空司门诊部，担任内科医生。他的医疗技术有口皆碑，却提不了干。

王兴隆（曹里怀秘书）1972年2月被关起来。潘勤学（王辉球秘书）转业云南挖煤。邱富昌（王辉球秘书）也被处理转业，有人揭发9月12日下午4、5点看见他的背影，专案组反复叫邱富昌写9月1日到9月15日的活动安排。郝昌照（空司作战部副部长）到兰州一个基地当副政委，被弄回来降成正团转业。乔巨理（空司情报部副部长）转业到张家口，王鹤岩（空司机要局局长）转业到长沙计算机厂，他和妻子杨曼玲（空军党办机要员）都被双开。张明辉曾任刘亚楼秘书，关押多年後转业丰润。陈尔程（空司二炮部长），黑龙江哈尔滨人，被办了几年学习班後，1979年11月降级转业„„

空军有2400多人因“九一三”事件被审查，空政副处以上的干部全换了，空司更利害。陆续被收审的有：吴法宪、曾国华、梁璞、王飞、胡萍、王秉璋、白云、何振亚、朱虚之、陈绥圻、鲁珉、贺德全、李之城、尚登峨、陈尔程、傅英豪、唐旦、张舜甫、王连城（空政副秘书长）、赵光第（空政组织部副部长）、杨达夫（空政组织部副部长），李瑞昌、杨富民（空政干部部副部长）、何汝珍，王德春、龚新治（空政组织部组织处长）、杨森、官伟勋（空政文化部文艺处副处长）、张展、李同云、王启夫（《空军报》副总编）、章镇等。空政按敌我矛盾处理两个干部：陈昭（空政干部部任免一处处长）、魏光明（《空军报》摄影记者）。杨达夫、杨富民、赵光第、王德春等人被开除党籍。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杨富民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疗养。9月21日，空政保卫部一位处长带一人来青岛，客气地把他“护送”北京，直接关到空军大院一座楼里。窗户糊满报纸，每天送饭，由机关干部看守。过了一些天，杨富民、杨达夫、王连城、王德春等“犯人”被集体押到一个房间，听中央57号文件的传达。杨富民并没有慌张，他没有接触过林彪，只在上海见过林立果两次，并有记录，完全能说清楚。但空军专案组断章取义，只说杨富民“忠于林彪”，这问题就大了。1972年3月7日，杨富民被放回家，拿些换洗衣服，第二天又被送到空军学院。他以为是学习，哪里知道是进了监狱。

赵光第发现他的邻居张发云、李瑞昌都不见了，他也被带到办公室，让他到亚疗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自杀的东西。赵光第自己就去了。过两天亚疗的人问：“怎么把你也送来了？”赵光第说：“不是送的，是我自己来的。”赵光第16岁参军，解放战争立有大功，他没有多大的事，有些情况写写，两天就够了，却关了十几年。1973年後亚疗对他们的态度不一样了，赵光第被送到丰台总後干休所关押点，郭玉峰的秘书找他谈，在这里呆着，清理清理思想，总有影响。毛主席批了，连鲁珉也要工作，现在不要回去，空军很乱，工作也不舒服。1978年的一天晚上，突然宣布赵光第为死党，开除党籍，送东北监督劳动。

1982年复查，有些敌我矛盾改为人民内部矛盾，但仍然维持开除党籍、行政处分、转业不变。在这场天外横祸中，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贫病交加，求告无门，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含冤早逝。

20、赵秀峰因“不相信”林彪出了事被关押折磨8年

9月22日晚，空军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开会，王飞等人都不见了，与会者就十来个人。李德生传达林彪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摔下来。赵秀峰（空司气象局副局长）脑袋“嗡”地一下，难道是真的？9月13日早上他去上班，气象室主任说跑飞机了，估计是林彪专机。他去指挥室，看标图板一个个圆圈（直升机轨迹），认为是演习，不一定会出什么事，更没想到林彪跑了。赵秀峰对林彪是毛泽东接班人的印象深刻，老帅都打倒了，就剩这么一个，从长征到现在好几十年了，毛主席一直对林彪很重视，选他为接班人，能看错？怎么会发生这种事？他是不是在考验林彪，能不能站得住？赵秀峰认为“九一三”这事不是真的，此前不久梁璞主持司令部大会批判陈伯达，宣扬林彪如何紧跟毛泽东，看对林彪态度如何，决定如何处理。所以他对真的假的始终没搞定，脑子也懵了。王海（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中途到会，他前几天已经知道“九一三”事件，加上他在文革初在空5军挨过批斗，听赵秀峰说“不相信”，站起来就打了他两耳光。

吴法宪回忆：会後我和王辉球（空军政委）、邝任农（空军副司令员）、梁璞找赵秀峰谈话，赵秀峰仍然表示“不相信”。我让他好好想一想，就让他走了，这时已是9月19日凌晨了。周恩来对吴法宪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後来王海回忆：司令部领导当面批评了我，我冷静下来也觉得这种举动实在不妥，对不起同志，非常後悔。下班後，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我的歉意，还真诚地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

但赵秀峰说：何来道歉？王海一贯是英雄，他不可能当面承认错误，更不可能道歉。赵秀峰是河北安平县人，1923年生，1939年7月入伍，原是空司军训部计划处长，1969年底调气象局。王海是赵秀峰调走後才来军训部的，所以他们并不熟悉。赵秀峰比王海大两岁，参加革命早五年。赵秀峰说当时会场很紧张，没多久就散会了，他被留下，关在司令部，孔勇（气象室主任）对赵秀峰妻子说赵局长要出差，来拿铺盖。

这个“不相信”还有比“打耳光”更残酷的後果。赵秀峰回忆：我与林彪、林立果一伙没有任何接触，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看法，又不是幕後活动，我更加怀疑有没有“九一三”这件事。吴法宪找我谈话，拿出林立果找对象的照片给我看。我心想：“你说我是叛徒？林彪有问题，你还跑得了吗？你还给我做工作，谁不知道你紧跟林彪。”隔离一两天後，我思想混乱，也挺紧张，这不是小事，我口头、书面都承认自己不对，应该相信中央。这样我被放出来，回到气象局。我还是感到这事不对头，到底是真的假的？9月30日，空军五人小组的梁璞、白云、王海找我谈话。我怎么想就怎么说，还是说不相信有这事，思想上有反复，真的假的闹不清楚。真有这事，我跟毛主席走，林彪活着我没跟他，他死了我更不可能跟他。第二天下班，白云问想得怎么样，我说一夜之间没多大变化。他说那好，走吧，就把我隔离到绿楼7层。还专门找一个打呼噜特别厉害的人守在屋里，我整夜不能睡觉，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根本不是隔离，门锁拿掉，窗户大开，看守还专门示范往窗外看。意思是叫你走，跳楼也可以。看守一关灯，我就坐下，你们可以把我推下去，我自己不去跳楼。我没有自杀的必要，我在党的会议上说的，并没有搞阴谋。十多天後，看我没有什么动静，就把我关到一层。

孔勇问：你是不是认为林彪死是毛主席逼死的？我的脑子当时就炸了，这性质就变了，这不行。我说“不相信”打我两耳光，我要说这话，你们还不把我吃了？我当时就绝食反抗，魏坚（空司科研部部长）对我说：你不吃饭，找个地方叫你吃饭。把我关到空军丰台看守所，捆绑吊打，无所不用。关了一个月的样子，又把我送到空军学院，有一个班看守。叫我写9月30日与梁璞等人谈话的材料，写一次不行，再写一次还不行，这里面有问题，我不写了。我刷牙不许，洗脸也不许，我拿着脸盆走出去，三个人把我按倒，开始打我，要我承认林彪走是毛泽东逼的。到晚上我躺在床上，四五个战士进来，把我从床上扯下来，五花大绑，嘴堵上毛巾，铐在暖气上，站不起来，又坐不下去，整整折腾我3个钟头，弄得我一两个月不能直腰，不能走路，直到现在我的腰还有伤。1976年唐山大地震还是逼我写，不写就折磨你，理发用断齿推子连推带拔，简直难受死了。饭经常是生的，我胃不好，只要求饭是熟的。看守要我写，我就写他们的暴行，他们把纸笔收走，还是给我吃生饭，经常一碗饭只能勉强吃半碗。我抗议也没用。我开始第二次绝食，五六天没吃饭，七八个小伙子把我按到床上，往我的鼻孔塞胶皮管鼻饲，每天往里面打一次饭，我一拉胶皮管鼻子就流血。8个星期後，我答应吃饭。1979年6月我被放出来，送到农场劳动，还是逼我写，我在监狱8年都没写，现在再写更不可能了。从空军大院扫地出门後，我搬了四五次家，1988年叫我按副师离休，给了退休金，不给房子。就为一句“不相信”，8年“抗战”，9年等待，前後搞了我17年。里里外外查了个遍，没有查到我与林彪、江青有任何关系，结论是不给党内处分，恢复组织生活。我心想你们在大会上宣布我是反革命，现在连个平反都不说，我没在结论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