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內鬼，到現在已經是一個無從考證的問題，因為除非當事人站出來發聲，否則按照目前披露的材料，無法確信地證明有。筆者只能說，林彪方面有向毛澤東通風報信”內鬼”的猜測，是一個合理的懷疑，對於事件前後的一些疑問也能夠提供適當的解釋。
毛澤東南巡的後期，具體說是9月8日之後，一方面精神明顯緊張，另一方面行蹤變得神出鬼沒，說明他感受到了潛在的危險了。毛澤東衛隊長陳長江回憶：在杭州的後期，隨着時間的延續，毛主席的情緒越來越不安。不知道他發現了什麼，還是怎麼了，他吃不下去飯，睡不着覺（陳長江、趙桂來《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汪東興也回憶說，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毛主席對林彪陰謀究竟何時察覺，察覺多深，他並沒有把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着地待機而動（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9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當事人的這些回憶，加上當時毛澤東不合常規的動作，都說明毛澤東當時有可能通過某種渠道得知了林立果一夥的計劃，並有意識地進行了防備。
說明毛澤東知情的另一個跡象是毛對於林派人馬的明顯防備，例如參加過“三國四方“會議的陳勵耘和王維國。毛澤東在杭州的時候，“整個杭州的警備大權，都是陳勵耘管着，而毛主席對這個陳勵耘不知為什麼，又很厭惡。”（陳長江、趙桂來著《毛澤東最後十年——警衛隊長的回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142-162頁）毛離開杭州的時候，指示汪東興”馬上走”（指離開杭州），特意叮囑”不要通知陳勵耘他們”，”不讓陳勵耘上車來見，不要他送。”9月11日中午在上海，毛澤東召見了許世友和王洪文。王維國也等候召見，但毛對王維國非常冷淡，連話也沒有講。（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162-168頁）要知道，王維國和陳勵耘都是手握兵權的地方大員，之前毛對曾被認為是林派人馬的劉豐、丁盛、程世清等都反覆敲打並爭取對方投誠，對王、陳卻連敲打都懶得敲打，想必內心早就認定二人是”死黨”，多說無益。九一三事件後沒幾天，還沒有經過深入的偵查，王、陳二人就被迅速逮捕，也是事先就掌握他們情況的另一證明。
如果林立果一方真的有向毛通風報信的”內鬼”，那麼可能是誰呢？一直以來被懷疑過的對象有江騰蛟、李文普、潘景寅和李偉信，還有人說是王飛。對江騰蛟和王飛的懷疑是不太靠譜的。江騰蛟1981年被法庭認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是所有人當中刑期最重的一個。他如果是告密者，那麼他的告密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好處。至於王飛，雖然1981年因精神疾病被批准取保候審，但之前已經在秦城監獄度過了近十年的鐵窗生涯，且因此精神失常。90年代劉家駒去採訪王飛時，王飛是公開承認自己的政治抱負的：”我們就是要殺毛主席。”後來他還說：”我們要做的事，五年之後華國鋒他們做到了。”（“9.13”四十周年文史研討會發言）
李文普和潘景寅的情況比較複雜，留待下文分說。那麼李偉信呢？李偉信，上海人，生於1934年，原空4軍7341部隊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後來成為林立果”秘書”。林立果謀劃暗殺毛澤東的時候，李偉信全部在場並了解計劃細節，他具備通風報信的條件。81年審判”兩案”，所有關於《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材料都出自李偉信的孤證。他說”林立果說林彪知道《五七一工程紀要》”；”正本在北戴河”；”林立果說首長知道‘三個方案’”；”聽於新野講，黃永勝他們同意一起去廣州”。《五七一工程紀要》的發現，也是在李偉信最後離開的空軍學院”據點”。北京衛戍區保衛部部長王樹德回憶，9月13日已經把林立果在北京的五個”據點”都看守起來了。而令人困惑的是，三天后王蘭義等人打掃衛生時，空軍學院的”據點”空無一人，其它證據都已被燒掉或帶走，《五七一工程紀要》這樣關鍵的證據卻堂而皇之的放在桌上。
9月13日，李偉信乘坐周宇馳、於新野挾持的直升機叛逃未遂，直升機飛回北京懷柔降落。事敗周宇馳、於新野、李偉信約好開槍自殺。周宇馳、於新野自殺身亡，李偉信佯裝向天開槍未死，被抓獲。李偉信被抓後，北京衛戍區作戰處處長張輝燦去查看，李偉信迫不及待地說”我要找汪主任”。張輝燦問”哪個汪主任”？李偉信說”我要找汪東興”。張輝燦立即報告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吳忠秘書李維賽回憶：”吳忠和吳德一起到地下室審問過李偉信。”（舒雲《”九·一三事件”十大謎團》）
1981年，空軍法院因李偉信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投敵叛變（未遂）罪，判處他有期徒刑15年，送原籍上海市提籃橋監獄服刑。李偉信在監獄似乎並未受太多苦，他在法庭上曾經感謝政府給他配眼鏡，因為眼鏡碎了可能用來自殺，所以配眼鏡在監獄裡算是特殊待遇。上海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長曾經透露，李偉信坐牢期間整天在獄警辦公室里。後來李偉信居然和看守他的女獄警談起了戀愛，據說出獄後還結了婚（舒雲《“571 工程”紀要》發現之辨析--兼駁蔣健先生）。在獄中，李偉信自學了建築學，出獄後跟隨國際著名建築設計師貝聿銘，負責華貝設計事務所的上海分所，事業相當成功。
當然，憑這些情況來斷定李偉信是向毛通風報信的”內鬼”，是非常不充分的，權當是一種猜測。不過，九一三事件時李偉信已經37歲了，處事比只有26歲的林立果和其他”小艦隊”成員遠為成熟，對形勢的判斷也更為準確。因此，理論上有這種可能性，即李偉信沒有被”小艦隊”的狂熱思想洗腦，一早看出暗殺毛澤東的計劃毫無成功可能，因而提前告密、事後主動配合檢舉揭發，來換取寬大處理。但是，以他15年刑期的結果來看，這種可能性又不大。
除了“內鬼”的說法，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林立果等人謀劃“五七一”計劃保密工作做的太差，牽涉的人太多，外圍的人一旦知情，泄密可能性極大。例如時稱“小謝”的毛澤東心腹謝靜宜，她丈夫蘇延勛在空軍黨委辦公室工作，事先就通過謝向毛傳來消息：林立果在空軍成立了秘密組織，包括‘聯合艦隊’、‘上海小組’和‘教導隊’，在做武裝奪權的準備。（劉冰《風雨歲月》第161、168頁，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