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屯政策

张又普

小学五、六年级时特别爱看小说，其中有很多书都是描述抗日战争的，记得里面常常提到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华北一带大搞“并屯政策”，弄得游击队十分头疼。1960年代美越战争，中国支持越南，那时"人民日报"常常报道说，美军在越南也实行了类似的“并屯政策”，搞得越南游击队十分困难。

一群人聚集生活的地方，关内多称之为村子，南方有称之为寨子，东北则称之为屯子。所谓“并屯”，指的是把一些小屯子里的人全都迁居到大屯子去，再把小屯子荒废掉的做法。以前我对“并屯政策”一词并没有太留意，然而前几年，在芝加哥认识了一位来自吉林省的朋友，名叫王长锁，年长我很多岁，他告诉我说，著名的“并屯政策”就是他的祖父最先提出来的。此语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要求他详细讲述，才知道了“并屯政策”的来龙去脉，并做了笔录。经修改及讲述者本人同意，全文发表在此。尊重讲述者的私隐，本文中的人名采用虚构，但故事情节则未做变动，皆为实录。

今日东北地区的主要人口大多来自于过去二、三百年间从山东、河北一带迁徙的移民。200年前，有一位王姓家族从山东移民到吉林，经四代人的努力奋斗，终于打造了一份可观的家业，有房子、有地、有长工，成了吉林一带的一位地主。王家还开办了一所小学，造福当地百姓，王家老太爷考取过满清举人，又学识贯通中西，遂出任小学校长。这位王校长就是我的朋友王长锁的祖父。三十年代时，王校长由于好善乐施，在当地是被百姓广为称颂的“善人”。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皇帝的统治往往只能达至州府、县衙，统治不了乡村。正所谓“山高皇帝远”，实际统治乡村的人大都是村里的望族首领。王校长德高望重，受到当地人的拥护，自然就是村里的实际首领了。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能实际有效地统治乡村的政权，那就是1949年以后的事，这又是另外的话题了。

东北这个地方，数百年来就是治安不靖，匪盗四起。土匪们内部之间帮派林立，互相火拼，对外的公开口号却差不多，都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一类。他们一边打家劫舍，一边又与官府、富豪之间保持着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王校长家就曾多次被土匪光顾，那些蒙面土匪总是对王校长说：“王校长您是好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来仅仅是为弟兄们弄点花销。王校长您只要肯关照、乖巧点，我们就不伤害您和您的家人"。一听熟悉的声音，王校长就知道是哪路惯匪，但仍佯装糊涂，拿出不少粮食来，让土匪们带走。大家你不害我、我不报官，两下里“和平共处”。其实，土匪也是人，也要生活，他们通常的盘据点就是穷乡僻野的那些小屯子，有的土匪本身就是小屯子的贫穷村民。每每土匪相扰，百姓大都忍气吞声，因为即使报官，鞭长莫及，官军根本就管不了偏远的地方。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东北军不放一枪，落荒而逃，却留下东北三千万人民走投无路，束手待毙。百姓养活军队，保家卫民本是军队的职责，这是常理。然而东北军连日本人的影子都不敢触碰，便望风披靡，撤回关内，事后张少帅还成了“抗日英雄”，那么那些滞留家乡、失去保护、最后都做了满洲国顺民的百姓算什么？敢说他们是汉奸、卖国贼吗？其实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说，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照样还得耕田、种地、养家糊口，照样还得给官府纳税、上贡，谁当皇帝都一个样。为自保、为求生计，东北百姓普遍表示屈从，各个屯子都奉命成立了维持会，但事实是，各村维持会长还都是原先的村落族长，只是改换了称谓而已，王校长自然也成了本村的维持会长，对日本统治者以曲意迎合之表，行虚与委蛇之实，以维护本村安全和利益。

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希望自己的辖区战火纷飞，都希望自己统治的人民安居乐业，多多生产，多多纳税。日本人也是一样，他们统治东北14年，东北没有战乱，经济发展很快，铁路、公路、水坝、炼钢厂、煤矿等，各项建设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一度在东亚名列前茅。东北的总人口也从1931年的3,000万人，增加到了1945年的4,500万人。对此最感不安的是苏联。张作霖统治东北时，国势衰弱，对苏联没有威胁。然而日本人统治东北后，屡屡犯境，使正在面对德国法西斯的苏联倍感远东地区后方危机。那时国共两党在东北都没有任何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因此苏联人便出钱、出枪、出军事顾问，支持“义勇军”以及后来的“抗日联军”来反抗日本占领，希冀拖住并削弱日本军事力量，维护后方安全。各地义勇军包括部分东北军游兵散勇、包括杨靖宇等共产党人组织的抗日武装，无法否认的是，更包括盘踞在穷乡僻野的、人数甚众的那些土匪。历史文献记载，义勇军实际上是听命于苏联的指挥，这可以从义勇军失利后全部退入苏联并改编为国际红军一事得到印证，也可以从杨靖宇、崔庸健等中、朝共产党人后来全部加入了苏共一事得到印证。

义勇军的主力部队基地大都在深山老林，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往往保存实力，轻易不出，与日军的有限次交战主要是反抗围剿。而盘踞在星罗棋布的小屯子、打起义勇军旗号的土匪们，拿了苏联人的钱和枪，不仅继续干着打家劫舍的营生，而且为了苏联银饷，还会就近地偷袭日军哨兵或日本移民，这就“惹火烧身”了。土匪一旦杀了一名日本人，日本军队绝不姑息，每每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土匪的大本营，即那些偏僻的小屯子。土匪们在躲入小屯子后，转眼间都变成了普通村民，在根本分不清谁是土匪、谁是村民的时候，日本人的手段就是残忍地把整个小屯子的人都杀光。这种屠杀对社会影响极坏、震动极大，于是就有众多地方乡绅联名为民请愿，向日本人提出抗议和交涉，当时王校长就是抗议者中的一员。

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面对王校长这样一些在民间德高望重的地方乡绅，日本人是不想过于开罪的，日本人对王校长说：“我们并不愿意血洗小屯子，是土匪先杀了日本人，又拿老百姓当挡箭牌，所以可以说是这些土匪血洗了小屯子，很遗憾，我们是不得已而为之”。又说：“你向我们提抗议没有用，你最好提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方能避免屠杀”。王校长回答：“可以，我们来提方案"。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并屯政策”的最初来由。

王校长代表众多乡绅指出，土匪的生存基地就是那些小屯子，他们是那些小屯子的实际统治者，所以，应该由政府出资，把那些小屯子的人搬迁到附近的大屯子去，让土匪们失去生存的基地。大屯子人多势众，还有警察和驻军，根本就没有土匪活动的空间。这样一来才能釜底抽薪地让土匪溃散，维护村民的安定生活。

日本人采纳并实行了“并屯政策”，这一政策受到了众多小屯子村民的欢迎，因为他们都希望自己能生活在安稳的环境里，都不希望在土匪的枪口下面被威逼。很短时间内，众多的小屯子荒废掉了，土匪们无处生存，被迫逃进深山老林。为此，生活在小屯子里的村民得到了挽救，避免了为土匪所累而惨遭日军屠杀。根据历史资料粗略估计，因“并屯政策”而保全生命的东北民众应有数十万之众。

1949年，年老体衰的王校长随子女移居台湾，留在老家的不动产都托付给一位侄子管理。土改运动时，他的侄子被划成分，定为地主，遭到镇压。1971年，王校长寿终正寝于台北市。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王校长的孙辈们有不少人去留学美国，并后来定居美国，王长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芝加哥北郊地区买了房子，后来与我有缘相识。

“并屯政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考虑，会有不同的评论。前几年吉林某地方政府编写县誌，将早已过世多年的王校长“定性”为“大汉奸”，缘由是他提出来过“并屯政策”。为此，我的朋友王长锁，即王校长的孙子很郁闷：东北的军队没有向日本人放一枪，就把东三省的土地拱手相让，将东北父老乡亲置于日本铁蹄之下，请问这又应该如何“定性”？一位挺身而出、与敌周旋，拯救了数十万东北民众生命的普通乡绅成了汉奸，而臭名昭著的不抵抗将军反倒被捧为“抗日英雄”，天理何在？目前王校长的近百位子孙后代分别生活在大陆、台湾、美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等地，全都是家庭和美、身体健康、事业有成，过着安定、宽裕、幸福的生活，甚至从未曾听闻有过什么大小灾难。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苍天有眼吧？

后记：我们大家都是生长在大陆，从小接受同样的教育，观点自然容易一致。我离开中国三十多年，接触了许多来自台湾港澳的同胞，发现两岸分治六十余载，文化差异越来越大。王长锁先生少年时代随父母移居台湾，六十年代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后定居美国芝加哥，同样的事情，他的观点往往与我们大相径庭。反复思考了好久的时间，我决定把他讲的故事和他的观点如实地写出来，虽然他的观点可能引起各种争议，但是应该留下记录，为“并屯政策”的起源留下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供后人研究使用，也算作是两岸文化的一种冲突和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