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2年）進士，初授中書舍人，後歷官江西布政使、山東巡撫，進督河道，泰昌時（1620年）遷兵部左侍郎。 熊廷弼、王化貞丟失廣寧（今遼寧北鎮）後，朝廷大震，誅除熊廷弼，王化貞下獄。 張鶴鳴以病為由辭職歸家[1]。 熹宗任命宣府巡撫解經邦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略遼東[2]，但解經邦力辭重任，結果被熹宗“著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3] 天啟二年（1622年）三月十八日王在晉代廷弼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帝特賜蟒玉、衣帶和尚方寶劍[3] 。 王在晉分析當時關外形勢：“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開、鐵，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 初壞為危局，再壞為敗局，三壞為殘局，至於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布矣！ 逐步退縮之於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 ” 據《明史》記載，王在晉既無遠略、又無膽識。 薊遼總督王象干建議王在晉：“得廣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 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4]。 於是，在晉則以“撫虜（收買蒙古）、堵隘（再修一座關城）”作為守山海關的方略[5]，他在《題關門形勢疏》中道：“畫地築牆，建台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朝廷發帑金20萬兩。 他的主張，遭到寧前兵備僉事袁崇煥、主事沈棨、贊畫孫元化等的反對，袁崇煥要求恢復國土到寧遠，但王在晉不聽。 袁崇煥兩次直接將意見報告給首輔葉向高，但葉向高不知前線的情況，拿不定主意。 這時大學士管兵部事孫承宗自請行邊，親赴山海關。 帝大喜，特加孫承宗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以示隆禮[6]。 六月十五日，孫承宗前往山海關，考察了實際地理，聽取了各方意見，確定王在晉策略不可行，並同王在晉“推心告語，凡七晝夜”。 在晉堅持己見，終不悔悟。 孫承宗回京後，面奏王在晉不足任，“筆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7]，改任南京兵部尚書，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 天啟五年，在晉任南京吏部尚書，不久就改兵部。 崇禎元年（1628年），召為刑部尚書，不久，又遷兵部。 因坐張慶臻改敕書事，削籍歸鄉，卒於鄉。 著有《三朝遼事實錄》。 對於王在晉的負面評價主要是來自於明史中記載的孫承宗和王在晉的問答。但是在三朝遼事實錄中又是另外一種說法。孰是孰非，已經成為了歷史的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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