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欲作個題目如“話說徐非光”，必然說來話長，好比“拔出蘿蔔帶出泥”，直要扯出不少今人多已不提的陳年爛賬。據報此公已於2019年1月去世，算來也夠九十整壽了。

“文革”中“左派”、“造反派”人物如風起雲湧，凡是留下大名者，至遲到70年代末一一下台退場，其中不少人坐過囚牢，活過來的，即使還能（或還願意）發聲，也已風光不再了。但這位徐非光是個異數——曾幾何時，一個沒注意，他非但沒被劃成“三種人”【注1】遭到清算，反而還升了官——文革前是高教部的處級幹部，到80年代退休之前已是中宣部文藝局理論處長、正局級調研員（“烏有之鄉”更稱他是“原中宣部文藝局局長”）。

既然要提這隻“蘿蔔”，就得晾一晾他帶着的兩灘“泥”。一灘是北京大學的左派聶元梓之輩，一灘是教育部的左派盧正義者流。此外，打量他的歷史，還有些瀝瀝拉拉不成灘的泥巴。

·       先說教育部那一灘

盧正義，是文革爆發時徐非光一派高喊要緊跟的“大左派”、“（張）春橋同志的老戰友”。

1966年5月25日，即北京大學“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皇帝欽定）問世的同一天，盧正義在教育部也貼出了揭發批判黨組副書記、常務副部長劉季平的大字報（5月26日轟動教育部大院，盧自稱是25日貼出）。至於他與張春橋的歷史是否有過交集，今日已難釐清。有過披露的則是，1966年12月，因“學部”【注2】左派林聿時、吳傳啟的傳話透風，盧正義及教育部下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諸人相互呼應，搶先貼出打倒陶鑄的大字報，得到戚本禹即時表態支持，遂為自己“大左派”的風頭再鼓一帆。林、吳二人在文革前即與關鋒是共用筆名在《紅旗》等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撒仁興”（“三人行”諧音）成員，其交誼過從一直維持到文革後三人先後出獄直至相繼離世。因有關鋒直通中央文革小組的關係，在“五一六通知”傳達的當月，林、吳就在學部貼出批判楊述的大字報，且早於北大聶元梓，是5月23日。而且，在盧正義的歷史問題被對立面群眾組織揭出後，康生表態：不能說盧正義是叛徒。因此，說盧正義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響噹噹的左派”，那是貨真價實。盧正義的叛徒問題後來成為北京高校紅衛兵“天派”和“地派”爭執的導火索和焦點。至於他在本派組織的保護下逃離北京，最終在從南京開往武漢的江輪上離奇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兩年後由公安部追緝亦無果），曾被疑為是張春橋或中央文革為免受拖累而授意滅口，如上面所說，那也是無從查證的事了。

作為當年教育、高教兩部（在文革前夕合併為教育部）的造反派組織“延安公社”的頭頭，徐非光的大名與盧正義是如影隨形相提並舉的。然而，由對立面組織給他扣上的“大叛徒”的帽子卻非來自與盧正義同類的歷史問題。此帽的全稱原是“北大社教運動中的大叛徒”。

·       再來說北大這一灘

聶元梓等七人貼大字報聲討陸平，是文革爆發前兩年的北大“社教”運動的延伸。

提起北大社教，從結果來看，也許可以說它是由中央書記處書記陸定一先出手整了同屬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彭真（在書記處的地位相當於鄧小平之下的副總書記）的地盤，而後遭到由鄧支持的彭的反擊，最終卻被毛以“彭羅陸楊”反黨集團的罪名一勺燴，雙方同歸於文革祭壇。但是，如此怪事到底怎麼發生的？如今的文獻都只從張磐石工作隊說起，至於其派出的來歷——究竟是出於中央一線領導即劉鄧的書記處的決定、還是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指示、抑或背後另有人牽線擺布？竟然連問亦無人再問起。這個秘密想來至今還深藏在中宣部的檔案室里。（九十年代時，有當年的當事人想探究此事背景，自己不能寫，因為已無文字依據，想約一個從中宣部退休即能到檔案室看材料的老人一起做，但對方回應“不想寫”。）

由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張磐石率領的工作隊，成員包括中宣部和高教部的各級幹部以及一些省市的文教書記。運動要整的對像是陸平及北大黨委。仿照“土改”以來一切運動的先例，工作隊首先要劃定“敵我”或“左中右”的分野。當時出頭反對陸平的積極分子即被工作隊認定為運動中的“左派”。（北大自五十年代初以後大小運動頻仍，專門吃黨飯的陸平多年來在校內積怨甚深，反對他的人為數不少，其中就包括聶元梓、孫蓬一等後來在那張大字報上署名的人。）隨着彭真出手拯救陸平，張磐石被撤換，“左派”們遭到清算，在由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主持的兩番“國際飯店會議”上被整得不輕，不扭轉認識就不准回校，並且被黨視為“敵人”。

徐非光是張磐石工作隊的一員。他彎子轉得利落，毫不拖拉，不但立地完成全新的“認識”，而且立場堅定，脫手建功——打小報告。當時挨整的人判斷不清壓力的來頭，難免心慌，但也有人說“嗨，無非是到農村去趕兩年大車！”——那原是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前些年【注3】的實際遭遇。但這話說過之後轉天就被揭發出來、作為“抵制批判”的例子被追究。說話的人暗自回想，怪不得也——那天在場的有徐非光啊！

文革爆發後不久，北大聶元梓那撥人一看，徐非光在教育部居然也成了大號左派，簡直豈有此理嘛！於是揪住他不放，堅稱他是“北大社教運動中的大叛徒”。中央文革雖然支持聶元梓，但是，如同康生不准說盧正義有叛徒問題一樣，他們也一定要保徐非光。盧、徐二人一邊有中央文革撐腰（由林傑出面表態過問），一邊也免不了被對立面的群眾揪斗，這也是文革中並非偶見的一項景觀。

·       文革時小女生的徐叔叔

前些年網上有篇《革命左派徐叔叔》，作者在文革初起時約當“小升初”年紀，住在教育部院內，曾經徐非光悉心指點寫過批判吳晗的作文。那篇回憶中對當日教育部的旁觀記述多少偏離事實，有些是捕風捉影之談，只有寫鄰居徐叔叔的部份出自親歷，是為他人所不知者。

徐非光在原高教部是處級幹部，所任職務之一是部研究室司員（筆者不敢確定斯時有無“研究員”職稱的設置）。研究室是起草文件的筆桿子薈萃之所，大大小小總有十來號能文之士【注4】。徐非光業餘也雅好舞文，常有出品，不知有沒有登上過文革前的《北京晚報》，反正在彭真“舊北京市委”的機關刊物《前線》上出現過他的大名。身負如此文採風流，也足資為小女生所艷羨了。

·       別人落馬他能逃脫

可惜，文革開局後不出三數年，左派開始倒楣落馬。前面提到1966年5月北京出現的三張左派大字報，作者後來命運又各不相同。最先出局的應是林聿時、吳傳啟——隨“王（力）、關（鋒）、戚（本禹）事件”而後，與關鋒“連體”的這二人也被劃入“五一六份子”。聶元梓混到了“九大”，成了中央候補委員，但當年年底就被發到江西的北大分校農場勞動，以後陸續被隔離、關押、判刑……。而盧正義呢，如上所述，1968年夏天便不知所蹤，也從來沒有過“結論”和最後下場。

除了被對立面群眾組織追究揪斗以外，徐非光是否曾被加冠為什麼“份子”，不得而知。但知教育部從被軍管到發往安徽鳳陽的“五七幹校”，兩屆軍管組長（在京時為渠維瑛，在鳳陽為王克良）都是支持盧正義徐非光的“延安公社”而打壓對立派“北京公社”的。王克良不但將“北京公社”的孫適中打成“五一六份子”迫害至死，甚至提出要把死者劃為“現行反革命”！直到1971年底（或72年初）國務院派工作組到幹校來主持幹部分配工作時，同為軍隊幹部的組長對王克良說，“什麼‘反軍管’？不就是反你了嘛——你TMD算老幾！”原來受壓的“保守派”組織一方才稍得放鬆。如此背景下，推想徐非光應是未被軍管苛待過的。

前述《革命左派徐叔叔》的作者寫道，1978年再見到“風采依舊”的鄰居，彼自言已到文化部“負責起草重要文件”，並誇說與部長王蒙儼如同事，彼此辦公室在“里外間”。又，網上有介紹說，署名“戚方”的徐非光也曾發表過論文著作如《堅決貫徹“放”的方針》、《藝術是屬於人民的——談天安門詩歌的歷史意義》、《黨的領導和雙百方針》、《文藝界要不要補真理標準這一課?》，看來是那一時期出品。從文題歸類推斷，徐非光又跟上形勢了。

然而，也不一定。因為黨的風向不定。徐著的另一些文題是這樣的：《人民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定者》、《堅持唯物史觀　塑造革命領袖的光輝藝術形象》。僅從文題則看不出內容傾向。

不過，在本文前述“烏有之鄉”吹噓徐非光（退休前）為“原中宣部文藝局局長”的那道網上視頻裡，人們看到的是，他又在放言高論，亮出左派本色，大罵閻連科和莫言等作家，指責其作品為“毒害人民”！令人覺得這位“文藝老兵”【注5】端的是生命不息、轉向不止。

·       從孩子劇團到作協會員

歷來黨內黨外整人，指說某某有“歷史問題”，概為加入過敵偽組織或者曾經被捕變節之類。徐非光不會有歷史問題——自幼及老，他始終沒離開過革命隊伍，“革命氣節”牢不可祛——無論黨如何拐彎兒，休想甩下我，我總能跟得上組織！

一九四零年，徐非光11歲就參加了中共膠東特委領導下的“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部所屬的膠東“孩子劇團”【注6】，是當時團里年紀最小的演員。後來“孩子劇團”改為“大眾劇團”，他仍是一名團員。再以後則從膠東軍區而華東野戰軍再轉地方，從文化幹事到機要員、股長、科長等一路下來，直至1958年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想應是“調干生”）班畢業，然後成為領導幹部加正牌文人。而終其一生，對他來說如天生一般圓轉自如的，還得說是登台表演。

在百度百科上搜索“徐非光”，出來的詞條標題卻是“戚方”。這是徐非光的筆名，也是他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所使用的名字。當然，只憑作協會員尚不足以稱為作家，徐非光說到底還只是一介寫手。他因何要歸方於戚？是不是有站隊的意思？不免又令人產生猜想。1929年出生的徐非光是掖縣人，小他兩歲的戚本禹是威海人，論地望同屬萊州。那麼，是徐家原本姓戚、樂與戚本禹認為同郡同宗？或者，是他傾慕出獄後（正逢民間重現呼喚毛主席的風氣）一仍舊貫堅守“左派”道路直至就木的那位“戚大帥”【注7】？

徐非光，這位一生應時善變的寫手在蓋棺之前想為自己定下的底色畢竟還是——“左派”，然而這個底色絕非光鮮實在。如同《革命左派徐叔叔》一文結語所說，“他不僅教我們文革式大批判，而且教我們政治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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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大辭海》在線數據庫提供的內容：“三種人”一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夥造反起家、占據領導崗位、幹了壞事、情節嚴重的人；二是指幫派思想嚴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宣揚林彪、“四人幫”的反動思想，拉幫結派幹壞事，粉碎“四人幫”以後，立場觀點沒有轉變，抵制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明里暗裡繼續進行幫派活動的人；三是指“文化大革命”期間挾嫌報復、行兇作惡、蓄意誣陷，策劃、指揮或親自動手打砸機關、搶檔案、破壞公私財物的主要分子，幕後策劃或指揮武鬥，造成嚴重後果的分子。清理“三種人”是鞏固撥亂反正的勝利成果，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勝利進行的一件大事。在中央關於清理“三種人”的方針政策指導下，在鄧小平、陳雲、胡耀邦的主持下，有關各級黨委結合整黨，完成了清理“三種人”的工作。

注2：“學部”是“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簡稱，文革前設在科學院之下，非如“新三界”刊發的徐兆淮之文《學部大院裡的“文革”舊事》所云，是什麼“作為中央的一個部委”。

注3：指從1959年廬山會議後期批彭德懷接八屆八中全會的“反右傾”到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為被錯劃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平反之間那幾年。

注4：例如本人在『“站立起來”思奉天，每經發動忘棲眠，眼花腕滑陳詞濫，“無壽無疆”判幾年』詩注中提過的那位張文朴——張奚若之子，文革時寫大字報累得昏頭脹腦，給“劉少奇”打紅叉時也陪上了“毛主席”，被揪斗一頓，送進派出所；“六四”時正在加拿大任中國大使，在記者的追訪鏡頭下只說了句“這個純屬內政”便搖下車窗閉口不談了——想當年也是高教部研究室的一枝筆。

注5：鄭伯農《憶非光》一文中云：“徐非光同志是忠誠的老共產黨員、文藝領域的一名老兵,是新時期以來黨和國家文藝工作的重要親歷者、參與者。他曾長期在中宣部、文化部工作,為新時期以來文藝政策的調整付出了心血，對新時期以來若干文藝現象和問題直陳利害，痛詆時弊，表達了深切的思考和憂慮。”

注6：提及此團之所以冠上“膠東”，是因同時期（1937-1942年）在大後方另有一個“孩子劇團”，初由上海中共地下黨組建，後來轉到武漢，佯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收編，內里則直屬中共南方局周恩來領導，文革後人稱“左王”的鄧力群之妻羅立韻（原名羅真理）就是在那個劇團被吸收入黨的一員。

注7：與明朝抗倭名將、山東登州戚繼光無干。閻長貴文《我所知道的戚本禹》：“文革初期，在中央文革小組中有三個活躍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人稱王關戚），其中戚本禹最活躍，人稱‘戚大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