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本文原名《中華萬民烏托邦》，是一種烏托邦構想，建制主張包括採用一國兩制聯邦共和體制統一中華民族。在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四個地區之上建立聯邦政府。大陸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台灣、香港、和澳門各自實行現行的自由民主式資本主義。聯邦憲法可以通過和平協商和談判產生，聯邦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掌管軍事和外交，處理國家對外主權。四個地方自治政府可以立法採用不同的政治體制，但無權擅自宣布脫離聯邦體制而獨立。聯邦名稱為中華合眾國或中華萬民共和國。

一．人民和萬民

人民這個詞在中國古代主要指家庭奴隸或在封建諸侯領土上耕作的農奴。

《周禮·地官》：“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注曰：“成，平也。會者平物賈而來，主成其平也。人民，奴婢也。珍異，四時食物。”

 上文中質人是指在市場上給買賣雙方立貿易契約的公證人或經紀人，人民指的就是可以在市場上被交易的家庭奴隸。

《詩·大雅·抑》：“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孟子·盡心章句下》：“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

 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稱中的人民二字在資本主義時代對應的含義應是無產階級，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社會分別指奴隸和農奴，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體制下作為領導階級而存在，本義就是勞苦大眾當家做主人的意思。

 相比之下古希臘和古羅馬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奴隸主，也就是城邦中的市民，在現代國家一般也稱之為公民。

 在羅馬帝國法律中，除了有市民法( Ius civilis)，還有萬民法（Ius gentium），萬民法中的民除了包含奴隸外，還指外邦人，即具有羅馬公民權以外的各民族和國家民眾的含義。

 在中國古代，萬民一般指天子統治權力所能及於的所有邦國及其領土上的所有臣民。

《周禮·天官冢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馬列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定義主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或者說生產資本公有制，屬於經濟民主的概念，也稱為社會民主，而與西方國家的政治民主相對應。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所宣稱的特色社會主義，共產黨不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而是三個代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 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 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這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根據官方界定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制度，強調共同富裕，從名稱上來說，似乎叫中華社會民主共和國更為名副其實。

二．邦國基本法

  邦國在中國古代主要是指封建諸侯國，不同於朝廷直轄的郡縣，在本文主要指作為一種聯邦制度下的加盟自治共和國，但既不屬於自上而下的分封，也不屬於自下而上的完整自治個體，它與聯邦是一體互構的概念。

  邦國可以採用不同的政體，如中國大陸可以叫中華社會民主共和國，香港可以叫香港民主共和國，澳門可以叫澳門民主共和國，台灣可以叫中華民國或台灣民主共和國，以此類推。

  邦國基本法可以規定不同的政體，部分擁有對內主權，但不屬於國際體系和國際法層面的國家行為體，沒有對外行使主權和維護國家安全的權力和機制。

  邦國的政治體制，可以有多元化的選擇，包括自由憲政體制，社會民主體制和精英制集權體制等。按照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政體論，不同的政治體制往往會隨着時間歷經敗壞或轉變，如民主制變成僭主制等。所以試圖以一種一蹴而就的理想制度一統天下並達到永久和平的願望往往並不現實，採用一個階段性的多種體制共存的大一統聯邦制度顯然也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嘗試。

三．中華聯邦憲法

  名稱為中華合眾國或中華萬民共和國，其憲制是一個一國兩制或一國多制的聯邦共同體，同時也是一個民族共同體，以與西方民族國家的概念相對譯。

  中華合眾國參與國際體系的建構，屬於國際法意義上的國家行為體，既具有對外主權，也具有對內主權。聯邦憲法既具有源於自下而上的個體還原性權利和權力，也具有不可分割的主體整全性。參與中華聯邦的諸邦國，雖然具有一定的對內自主權，但沒有自行宣布獨立的權利。     

四．諸夏共同體

  華和夏最早皆有其氏族種群的源流，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則變成一種文化共同體概念，所謂諸夏指的就是採用周朝禮儀制度的各諸侯邦國。

   《春秋左傳正義·定公十年》：“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

  按照儒家經典《禮記·禮運》：中國歷史在春秋戰國以前有一個退化論式的演進，也就是從“大道之行”的大同世向“大道既隱”的小康世轉變的過程，由治而亂，由大同至小康再至春秋亂世。自孔子建立托古改制和撥亂反正的理念之後，至儒家思想在漢代的獨尊，完成了歷史從退化論階段向進化論階段的轉變，也就是自戰國末期開始轉向由亂而治，即由衰亂至小康再至大同的進化論式演進歷程。

  孔子的撥亂反正之作主要體現在《春秋》和《周官》兩部著作之中，其中《周官》被認為是《春秋》三世說中由據亂世轉至昇平世的建制憲法。

  所謂春秋三世說是指《春秋》將魯國十二公的歷史分成三個階段，分別採用不同的著史規則。《春秋公羊傳》將其稱為據亂世，昇平世和太平世的立法範式，逐漸由魯國推至諸夏，再進一步推廣到夷狄，由內外有別而最終達到天下大同的理念。

  《春秋公羊傳》成公15年：“《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

  韓愈《原道》：“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五．天民法與世界公民

  所謂天民即天下公民，與其相對應建立的天下公民社會契約稱為天下公民法，簡稱為天民法。

  天民的概念最早見於先秦典籍。

  《莊子·庚桑楚》：“人有脩者，乃今有恆；有恆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

   《孟子．盡心上》：“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以上所引《莊子·庚桑楚》中的“人舍之，天助之。”指的是人的理性自私所舍卻之天助道德性。

   在亞歷山大帝國解體以後所謂希臘化時期的晚期古希臘人的政治哲學語境中，與中國天民思想相類似的訴求就是所謂世界城邦和世界公民的理念。

   在古典希臘時期的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哲學著作之中，個人並非可以獨立自存的元素，城邦才是自足的機體，所以天民一類的概念不是希臘古典政治哲學所能立足的根基。

 當希臘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狄奧根尼（約公元前412—前324）說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一個四海為家者。”這一句話時，他其實表達的是一種對於傳統城邦共同體政治的疏離態度。上述思想與中國先秦道家老莊哲學之間世態度頗有相契之處。對於道家創始人老子來說，世俗社會是道德淪喪的結果，例如《道德經》第三十八章就這樣說道：“故失道而後德，失德面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狄奧根尼對於世俗價值的漠視還淋漓盡致地表現在一則流傳甚廣的軼聞之中，據說有一次亞歷山大問他說：“我已經征服了整個世界，你是否需要我為你做點什麼？” 狄奧根尼的回答是：“我只需要你走開，請你不要擋住我的陽光。”

   與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強調世俗社會城邦共同體的整體利益有所不同，源自犬儒學派的斯多葛學派創始人被稱為來自季蒂昂（Citium）的芝諾（與提出著名芝諾悖論被稱為來自埃利亞（Elea）的芝諾非同一人）在其同名著作《理想國》（The Republic）中給出的是一幅世界大同的圖景，人們生活在普世的自然法之下，受到人類所共同擁有的人類理性的制約，成為這樣一個世界城邦的世界公民。

   一個人更多地是屬於國家共同體還是人類共同體有時也取決於其所從事的事業，以及其所秉持的價值理念。   

   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年12月27日—1895年9月25日），法國著名微生物學家，曾在演講中這樣說道：

   “如果科學無國家，科學家應當有，他的研究對世界的影響，將歸因於他的國家。”（If science has no country, the scientist should have one, and ascribe to it the influence which his works may have in this world. Address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Pasteur Institute (14 Nov 1888). In René Vallery-Radot, The Life of Pasteur, translated by Mrs. R. L. Devonshire (1919), 443.）

    1930年2月16日《紐約時報》則報道了愛因斯坦在巴黎大學演講的一段內容：“如果我的相對論證實了，德國會宣布我是個德國人，而法國會稱我是世界公民。但如果我的理論被證明是錯誤的，法國會強調我是個德國人，而德國會說我是個猶太人。”（If my theory of relativity is proven correct, Germany will claim me as a German and France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Should my theory prove untrue, France will say that I am a German and Germany will declare that I am a Jew. Address at the Sorbonne, Paris, possibly early December 1929, in New York Times 16 February 1930。）

六．人類共同體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中國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發展同各國的外交關係和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開幕式上所作的標題為《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講話，其中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繫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變成現實。”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簡單而言就是要把地球看作一個大家庭。家庭要有家長權威，家長權威在於養育了後代子孫。但是如果沒有家長，兄弟反目會是很經常的事。

  所以中國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法，目前似乎只有一個建構全球道德共同體的倡議，和自己約束自己的外交行為準則，即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質上尚需要有進一步切實可行的全球和平共處的方案出來。

  實際上全球治理至少需要一部天下公民法作為每一國憲法的基礎，從實踐角度來說還應當成立一個天下公民黨，以便在各國發展黨員致力於把天下公民法寫進各國憲法。

  天下公民黨應當是倡導世界主義的先鋒隊，並願意接受和奉獻於推廣世界公民的理念，世界公民雖有自己的祖國，但致力於全球公共理性，反對極端民粹主義和來自任何一個族群的文化義和團思潮及其社會運動，如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