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Creaders.net）網友戎小捷來稿：
張宏傑寫了一部《簡讀中國史》，其中第二章的題目就是“夏朝為什麼出現在河南”。他提出了兩條理由。我們先看一下他以中東為例闡明的第一條理由：“為什麼中東會率先在人類歷史上出現文明呢？因為中東正好處在歐亞非三大洲之間的十字路口，是當時各個新石器文化中心交流的中心地帶，所以它能從周圍吸取到最多的信息，受到最大的刺激。因此這個地區在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這三大宗教都起源於中東。人類最早的農業社會、最早的城市也都起源於中東。”
他接着說：“河南也是這樣，它在中國大地的各文化中心中，處於中心位置。所以我們從出土的文物來看，一開始黃河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文明並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紅山文化——先進，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好，各地文明的交流都要經過它，所以它可以不斷接觸，不斷學習外來文化。”
他接着又引用了徐良高的說法：“夏朝之所以在黃河中游地區興起，……是因為它同各個周邊文化的交往接觸均便利，有利於它吸收各個文化的優點與長處。”
顯然，張宏傑和徐良高在這裡所提出的第一條理由，是指不同文化或不同文明之間的和平交往可以帶來極大的好處（暴力交往的影響他們也提到了，見下文他們說的第二條理由）。
在進一步闡明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之前，讓我們先來考察一下人類不同文化（原始社會）之間的和平交流方式。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們曾說過，中亞地區的青銅器、馴化的小麥、馴化的牛羊在距今三四千年以前就陸續傳入中國了。那麼，在沒有驛道、沒有車輛，也沒有最原始的馬、駝商路的情況下，這些東西是怎麼千里迢迢跑到中國來的呢？可能的方式主要有兩種：其一，當某個原始部族在某個地方不斷繁衍壯大之後，就會或者逐漸人滿為患，或者林地、草場、耕地等因過度使用而透支，此時就會有一部分人員攜帶着他們全部的家當向外遷徙（總的趨勢是由西向東）；其二，某個族群受到外敵的入侵，自己又打不過，於是只好全體逃亡遷徙（有點類似中國歷史上被匈奴打敗後逃亡遷徙的大月氏部落）。而當這些一波一波的遷徙族群到達東亞以後，就會和東亞原有的族群相遇，他們所攜帶的青銅器、小麥、牛羊等自然就會傳播到東亞。而當時的東亞還人煙稀少，無主的土地到處都是，雙方不會發生你死我活的衝突，和平的互利互惠的文化交流得以實現。(當然，此時原始族群的遷徙搬家，決不是為了相互交流，而是為生存所迫。)
但當人類社會逐漸進入文明社會之後，整個歐亞大陸適宜農耕居住的地區基本都已被人占滿，這種原始的、和平的全體部落遷徙的交流方式就逐漸消失了，取代它們的則是由少數職業商人們開闢出的連接各個文明社會的一條條商路。此時，各地的商品交換就成了各地不同文明間的主要的和平交流方式。拿最早在中東出現的蘇美爾文明來說，它之所以出現在兩河流域，先是因為兩河流域有一塊適合農耕的沖積平原；而後，在商路逐漸出現之後，它又恰好處於幾條商路的交匯之處（出土的蘇美爾楔形文字中，有大量的商業內容。當然，此時商人們的跋山涉水，決不是因為他們想與四周的文明進行有益於雙方的交往，而僅僅是為了賺錢。）
現在我們就可以明白，在西方的“滿天星斗”的地理環境下，在早期文明發展史中，一個文明的興起繁榮，主要和兩個因素有關：一個是要有一塊適宜農耕的土地，一個是要處於某條重要商路之上。而在晚期，一個文明的興起，則更主要和是否處於一個重要的商路交匯處息息相關（在主要靠水路運輸的歐洲古代，更和是否有優良深水港息息相關）。而我們知道，無論是早期適宜農耕的土地，還是稍晚期的商路交匯之處，都不一定恰恰就在某個地理區域的中心位置，或幾大洲的地理交匯之處。蘇美爾文明的例子只是一種偶然：兩河流域和商路的交匯之處只是偶然地處於中東地區而已。
我們再來看一下三大宗教。我們知道，宗教的和平交流方式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取經，如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法顯、唐僧的西天取經；另一個就是傳教，如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教傳教士。但無論如何，一種新宗教的產生並在當地迅速流傳開來，決不是兩個或幾個文明相互交流的結果。拿猶太教來說，它的產生只和猶太民族自身的獨特信仰有關，與其他文明沒有任何關係。且無論是猶太族群在埃及做法老們的奴隸時，還是在中東當“巴比倫之囚”時，別的族群都沒有受到猶太教的影響，猶太教也沒有受到別的族群信仰的影響。而基督教雖然是吸收了猶太教的某些東西（和交流有關），但我們都知道，基督教的興起，是因為當時生活在羅馬帝國底層的人民處於水深火熱的結果。如果人民生活幸福，就是同時出現許多耶穌來開山創教，或同時有大批聖徒來傳教，基督教也不會興起。而如果人民活不下去了，即使沒有猶太教的影響，沒有任何先知或傳教士前來，他們自己也會發明創造出一種新宗教來。至於伊斯蘭教的興起，我們都知道，它還和一個極其偶然的因素有關：麥地那的兩大部族由於陷入了血親復仇的惡性循環，苦苦掙扎而找不到出路，迫不得已，只好找麥加的穆罕默德尋求幫助，於是伊斯蘭教得以藉機興起。總之，歷史事實表明：中東地區三大宗教的出現，主要不是多個文明相互交流產生的結果。退一步說，假如幾個不同的宗教相互遇見，如果彼此的人民都生活幸福，則他們更大的可能是相互衝突或相互排斥；如果彼此的人民都水深火熱，則確有可能相互觀察和相互借用。一句話，宗教的興起和流傳，主要取決於人們當時是否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而不取決於人們是否生活在某個地理區域的中心位置，也不取決於他們是否和其他文明進行了頻繁的交流。
現在，我們再來看一下“眾星拱月”的中國，看一下位於“月亮”中心位置的河南。首先，在原始社會的中晚期，生活在河南的原始部落，無論他們是從北面、南面、還是從西面接受了從中東傳過來的有關青銅器、小麥、牛羊等先進技術，此時，中原地區的文化，確像許多學者所指出的，並不比周邊的文化更先進。而隨着時間的推移，人類逐漸進入農耕為主的文明社會，此時的中原族群，其與外文明或外文化之間的交往，已經不可能再採取上述那種原始社會時期整體部落遷徙的方式了。那麼，夏朝建立前後的河南是否處在重要的商路之上呢？是否是商品的集散地呢？中國夏朝的遺存不多，幾乎沒有文字記載出土。但從同樣處於河南的商代殷墟遺址出土的大量甲骨文來看，上面並沒有關於商業交流的片言隻語，而只有大量行政機構活動的相關記載。因此，我們可以大致推測出，夏朝時期的河南，並不是商路的交匯之處，也不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也就是說，夏朝並不是當時的文明交流中心。顯然，夏朝的興起原因，和蘇美爾文明的興起原因並不相同。（河南也曾是商路的交匯之處，例如在春秋戰國時期，不過那是很晚很晚的事情了。）
那麼，夏朝為什麼興起於河南？我猜想，這主要是因為河南黃河流域的黃土地非常適合農耕，且面積出奇地廣袤，能夠繁衍出遠比其他地區多得多的人口。在同樣的技術條件下，人口眾多的社會要比人口稀少的社會有更大的幾率發展社會積累，並有能力養活更多的非生產人員，甚至建立起一套相對龐大的專職的行政機構。而從有限的史書記載來看，夏朝也確實是一個主要靠行政指揮來組織社會活動的文明。比如有關大禹治水的故事：無論是大禹的父親鯀因治水不力而被處死，還是舜又任命大禹去治水，並最終在大禹的協調組織下戰勝了水災，這些都是典型的行政指揮行為。不錯，“黃河中游的新石器時代文明並不比其他文化——比如紅山文化——先進”，但那是在漁獵占主導地位、農耕還占次要地位的原始社會時期；一旦農耕興起，文明社會出現，發現並占據了得天獨厚的廣大宜農地區的河南部落（不管它們是土生部落，還是來自周邊的部落）自然就會脫穎而出。總之，夏朝在河南出現並興起，從和平的角度來考察，並不是因為河南的地理中心位置方便它與其它的部族進行交往，更不是因為他們通過這種交往給自己帶來了繁華和進步。
我們再來看一下張宏傑說的夏朝在河南興起的第二個原因：“河南周圍沒有天險，四面都是威脅，文明部族想要生存下去，就要強化自我組織的能力，這就刺激它成為中國第一個王朝的誕生地。”他援引的徐良高也說：“它（指夏朝）受到周邊各文化的衝擊壓力最大，挑戰最嚴重，應戰也就最有力，發展也就最快，優勢地位從而率先確立，強有力的社會組織機構出現，一統國家建立了。”這兩段話說的是不同文明間暴力交往的影響，雖然有一定道理，但並沒有完全講清楚：那就是，河南這塊土地不斷受到四周部族搶劫、侵略的威脅，並不是因為河南地理位置居中，處於交通要衝，而是因為河南土地肥沃的原因。假設河南地處偏僻的某個地理周邊地區，但它土地肥沃，富庶無比。此時，生活在相對貧瘠的地理中心地區的人們依然會來搶奪河南。而由於這種入侵威脅，地處偏僻的河南當地人同樣不得不摸索建立起高效的軍事組織，從而間接導致強大行政系統的產生，也就是國家、或說統一王朝的建立。
總之我的觀點是：1、首先，中原地區由於富庶，不僅在早期吸引了人們前來居住，在晚期也招惹來了周邊人們的覬覦甚至入侵。富庶使夏王朝有了興起的可能性，入侵的威脅使夏王朝有了興起的必然性。無論是可能性還是必然性，都與河南是否處於地理上的中心位置無關。我們不能因為中東蘇美爾文明的興起和文明之間的交流有一定的關係（商路交匯之處），就斷言中國夏朝的興起也和文明的交流有關。而且，我們不能“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為”。我們現在的人都已經認識到，交流可以促進相互之間的發展和進步，但古人是決不會有這種意識的，更不會出於這種意識去選擇或固守自己的定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