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1日聯合國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宣布，目前正在受審的原南聯盟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當天在荷蘭海牙附近的聯合國監獄裡去世。此事立即引起很大反響。蓋棺定論，米洛舍維奇的政治生命成了議論的焦點。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國輿論對前南問題與米氏也議論紛紛。人們對米氏的評價明顯兩極化：有人說他是推行恐怖專制的獨裁暴君，“巴爾幹屠夫”，死有餘辜的戰爭罪犯。有人卻稱讚他是“最後一個偉大的布爾什維克”。我國一本流傳頗廣的米氏傳記稱他“對南共表現出少有的忠誠與堅定”。而他與西方的矛盾則是因為米洛舍維奇作為“歐洲最後一個拒不歸順的布爾什維克”成為西方的眼中釘。幾天來我國的網上甚至有些帖子表示“悼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米洛舍維奇。”

　　顯然，前一類判斷流行於西歐和塞爾維亞本部以外的前南地區。前南境內的非塞族人把米氏斥為屠夫是不難理解的。然而就塞爾維亞內部而言，按民主政治高度發達的歐洲標準，米洛舍維奇對塞爾維亞本部的統治固然可以說是專制，但在世界範圍內與真正的獨裁暴君如薩達姆者流相比還是不可同日而語。平心而論，就是在塞爾維亞的歷史上，米洛舍維奇時代雖然有壓制、有政治舞弊、乃至有“紅色貝雷帽”（政治警察）的暗殺，但是在90年代的大潮流下，不管米洛舍維奇自己願意與否，塞爾維亞畢竟還一直存在多黨制，比一黨專政的鐵托時代還是民主一些，套用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句名言：政治自由在米氏時代是多少的問題，在鐵托時代是有無的問題。何況鐵托時代的南斯拉夫應該說本來就比蘇聯集團國家還要開明些。所以把米氏看成斯大林式的人物是很不準確的。儘管有某種區別，但從總體上講，米洛舍維奇與上世紀90年代的許多東歐國家領導人一樣，屬於推動“劇變”搞垮了舊體制的人物。說他“堅定地忠誠於南共”簡直是笑話。今天在其祖國，米氏的支持者會稱讚他忠於塞爾維亞，但要說他忠於南斯拉夫（指鐵托的南斯拉夫，而非“前南”解體後的小“南聯盟”），那就與說葉利欽忠於前蘇聯一樣滑稽，更不用說忠於南共了。把他描繪成“拒不歸順的布爾什維克”大概只是我國一些沉溺於意識形態的人在閉目塞聽之下所作的文學遐想。

　　“鐵托傳統”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對立

　　儘管按歐洲標準米氏在塞族人中也可以算是專制者，但他當然不是因此被關押在海牙的。他被指控為搞了“種族清洗”和種族屠殺，而另一些人則讚揚他是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可見無論褒貶，他的強烈民族主義都是人們評論的主要對象。

　　民族主義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政治光譜。在當代中國與俄羅斯，民族主義或許使人產生“左”的聯想。但在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由於劇變前的體制基本上是“二戰”後蘇聯軍事占領狀態下從俄國人那裡移植的，因此都打“國際主義”旗號。於是那裡的民族主義一般都具有反蘇聯霸權、反蘇式體制的訴求，通常都屬於“右派”，是推動“劇變”的力量之一。

　　南斯拉夫的情況稍有不同，雖然南共也曾是“共產國際支部”，但後來被斯大林革除教門；二戰時蘇軍也曾入南，鐵托時代說南共完全是自己打天下，未免言過其實，但比起完全由蘇軍“解放”的一些東歐國家，南共還是有自己的本錢；在戰後初期的東歐，鐵托原來是移植蘇式體制最積極的，但與斯大林鬧翻後，逐步摸索了自己獨特的“自治社會主義”模式。在所有這些與蘇聯抗衡的問題上，鐵托是高舉獨立、主權這類民族主義大旗的。

　　但是，問題在於鐵托的民族主義是“南斯拉夫民族主義”而不是塞爾維亞民族主義──這兩者不僅有區別，而且在鐵托時代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對立的。雖然作為“老大民族”，塞爾維亞在前南斯拉夫與俄羅斯在前蘇聯的地位有點類似，兩個聯邦也曾長期由非“老大”出身的領袖（克羅地亞人鐵托與格魯吉亞人斯大林）當家。但不同的是：首先塞爾維亞族（占解體前南總人口三分之一強）不像俄羅斯族（占前蘇聯人口一半多）那樣在聯邦中占有人口優勢和經濟文化優勢。其次，與前蘇聯繼承的是俄羅斯本身歷史上長期擴張形成的沙皇帝國不同，塞爾維亞民族雖然勇敢好戰，畢竟太過弱小，它的地位更多地是靠國際政治下的列強博弈來確定。19世紀塞爾維亞本身的立國都是列強瓜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柏林會議上確定的，以塞爾維亞王室為首的多民族南斯拉夫國家又是凡爾賽會議所造就，而眾所周知，這次會議的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列強瓜分戰敗的奧匈帝國。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形成的南斯拉夫內部的塞族霸權，其基礎更為脆弱，更易為其他民族所不服。

　　而更重要的是，南斯拉夫共產主義傳統與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傳統在歷史上的衝突遠比蘇聯共產主義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的衝突嚴重。在蘇俄歷史上，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國際主義傳統與革命者中比重很大的猶太成分也曾經與俄羅斯民族主義產生矛盾，一戰時期列寧主張的“使本國政府戰敗”當時更被其政敵斥為俄奸；但布爾什維克奪權後很快轉向“革命護國主義”，蘇俄事業的主體基本上還是俄羅斯人，東正教的“第三羅馬”傳統與“第三國際”意識形態也有更多的同構性，於是早期猶太革命家群體在蘇聯前期很快就被清洗，二戰前後俄羅斯民族主義或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早已融入蘇共的意識形態主旋律。格魯吉亞人斯大林在支持大俄羅斯思想和鎮壓非俄民族主義、包括格魯吉亞民族主義方面比俄羅斯人還極端。因此蘇共意識形態與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後來基本上融合了。蘇聯末期推動變革的是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和非俄羅斯各族的民族主義，基本上看不到俄羅斯民族主義的作用，像日裡諾夫斯基那樣的俄羅斯非共民族主義也成不了大氣候。

　　南斯拉夫則大不一樣。戰前塞爾維亞人與以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主要是阿爾巴尼亞人）為主的其他民族矛盾極其尖銳，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南共則是堅決反民族主義、尤其是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其領袖鐵托在“一戰”時作為奧屬克羅地亞人還曾加入奧匈帝國軍隊對塞爾維亞作過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南斯拉夫發生極端慘烈的民族仇殺，當時克羅地亞民族主義組織“烏斯塔沙”親德，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民族主義組織“第二普里茲倫同盟”親意，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的代表則是“切特尼克”（塞語“義勇軍”），後者支持流亡英國的戰前南斯拉夫王國塞爾維亞王室，屬於反法西斯盟國陣營，但它與克族、阿族和南共武裝都誓不兩立，結下血仇。而南共戰士雖以塞爾維亞（當時南各族中傳統上最反德的民族）人居多，其最高領導層卻絕大部分是非塞族的國際主義共產黨人，包括鐵托、卡德爾(斯洛文尼亞人)、德熱拉斯(黑山人)、蘭科維奇(塞爾維亞人)與巴卡里奇(克羅地亞人)等，其中只有蘭科維奇一人是塞族。在戰爭期間南共武裝雖然與上述所有各族民族主義組織都敵對，但親德意的克族阿族組織隨德意垮台而自然解決，與切特尼克的衝突卻因在反法西斯陣營中爭奪“正統”而持續最久、流血最多，最後以切特尼克首領米哈伊洛維奇1946年被南共政權處決而告終。而“切特尼克分子”在鐵托時代之被視為十惡不赦，也有甚於非塞族民族主義分子。

可想而知，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戰後南共政權根本不同於由傳統塞爾維亞王室統治的南斯拉夫王國。戰後南斯拉夫聯邦沒有像其他東歐國家那樣保留非共反法西斯政黨並實行多黨合作統一戰線，而是立即實行南共的一黨制，主要原因就是為的徹底消滅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組織──當時其他民族的主要組織都因親德意而已經消失。後來鐵托與斯大林鬧翻，南蘇矛盾一直大於南與西方的矛盾，“情報局分子”成為那時首要的“內奸”，傳統上親俄的東正教塞爾維亞人因此也更受猜忌。

　　由於所有這一切原因，整個鐵托時代南斯拉夫雖然既打擊塞爾維亞民族主義，也打擊其他各族的民族主義，但總的來講是重在前者。戰後南共五人領導核心中，後來倒了台的恰恰是來自塞爾維亞與黑山的兩位。其中德熱拉斯是因為“自由化”，而蘭科維奇正是因為塞族民族主義。尤其是1966年起對蘭科維奇集團“中央集權主義─大塞爾維亞主義”的打擊十分嚴厲，其影響一直持續到70年代，據說有4萬塞族幹部因此被整肅。

　　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鐵托時代也作了有利於抑制塞族強權的(或用塞民族主義者的話說是“壓塞爾維亞”的)安排。例如在歷史上首次承認“講塞爾維亞語的穆斯林”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稱波斯尼亞人)，並據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國；首次承認過去所謂“塞爾維亞語的馬其頓方言”為另一語言(馬其頓語)，並據此確認馬其頓民族和建立了馬其頓共和國。這樣，就使聯邦中的塞爾維亞共和國大為縮小，不僅小於“南斯拉夫王國”中的塞爾維亞，而且也小於“一戰”前未有南斯拉夫時的塞爾維亞王國。同時還在塞爾維亞共和國里設了其他共和國所沒有的兩個“自治省”，並授予其與塞爾維亞幾乎平起平坐的“聯邦主體”地位──除去這兩省之後的“塞爾維亞本部”，就已經退回到1878年柏林會議確定的塞國獨立時版圖內了。

　　除了從塞族中劃出新民族、縮小其版圖以外，鐵托還別出心裁地設立了“南斯拉夫族”，鼓勵人們放棄原有族群認同而去改宗這一新的群體。到1981年，人口調查中填報這個“新民族”的已達121萬人，占全南人口5.4％。人們不能設想蘇聯會設立俄羅斯族以外的“蘇聯族”，中國會設立漢族以外的“中國族”，鐵托時代這樣做，明顯是要把“南斯拉夫”認同與塞爾維亞認同分開。經過這種種措施，塞爾維亞人的認同不斷弱化。戰前南斯拉夫王國時塞爾維亞人（當時馬其頓人與波斯尼亞人都算塞爾維亞人）占絕對優勢，而到1961年全南人口中自認塞爾維亞人的只占42.1%，到1981年更降為36.3％。

　　鐵托時代的這些做法，對於壓抑戰前南斯拉夫嚴重的塞族強權、維護民族平等和聯邦穩定起了作用。但是在一些民族情緒強烈的塞爾維亞人中卻積累了很大不滿。1980年鐵托去世後，塞爾維亞民族主義出現反彈。1981年5月間塞政府在清洗科索沃黨政領導層時開始大反“聯邦主義”，即攻擊阿族人自以為是聯邦成員而不把塞爾維亞放在眼裡。顯然，一些塞爾維亞人對非塞族拿聯邦的大旗作虎皮來“壓”塞族積怨已久。米洛舍維奇就是這些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