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初授中书舍人，后历官江西布政使、山东巡抚，进督河道，泰昌时（1620年）迁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王化贞丢失广宁（今辽宁北镇）后，朝廷大震，诛除熊廷弼，王化贞下狱。 张鹤鸣以病为由辞职归家[1]。 熹宗任命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2]，但解经邦力辞重任，结果被熹宗“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3] 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晋代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帝特赐蟒玉、衣带和尚方宝剑[3] 。 王在晋分析当时关外形势：“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瀋，四坏于广宁。 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 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 据《明史》记载，王在晋既无远略、又无胆识。 蓟辽总督王象干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 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4]。 于是，在晋则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的方略[5]，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道：“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朝廷发帑金20万两。 他的主张，遭到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等的反对，袁崇焕要求恢复国土到宁远，但王在晋不听。 袁崇焕两次直接将意见报告给首辅叶向高，但叶向高不知前线的情况，拿不定主意。 这时大学士管兵部事孙承宗自请行边，亲赴山海关。 帝大喜，特加孙承宗太子太保，赐蟒玉、银币，以示隆礼[6]。 六月十五日，孙承宗前往山海关，考察了实际地理，听取了各方意见，确定王在晋策略不可行，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 在晋坚持己见，终不悔悟。 孙承宗回京后，面奏王在晋不足任，“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7]，改任南京兵部尚书，在晋既去，承宗自请督师。 天启五年，在晋任南京吏部尚书，不久就改兵部。 崇祯元年（1628年），召为刑部尚书，不久，又迁兵部。 因坐张庆臻改敕书事，削籍归乡，卒于乡。 著有《三朝辽事实录》。 对于王在晋的负面评价主要是来自于明史中记载的孙承宗和王在晋的问答。但是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又是另外一种说法。孰是孰非，已经成为了历史的疑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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