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學日語 |
送交者: 芨芨草 2023年04月17日06:57:5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巴金學日語 陳喜儒
巴金先生生前有個遺憾,就是沒有學會日語,不能用日語直接與日本朋友談心。其實,巴金很早就開始學習日語,但因種種原因,三起三落,沒有學成。 第一次,是在成都,十六七歲。他說:“我兩個叔父在光緒時期留學日本,回國以後常常談起那邊的生活。我對一些新奇的事物也頗感興趣。後來我讀到魯迅、夏丏尊他們翻譯的日本小說,對日本文學發生愛好,又開始自學日文,或者請懂日語的朋友教我認些單字,學幾句普通的會話,時學時輟,連入門也談不上。” 第二次,三十歲,為了學習日語,自費去日本留學。他說:“1934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幾個月,先是在沈從文家裡做客,後來章靳以租了房子辦《文學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門大街十四號去了。我認識曹禺,就是靳以介紹的。曹禺在清華大學做研究生,春假期間他和同學們到日本旅行。他回來在三座門談起日本的一些情況,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興趣。這年七月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同吳朗西、伍禪他們談起,他們主張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裡,認為這樣學習日文比較方便。正好他們過去在東京念書時有一個熟人姓武田,這時在橫濱高等商業學校教中國話,他可能有條件接待我。吳朗西 (不然就是 《小川未明童話集》的譯者張曉天的兄弟張易)便寫了一封信給武田,問他願意不願意在家裡接待一個叫‘黎德瑞’的中國人,還說黎是書店職員,想到日本學習日文。不久回信來了,他歡迎我到他們家做客。”(《巴金全集》20卷61頁,《關於〈神·鬼·人〉》) 1934年十月六日,《文學社》出面為巴金餞行,魯迅茅盾也來歡送。那天魯迅很高興,說了許多日本風土人情,也說到有些中國留學生因為語言不通而鬧的笑話。魯迅對巴金說,到那邊文章也要多寫。巴金問他,聽說先生要去日本休養,為什麼還沒去?魯迅笑道:將來再說吧。談到有些作家被捕,他們心情很沉重,也很憤怒。 巴金去日本留學時,沒用筆名、也沒用原名李堯棠,或字芾甘,而用化名黎德瑞,這是為什麼呢?他說:“我改名換姓,也不過是想免去一些麻煩。早就聽說日本警察厲害,我也作了一點准備。為什麼叫‘德瑞’呢?1934年上半年我和章靳以、陸孝曾住在北平三座門大街十四號時,常常聽見陸孝曾講他回天津家中找伍德瑞辦什麼事。伍德瑞是鐵路上的職工。我去日本要換個名字就想到了‘德瑞’,這個名字很普通,我改姓為‘黎’,因為‘黎’和‘李’日本人讀起來沒有區別,用別的姓,我擔心自己沒有習慣,聽見別人突然一叫,可能忘記答應。我住下來以後,果然一連幾天大清早警察就跑來問我:多少歲?或者哥哥叫什麼名字?我早就想好了,哥哥叫黎德麟。吉慶的字眼!或者結婚沒有?經過幾次這樣的 ‘考試’,我並沒有露出破綻,日本警察也就不常來麻煩了。”(《巴金全集》20卷581頁,關於《長生塔》) 那麼,巴金所說的“麻煩”,是什麼呢?我想,可能有兩點:一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巴金寫了大量譴責、批判、揭露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文章;二是巴金已發表《滅亡》《家》《霧》《雨》《電》等大量作品,在中國文壇如日中天。用筆名巴金去日本留學,必然會引來日本警察、憲兵、特務的騷擾和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者們的注意,既不安全,也無法安心學習日語,所以起個化名,這樣就可以免去一些“麻煩”。 巴金到達橫濱時,武田夫婦帶着兒女,全家打着歡迎“黎德瑞”的小旗來迎接。武田是個老實人,但他信佛,而且很虔誠,每天早晚都要念經,還不時到海邊拋撒供物,在家裡驅鬼、禁食。巴金對他的迷信很反感,說:“開始寫《鬼》的時候,我就下了決心離開武田家搬到東京去。……我本來應當在武田君家裡住上一年半載,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經的聲音,可以說是神和鬼團結起來把我從他家趕了出去的。我原先學習日文的計劃也給神和鬼團結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說明我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武田君曾經懇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這里同神鬼和平共處,我實在不甘心。”(《巴金全集》20卷614頁,關於《神·鬼·人》) 巴金由橫濱搬到東京,住在中華留日基督教青年會(簡稱中華青年會),對這里的生活學習環境比較滿意。他說:“在東京我住在中華青年會宿舍裡面,一個人一間屋,房間不大不小,陳設簡單,房裡有個兩層的大壁櫥,此外還有一張鐵床,一張小小的寫字桌和兩三把椅子。樓上房間不多,另一面還有一間課堂,白天有一位教員講授日語,晚上偶爾有人借地方開會。樓下有一間大禮堂,每個月總在這里舉行兩次演講會。我初來的時期杜宣、吳天他們正在大禮堂內排曹禺的《雷雨》,他們通常在晚上排練,我在房裡聽得見響動。樓下還有食堂,我總是在那裡吃客飯。每天三頓飯後我照例去散步。 “中華青年會會所在東京神田區,附近有許多西文舊書店,可以說我每天要去三次,那一家店有什麼書,我都記熟了,而且我也買了不少的舊書,全放在兩層的大壁櫥里。……買了書回來常常看一個晚上,卻不怎麼熱心學習日語了。不過我還是到樓下辦公室報了名,聽陳文瀾講日語課。我記得是念一本島木健作描寫監獄生活的小說,他的講解還不錯,只是我缺少復習的時間,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還不曾學好日語。回想起來,我實在慚愧得很。”(《巴金全集》20卷617頁) 巴金愛讀書,愛買書,住在神田,如魚得水,但好景不長,1935年四月,偽滿洲國皇帝溥儀到東京訪問,日本警察開始“大掃除”,拘捕可疑的中國人。 四月六日凌晨,在溥儀到達東京的前一天,警察闖入巴金的住處,查抄書信,並將巴金帶到神田警察署審訊。巴金說:“他們在我的答話里抓不到辮子,不久就結束了‘審訊’,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們那裡睡一晚,就把我帶到下面拘留所,從凌晨兩點到下午四點,整整關了十四個小時。”(《巴金全集》20卷619頁) 值得慶幸的是,日本警察沒有發現巴金用的是化名,否則很可能被驅逐出境,押送回國。 這是巴金有生以來第一次被抄家、抓捕、審訊、關押,極大地傷害了他的人格尊嚴和民族自尊心,他不想繼續留在日本,對日語也失去了興趣。恰巧這時吳朗西、伍禪在上海創辦文化生活出版社,讓巴金回去當編輯。巴金本來計劃在日本留學一年半,但只住了十個月,就提前回國。 第三次,巴金已年逾古稀,又開始聽上海人民廣播電台日語講座,學習日語,但因年事已高,體弱多病,著述繁忙而中斷。 巴老雖然一直為沒學會日語而耿耿於懷,但畢竟下過苦功,而且是童子功,到了晚年,還能用日語全文背誦武者小路實篤的《致幼小者》。閱讀能力也很強。1977年八月,井上靖到上海,贈巴老《桃李記》,其中有懷念老舍的文章《壺》。巴金在日記中寫道:九月一日,當夜發燒,咳嗽漸劇,十一點半前睡。睡不着,翻了翻井上《桃李記》,看到《壺》,讀了一遍,感想甚多。九月二日,到機場送中島、井上,與井上談讀過《壺》後感想。另外,我給巴老當翻譯時,看他的表情,回答問題的速度,就知道他能聽懂不少,但說比較困難,主要是不習慣,張不開嘴,所以巴老說,至今“不能用日語直接同日本朋友談心”。 有一次閒聊,巴老問我用什麼日語辭典,我說以前用商務印書館的《日漢辭典》,現在用我母校大連外院編的《新日漢辭典》。這本辭典詞量大,釋義精準,新詞多。巴老說,詞量大、新詞多的辭典才好用。又說:大連這個地方懂日文的人多。六十年代訪日時,給我們當翻譯的劉德有、安淑渠都是大連人…… 巴金不僅是偉大的作家,也是傑出的翻譯家,懂英文、法文、俄文和世界語,也學過德文、意大利文、日文、朝文、越南文,有《巴金譯文全集》十卷,約三百餘萬言,但由於年輕時“失去了學習日語的勁頭”,在他的譯著中,日本文學作品很少,僅在第五卷中收入了石川三四郎的 《春月之死》和 《憶春月》兩篇短文,在第七卷中收入了秋田雨雀的《骷髏的跳舞》《國境之夜》和《首陀羅人的噴泉》三個劇本,而且不是從日文直接翻譯,是從世界語轉譯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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