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人口“被減少”一千萬

－－－這個數字不僅違背事實，甚至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

1. 人口疑案：

      2007年我寫了《“餓死三千萬”質疑》一文，討論那些認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到或超過三千萬的論文，用簡單的事實和分析說明所有這些文章都有嚴重的矛盾和錯誤，不可信。“餓死三千萬”的說法就更沒有根據了。在此之後，又有人出書宣揚這種說法，如楊繼繩的《墓碑》。這些作者都沒有提出新的數據和分析，只是重複引用以前那些錯誤的結論，最多提出一些無法核實的所謂中國政府文件和領導人言論，缺乏嚴肅性和可信度。如果沒有新的資料和研究，在我看來非正常死亡人數低於兩千萬的結論是可靠的。

      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纏繞着我，揮之不去。所有關於困難時期人口變化的研究都依賴1983年《中國統計年鑑》上發表的一個關鍵數據，即1960年中國總人口減少了整整一千萬。這個數字是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時得到的，當時沒有馬上公布，公布後引起很大震動，整個改變了人們對饑荒嚴重性的看法。可是這個一千萬的整數出奇的巧合，令人難以相信。而且，該《年鑑》同時發表了另一個與此直接矛盾的數字，既1960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4.57‰。1959年底中國總人口數為六億七千二百萬，60年底為六億六千二百萬，平均值為六億六千七百萬，由此推算當年的人口減少數應當是66700萬×0.00457，即305萬，與一千萬相差七百萬，很難用計算誤差來解釋。這個差別已經政治化了，右派總要引用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字，左派則傾向與相信－4.57‰的增長率。究竟哪一個數字是真實的？這個問題不解決，很多歷史和政治爭論都無法取得基本的共識。

      關於這個問題，我在2006年底曾經登門拜訪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老先生。他的回答是，一千萬是巧合，萬位數以下不是整數，矛盾的結果是用兩種不同算法得出的。我當時對此答覆感到滿意。可是後來我覺得這種解釋不足以說明問題。我相信李老先生講的都是實話，但他在1964年人口普查時，還在中南海擔任李先念的秘書，沒有參加統計局的工作。所以他的解釋應該是從別人那裡得來的二手資料，不一定絕對準確。通過對新材料的分析，我逐漸覺得，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數據不僅違背事實，甚至很可能是人為製造的。

2.一千萬不可能：

      首先，我們有理由相信，一千萬這個數字肯定是誇大了。根據1990第四次人口普查，1995人口抽樣調查和2000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結果，60年出生的人口數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次增加，顯示64年的普查漏報了出生人口，所以人口減少一千萬是不準確的。然而，有人會說，出生人口可以漏報，死亡人口也會漏報，所以一千萬的結論仍然有可能。其實，無論我們怎樣修改死亡人數，也無法讓一千萬的結論合乎情理。根據2000年普查結果，60年出生仍在大陸生活的有14,684,726人。如果這個數字準確，當年出生的人數一定更高，因為這些人在40年裡有的死亡、出國打工、上學和移民。假設實際出生人口是此數的1.2倍，即1762萬人。按60年總人口平均數六億六千七百萬推算，出生率為26.42‰。如果當年人口真的減少了一千萬，則死亡人數應該是2762萬，死亡率為41.41‰，遠高於《年鑑》公布的25.43‰。這樣高的死亡率，人們維持生存都很困難，出生率也會降低。可是26.42‰的出生率卻高於59年的24.78‰和61年的18.02‰，而這兩年的死亡率只有14.59‰和14.59‰，顯然很不合理。所以，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說法肯定過高了。

      但是，從這個結論我們無法判斷一千萬的數字高了多少，更不知道這個錯誤是怎樣產生的。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回到《年鑑》公布的數據。

3. 兩組矛盾的數據：

      我們知道，人口統計的總人數變化與增長率不相符是正常的，前者是兩年人口數之差，後者是從出生率減去死亡率得到的。由於總人口數、出生和死亡人數的統計都有誤差，二者經常會出現矛盾，但是這種誤差不應該太大。我們前面提到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與－4.57‰增長率之間的矛盾就太大了。類似情況也發生在1961年，《年鑑》公布的年底人口數是65859萬，比一年前減少348萬。可是，當年人口增長率為正的3.78‰，按此計算1961年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增加了大約二百五十萬，差距大約六百萬。這樣的差別超過了允許的誤差限度。其實，不僅這兩年，其他年份也有類似的現象出現，讀者可以從下面的表格里看到。

      我們在下面的表格里給出《年鑑》發表的1950－1983年數據和由此計算出的結果。第一和第二列是《年鑑》公布的歷年底人口數（萬人）和人口增長率（‰），第三列是按前一年底的人口數和增長率算出的年底人口數，第四列是第三與第一列之差。第五列是以1950年人口作為基數，不考慮其他年份的總人口數據，完全按照歷年人口增長率算出的歷年底人口數，最後一列是第五與第一列只差。

1950－1983年人口變化

      從表上第四列我們可以看到，在1950－1983這34年內，有些年份里《年鑑》公布的人口總數比較接近按照增長率計算的結果，他們之間的差別可以用計算誤差來解釋。60和61年不僅出現了七百萬和六百萬的最大差距，而且在此前後的八年裡出現了34年裡七個最大的差距，最小的一個也位列第10。尤其巧合的是，60年以前的三年，即1957－1959年，按照增長率計算出來的人口數字都明顯低於公布的人口總數，分別低366萬、226萬和541萬。在包括60年在內的以後五年裡，增長率得出的人口總數全都高於公布的人口總數，分別高出693萬、598萬、342萬、366萬和585萬，這種現象恰好在1964年，即人口普查那一年以後突然消失了。這種奇怪的現象顯然與正常的統計規律不符，不是隨機誤差能解釋的。

      從第四列我們還看到另外一個反常現象，在68－79的12年裡，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全都低於《年鑑》公布的人口數。如果人口總數與增長率的矛盾源於計算誤差的話，他們的差異應該是隨機分布的，很難出現連續12年類同的現象。 

      現在我們觀察一下第六列的數據，即以1950年總人口為基數完全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總數與《年鑑》公布的人口數之差。這個數據組也有明顯特徵。從1950到1960年的所有結果都是負數，即按照歷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總數低於公布的人口數，或者說公布的人口數高於按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1961年第五和第一兩組數據完全一樣，即計算的人口數等於公布人口數。在此之後，62到83年所有結果都變成了正數，意味着增長率偏高，或者總人口數偏低。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差距逐年減少，最後在83年幾乎完全消失。事實上，第六列與第四列的的結果是相符的，實際上反映的是人口總數與增長率出現偏差的同一個現象。

      這些偏差的根源都是由於《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與增長率不符。為方便起見，我們把它叫做“數率差”。如果我們不能解釋如此顯著和規範的數率差，就不知道究竟那組數據更可靠，也就無法真實了解這段歷史時期的人口變化。下面我們嘗試來解釋這些數率差的來源。我們分開討論61年前後的數率差。

4. 61年以後的數率差：

            我認為，我們看到的數率差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64年的人口普查有嚴重的漏報現象。首先，從第六列我們看到，64年按增長率算出的總人口數比公布的人口數多1324萬。如果前者是正確的，則64年的普查結果肯定大大低估了人口總數。而這一點是可以證明的。如我們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的人數在64年人口普查中肯定被低估了。類似的證據不止這些。李成瑞老先生1986發表的《中國人口普查及結果分析》（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在61頁上的圖3－3列出了64年人口普查登記的各年齡組到82年普查時的存活率，該圖如下所示。

      從圖上可以看到，64年23歲的男性，2歲和4歲的女性到1982時的存活率都超過了100％。換句話說，64年23歲的男性人數少於82年41歲的人數，2歲和4歲的女性人數少於82年20歲和22歲的人數。這與我們前面提到的60年出生人口隨着歷次人口普查逐次增加的現象是類似的。64年19歲的男性，82年的存活率幾乎是100％。這些現象顯然是不可能的。那麼，十八年後這麼多條好漢是怎麼冒出來的？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了解為什麼64年普查人口被低估的關鍵。

      上述男性的超高存活率很可能與流動人口有關。大饑荒造成不少災區農民逃荒，常年在外，甚至永久移民。64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年居住地”登記的。這些居無定所的群體很可能被漏報了。64年19歲至24歲的人在60和61年大約15至21歲，這個年齡的男性即有獨立能力又無家庭拖累，饑荒期間外出謀生的可能最大，被普查漏掉的應該最多。這些人在64年以後逐漸回到正常社會，在82年的人口普查中重新露面。這應該是82年普查中這個年齡段的男性存活率超高的原因。

      上述女嬰的超高存活率可能有兩個的原因，一是逃荒移民攜帶和在外地所生的子女往往沒有戶口，二是饑荒期間許多嬰幼兒被他人領養。在這兩種情況下，這些嬰幼兒經常沒有正式登記，不算常駐人口，而在64年普查時被漏報。60－62年出生的嬰兒正遇上糧食最缺乏的時候，被領養的機會較大，又因為重男輕女，女嬰被送人多於男嬰。82年人口普查時，這些人已經回到正常社會，重新被記入人口統計。所以這一年齡組的女性存活率出現超過100%的最高值。

      如果我們的以上解釋是正確的，則這種逃荒移民造成的漏報現象絕不可能僅限於以上兩個年齡組，只是由於我們剛剛提到的原因，這兩個組的漏報現象容易暴露而已。我們目前沒有60－64年全國流動人口的準確數字，但是可以從一些間接的資料來推測其規模。根據中國民政部出版的《中國災情報告》（見http://210.72.100.6/aspx/grid.aspx?D1=901），正常年景的55年有流動人口52萬，主要是逃荒要飯的。64年普查時由饑荒造成的流動人口有173萬。61年被送人或賣掉的子女人數為67萬。當時流動人口的去向主要是北方人口密度低的省區。按照政府公布的數字（見Banister《中國變化中的人口》302－303頁表9－2)，1957－64年內蒙古人口淨增313萬，年增長率4.5%，吉林省淨增312萬，年增長率3.4%,黑龍江淨增527萬，年增長率4.7%,新疆淨增163萬，年增長率3.9%。這些地區明顯接收了移民。

      這種移民漏報現象不會僅出現於64年，在60－63年都可能出現，但是60和61年的規模應該不大。逃荒人口被漏報的時間應該比他們離家出走稍晚一些，中間有一個滯後期。他們的原籍戶口一般不會在離家出走的時候馬上被取消，因為他們當時不可能有長期打算，明確宣布放棄原籍戶口，事實上很多人不久又回到原籍。只要那些在外地找到安身立命之處，離開原籍較長時間之後，當地政府才會把他們正式除名。在確定永久遷居之後，很多人會返回原籍接走親屬，這些家屬的原籍戶口可能會被立即消除，但這種情況一般也要在最初逃荒者離家一段時間以後才會發生。照此分析，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在第四列的62－64年間連續出現顯著的數率差。由於大量逃荒者從戶籍系統中消失，人口總數暫時性地“減少”，從而使得按照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高於公布的人口數。

      表上第四列顯示，62－63年期間的數率差逐年增加，這並非意味着逃荒人口逐年增加，而是滯後效應的結果。特別顯眼的是，數率差在64年達到585萬的最高值。這是因為在64年人口普查過程中，政府各級管理部門必須對戶籍進行清理，很多離家出走一段時間而仍然保留原籍的人，在清理中被除名。所以這一年裡暫時消失的人口最多，造成了數率差的高峰。而在普查之後，保留原籍的移民剩下的不多了，也就不再出現人口暫時消失的現象了。因此，64年以後的數率差突然下降，回復到57年以前可以用統計誤差來解釋的狀況。

      按照這個說法，不僅62－64年的數率差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還可以解釋64－83年數率差的變化。64年以後國民經濟得到恢復，逃荒移民在新的居住地開始了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等，戶口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隨着被漏報的人口逐漸回到統計系統之內，這些“復活者”在不增加出生率的情況下使人口總數增加。所以，在68－79的12年裡，表上第四列的數率差連續出現負數，表示按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低於公布人口數。同時，按照歷年增長率算出的人口總數與公布的人口數差距縮小，即第五列高出第一列的部分逐漸減少，使得第六列的絕對數值降低到計算誤差所允許的範圍，在83年幾乎為零。

      在這個期間，其他因素也會影響數率差的變化。比如，70和71兩年第四列上的數率差出現了較大的負數。此前不久，中國發生了上山下鄉、幹部下放和戰備疏散等大規模人口流動。有些人不願失去城市戶口，所以很可能出現一人兩戶的現象，使得總人口虛增。這可能是70和71兩年出現較大數率差的原因。

      總之，61年以後數率差的明顯和有規律的變化是可以用逃荒移民等因素合理說明的。除去這些因素以外的數率差剩餘部分，基本上屬於正常的統計誤差。下面我們將探討61年以前表上第四列所顯示的數率差。

5. 61年以前的數率差：

      我們從表上第四列看到，在1950－1961年之間，57年以前的數率差很小，可以用統計誤差來解釋。需要探討的是在57－61年這段時間，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如果這段時期的增長率大體正確，《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就是錯的，包括60和61年人口減少1348萬的結論。這樣的錯誤很難用計算誤差來解釋。反過來也同樣，如果總人口數正確，增長率就錯了，而且錯得很有規律，也難以用誤差來解釋。

      57－61年這段時間的數率差很難用我們前面討論的逃荒移民現象來解釋。首先是數量太大。60和61年的數率差之和與62－64年基本相等，如果都是逃荒移民造成的，則這些人的總數要高達2584萬，不太可能。其次是時間不對。雖然逃荒現象在60和61年已經出現，逃荒者的原籍戶口不會馬上取消，而應該如我們前面說的，有一個滯後期。第三，第四列的數字表明57－59三年的數率差總數與60－61兩年接近，正負值相反，大致相互抵消，似乎二者之間存在着某種聯繫。第四，從表上的第六列我們可以看到，61年底《年鑑》公布的總人口數和按照歷年增長率計算的人口數相等。這似乎表明，在此之前的數率差與在此之後由於逃荒移民造成的數率差之間沒有顯著的關係，很可能出於不同的原因。

      那麼，57－61年這段時期的數率差是什麼原因呢？很難找到一個自發的原因。也許有人會說，57－59年不少農民進城做工，可能保留兩地戶口，造成人口數虛增，60和61年他們回鄉務農，城市戶口沒有了，造成人口數減少。這個說法很難成立。農民進城時心甘情願，不會貪戀原籍戶口。後來由城鎮返鄉的人口不到兩千萬，而60和61年的數率差高達一千三百萬，如果是後者來源於前者，大多數返鄉者必須都有雙重戶口，這是很不現實的。除此之外，我們似乎找不到更合理的說法。而57－59年的數率差一致為負，60和61年正的數率差規模驚人，不可能是隨機出現的誤差。因此，無法迴避一個可能是，有人對數據做了修改。

      對這個可能性的懷疑從《年鑑》公布之日起就存在。西方學者認為，一千萬整數出現的概率很小，因而有被人修改的嫌疑。如果數據被改動了，他們認為肯定是中國政府壓縮數字。國內的右翼人士普遍贊同這種說法。新的人口普查結果出來以後，左派人士認為一千萬被高估了，但鮮有造假之說。

      這個爭論其實不難解決，只要把當年各省人口數字公布出來就行了，人們可以驗證這些數字的真實性和一千萬的數字是否與之相符。可是我們迄今沒有看到這些資料。可能性有兩種，一是政府不願意公布，這很令人費解，一千萬的數字已經公開了，各省數字保密有什麼用呢？為了省領導的面子？他們大多死了，活着的也沒有影響力。可能各省的人口數據與一千萬不符，所以不能公布。第二個可能性是政府沒有原始數據。這也不合常理，為什麼要銷毀數據？難道有人改動了數據，要消滅證據？因此，兩種假設都讓人懷疑一千萬數字有人為製造的可能。

      如果數據被改動，只能是普查領導而非專業人員所為。專業人員沒有動機也沒有能力這樣做，只有領導可能有這種動機，也有能力。但是，他們缺乏專業知識，不了解兩組數字多大的誤差是合理的，所以才會出現如此明顯的矛盾。可見，改動數據沒有得到專業人員的充分配合，否則他們會減少矛盾到可以允許的程度。那麼，為什麼迄今沒有人來揭露呢？知情者可能很少，普查結果20年後才發表，專業人員可能也不知情。即使知情者發現了問題，當時的政治風向也不利於揭露真相。文革後多數人痛恨大躍進，說出反面意見需要很大的勇氣和覺悟。

      我們現在來分析被改動的是人口總數還是增長率。首先讓我們考慮增長率造假。在這種情況下，造假者的目的是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但這種改法不太合理，因為人口減少數更引人注目，放着一千萬的數字不改而只改增長率，並不能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另外，假如有人要提高60和61年的增長率，沒有必要改動其他年份的增長率，57－59年總人口數與增長率不應該出現顯著的誤差。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不是這樣，這三年的數率差之和為1133萬。所以，有人改動人口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假設很難成立。

      我們再來分析另一個假設，即60和61年的人口減少是人為改動的結果。要使這兩年人口數出現驟減的現象，需要大大提高59年底的人口數。但是這樣一改，會造成59年人口的驟然增長，而該年已經進入困難時期，人口不可能增長太多。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必須順勢提高58年底的人口總數。同樣，為了不使58年的人口增加太多，57年底的人口總數也得提高。這樣一來，60和61年的人口額外減少的數量就得分攤到57－59年的人口增量上，使這三年公布的人口數明顯高於按增長率算出的結果。我們看到的正是這種現象，60年以前的三年，數率差分別為負的366萬、226萬和541萬，與60和61年需要減少的1348萬大體相當。因此，人口總數被改動的假設與我們所觀察到的現象十分吻合。如果真是如此，60和61年的人口減少是用移山填海的辦法，把這兩年的部分人口數挪到前三年來實現的。

      毋庸置疑，以上的結論儘管與數據相符，仍然令人難以相信。人們肯定會問：中國政府官員為什麼要人為減少60和61年的人口數？為什麼要恰恰減少一千萬和348萬？下面我們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6. 一千萬的來歷：

      如果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人為製造的，我們需要解釋這個數字是怎麼來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問，64年人口普查的負責人是誰，沒有直接領導的支持，改動人口數字是不可能的。我們知道，普查領導小組的組長是楊尚昆。巧合的是，他的確有理由選擇一千萬這個數字。根據網上廣泛傳播的原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的文章，他在1962年曾經到北京當面向楊尚昆匯報，說四川省人口在1957年至1960年之間減少了一千萬。楊尚昆問他這個數字是怎麼得到的，廖伯康說：“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注釋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兩數相減正好約為一千萬”。事實上，廖伯康的說法不符合事實，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問題。與我們的問題相關的是，楊尚昆顯然完全相信了廖的說法。廖伯康在文章里寫道：‘尚昆同志聽到這裡，一拍大腿說：“就是你這個數字”！’既然楊尚昆相信四川省人口減少一千萬，他自然相信全國人口減少一千萬,而不相信政府部門統計的數據。這在他與廖伯康的談話中明顯流露出來，即擔心地方政府瞞報死亡數字。

      同時，根據廖伯康的文章介紹，他還告訴楊尚昆，1961年僅四川陪陵一個地區就餓死了二百萬人。如果一個地區就如此，四川省肯定更多，全國餓死人的程度不會比60年相差太遠，人口減少數肯定大大超過兩百萬。

      所以，楊尚昆有可能期望在普查中得到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和61年人口減少兩百萬以上的數據，因為這正是他所相信的“事實”，是應該展示出來的。

      現在，我們再設想一下與以上分析相反的結果，即一千萬數字不是人為製造的。如果如此，首先，真實的人口減少數的確是整整一千萬，這是一個巧合。其次，這個巧合的整數又恰好非常接近廖伯康告訴楊尚昆的四川人口減少數，這又是一個難得的巧合。第三，統計數字出現巨大而又很有規律的誤差，還是出奇的巧合。三個很小的可能性同時出現，這樣的概率可以說微乎其微。所以這是一個可信度很低的假設。按照我們數據被改動的說法，這三個現象都可以解釋，沒有一個是巧合。所以，兩種可能性當中，一千萬人為製造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合理得多。

      在此我沒有譴責楊尚昆數據造假的意思。我認為，他相信改動以後的數字才能反映真實情況，因為政府的統計數字本身是錯誤的，大大壓低了死亡人數。這種對一種錯誤傾向矯枉過正的現象是可以理解的。我相信他絕沒有想要造假，誣衊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的意思。即使如此，他的做法顯然打破了常規，讓人難以理解。所以，要得到我們的結論，還需要對幾個疑難問題作出回答。

7.可能性分析：

      首先，假如楊尚昆確實修改了統計數字，他可能沒有意識到修改後的數率差如此明顯，至少沒有意識到它的嚴重性，否則他會把4.57‰的人口負增長率改為14.9‰。這個假設可以得到證實。根據網上的材料，楊尚昆在1996－1997年間曾向周圍工作人員談到64年的人口普查，他說：“在普查中發現，1960年底全國人口為6.6207億人，比1959年底減少約1000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57‰”。由此可見，他很可能不清楚人口減少一千萬與增長率－4.57‰之間的矛盾，至少沒有意識到這個矛盾對數據可靠性提出的挑戰。這與我們分析的結論是吻合的。

      其次，為什麼楊尚昆不直接向中央匯報廖伯康報告的情況，而要採取改動數字的非正常手段？可能他認為這不會引起中央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否則他應該不至於捨近求遠。這一點也可以從他以上的談話中得到證實。他說：“人口普查各項數據匯總後，我們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淡淡一笑說，我從來不相信你們的那些統計數字”。從楊尚昆這段陳述里，看不出他當時感到特別的沮喪，似乎有點意料之中的意思。既然毛澤東連人口普查的結果都不相信，當然更不會相信廖伯康那根據不足的驚人之論了。如果楊尚昆對此預料在先，自然有可能放棄直接匯報，而是挺而走險採用更有“說服力”的辦法。

      第三個問題是，楊尚昆採取的非常手段對他自己具有相當大的風險，也可以說打破了常規。這與他的為人是否相符呢？我們無法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發現楊尚昆在此之前做過風險更大更加違反常規的事，也就間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這樣的事確實存在，就是導致楊尚昆文革中幾乎最早挨整的竊聽器事件。此事廣為人知，我們無須詳細描述。根據文革以後為楊尚昆辯護的文章介紹，1961年毛澤東無意中發現自己乘坐的火車車箱裡隱藏着錄音機，非常生氣，認為有人對他搞竊聽活動。其實，楊尚昆等人安排錄音機的目的是要全面記錄毛的指示，是經過中央討論的。只是因為有些領導人對錄音機不習慣，工作人員就把錄音機放在看不見的地方，又“無意中”沒有把錄音的事告訴毛澤東本人。

      這種說法明顯違反事實。沒有人願意別人在他不知道的情況下記錄他的非正式談話。毛澤東在1959年已經明確批評有人沒獲得他的允許就私下錄音，儘管是會議上的談話，相關人士還作了正式檢討。在沒有通知對方的情況下偷錄他人講話，而且涉及非正式場合，長期如此，當然是竊聽。在西方即使警察對老百姓搞竊聽都算違法，更何況在中國對最高領導人這樣搞了。竊聽和錄音時把錄音機藏起來完全是兩碼事。以楊尚昆的才智連這點都分不清是不可能的。既然要搞竊聽，當然不可能100%出於善意。這件事一旦被追究起來，楊尚昆很難給自己找到辯解的理由。相比之下，改動人口數字更容易解釋。他可以拿出廖伯康的匯報，證明自己相信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是有根據的，改動數字的原因是為了真實地反映現實，糾正下面官員掩蓋餓死人真相的錯誤。因此，改動人口數字的風險要低於安放竊聽器，既然他勇於承擔後者，當然也不會被前者嚇倒。而且，竊聽器事件61年被發現，毛澤東發了一陣脾氣以後，並沒有對楊尚昆嚴厲處罰。所以，楊尚昆承擔風險的勇氣在64年只會增加不會減少，改動人口數字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個問題是，楊尚昆雖然是普查領導小組組長，未必能夠一手遮天，改動人口數字這樣的大動作很難瞞住副組長們，如果他們不同意，楊尚昆想干也幹不成。所以，如果數字確實被修改了，副組長們有可能參與，至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如果這種可能性很小，我們的結論就很難成立，所以我們要考慮副組長們的政治態度。普查領導小組副組長是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和國務院副秘書長周榮鑫。如果他們參與了數字修改，肯定會贊同60年人口減少一千萬的觀點。因此，他們肯定對黨內的左傾路線十分反感，在以後的政治風波中，必然會站在黨內右翼一方，很可能會受到左傾路線的打擊迫害。歷史證明，事實與此完全相符。

      徐子榮正是當年中央派到河南信陽專區調查餓死人事件的領隊，他又是河南人，對此事件的印象極其深刻。後來，他又恰巧被捲入楊尚昆的竊聽器事件，文革初期被捕，關押在他自己規劃設計的秦城監獄，67年在獄中含冤去世。根據他的秘書邢俊生2007年寫的紀念文章，徐子榮在獄中“絕食抗爭”。周榮鑫在文革中也很出名，因為江青在公開講話中說他是西城區糾察隊(聯動)的後台。1975鄧小平復出整頓時，身為教育部長的周榮鑫與文革派水火不容。批鄧後周榮鑫下台，1976年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不久不幸去世。所以，他們兩人不會真心贊成大躍進，很可能相信人口減少一千萬，完全有可能支持對人口數字的改動。

      從普查領導小組成員的政治立場來看，他們不可能故意掩蓋餓死人的現象，不會把60年人口減少的數字壓縮為一千萬，也不可能人為地提高增長率來掩蓋人口劇減的事實。這個結論支持我們前面分析的結果。

      改動人口普查結果這件事並不證明楊尚昆等人要篡黨奪取，只說明在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之前，共產黨高層之間已經失去互信，各個集團之間的縱橫捭闔已經開始了。我們在這裡不是要討論誰對誰錯的問題。即使同樣為了中國人民的利益，只要人們接受的信息不同，得出的結論不同，自然會有鬥爭。我們這裡要說的是，楊尚昆等人當時可能已經參與了這些鬥爭，而且勇於擔當個人風險，打破常規。所以，修改人口數字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本文以上的分析合理，《年鑑》公布的人口增長率是比較可靠的，由此計算的歷年人口總數，即表上第五列，比《年鑑》公布的人口數更接近現實。根據《年鑑》公布的死亡率，1959－1961三年的平均死亡率為1.8%，大致相當於1950－1952三年過渡時期的水平。建國後死亡率最高的1960年(大約2.5%)相當於建國前富裕省份和平時期“黃金十年”的最好情況。

金小丁 

201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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