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笑冬，你的話對誰說？ ——老三屆理想主義祭

葉維麗

【作者按：馬笑冬是震動中國社會的1980年“潘曉討論”的責任編輯。1988年夏她攜子赴美，拿到博士學位後於1999年秋到上海工作。90年代中期我與她在美國波士頓相識，共同做口述成長史，我們的書《動盪的青春》2008年在北京出版。馬笑冬生命的最後十多年是在病中度過的。她在冬天出生，“剛出生就會笑”，故取名“笑冬”，她也是在冬天走的，於2019年11月29號在北京去世，終年69歲。】

2008年夏天，我去看望住在上海的馬笑冬，看護她的秀花姐告訴我，她在撕照片呢，隨後拿來一隻小竹籃，我一看，不是撕，是把照片攥成一個個團兒，總之是毀了，但也有幾張完好的，其中一張是她和牛牛在美國波士頓家中，看起來六七歲的牛牛扭頭對着相機樂，繫着圍裙的笑冬笑眯眯地看着孩子，桌子上有盤切開的蛋糕，是在給牛牛過生日吧？

那年去上海時，我和笑冬共同做的口述對話成長史（中文版）《動盪的青春》即將出版，書的扉頁上將印出這樣一段話：“希望圓圓（葉維麗之子）、牛牛（馬笑冬之子）能夠懂得一點他們的母親們及她們那一代人。”我的母子照已經交給了出版社，正需要一張笑冬的，這張照片及時收進了書里。

那段話是我寫的，後面還有一句：“並以此書獻給摯友馬笑冬——從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代女性的身影。”

1994年我和馬笑冬頭一次見面，當時和她在一起的還有她的一位中學同學。聽口音都是北京的，打量一下年齡相仿，最重要的是幾句“接頭”式的問話：哪一屆的？插過隊嗎？一旦“接通”了，我們幾人異口同聲：咱們都是老三屆的！

我當時正處於“認同危機”中。生活在90年代“冷戰結束”後的美國，耳邊不斷響着“歷史終結”和資本主義制度全面徹底勝利的歡呼，而其他的經驗和探索都被認為是毫無價值和完全失敗的。此時英語讀書界正流行着幾本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寫的書，作者是五六十年代中國政治運動的受害者或家屬，以張戎的《鴻》為代表。因為從小目睹近親長輩受難，我明白書中的內容僅是當年實況的一角，寫下來無論對個人還是對歷史都是交代。但同時，這類書籍形成一種話語“尺度”或曰霸權，如果用它來衡量我自己的歷史，令我珍視的一些經歷將無處置放。我陷入了說不清“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困境，由此冒出回顧和反思我本人和我們這代人成長曆程的想法。但我本人的經驗太過單薄，加上讀過國內三位學者梳理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對話錄，覺得對話的形式很有意思，恰在這時我認識了馬笑冬和她的朋友，第二次見面就對她們說了我的想法，她們欣然同意。於是，三個同在波士頓的中國女性，周末輪流去一家，坐下來對着一個小錄音機，開始了我們的對談。帶着成年人審視的目光，我們力圖重拾少時的記憶，認真清理品味。

我們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軌跡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密不可分，我們的經歷既是個體的，也可以看做一代人的幾個成長個案，要梳理它們，就不能不講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社會，不能不講“毛澤東時代”，不能不講“革命”的意識形態，更不能不講“文化大革命”。我們面臨着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我們質疑對一個復雜時代非黑即白的敘述，另一方面我們須直面那個時代的嚴重問題。

我讀國內“老三屆人”的回憶有個印象，即我們的同齡人偏愛上山下鄉的“崢嶸歲月”，而對“文革”往往語焉不詳，令一代人的“青春記憶”存在巨大遺落。對話中我談到文革初期卞仲耘校長之死，這是我近三十年來頭一次認真地講述那件對我刺激極深的1966年8月5號發生在我中學校園的暴力事件（北京師大女附中“八五事件”），我說了很多„„。我們對話的氛圍是友善、寬松、坦率和互信的，這讓我願意說。

馬笑冬也開口了，我至今記得她開始時語調中的遲疑和表情的不自然。她講了1966年8月下旬參與動手打一個女“階級敵人”的詳細經過，然後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無法安心”，“今天是我第一次把它說出來”。當年打人的人不是一個兩個，後來主動承認的有幾人？我佩服馬笑冬的勇氣和真誠，她完全可以什麼都不說。

與同齡人共同正視一頁不堪回首的往事對我們是有意義的。數年後我開始調查“八五事件”；馬笑冬則從自己家做起。她的母親文革前是北京一所女中黨支部書記，文革爆發後挨學生批鬥、被剃“陰陽頭”。事發後少年馬笑冬依然積極革命，心裡說服自己不能與群眾對立。母親在文革結束不久後即去世，彌留之際說的是那天挨斗事。馬笑冬並不知當日詳情，更不知父母的真實反應，以為他們就像她那時看到的一樣，“和平常差不多”。因為做口述史，笑冬決意去問父親，讓她沒想到的是，父親立刻拿出他對當時情況的詳細記述，就好像它一直就放在他的枕邊。三名子女中，只有笑冬終於想要知道。書中這一段笑冬的敘述極為感人：她講到父親為挨打後的母親揩傷時“淚如泉湧”，也講到她讀父親敘述時“幾次泣不成聲”，“艱難地、分了好幾次才讀完”。我在書中此處發了一點感慨：做歷史的人記述事件時往往忽略“感情層面的東西”，而那“才是有血有淚的活歷史”。今天重讀那幾頁文字，仿佛再次面見笑冬。她情感充沛，做人做事帶着真情善意，和她做朋友是件很容易、也很自然的事。

成長在大力宣傳“男女平等”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又在“性別意識”敏感的美國生活了多年，該如何看待我們那一代女性走過的道路？這是我們的一個話題。笑冬的經歷和感受可圈可點。她說起第一次來例假對她的強烈沖擊，因為從心底不能接受男女生理上的差異，還說起在雲南兵團時對此的“反抗”：從不因來例假歇工，哪怕是冰涼的水田也照樣往裡跳„„。笑冬從小就爭強好勝，處處拔尖，用她的話講：“我一直把自己看做一個特殊的女人，男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我不能接受一般女人的命運。”

笑冬對“一般女人的命運”是敏感的：她的姥姥在得知丈夫“另有新歡”後，在女兒（笑冬母親）剛滿月“即銜恨而絕”，導致母親終生拒絕與生父聯系；她的兩個叔叔“參加革命”後“自由戀愛又結了婚”，鄉下的兩位嬸娘一輩子守活寡„„。母親的身世對少年笑冬是個謎，成年知情後她每一想起“就感到痛楚”；談到嬸嬸們的遭遇時，她語調中充滿了同情。

對話中笑冬說她“從小就對男女不平等特別敏感”，我問這與母親在家中的地位有關係嗎？她說，“在潛意識里有”，並說，“不想做我媽媽那樣賢妻良母型的女人”——在學校擔任領導工作的母親在家裡甘當配角，笑冬父親則“很有些家長作風”。也許這在“潛意識”里為少女時代的笑冬埋下了反抗的種子。她的理想是當女兵，不是一般的女兵，而是像電影《戰火中的青春》裡女扮男裝的高山，能把一個排的男兵管得“服服帖帖”。上中學時笑冬把頭髮剪得短短的，“就是為了像個女戰士”，還特別喜歡軍裝，“想要一套都快想瘋了”。

笑冬崇拜英雄，尤其是保爾和牛虻——我們這代人的共同偶像。笑冬解釋說，打動她的是“性格堅韌、有獻身精神的人”，是“特別能忍受磨難”“又不訴苦的人”，並說，“這樣的人就是革命者的典型”。在對話中，她多次談到此類英雄對她的人格感召。

笑冬病倒後，我會琢磨她的性格：她太崇尚英雄式的“堅忍”了！人在生活中難免有“苦”，我向她訴過很多苦，她沒有向我訴過苦，有時說起一些事，口氣是輕描淡寫的。一個女性，敏感，浪漫（比我浪漫多了），有着強烈甚至激烈的情感，如何處置幾乎人人都會在生活中遇到的不順心、不痛快？不和朋友嘮叨嘮叨嗎？難道就是一味地“堅忍”？那要怎樣地忍？

笑冬“一生中最輝煌的時刻”是為“潘曉”“催生”：她是1980年《中國青年》雜志發起的“潘曉討論”的責任編輯。世上本無“潘曉”其人。改革開放伊始，《中國青年》的編輯們敏銳地注意到舊有的意識形態說教已行不通，青年人中多有困惑和苦悶。雜志社通過在學校、工廠和街道召開的座談會，發現有兩個人的情況很具代表性，就請他們把自己的經歷和想法分別寫下來，兩人一個叫潘禕（男）另一個叫黃曉菊（女）。馬笑冬負責聯系黃曉菊，她也是將潘、黃的文字“揉”成一篇的人。《中國青年》發表時，以黃曉菊文中“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的問句為標題，取兩人名中各一字，以“潘曉來信”的名義登出。笑冬說，“兩人原來的文章都很長，我把問題的結構設計好，汲取了原文最精彩的部分，也保留了它們的感情色彩。„„我把文章編輯好給黃曉菊看，她說，‘你真下了功夫。’”這篇文章發表後，“一石激起千層浪”，造成轟動整個中國社會的反響，開啟了“人生價值的大討論”，成為80年代中國思想解放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書中笑冬詳細地講述了當年的情況，並說，“在參與“潘曉討論”的工作中，我自己也受着教育，我過去很多習以為常的觀念，也在這個過程中受到挑戰，我的思想也在發生變化。我那麼投入地做這件事情，也是因為我本人和這個討論有深深的共鳴。”

80年代中國的“思想解放運動”帶動了中國人的“形象解放”，尤其是女性形象，在這方面《中國青年》也走在了前面：一反以往只登“女勞模、女民兵、女戰士”照，雜志的封面上登出一幀“留着披肩發，充滿青春氣息”的年輕女性頭像。馬笑冬與她站在改革開放前沿的雜志同步，她本人的“思想解放”也伴隨着“形象解放”，在對話中她饒有興味地說起經歷“女性美覺醒”的過程，頭一次在鏡中看到上淡妝的自己時，怎麼“一下子愣住了”。其實笑冬從小就愛美，文革前夕她才變得“不愛紅妝愛武裝”。

《中國青年》社記者馬笑冬十分活躍，寫了不少有社會影響力的報道，涉及了包括“家庭、婚姻、愛情和性”等方面的話題，也開始關注農村問題和貧困問題。對話中她講述了對陝北安塞一所農村中學的采訪：她進了學生們的窯洞宿舍，裡面是“一條從門口到洞底的長炕”，每個孩子有隻“比書包小一點”木箱。當日天色已暗，什麼也看不清，孩子們“爭先恐後”地打開小木箱讓笑冬摸，“好像要展覽自己的獎狀”，笑冬“摸來摸去，沒有摸到比二面饃更好的東西”。最後笑冬說了這樣一段話：

“告別了孩子們，我心裡不知道是什麼滋味。我一直想把自己的感受告訴兒子，但因為陝北農村和他後來在波士頓的生活環境差距太大，我怕他完全不能理解„„。只要想起那些孩子，我就像在他們中間看到了我自己的兒子。有時我甚至想，我今天做咱們這個成長史，就是為了有一天能讓牛牛看到。”

1987年笑冬帶着牛牛來到美國，家庭團聚。她不是來陪讀，而是自己也讀起了研究生。我90年代中期認識她時，她正在東北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熟識了之後，她偶爾會把論文稿拿來請我提意見。文革前笑冬是初中生，後來的經歷與英語毫不搭界，她能夠在美國啃社會學，令我驚訝。我勉強可算英文科班出身，但用英語讀書和寫作的過程絕不輕松。每次讀她的論文稿我都會說，如果我是你，寫不出這樣通順的文字。中國人在美國寫人文和社科類博士論文，挑戰的不止是語言，更有理念和“框架”，馬笑冬付出的汗水心血可想而知。別忘記，她還是家庭主婦，操心着柴米油鹽，更重要的，是她拉扯養育着一個在美國文化中長大的中國男孩。牛牛的父親拿到學位後到別處就職，有幾年她一個人帶着孩子，箇中的挑戰和甘苦只有自知。每一個在美國讀學位的中國母親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美國讀書的那些年，馬笑冬進入了與女性研究有關的領域，她在對話中說，“在婦女領域可以大有作為，可以做很棒的事。我這些年的研究一直和農村婦女有關。”她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改革開放之後江蘇某地農村婦女狀況的，她的一個精彩觀點，是認為中國農村的婆媳關係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傳統意義上的“婆婆”即將絕跡，馬笑冬稱她們為“最後一代婆婆”。這個觀察至今為國內女性研究學界朋友稱道。

再回到我們的成長史。做完口述後，我知道整理拉拉雜雜說了一年左右的口述材料是我的活兒。這時前面提到的第三位參與者表示要撤出。馬笑冬在做博士論文，快到衝刺階段了，我問她是願意留下還是也撤？她說留。於是我把原本是“三條腿”的對話修成了“二條腿”——刪除了那位朋友的材料，只剩下笑冬和我的。九十年代末我開始做我們成長史的中英文版。笑冬拿到博士學位後很快回國，去上海復旦大學工作。偶爾，我會請她給我發來補充材料，前面提到的笑冬父親文革記述的那段就是她1999年回國後寄給我的。

2001年夏末我去上海找笑冬。那年我休學術假，可以在國內待一年。我手頭已經有了中英文兩個書稿，讀來覺得笑冬的材料少了些，去上海請她先過目，再添些東西。我在她家住了二十多天，朝夕相處。在這段時間里，我注意到笑冬的記憶力有些問題，剛剛發生的事她就忘了，提醒她，她說小事不重要，大事從來不忘，幾次三番提醒後，我不知再該怎麼說。最後告別時，我想對她說是不是去看看病？話到了嗓子眼，又給咽回去了。後來多次責備自己，當時怎麼沒有說！

笑冬看了書稿，表示充分肯定，讓我挑選可在將來用於書中的她本人的照片，卻沒有對稿子加一句話。事後我回想，也許那是她腦子出問題的徵兆？笑冬還不滿51歲，太年輕，我也太缺乏醫學知識，在日常生活中她除了記憶有時“短路”，其他一切正常，我沒有想得太多。她和婆婆住在一起，請了一位保姆照料已經完全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婆婆的房間最敞亮，陽光充足。笑冬的父親在北京，她的熟人朋友都在北京。她告訴我，所以到上海來，是為了照顧婆婆。在上海她似乎沒有什麼朋友，平常和她作伴的，就是保姆吳阿姨。

九月底我們在上海分手，我回北京，她去西安。如果記得不錯，那一年的中秋和國慶正好在同一天，我回京和老父親團聚過節，她是去陝北她的一個“點”，她說回國後她差不多每年的年節都在“點”里和老鄉們一起過。她的研究方向是貧困地區婦女婚姻和生育健康，在安徽和陝北都有“點”。陝北那個“點”她80年代當記者時去過，如果我記得不錯，就在安塞，那個有小木箱裡放着二面饃的孩子們的地方。

笑冬告訴我，因為她總往貧困地區跑，不好好在上海呆着，她復旦的同事們很不理解。

寫到這里，我想起她從雲南兵團返回北京上了工農兵大學，1976年畢業後再次下鄉、去黑龍江莫力達瓦旗插隊的事，當時也讓周圍人很不理解。那時候她二十幾歲，這時她早已人到中年。

在上海的那些天，笑冬不止一次跟我說，她在陝北老鄉中間感到“自在”，說起那裡的婆姨娃娃，她眼睛發亮。她告訴我，她正着手寫一篇關於陝北的文章，題目叫“黃土地，我對你說”。

好棒的題目！我連聲稱贊，“黃土地”仿佛有了靈性，“我”對那塊土地和那裡的人們滿懷深情。笑冬學中文出身，據一位她雲南兵團時代的朋友說，當年她報大學專業時寫下了四個字：“立志學文”。1978年她在《北方文學》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四月》的小說。80年代在北京當記者時，她的文採在同行中當屬上乘，由她執筆“揉”出“潘曉”，應該不是雜志社的隨意決定。多年後，時任《中國青年》編輯部主任的彭明說，“經馬笑冬編輯的這封信是超標准地合格”。

90年代末馬笑冬回國後，很快融入國內女性研究的群體，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2000年2月她在《讀書》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也談小腳美醜男權女權》，文字曉暢，觀點犀利，讀時我想，80年代以記者身份馳騁首都新聞界的馬笑冬，經過在海外的“十年磨劍”，現在以學者身份亮相了。作為朋友，我為她高興，對她充滿期許。

我知道笑冬被診斷為“早老性老年痴呆”應該是在2003年。那年夏天回國，我又打算去上海，請笑冬給書稿加材料，因為還是覺得她的東西少，兩人的分量不平衡。給馬笑冬家打電話，吳阿姨告訴我，她去北京看病了。我馬上去她北京父親家中探望，笑冬的態度是拒絕接受醫生診斷：“不可能”，她說。記得當時我在心裡算了一下笑冬的年齡，尚不滿53歲。

從2003年到2019年，生病的馬笑冬活了16年，前六年左右在上海家中，由秀花姐照料；後十來年回到北京住在一家養護院。十幾年來，只要有可能，我每次回國都會去看她，向照顧她的人了解情況，應該說，我對她晚年的基本情況是知曉的。

2006年春天我在國內，去上海看笑冬。她外表看來還好，我問她每天做些什麼，她說捏泥人兒，我聽了高興，她拿來泥人兒讓我看，我一摸，硬邦邦，不是新捏的，這時秀花姐一個勁向我搖頭。我明白了。在波士頓時，為了補貼家用，笑冬教過美國小學生手工，用彩色橡皮泥捏小泥人和花草，我見過，誇她心靈手巧。笑冬錯把當年作今日，確實糊塗了！眼前的小玩意一個個栩栩如生，我愛不釋手，很想要一個做紀念，但又想，還是都留給牛牛吧！我拿起一小盆泥捏的紅花，請秀花姐的孫女為我和笑冬照張合影。相片印在了我們書的封背。不知那些花草泥人今在何處？

2007年我去看她，她的背明顯地駝了。我們倆到離她家很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我得把幾樣菜輪流擺在她眼前，否則她只知吃最近的那盤，也不太會給自己夾菜了。

2010年底或是2011年初，我得知馬笑冬回到了北京。她入住的愛晚養護院地處大興，是由廢棄的生產隊養殖廠房改建的，硬件條件實在不算好，但從院方到護工對笑冬都很呵護，開始的幾年，護工稱她“馬老師”。我想，無論怎樣，這個地方有人情味兒，管理也有章法。有時我一個人去看她，有時和朋友一道去。笑冬的情況在持續惡化。看過後我會記下簡單的印象，最近幾年，每次去都會拍些照片。我不是個愛照相的人，但有一種想為笑冬留下存照的沖動。

我心中始終有個問題，就是笑冬還有多少意識和情感？最近三年我每次去笑冬都在沉睡，去年（2019年）十月份那次，她一度睜開了眼睛，叫她，沒有反應。出了養護院大門，我在心裡想，笑冬來日勿多了。

早些年她是有反應的，雖然話已說不清。這里引一段我2012年8月27號看過笑冬後寫下的筆記：“„„手不能握東西了，但能握人的手。還是笑，護工提到牛牛的名字，表情戚然，似乎冒出一個字‘走’，護工接着說，他走了。”

那幾年我每次去、包括和並不認識她的朋友一道去（她們是通過我們的書知道笑冬的），臨走時，我都會最後回頭再看笑冬一眼，每一次我都從她的眼睛中讀出sadness，仿佛在說：你們都走了，走吧。2013年底，兩位女性研究界的朋友去看望笑冬，其中一位很久沒見笑冬了，看到很難過，笑冬對她沒有反應。她就一面流淚，一面不停地撫摸着笑冬的臉，這時笑冬的眼角流出淚水。朋友告訴我這個情形，我說，“笑冬能哭。我也一直覺得她還是有感覺的。”無論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都有“靈魂”或是soul的說法，當然還有“潛意識”。笑冬的“顯意識”混沌了，但她在朋友離開時臉上的表情，在友人撫摸時眼中的淚光，該如何解釋？她的“潛意識”和“潛感情”又有多深？

這些年來，看護笑冬的護工換過幾位，她們都是勞動婦女，有着樸素的同情心，盡心盡力；醫生劉大夫極為善良敬業，她不止一次和我探討笑冬的病。養護院裡患痴呆症的人不少，劉大夫過去不熟悉這個病，就去學習鑽研，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上網跟專家上課進修。我對劉大夫充滿敬意，對護工大姐們（她們每人看護不止一個不能自理的病人）十分感激。

聽劉大夫和護工們說，“洪常青”不時來看望笑冬，他會對她說很多話，逗她開心，給她讀《動盪的青春》，想方設法激活她深處的記憶，每次他一進屋就高聲說，“洪常青來了！”他一來，笑冬“可激動了，比哪天都好”，養護院的人索性叫他“洪常青”。

“洪常青”？是的，他是笑冬在雲南兵團文藝宣傳隊跳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中“吳清華”的舞伴，他倆跳的是劇中“常青指路”那一段，他飾洪常青。關於宣傳隊的事，笑冬在我們的書里說了不少。

笑冬去世後，我聯繫上了“洪常青”。他告訴我，2006年5月他去上海看望馬笑冬，那是兩人多年後第一次見面，笑冬不認識他了，他就說，“洪常青來了！”“馬笑冬的眼睛立刻亮了”。

他還告訴我，笑冬去世前一年的2018年，正值北京知青赴雲南50周年，一些兵團戰友結伴看望馬笑冬，大家為她哼出“常青指路”那段樂曲，笑冬聽得“嘴角抽動，眼中流淚”。

我將信將疑。2018年笑冬各方面的情況已經極為惡劣，但也許那段樂曲真的一直刻在她的意識深處。這是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笑冬曾經是那麼美麗的女子，她愛美，應該有一個美麗的故事。笑冬受過專業體操訓練，跳起舞來，有型有款，有模有樣。她在《娘子軍》中吳清華的劇照，身材修長，面貌姣好，穿着芭蕾舞鞋，踮着腳尖，兩拳緊握，兩眼炯炯有神，表情堅毅，英姿颯爽，是我們書中最奪目的一張照片，給很多人留下了印象。少年時代的馬笑冬崇拜英雄，最想當女戰士，就讓這張照片永遠與她作伴、永遠保留在朋友們的記憶中吧。

舞台上馬笑冬是“吳清華”，現實中馬笑冬最出彩的“演出”是“潘曉”責編。不久前，因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人們紛紛回望“踩在1980年這個時代臨界點的‘潘曉’形象”，稱它為“一根界樁，一個路標”，屬於“一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萬千青年”。一位新聞界資深記者寫道，“1980年代社會思想波濤洶湧，其標志是三次大討論，第一次是“潘曉討論”„„，1980年代的大門是‘潘曉討論’開啟的。”

今後，人們也許會不斷地回味“潘曉討論”的意義。只要它的意義還在，人們就不會也不該忘記“超標准合格”的責編馬笑冬。在80年代的首都新聞界，笑冬是一位站在潮頭的女俠。

馬笑冬的步履並沒有也不應該止於80年代，或90年代。她遠赴海外攻讀博士學位，是為了更深入地理解和認識中國的問題。90年代末歸國後，她義無反顧地將目光投向貧困地區的婦女和兒童，她的生命展開了一頁新的篇章，馬笑冬有話要說，要對“黃土地”說。可惜啊，我們永遠聽不到了。

在一定意義上，馬笑冬代表了“老三屆人”的“理想主義”，代表了它的極致，它“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和它“與時俱進”的能力。作為一名女性，那代人“理想主義”的偏執極端和高尚美好在馬笑冬身上都有體現：青少年時代對“性別差異”的激烈反抗，和成年之後對處於社會底層婦女兒童的誠心關注。我們這代人在凋零。不久前，我插隊的山西省山陰縣優秀的北京知青楊百揆去世，我不認識楊，但心中戚戚。我認識馬，她是我的摯友。此文是我對馬笑冬和我們那代“理想主義”朋友們的祭奠。我自少年時代起就不“理想主義”，但我敬重這樣的朋友，尤其在今天這樣一個時代。

定稿於2020年1月16號美國波士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