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有位老領導和好朋友，兩人共事幾十年，他比我父親年長九歲，我從小按東北習俗稱他“趙大爺”（隱去真實姓名）。他已去世十幾年，最近我讀到單位為他編寫的小傳，填補了頭腦里原有的一些空白，難免又勾起很多回憶。我追思他的一生，做此文以為紀念。

趙大爺與我父親互相欣賞，感情深厚。我父親尊敬他，覺得無論人品還是學識，他都是學校里數一數二的。關於他，我最清楚的記憶是在1970年代剛打倒四人幫那會兒，知識分子們心情振奮，他經常來我家，與父親暢談未來工作打算。當然他們也會天馬行空，無所不說。我當時在讀小學，記得他充滿驕傲地講述他的光榮經歷，主要是在交大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要求自由民主，反對國民黨貪污腐敗和獨裁統治。他講到交大同學如何攔火車，遊行示威，反飢餓，反內戰，與軍警鬥智鬥勇等。他最重要的故事發生在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國民黨軍警進入交大校園抓捕地下共產黨員，他是黨外積極分子，為了掩護真黨員，他沖在前面，欺騙和迷惑軍警。後來他被抓進監獄，但國民黨發現他不是黨員，只好把他放出來。我聽得津津有味，覺得他很了不起。當時全社會都在控訴四人幫多麼壞、文革多麼黑暗。我還在心裡想過，趙大爺那麼厲害，文革中他肯定也反對萬惡的四人幫，勇敢地支持自由與民主。

剛打倒四人幫時的節慶氛圍後來自然淡去，生活回復正常，不過趙大爺的那些故事沉澱在我心裡。中學畢業後我進入上海交大，一呆就是六年半，從本科到碩士。在吉林，大家覺得上海太遙遠，很少同學報考交大。而我從小就知道交大，趙大爺是重要原因。剛到交大時，我並沒把他那些故事與身邊現實聯繫在一起。但是在1990年代初，交大搞了一次校史展。我參觀時在一張圖片介紹里偶然看到他的名字，再按名字找到照片裡的人，一眼就認出他。雖然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他基本輪廓沒變。

建國前夕在交大

趙大爺生在江南，但在抗日戰爭期間輾轉多地，在重慶讀完中學，並在1943年考入當時南遷到重慶的交通大學。他入校時正值戰爭進入最艱難階段，國民政府組織青年遠征軍，去南亞配合美軍打擊日本人。為了保家衛國，他中斷學業，報名參軍，成了印緬戰區的一名英文翻譯，在中美軍隊之間做聯絡。抗戰勝利後，交大回遷上海。他退役返校，繼續學業。三年內戰期間，解放軍攻勢凌厲，國軍節節敗退。校園裡左派學生眾多，中共地下黨非常活躍，不斷以各種名義發動學生運動。他也很積極，努力靠近黨。但親共學生太多，入黨要排隊、比貢獻。他不夠資格，於是成為黨外積極分子。

在那個年代的交大，學運幾乎都由學生自治會領導。這個學生自治會實際由中共地下黨操控，發動學運就是為“反美、反蔣”，攪亂敵人後方，幫助戰場上的解放軍。但他們的口號永遠包含“自由、民主、人權”。二戰中，中美並肩作戰，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二戰後，美國成為世界民主燈塔，並大力援助全世界。上海和全國多地的人吃美國救濟糧才度過經濟難關。所以在當時中國大眾心目里，美國地位崇高。老百姓普遍希望中國也像美國那樣有自由、民主、和人權。

交大學生搶奪火車事件

圖1. 1947年5月13日，在中共交大總支領導下，交通大學近3000名學生搶奪火車，自行開火車從上海去南京請願抗議。

1947年5月，交大發生轟動全國的學生搶奪火車事件。當時國共內戰正酣，國民政府財政極端困難。戰場上將士們的軍火和糧食都短缺，但交大等公立大學還過着相對貴族化的日子，國府因此希望減少教育經費，取消交大的航海與輪機二科。在中共地下黨暗中領導下，交大學生群情激憤，攔截鐵路，搶奪火車頭，然後開火車去南京請願。據記載，大約95%的交大學生參加了這次運動。最後，總體講學生勝利，國府屈服，收回成命。

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

搶奪火車運動之後，緊接着就是“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運動。“三反”指“老百姓在挨餓、國家在內戰、軍警在抓捕共產黨”。這個運動是全國性的，針對國民政府和美國，口號包括“反對徵兵征糧”、“增加教育經費”、“取消特務組織”等。它由共產黨在國統區各大學裡組織發起，地點包括南京、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60多個大中城市。關鍵事件是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聚在南京抗議，在5月20日與軍警發生衝突，造成重傷19人，輕傷90餘人，被捕20餘人，所以也叫五二零慘案。

圖2. 1947年5月20日，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齊聚南京，抗議請願，與軍警衝突。

四二六大逮捕

到了1949年4月，解放軍逼近上海。國民黨軍警進入上海各大學抓捕共產黨員。其中交大是重點，大約50多位交大同學被捕，史稱“四二六大逮捕”。趙大爺因為不是黨員，知道即使被抓，國民黨沒有證據，也會放自己出來。於是他挺身而出，幫助掩護共產黨員們，寧可自己入獄。事情發展正如他所料，國民黨沒有把他怎麼樣。他出獄後在共產黨眼裡的地位上升。這件事成為他最重要的投名狀，也是他一生的驕傲。

圖3. 1949年解放軍進入上海前夕，在交大總辦公廳與上院之間的綠地上，由中共地下黨授意，同學們搭起一個大型竹構架，上書“民主堡壘”。

解放軍於1949年5月進入上海，趙大爺還沒畢業。當時共產黨地盤迅速擴大，急需自己的地方行政管理人員，就從各大學的黨員和黨外積極分子裡招募。於是趙大爺又中斷學業，加入中共華東隨軍南下服務團，被派到新組建的福建省政府里工作。幹了一年多，他才回校參加畢業考試，並與女朋友結婚。1950年，他入校7年後終於畢業。恰逢中央號召大學生支援東北，他帶着新婚太太一起來到東北教書。

1940、50年代的青年

我父親一直講趙大爺真愛國，從他的經歷里就能看出來。每當國家需要時，他都挺身而出。一些朋友說，現在的知識分子比大躍進、文革之前的知識分子見識更多、素質更高等，我堅決不同意。我認識一大批趙大爺那代人，都是我父母的同事朋友，所以知道他們如何見多識廣。在重大事件中，比如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國大選舉、總統選舉等，他們實打實地參與。而我和朋友們所屬的1980、90年代的青年，參與過的國家民族重大事件要少得多。我們這代人曾旁觀過很多重大事件，比如中美建交、改革開放等，但當時的決策者只是高層幾個人，一般老百姓沒有機會參與。只有1989年的64事件例外。

這兩代人因此產生差距。1980、90年代的青年與1940、50年代的青年相比，前者缺乏後者“坐而思、起而行，知行合一”的精神。人都應該深刻思考，知道自己信仰什麼，然後跟隨信仰。但我們這代人經常在網上高談闊論，實際做的卻與嘴上說的沒多少關係。比如宣誓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卻每天想着開公司發財，或白天為黨認真工作、晚上在網上大談黨多麼獨裁邪惡，等等。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從來沒有真的追隨自己支持的思想，只把討論社會和人生大事當作純娛樂。有些人甚至認為討論社會和人生大事就應該是純娛樂，只有傻子瘋子才當真。像趙大爺那樣，說愛國就參軍去前線、然後去邊疆工作的人，在我們這代人里太少了。

建國後在吉林

在學校里，趙大爺來得早，且屬於“在建國前參加革命工作”，所以比其他知識分子更受組織信任，一直做專業領導。1955年肅反時，學校把有政治污點的教師們都關押起來，要求他們坦白交待自己與家庭歷史。我父親自然是被審查對象。趙大爺革命資歷相對深厚，當時以為自己是整人的人，還以革命者身份批判別人，包括我父親。很多年以後父親回憶，說趙大爺在大會上語言尖刻，但不肯說太多細節。會後這類批判變成對父親“歷史政治問題”定性的一部分，在後來幾十年裡嚴重影響我們一家人的處境。父親強調，肅反後一年多，有次小組開會“向黨交心”，趙大爺說到自己在運動中對一些同志說了過頭的話，現在感到很羞愧，為此自己在家中喝悶酒，云云。他並沒提及任何具體的人或具體的話，但父親把這段話翻譯成趙大爺已對自己“道歉”了，從此視他為兄長。父親珍視兩人的友誼，從心裡不想責怪他。

解放軍在國共內戰中表現好，於是很多知識分子投奔共產黨陣營，都想找個好位置，獲得一官半職。供大於求時，人才就變得廉價，組織挑選標準變高，人才之間相互排擠和傾扎也變得嚴酷。太多人想在競爭對手的歷史中找到污點，然後把他們壓下去。歷次政治運動都是這樣的機會，包括肅反。學校里還有另一位交大畢業生，與趙大爺同時期，也曾是左派學生，在交大時想接近黨組織，希望了解不熟悉的共產主義，就與其他進步學生組成讀書會，讀了托洛茨基的《論中國革命》，結果在肅反中被指為托派，然後被抄家，關押，審查。所幸他只是讀過書，沒有發表過什麼意見，也沒有深入參與組織活動，所以只定性為“一般歷史政治問題”。在交大時，趙大爺大概對共產主義連這樣的學術好奇心都沒有，所以肅反時沒有被涉及，還可以批判別人。不過他曾參加過國軍，在後來歷次運動中也被揪了出來。組織無窮無盡地追究細節，對他的信任程度受限。他因此不能入黨，也就不能高升。

到了1960年，全國大饑荒。趙大爺住的樓房周圍有點空地，居民們就種上玉米，因為玉米產量高。我父親當時還單身、住集體宿舍，沒有這樣的條件。有一天趙大爺邀請父親與另一位單身教師去家裡，為每人端出一碗用搗碎的玉米粒煮成的稀飯。六十多年過去了，父親還經常提起，說當時覺得美味極了，真捨不得放下碗。當時大家都長時間吃不飽肚子，所以那碗玉米粥太寶貴了，父親至今牢牢記在心中，感激趙大爺的友情與照顧。

但是到文革時，學校先後被紅衛兵、造反派和軍代表掌控。在這些人眼裡，趙大爺那點革命資歷就不算什麼了。他也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批鬥等。改革開放之後他被平反，終於被黨接受，成了黨員，他因此情緒高漲。但他年紀較大，無法像年輕同事那樣利用新出現的各種機會。不久後他退居二線，然後退休。我父親成了領導，繼續非常尊重他。兩人一直保持平淡而親密的君子之誼，直到他去世。據他家人說，他去世前最後一句話是，“我無怨無悔”。

我的疑問

我小時候佩服父親，父親尊敬趙大爺，所以我自然景仰趙大爺。他有那些與國民黨鬥爭的故事，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完美的英雄。他去世後，父親很感傷，幾次與我談起有關他的事，我才對他的一生有了總體認識，頭腦里於是跳出一個大疑問。在1949年前，他為自由民主理念，參加反政府學運，不惜進監獄。但在1949年後，自由與民主明顯比民國時更少，他自己深受其害，為什麼他不再反抗？如果反抗太困難，他至少應該有歉意，為自己參與建立了一個更極權的政府、讓老百姓丟掉了僅有的一點自由與民主而道歉。他為什麼完全沒有，到臨終還說自己無悔？

後來，我的疑問逐漸變得更具體：

趙大爺和那批交大學生，在1949年5月還以“交大是民主堡壘”為口號。五個月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但沒有任何民主，還殺了原來的民選代表，他們為什麼不反對？他們真的要民主嗎？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飢餓”，為什麼在1959到1961年間全國餓死那麼多人，他們自己和家人也吃不飽，他們反而不再反飢餓了？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內戰”，為什麼在1949年看到解放軍大舉南下時，他們反而加入解放軍一邊？如果真反內戰，他們應該在這時勸退解放軍，“你們現在占上風，掌握戰爭主動權。所以你們應該停戰，讓人民免遭殺戮，給和平一個機會”。他們為什麼完全沒有這樣做？

他們在1947年時高喊“反迫害”。在國民黨治下，軍警抓你後發現證據不足，就會把你放了，讓你恢復完全自由。在1949年四二六大逮捕時，即使國民黨處在危難之時，趙大爺事前就相信國民黨能夠堅守這個原則，事後也證實了。但是在共產黨治下，1955年肅反時，即使你沒罪，只因親屬曾站錯邊，你就被拘禁，而且事後幾十年被整。為什麼他們不再反迫害了？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改革開放後恢復私有制，他們還繼續在體制里當官？

如果他們在1949年前反美，真的是為民族獨立，那麼為什麼他們支持共產黨？中共曾是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聽命於蘇聯。如果他們在1949年前不知道這點，到了1950年代，中共在各方面臣服於蘇聯，遠勝過蔣介石對美國的遷就。他們為什麼不反蘇？

愛國，分“愛政府”和“愛人民”。如果他們愛國是愛政府，當時國民政府是正宗，共產黨是反叛黨。他們為什麼支持共產黨？如果他們愛國是愛人民，政府在1950年代實施嚴苛的戶口制度，把全國農民一夜之間變成二等國民，地位不如中世紀農奴。他們為什麼不反對？

他們曾以反貪腐為口號反對國民政府。改革開放後，貪腐程度遠比民國時嚴重。他們為什麼不因為貪腐而反對共產黨？

…

圖4. 左邊，1947年上海大學生們的反飢餓抗議運動。他們穿着西裝，梳着油頭，但義憤填膺，所舉標語的大意是“買菜錢不夠”。右邊，1960年全國大饑荒，餓死幾千萬，知識分子們也挨餓，反而沒人再抗議，沒人再義憤填膺。

另一對學生地下黨夫妻

後來因一個偶然機會，我從可靠來源聽說一對上海學生地下黨夫妻在1949年前後的故事。拿他們與趙大爺相對比，讓我看清趙大爺身處的大環境，也更多地理解了他的不容易。在建國前，這對夫妻里的男生是交大學生、女生在讀上海某個醫學院，兩人都是地下黨，而且在黨內地位比較重要。兩人都來自大戶人家，其中女生父親是江蘇大地主，算是巨富。本來家裡已安排兩人一起留學美國，但他們看到解放軍節節勝利，覺得自己的黨馬上要在全國掌權，憧憬國家和自己的遠大前程，他們決定放棄留學。

建國後，兩個人在上海都很風光。男生留在上海某個大學裡，是重要領導。女生則在大醫院裡做領導。不久，江蘇農村傳來消息，女生父親在土改中被抓，財產被全部沒收，人被關起來，面臨死刑。知道女兒女婿是共產黨大幹部，家裡要求他們想辦法救人。他們趕回江蘇老家，發現岳父已被打死，並且是村里很多人排隊、一人一棒子打的，無法懲治兇手。而且主管老爺子案件的中共幹部竟然是女生在家族內的哥哥，也是早期離開家鄉，秘密投奔共產黨，情況與女生類似。老爺子是在自己兒子或侄子的命令下被殺害的。

這件事之後，這對知識分子黨員夫妻堅持黨性，與家庭劃清界限，繼續為黨認真工作。但是解放後中央總體不信任上海地下黨，原來的重要成員被打倒，大學畢業生多止步於專業幹部系列。說到底，中央覺得上海人享受過資本主義的好處，接受了太多西方文化，與延安出身的當權派氣味不相投。這對原地下黨夫妻並不受黨信任。在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中，他們受到殘酷打擊。鄧小平時代，他們獲得平反，繼續做了幾年中級幹部，然後離休。他們生活有保障，但遠說不上很好。私下裡他們堅決讓家族裡的孩子們都趕快出國，出了國就不要回來。

關於老爺子被打死的事，家族裡諱莫如深，不告訴下一輩。但孩子們長大後自然得知一點風聲，然後震驚，詢問家族裡的長輩。在上海的長輩們推說自己不知道。到江蘇去問那個當時主管殺人的舅舅，舅舅堅決閉口不言，直到死也沒告訴別人當時的具體情況。

這個故事的來源可靠，我無可懷疑，但曾希望它是孤例。後來讀到抗戰開明紳士牛友蘭先生的故事，我才發現這類故事背後的政治原因。土改時，牛友蘭的親生兒子牛蔭冠回鄉主持工作。牛蔭冠是清華大學畢業的地下黨。他用鐵絲穿過父親的鼻子，然後親自牽着鐵絲拉父親遊街。牛友蘭幾天后死去，據說是絕食自殺。牛蔭冠後來官至正部級，但從不回家鄉，也從未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意。【1】

那個年代，黨公開要求黨員堅定黨性，泯滅人性，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實實在在地執行。相應地，在高學歷地下黨群體裡，如果誰要獲得高位，就必須拿出高價的投名狀。牛蔭冠弄死親生父親，組織覺得他信得過，讓他做到部長。上述故事裡的這對黨員夫妻，雖然也很冷血，但相對於競爭對手，他們的投名狀就較弱，只能在大學裡做個幹部。而像趙大爺那樣，為掩護黨員蹲過幾天牢房，在組織眼裡根本不值一提，最多在政治運動中整你輕一點。面對這樣的“官位價格表”，在地下黨和積極分子群體裡，很多人選擇閉上心裡的“良知之目”，不去想什么正義與邪惡，只求永遠呆在勝利者的大船上，分得一份勝利果實，即使只是高官吃剩的碎末，也遠比一般老百姓拿到的多。

在官場裡，這個高學歷地下黨群體人數不少，其中很多人官迷心竅、且冷酷無情。為了升官發財，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親生父母。這不是誇張的寓言故事，而是真實狀況。在共產黨從小到大、取得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他們主持或參與了很多壞事。而且無論多麼傷天害理，他們中幾乎從未有人主動、徹底地悔過。這些人非常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看似什麼都懂，卻不認識正義與良心。趙大爺處在這個群體的邊緣，但沒有像其他人那樣完全閉上良知之目。雖然他也缺乏深刻悔改，但至少對自己在肅反中的言行有過反思。在平時工作和生活中他努力做個正直的人，遠好過群體裡的主流。

好人非完人

趙大爺因為愛國，所以在交大時參軍去前線，畢業後來到陌生的東北。他知行合一的精神超過絕大多數我們這代交大人。我知道的1980、90年代學生黨員們，剛宣誓要把一生貢獻給共產主義，卻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比上海好，於是拼命出國，與其他同學一樣拼命。在簽證時他們隱瞞自己的黨員身份，到了國外就脫黨。住在歐美時他們又精明地發現，罵美國可以幫助自己未來回中國升官發財，美國也不會因此懲罰自己或家人，於是他們一邊把家人安頓在歐美，一邊攻擊美國。為利益他們分裂人格，全不在意，甚至全不自知。

很多民主派同學也說一套做另一套。無論是全國出名的那幾個，還是我知道的上海學生積極分子。比如柴玲，六四時言辭極端，鼓勵別人沖在前，自己因此出名，運動後卻把喊過的口號都忘了，改弦更張，致力於個人發財。再比如李錄，來到美國後發現，發財最容易的地方是中國，於是努力與黨修復關係，全不顧及六四屠殺。留在國內的人沒選擇，埋頭髮財本無可厚非。但是太多人忘記了當年的民主夢想，有的談愛黨愛政府，有的努力入黨升官，有的擁護習主席極權。

在趙大爺那代知識分子裡，很多人建國後挨整，人生沒有多少機會，比如我父親。只有曾經的地下黨和積極分子才有一些選擇可能。趙大爺深藏良心，努力保持人格統一，比那個集體裡的絕大多數更讓人敬佩。比如肅反後他曾表達歉意，雖然含糊其辭，但在當時絕對是算鳳毛麟角。再比如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共產黨都激烈攻擊美國，任何與美國的聯繫都可能成為裡通外國的證據，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但他一直保留在印緬戰區用過的美軍飯盒和行李袋。我小時候聽他談美國，言辭里充滿好感。這樣簡單基本的良心、公平、和實事求是，現在看似不值一提，但在當時的政治高壓下，其實難能可貴。

趙大爺臨終前說自已無怨無悔，我開始有點驚訝，後來理解了他為什麼這樣說。他拿自己與別人相比，而不是與客觀標準相比。很多人都如此，用人做標準，而不是用原則做標準。比如前面講過，肅反時他發言涉及我父親，後來影響我家幾十年。但我父親完全諒解他，因為他比別人好。如果換了別人，情況會更壞。我父親也是用周圍人做標準。在惡劣的大環境下，趙大爺盡了努力。雖然按原則講，他遠沒有完全堅持正義與誠實，但他比絕大多數同時代的人好多了。

功利主義

趙大爺是人中翹楚，但遠非完人。我小時候最佩服他的地方，也是他最引以為傲的經歷，就是他在交大時參加了爭自由民主的學生運動。但成年後我失望地發現，這些運動本身是謊言。那些地下黨學生領袖們高喊自由、民主、反貪腐等口號，但他們的真實目的是支持戰場上的解放軍，攪亂國軍大後方。中華人民共和國比中華民國更缺乏自由與民主，共產黨比國民黨更腐敗。歷史證明這些當年的學生並不在乎，照樣熱愛中華人民共和國，忠於共產黨。他們欺騙了大眾。

這些地下黨學生們的“愛國”，並非古今中外都推崇的那種“愛國”。真正的愛國，是愛人民、或愛基於正當法理的政府。1949年後，人民失去了原有的那點自由與民主，但他們並不在乎，說明他們不愛人民。在當時，中華民國才是有法理基礎的政府，而他們破壞這個政府。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像岳飛愛南宋，而像吳三桂愛滿清。他們忠於黨，也不是正常人推崇的忠誠。真正的“忠誠”，是當忠誠對象處於劣勢時，人依據原則對之不離不棄。但大多數地下黨學生們並不懂共產主義。少數人試圖研究什麼是共產主義，在1949年後被打成托派。其他人忠於黨，因為共產黨正在節節勝利，就要掌權了。他們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急忙跳上勝利者的船。

無論1980、90年代的青年，還是1940、50年代的青年，主流都是功利主義者。表面上大家支持不同政治主張，有的支持共產主義、有的支持自由民主，但實質都為了功名利祿。他們不理解什麼自由民主、或共產主義，更談不上堅信這些主張。他們的目的讓他們不需要理解或相信任何高尚主張。他們只要功利，喊口號是手段。他們希望別人相信、別人奮鬥、別人取勝後分給他們一杯羹。但大家都聰明，都這麼想，到頭來沒人相信，沒人奮鬥。正是因為這種思想狀態，1940、50年代的青年幫助推動中國從有一些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變成了歷史上最極權的毛澤東時代。基於同樣原因，在1980、90年代青年全面掌控社會的今天，中國又從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局面，大踏步地重回獨裁制度。這是我們兩代人的罪過啊。

基督教說，人人有罪，很多國人不理解。其實只要直面現實就不難發現，不但人人有罪，而且大多數成年人罪孽深重，多到罄竹難書。這就是為什麼耶穌傳教的第一句話就是，“懺悔吧！”（《馬太福音》4：17）

2022年5月4日

電郵：yuanzhiluo@yahoo.com 博客網址：https://lyz.com

註解

1.  魯順民，土改記憶：兒斗父，鐵絲穿進鼻孔去遊街，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357

2.  交大黨史故事，“把火車開到南京去”，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0701/154117.html

3.  交大黨史故事，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0701/154141.html

4.  交大黨史故事，民主堡壘 ——解放戰爭時期的交通大學，https://news.sjtu.edu.cn/ztzl_syh/20210715/155495.html

5.  交大黨史故事，至暗時刻 ——“四·二六”大逮捕，https://news.sjtu.edu.cn/ztzl_jddsgs/20211025/160661.html

6.  民國時上海交大“進京請願”——3000師生自己開火車、鋪火車道！https://new.qq.com/omn/20220402/20220402A001AO00.html 

7.  章濟塘，20170527，【鈎沉】1949，大上海破曉前的“青樹”學子，http://news.sina.com.cn/c/2017-05-27/doc-ifyfqvmh9290093.shtml

8.  郭沫若是否真的寫過「斯大林是我爸爸」這樣的詩？有原詩出處嗎？， https://www.getit01.com/p20171223821291276/

9.  郭沫若到底說過：斯大林是我爸爸這句話沒有，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8142636585556461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