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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康乾盛世中日貿易中的蘇州
送交者: 西龍 2006年05月03日12:25:1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蘇州徽商與長崎
1、蘇州與日本的經濟、 文化聯繫(註:關於蘇州與海外的經
濟、文化關係,目前的成果:徐吉軍《吳地文化與日本》,載《吳地文
化一萬年》,潘力行、鄒志一主編,中華書局1994年9月版, 頁364 ~
375;黃錫之《歷史上蘇州海外貿易》,載《海交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蘇州是東南一帶傳統上的文明淵藪,雖然明初的一系列政策曾導致
姑蘇閭里蕭條,生計凋敝。但自從成化以後,隨着徽商等各地商人的紛
至沓來(註:關於在蘇州的各地商人的活動,範金民在其新近出版的專
著《明清江南商業的發展》(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8 月版)中有詳盡
的研究。),蘇州日趨繁盛,吳俗奢靡,號稱天下之最。明代中葉以還
,“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註:明王
士性《廣志繹》卷2《兩都》,中華書局1981年12月版,頁33。)。 這
種東南地區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及至清代仍然牢固地保持着。清人金
安清曾說:蘇州銅商與揚州、漢口之鹽商、廣東之洋商以及江蘇的州縣
,“其揮霍大半與河廳相上下”(註:《水窗春囈》卷下,金安清著,
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頁41~42。)。 河廳是指設於清江浦(今江蘇
淮陰)的河政衙門,當時奢侈之風極盛,史稱“南河飛氣”;揚州、漢
口鹽商的生活方式,史稱“揚氣”或鹽商派”(註:參見拙文《兩淮鹽
業與明清揚州城市文化》,《鹽業史研究》1995年第3期; 拙著《明清
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三,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4月版;鄒逸麟、 王振
忠《清代江南三大政與蘇北城鎮的盛衰變遷》,《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
壽辰學術論文集》,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版。); 而銅商與之相
頏頡,足見其可與鹽商、河政之相提並論。
在明清時代,蘇州之“蘇”(亦稱蘇意),本身就是江南時尚的代
名詞。早在明代嘉靖、隆慶、萬曆年間,張翰(1510—1593)就指出:
“四方重吳服而吳益工於服,四方貴吳器而吳益工於器。是吳俗之侈者
愈侈,而四方之觀赴於吳者,又安能挽而之儉也。”(註:《松窗夢語
》卷4《百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頁70頁。)及至清乾
隆年間,社會上流傳着“蘇州樣,廣州匠”的諺語。所謂“蘇州樣”,
是指蘇州手工業產品式樣新穎,深受全國各地人們的喜愛(註:鄧淳:
《嶺南叢述》卷32,頁10,轉引自段本洛、張圻福《蘇州手工業史》,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9月版,頁115。)。“本號向在蘇州”,歷來是
商品貨真價實的商店之代名詞。
江戶時代的日本人,不遺餘力地悉心模仿中國文化。因此,蘇州在
他們的心目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江戶中期的地理學者、長崎人西川
如見(1648—1724)在所著《增補華夷通商考》中,將蘇州所在的“南
京”(即南直隸)稱為“唐士第一の上國也”;對於蘇州,則狀摹為“
城廓民家繁榮の地”(註:《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增補華夷通商考
》,西川如見著,飯島忠夫、西川忠幸校訂,岩波書店1997年3月, 頁
73、75。)。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慶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江戶
後期的歷史學家、儒者賴山陽(1780—1832)西遊長崎,作有《中秋後
一日,楊西亭館,舉觀月會,聞西亭新娶》(註:《賴山陽全書·詩集
》卷11,文政元年,德富豬一郎監修,木崎愛吉、賴成一共編,國書刊
行會1983年10月發行。頁232。)詩曰:“旅館良宵且宴娛, 紅燈綠酒
小姑蘇。對門秋柳籠煙月,憶到雲鬢香霧無。”“小姑蘇”亦即“小蘇
州”。以往常常將一地繁華比作“小蘇州”或“小揚州”,這裡顯然是
形容長崎唐館的繁華,由此亦可折射出蘇州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註:
長崎寄合、丸山兩町的游女“有通華音能崑曲東者”。 (《野語》卷8
,轉引自中村久四郎《唐音考》第2回,載《史學雜誌》第28篇第12 號
,1917年12月)日人武元質《瓊浦竹枝詞》有詩曰:“十三入館學吳聲
,清客多情苦教成,婉轉歌喉桃萼綻,鮮花一朵可憐生。”原注曰:“
一朵鮮花,姑蘇新曲。”(《詩集日本漢詩》第15卷,汲古書院1989年
12月,而324)“一朵鮮花”, 當指輯於乾隆中葉的《綴白裘》打花鼓
小戲中的“一朵鮮花”,日本人據此演繹成和式的“唐人踴”(唐土俗
謠“九連環”),參見淺井忠夫《唐人唄ょ看看踴(附田邊尚雄述〈九
連環之曲ょ看看踴〉)》,載東亞研究講座第54輯,東亞研究會1993年
12月發行,東京國立音樂大學圖書館藏書。參見青木正兒《本邦に傳入
らわ る支那の俗謠》,載《青木正兒全集》第二卷,頁253~265。)。
當時,虎邱山塘有嘉惠局,管日本銅務。關於蘇州的對日銅務,清
代中葉翁廣平(1760—1843)在《吾妻鏡補》中也記載道:“自康熙六
十年間,定例於蘇州立官、民兩局。其領帑銀以采銅者,曰‘官局’;
其以己財、貨物易銅而轉售賣蘇局以資鼓鑄者,曰‘民局’。各造四大
船,每船約容萬斛,於嘉興乍浦所開船,每船辦銅千箱。……(註:轉
引自馮佐哲、王曉秋《從〈吾妻鏡補〉談到清代中日貿易》,原文載《
文史》第15輯,收入馮佐哲著《清代政治與中外關係》,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98年5月版,頁110。另,金安清《東倭考》亦曰:“一曰官局
,二曰民局,皆歸蘇州府及總捕同知管轄。”(轉引自同書,頁115 )
另據松浦章《清代前期の浙江海關ら海上貿易》表1“浙江海關、 乍浦
搬入貨物表”,從中可見,日本的東洋銅、洋貨等,都是從乍浦經蘇州
轉往各地的。)”當時,許多從事中日貿易的商人都定居於蘇州,故而
有“蘇州銅局商人”的慣呼(註:道光《廈門志》卷八《番市略》。)
,而蘇州亦遂與日本產生了廣泛而密切的聯繫。享保元年(1716年,康
熙十五年)撰成的《崎陽群談》(註:中田易直、中村質校訂,日本史
料選書,近藤出版社1974年12月刊。)卷8 有“中華十五省府縣等之大
概”,其中的“南京”(按:指明代的南直隸,清代的江南省)條下列
有蘇州的物產:“小間物道具(引者按:“小間物”指婦女用的化妝品
小百貨)花細 綾機 木棉 錦 閃段 織物類 藥 種 櫛 扇子
針”。江戶後期的漢學者大田南畝(1749—1823)在所撰隨筆《一話一
言》卷21“茶膏”條中記述:“長崎より茶膏た贈る箱の中に”。“姑
蘇南濠南新蒼底顧蘊玉秘制槿花茶膏工味精奧四遠著名已久,近有棍徒
將麽料混充發賣,今特刻此,庶免士商致誤。”“又香囊の箱の中の紙
には/不二價……”。“不二價”,昔日徽商豎立起的金字招牌,迄今
在皖南的屯溪老街上仍然可以看到,而且,至遲自明代中葉便是蘇州的
商業招幌(註:如蘇州商人吳寬“亦嘗與人貿易,物無二價”。轉引自
上揭坂元晶氏論文,頁80,注(26)。)。另外,這也是長崎貿易中商
人們所慣用的口號。如《明安調方記》中出現的長崎“恆興字號”,就
有“王萬豐/不二價”的字樣(王萬豐當為商人或商號的名字)(註:
《長畸縣史》史料編第四,頁497。)。
自南宋以來,中國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說法,蘇州和杭
州顯然也令亦步亦趨的日本人心嚮往之。《得泰船筆語》中有一段蘇州
人江芸痴(當為徽商,詳下文)與日本儒者野田笛浦(秋岳)的對話:
[芸閣雲]:山水之勝,莫過於日本矣。現在如本處瓊山(引者按:
即長崎)明媚秀麗,在我唐山所罕見。
[秋岳]:瓊山之勝尋常耳,我邦山水,以仙台松島為第一,比之唐
山西湖,未知孰劉孰項也。
[芸閣雲]:可恨可恨,貴邦邦禁森嚴,不能一游其地,(醫煙霞疾)
也。
[秋岳]:西湖之勝,淡妝濃抹,好于晴而奇於雨,髯太守豈欺我哉!
仆曾垂延(涎)於其地,而奈官森嚴,雖欲從之,未由也已。我邦松島
八十八島,而每島一奇,奇一一出意外,若使先生觀之,山增其高,而
水加其深耳。然先生之不能到松島,猶仆之不能到西湖,抑亦二家闕典
也!(註:《文政九年遠州漂着得泰船資料》,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年
3月發行,頁524~525。日本多有“小西糊”之稱, 《鴨東四時雜詞》
第一首“賦鴨東水第四橋景致”就有:“水明山媚夾名區,一帶煙嵐入
畫圖,也是銷金鍋上景,不妨呼作小西糊。”鴨東在京都。“上野為東
京五公園之一,園側有湖廣數十畝,殘冬水涸,土人名曰小西湖。”(
何如璋《使東雜記》,《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0帙,282a)從中可以
看出日本人對西湖的艷羨。)
歆羨之情,溢於言表。在這種情勢下,日本人甚至要求中國商人將
西湖水和蘇州土運來日本,以供他們作畫(註:皆川淇園作詩並序曰:
“偶獲唐山商沈養山舶載來杭州西湖水—小壺於攝僧海音,而以其水作
西湖圖及他書畫數十幅,為之作歌:西藩賢候(大村候)好風流,喜奇
嘗諉海外舟(命譯司神代某令沈載來),斟來三斗西湖水,……請將此
水磨墨汁,寫出二堤煙柳稠。……”見《淇園詩文集》詩一,“近世儒
家文集集成”9.ぺりかん社1986年版,頁405; 參見藤田經世《校刊美
術史料續篇》第4卷,校刊美術史料續篇刊行會1985年9月10日發行,頁
68,藏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參見中村久四朗《近世支那に及ぼしぃ
ゐ勢力影響》第4回.《史學雜誌》第25編第7號,1914年7月。)和燒制
瓷器。《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圖錄》(註:《長崎市立博物館資料圖錄
》iv,工藝編Ⅱ,長崎市立博物館,1995年3月20日發行, 日本國會圖
書館藏書。)中,就列有不少用蘇州土燒制的陶瓷。
表3:用蘇州土燒制的長崎龜山燒
順序 瓷 器 銘 文
第13 龜山燒木下逸雲染付煎茶館 庚寅秋九以唐山蘇州
之土製於長崎龜山逸雲
第26 龜山燒蘇州土梅圖染付 瓶 萬延二年以唐山蘇州
之士崎陽龜山制
第27 龜山燒蘇州土 瓶 以唐山蘇州土龜山制之
第28 龜山燒蘇州土蓋物 以唐山蘇州土龜山造之
第30 龜山燒蘇州土染付花生 以唐山蘇洲[州]土崎陽
龜山作之

“龜山燒”原是十二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前半期日本岡山縣玉島市八
島龜山一帶製造的無釉陶器(註:見新版《角川日本史辭典》,朝尾直
弘編,角川書店1996年11月20日初版發行,頁228。)。 而長崎的“龜
山燒”,顯然有模仿中國陶瓷的痕跡(註:參見《崎陽談叢》“龜山燒
”、“今龜山燒”條,防府史料保存會1963年8月,頁8。江戶時代在從
中國傳到日本的“九連環”曲,經日本人的消化和變異,成為大和式的
歌舞,即“看看踴”,這在龜山燒中也有反映。現存有“唐人踴(龜山
燒,九連環染付中缽)”。染付也就是藍釉花紋的陶瓷器。)。值得注
意的是,這是一再標明是用“唐山蘇州土”燒制,無疑是為了表明瓷器
雖然是在本地燒制,但仍然是“進口組裝”的,從根本上說還是“西來
正脈”(註:大田南畝《一話一言》卷19“渡來天神贊”,“日本隨笑
大成”別卷第三冊,頁141。)!這些, 顯然反映了江戶時代的日本人
對於中國文化,特別是蘇州物品的羨慕。當時,蘇州的桃花塢年畫中,
有着不少來自西洋的影響(註:莫小也《乾隆年間姑蘇版所見西畫之影
響》,載黃時鑒主編《東西交流論譚》,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3 月版
,頁215~219。),這與中日貿易當有着密切的關係;而日本的浮世繪
(特別是長崎浮世繪),更是受到桃花塢年畫的深刻影響(註:如乾隆
三十二、三年(1767、1768年,明和四、五年)一艘乍浦船和一艘定海
船,分別從中國運往日本版畫176卷和15000枚,類似的記載屢見於永積
洋子編《唐船輸入品數量一覽(1637—1833)》。以上兩例,見該書頁
153和155。)。日本師宣所作的《繪本風流絕暢圖》,即模刻新安黃一
明的《風流絕暢圖》。
在清代,蘇州與日本兩地的學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例如,顧
祿(字總之,一字鐵卿)著有《頤素堂詩鈔》六卷附《清嘉錄》十二卷,
道光五年(1825年)付梓,刊成於道光十年(1830年),次年即隨中國
商船傳入日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顧祿遠道上托人帶扇頭題詩及
畫贈予日本學者朝川鼎,並請他為《清嘉錄》題詞。後者積極商洽擘畫,
另一學者安原寬也對全書加以校訂,最終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天保
八年)在日本翻刻了《清嘉錄》(註:《清嘉錄》來新夏“前言”,“
明清筆記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頁5;參見周作人《清
嘉錄》一文,載《知堂書話》上,鍾叔河編,海南出版社1997年7月版,
頁132—138。另,顧祿《酒春秋》一篇,收入江戶時代的《視聽草》九
集之十,頁87。《柳橋詩話》卷下:“清人顧鐵卿寄貽善庵先生詩扇,
曾蒙借觀,背寫牡丹一朵,著色輕鬆,雅致可掬。蓋顧氏臨池繪事之妙,
可並見焉。”並錄其近制詩一首,見頁418—419。其實,早在和刻本《
清嘉錄》刊行之前一年,日本人出版的著作中就已經引用到《清嘉錄》
了。《柳橋詩話》(序於天保七年,1836年, 道光十六年)卷下, 頁
414:“和合神圖,fǎng@①於近世,家家掛壁, 褥祀維虔焉。或
云:顧鐵卿《清嘉錄》所謂和合壽星,即此也。不知然否。”)。今早
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古籍部,就藏有和刻本線裝書《清嘉錄》(江戶下
谷御成道書肆青雲堂英文藏梓)。其書扉頁上右題“方齋安原先生校”,
中題書名“清嘉錄”,左則有一段日文,大意是說:此書記述唐土年中
行事,民情風俗,一一可見,與《清俗紀聞》頗相類似,對於治學和作
詩均頗有助益。此則廣告式的說明,也見於江戶時代的其他出版物上。
《清俗紀聞》成書於寬政年間(相當於清乾隆時代),是記述十八世紀
九十年代前後南中國庶民日常生活和風俗文物的重要史料,深受日本人
的重視。此外將《清嘉錄》與《清俗紀聞》相提並論,足見日本人對吳
趨風土民情的嚮往。對此,日本大窪行(天吉)詩序云:
予讀顧總之先生《清嘉錄》,艷羨吳趨之勝,夢寐神遊,不能忘於
懷也。比先生書近作七首,贈朝川善庵以求序,並征我輩題詞,因和原
韻,並編次錄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夢中囈語,敢步後塵?聊博
齒粲而己!
另外,日人田gǔ@②(稻香)亦作詩曰:“翻得新編閱未休,居
然歲月觀蘇州,……柳風春暖扶桑曉,一枕虧君到虎丘”,表現出對蘇
州的無比艷羨。此外,貞享三年(1686年,清康熙二十五年),日本水
戶藩甚至委託中國商人到蘇州招聘儒者(註:參見徐邦慶《近世中日文
化交流探微——以〈存誠長崎筆談〉為中心》,載《華岡外語學報復刊
號》,1994年5月。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抽印本。)。在大阪, 也出現了
刻意模仿蘇州的景致,詩曰:“夜半烏啼月落後,閒床美睡夢將回。吾
儂不是楓橋客,何厭鐘聲枕底來。”這明顯是用唐詩《楓橋夜泊》的文
意。注云:“寒山寺在福島東北,……蓋用姑蘇城外之寺名者,以有古
鍾也。”另外,日人田中樂美、田中顯美所撰《大阪繁昌詩》(註:該
書脫稿於萬延元年(1860年,清咸豐十年),文訴二年(1862年)增補
。)卷中有詩云:“碧水分流十字中,東西南北四橋通,家家列肆沽煙
管,常喚往來田舍翁。”注曰:“……橋南賣煙管,然竟買者非都人士
,特村漢野主矣已。一肆招牌,有清人程赤城筆(此煙管肆,在橋北)
。”
煙草原產於美洲大陸,當地原住民自古以來作為藥草使用,吸煙是
宗教儀式的一種。慶長年間(1596—1615年,明萬曆後期)傳入日本,
後來又由日本傳到朝鮮和琉球。中國分別從北、南兩路,自朝鮮和琉球
傳入煙草(註:《(縮製版日本風俗史事典》,弘文堂1994年2 月版,
頁399;參見馮佐哲《中日飲食文化交流述論》,原載《中華食苑》第1
輯,收入氏著《清代政治與中外關係》,頁160—161。)。在江戶時代,
吸煙在日本非常盛行。乾隆年間客游日本近二十年的杭州徽商汪鵬(註:
關於汪鵬,松浦章的《乾隆時代の長崎來航中國商人——汪繩武·汪竹
里·程赤城を中心に》和《浙江商人汪鵬ら日本刻〈論語集解義疏〉》
(《關西大學文學部創設七0周年紀念詩輯》,1995年3月,第40卷第14
號),均專文論及;國內唐力行亦有論及,初載《安徽史學》,後見其
所著《商人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徽商與宗族社會的歷史考察》第六章,
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年6月版,頁193—200。 )在所作的《袖海編
》中說:
席地而坐,通國皆然,有及階、及席之風。屋內遍鋪毯踏眠,客至
無拱揖之煩。坐定,主人則以煙盤置客前,聽客自取。盤列火爐、煙盒、
唾壺各一,呼煙為“淡巴菇”,煙筒為“幾世留”,一室中恆列數架,
人各授一。(註: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帙,頁271a。日人
長野《松陰快談》卷4:“今俗人人靡不@③煙,賓客即坐,寒暄未了,
袖間出煙具,噴為雲霧,滿塞一室。或含煙緩吐,以戲兒童,市肆制煙
具,可謂極侈矣。”(“日本詩話叢書”第4卷,頁431)江戶時代的某
些職人(即手工藝人)有たばに休”,即時時的小工休(見縮製版《江
戶學事典》,弘文堂1995年2月版,頁243)。)
《清嘉錄》的作者顧祿,還和褚逢椿合著《煙草錄》(註:《煙草
錄》為《頤素堂叢書》之第四種,見宇賀田為吉著《醫學煙草考》,19
34九年12月隆章閣,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洋學文庫”。),在日本
也相當著名。清道光五年(1825年,日本文政八年),得泰船從浙江乍
浦港出航,駛往日本長崎,途中陡遇風浪,被迫漂流到駿河口遠州榛原
郡下吉田村(今靜岡縣),當地官員駿府知事羽倉外紀(名簡堂)與得
泰船上船主楊啟堂、財副朱柳橋和劉聖孚等人筆談,談話記錄即著名的
《清水筆語》(註:《視聽草》二集之六,頁162。), 其中有如下這
番對話:“水煙筒新制?[簡] 有來已久。[劉] 水煙筒為殺煙毒麼?
[簡] 食水@④清心明目,而無火毒。[劉] 煙草出何州?[簡] 煙草
出於蘭州、廣東二處為佳。[朱] ”這大概說明,煙草雖然來自美洲,
又傳自日本,但當時中國出產的煙草和水煙筒,似乎都比日本出產的要
好,中國人的吸食方式也為日本人所摹仿。於是,我們在諸多日本浮世
繪中,都能看到中國人叼着煙管的形象(註:如tōng@⑤口弘編著
《長崎浮世繪》(味燈書屋1971年6月版) 242 “大清人散步の圖”、
270“老若の唐人”、300“清朝人の圖”等。)。而上述為大阪煙管肆
題寫招牌的程赤城,應當就是一名徽州商人。
2、中日貿易中的蘇州徽商
關於程赤城,松浦章作有《乾隆時代の長崎來航中國商人——汪繩
武·汪竹里·程赤城を中心に》(註:載《咿啞》1978年6月30日。),
本文在其基礎上進一步勾稽史料。
程赤城,經常自署為“吳趨(有時誤為吳超)程赤城”(註:《長
崎名勝圖繪》(饒田西疇文、打橋竹雲圖)卷4.有《(天凡山)和韻》
一詩,作者題作“吳超程赤城”,“吳超”當是吳趨之誤。《長崎名勝
圖繪》為朝倉治彥所編,“日本名所圖會”15,角川書店1983年8 月發
行,頁183。),吳趨是蘇州的吳趨坊,此處代指蘇州。 此人是蘇州銅
商,在江戶時代的日本非常活躍,也大名鼎鼎。不僅大阪有他書寫的匾
額,而且,他還為日本學者長久保赤水等人的著作作序,是個典型的亦
儒亦賈的商人(註:參見周振鶴、鶴間和幸《長久保赤水和他的中國曆
史地圖》,載《歷史地理》第11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版。 )
。在不少日本人眼中,程赤城儼然是個飽讀詩書、見多識廣的大儒。皆
川淇園在《書程赤城畫竹贊及謝角鼎治疾牘後》一文中指出:
阿波大穀子順所藏吳超程赤城書二紙,其一竹贊,……余聞程航海
來者有年,初未能書,居長崎學書,後大進。今觀此卷,真賈舶中之錚
錚者矣。(註:《淇園詩文集》卷7,“近世儒家文集集成”9. づんか
り社1986年版。)
當然,對於程赤城,也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來舶諸人不過是些
商賈,程赤城也不例外。長野què@⑥《松陰快談》(序於文政庚辰,
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卷之二曰:
新井白石經世之才,可比賈太傅、陸宣公,如詩文,特其餘事耳。
著述贍富,皆俚言國字,而識見超卓,考據精博。其豪邁英特,蓋千古
一人耳。豈可與世之齷齪腐儒,同年而談焉哉!西土舶商來長崎者,動
輒欺瞞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長崎譯官問赤城曰:“貴國近日有何
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欖鳥,形狀大小皆似橄欖,因以得名。”
譯人咤以為奇,因屢托赤城舶載。赤城笑曰:“聊相戲耳。”先是,林
珍、何倩、顧長卿共來長崎,時有大高坂芝山者,質以文章,皆曰:“
子之文,韓(愈)、柳(宗元)不能過焉。”是其為侮弄也明矣。大抵
渠黠者蔑視我,以為不學無知,因侮弄以供笑資。邦人不察,扣以詩文,
奉其言以為金科玉條,豈不謬哉?近舶商某生,亦頗黠者也,極口譏物
服諸子之詩。其言妄誕無據,其所作亦拙劣,不足為物服之奴也。邦人
之寡陋者,妄信之,以為是西土之人言,必有據矣,是弗察之甚者。夫
唐宋元明名家論文,猶未免有差謬,明桑悅、祝允明論文,皆肄口橫議,
歷抵韓(愈)、歐(陽修)不遺餘力。聞者但嗤其妄而已。況舶商海賈,
豈可信哉?——西土書生猶且陋劣如此,況商賈哉?(註:“日本詩話
叢書”第4卷,頁385。)
程赤城在享和三年(1803年,清嘉慶八年)曾招他的同鄉胡兆新來
日,從胡、程二人的姓氏及同鄉關係來看,胡兆新當系僑寓蘇州的徽州
人。關於後者,據日人西琴石所著的《長崎古今學藝書畫博覽》載:“
胡兆新,清人,與稼圃同來,亦善書畫。(註:《長崎古今學藝書畫博
覽》,藝苑叢書,明治十三年(1880年)刊,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
所,頁30。關於胡兆新,佐藤成裕《中陵漫錄》卷12,有“清醫胡兆新”
條,見吉川弘文館“日本隨筆大成”第三期,頁271。另.《西遊日簿》
(稀書複製會1926年5月印刷, 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書)中有程赤
誠的對話:“余姓程,名霞生,字赤城,號柏塘,唐山江蘇人也,在此
貿易已歷十六年。”)”稼圃即江大來(字泰交,稼圃是他的號),“
清人,文政五(年)來,一洗書法時習,本幫南宗中興”(註:據長崎
縣教育委員會1989年3月發行的《中國文化ら長崎縣》頁146—147, 江
稼圃於1804年(文化元年,清嘉慶九年)初次來日。)。據《長崎事典》
風俗文化典載,江稼圃是長崎畫派中南宗的開山祖,長崎畫系中有江大
來一系。當時,中國船主經常根據日本人的要求從江南招來各種人才,
而同鄉往往是船主挑中的上選人物(註:根據乾隆晚期李斗《揚州畫舫
錄》的記載,徽商往往從家鄉請來畫家、文人。後者受徽商的資助,並
為他們作畫。例如黃山畫派的代表畫家石濤在揚州居住期間( 1692 —
1702),就有歙縣豐南人吳zhào@⑦吉(字尚中,號晴嵐)和歙縣
岑山渡人程浚(號肅庵)為其經濟後援人。(參見新滕武弘《在日本的
黃山畫派作品及其研究》,載《中國繪畫研究論文集》,《朵雲》編輯
部選編,上海書畫出版社1992年9月版,頁776)這種情形,在當時長崎
的商人中應當也不例外。)。江稼圃與胡兆新同船抵達日本,從其姓氏
來看,此人似乎也應是徽州出身者。對於江稼圃,野田笛浦所著的《得
泰船筆語》中有一段對話曾提及:
[秋岳雲]:“余聞之於崎人,江稼圃本武人,破產不為家,遂經商
於長崎。”
[(朱)柳橋雲]:“非武人也,稼圃家本饒裕,(後)因消乏,於
六旬時,始往長崎經商,然非其宿志也。”(註:《文政九年遠州漂着
得泰船資料》,頁506。)
對於江稼圃的籍貫,《長崎畫史匯傳》(註:《長崎畫史匯傳》,
古賀十二郎著,大正書堂刊,1983年發行。)說:他自己記作是蘇州人,
而《古畫備考》又說他是杭州臨安人。在明清時代,由於“占籍”和“
商籍”情形的存在,徽州商人常常往來於江、浙一帶,所以文獻敘及某
人籍貫時,便經常會出現歧異。如歙縣大阜番氏,既有商籍杭州者,又
有著藉蘇州者(註:《大阜潘氏支譜》(潘志暉、潘承謀編輯,1927年
鉛印本,16冊,藏復旦大學圖書館特藏部)卷首“凡例”:“我家原籍
歙縣,遷居吳郡。譜中於兩省地名,但注某州縣,不注某省,明著籍也。
至先世以業cuó@⑧試杭州商籍,只屬寄籍,遇浙江地名仍系以省。”
參見該書卷4“世系考”各傳文。); 嘉道年間揚州鹽務總商黃至筠,
其籍貫也有甘泉和仁和(甘泉、仁和分別系江蘇揚州府和浙江杭州府的
附郭縣之一)的不同記載(註:關於徽商戶籍的變動,臼井佐知子《徽
商及其網絡》和《徽州汪氏家族的遷徙與商業活動》已有涉及。參見拙
著《明清徽商與淮揚社會變遷》,頁39和頁55注(76)。)。從這一點
上看,江稼圃情形與此頗相類似。另外,《長崎畫史匯傳》曾記載說:
明治五年(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長崎人岡田篁所在上海逗留時想
知道江稼圃是否仍有子孫健在,經查訪找到蘇州人江子山。他與江子山
的對話收在《滬吳日記》明治五年三十二十日條:
昨日傳者云:子山先生即是江大來先生之令孫,敢問果然否?(篁)
大來先生,卻不曉得。敝處本家在吳地,止有一支,合族在安徽歙
縣。意大來先生,是繫於金陵之江姓者,恐昨傳者之誤。(江子山)
江子山認為,“大來先生同出生同姓,則固是一系也。”(註:《
長崎畫史匯傳》其五“來舶諸家”,頁530—531。)雖然他“不曉得”
江稼圃是否是自己家族一支的成員,但既然在蘇州江氏只有一支,而且
是出自徽州歙縣的,而江稼圃又的的確確是蘇州人,所以出自徽州的可
能性應當是很大的(註:江是徽州的一個大姓,江南一帶的江姓,大部
分是從徽州遷出來的。美國學者何炳棣曾經根據自己對徽商的研究以及
胡適的看法指出:“汪氏、鮑氏、程氏和江氏,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有
大部分,無論官方注籍何處,很可能都是來自徽州地區。”見《明清社
會史論》(The Ladder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第六章,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參見拙譯《科舉和社會流動的地域差異》,載《歷史地理》第11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年6月版,頁305。 據日本學者小葉田淳《唐人町
についこ——近世初期の支那人來往歸化の問題》(載日本歷史學會編
集《日本歷史》1947年10、11、12號)一文載,日向(今宮崎縣)都城
唐人町內,正保年間(明清之際)入津的唐人子孫,有濟陽@⑨左衛門
;幕末在住者,則有濟陽八十八、濟陽銀助、濟陽兵藏、濟陽十助、濟
陽休右衛門和濟陽松太。“濟陽”是江氏的郡望,中國人將江改作濟陽
,是為了入鄉隨俗,歸化日本,此乃當時的一般慣例。(關於這一點,
詳見拙文待刊稿《契兄·契弟·契友·契父·契子——圍繞着日本漢文
小說(孫八救人得福)的歷史民俗背景解讀》)徽州江氏,比較著名的
族譜有歙縣的《濟陽江氏族譜》(道光十八年刊本),乾隆年間xuǎ
n@⑩赫一時的揚州鹽務總商江春,就是該族成員。從事長崎貿易是具
有厚利可圖的一項事業,大抵中國物品一成,到日本可以取得五成的價
格;及回舶所載貨物,又可以一成換得二成。“故銅商之豪富,甲於南
中”。(《東倭考》)據馮佐哲、王曉秋的描述,“乾隆五十一年開始
,清政府決定對兼營鹽、銅的商人,每一鹽引免收二錢銀子,用來作為
到日本辦銅的獎勵”(見《從〈吾妻鏡初〉看清代中日貿易,頁110 )
。於是,揚州鹽務總商汪、程二姓,其族人都紛紛涉足辦銅事務。從這
一點上來看,乾隆年間鹽務總商江春,應當也有族人從事該項事務。事
實上,江春與中日貿易應當不無關係。他本人著有《隨月讀書樓時文》
,“隨月讀書樓”是江春在南河下街(徽州鹽商聚居區)所建的書樓,
他的甥孫、乾嘉學派主將——阮元,就是在隨月樓中看到舶載而來的《
七經孟子考文》(日本人山井鼎所作,據徽商汪鵬《袖海編》稱,此書
是他從日本購得,“傳之士林”,後來又收入《四庫全書》)。)。江
稼圃“世舟以為舶來四大家”(另三人為伊孚九、費漢源和張秋谷)之
一(註:《長崎畫史匯傳》其五“來舶諸家”,頁518。), 他的作品
為日本人大量收藏(註:詳見《青灣茗宴圖志(附:書畫展觀錄)》,
4冊, 明治八年(1875年,清光緒元年)鐫,山中篁村堂藏版,早稻田
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書。據新藤武弘的描述:“在日本,京都的住友泉屋
博物館,以及大孤高@(11)市橋本末先生為首的各位收藏家們所藏的明
清繪畫中,有不少是黃山畫派畫家們的優秀作品。日本的中國美術史研
究人員把這些畫家稱之為新安派、安徽派,或者是黃山派畫家,並在藝
術上給予高度的評價。見《中國繪畫研究》頁767。)。
在江戶時代,江稼圃的弟弟江芸閣也相當著名(註:《視聽草》九
集之七,收有《唐館筆語》(戊子九月十日),一位日本人說:“余在
江都(即今東京)聞江芸閣先生之名, 仰慕非一日。”(頁577))。
《長崎古今學藝書畫博覽》頁30載:“江芸閣,清人,詩書家。”江芸
閣,名辛夷,字芸閣,號大楣,蘇州人,從文化到天保初年(相當於清
嘉慶、道光年間)作為船主來長崎。據說,他的繪畫不怎麼樣,但書法
很好,字是學董其昌的。有一幅圖片描摹長崎的“唐人及其書畫清譚會”
(註:越中哲也、大戶吉古編:“江戶時代圖志”25《長崎·橫浜》(
1976年10月15日),頁122“長崎書畫展觀冊”。 《竹田莊師友畫錄》
卷上:“崎鎮每歲春秋兩次修書畫會,一時善書畫者,無士女少長咸到,
如各國文人逸士亦聞風來會,滿堂喧填,雲蒸霞蔚,大極一日之歡矣。
日後收所獲之諸幅,著錄作者姓名籍里,更為一冊,鋟梓分送四方也。
……”(轉引自古賀十二郎《丸山游女ら唐紅毛人》前編第二章第三節
“丸山游女及其附近”,長崎文獻社1995年8月再版本,頁139)。此段
資料所述年代為天保元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正是江芸閣活躍的
時代。),從中可以看出,“姑蘇城外人”江芸閣的行書非常有名。他
是長崎一帶最著名的中國商人之一,又是一個風流才子,與長崎游女(
也就是日本妓女)——丸山花月樓之袖笑的交往,為世所艷稱(註:文
政元年(1818年,清嘉慶二十三年)賴襄西遊長崎,逗留當地三個月,
作《次韻江大楣(芸閣)鄒星岩詩》等詩,見《賴山陽全書》詩集,頁
232—233。參見增田廉吉《長崎におたる賴山陽ら江芸閣》,《長崎談
叢》第8輯,1931年4月;古賀十二郎著《丸山游女ら唐紅毛人》前編前
三章第六節“唐人行の游女”,頁662—665;上野日出刀《長崎に游ん
た漢詩人》,中國書店1989年4月版。)。在日本人心目中, 江芸閣還
是一個非常博學的人物。名越左源太所著《南島雜話——幕末奄美民俗
志》前篇,就講到二種植物(真珠蘭和柘楠木)以及一種烏類(韋貴由
奴),都說是由江芸閣鑑定的(註:國分直一、惠良宏校注,平凡社出
版。)。
與程赤城一樣,江芸閣也經常為日本人作序。江戶時代摹仿袁枚《
隨園詩話》而作的《柳橋詩話》載:“《拈花集》一卷,凡五律百三十
余,咸系唐賢集句,乃篁園野村先生所撰也,冊首系以清商江芸閣、朱
柳橋之二序。”江、朱二人都曾出現在野田笛浦的《得泰船筆語》中。
據後者所著的《海紅園小稿》序載:野田笛浦與舶來長崎的清朝商人之
中的佼佼者——朱柳橋、江芸閣二人切磋學問,“終使柳橋避舍,芸閣
束手,何其快也!”也就是說朱、江二人全都甘拜下風,令日本人揚眉
吐氣。《海紅園小稿》為野田笛浦的詩文集,施加評點者僅朱柳橋、賴
襄和江芸閣。其中,賴襄為江戶時代著名的儒者。此書末之跋文,亦由
江芸閣撰寫。另外,《(日本古今名家詩文)圭玷新評》第三集《和漢
諸名家評》(註:藏早稻田大學中央圖書館。),其中的詩文作者都是
日本著名的儒者,如野田笛浦、賴山陽等;詩文評者則首列清人朱柳橋
和江芸閣,日本方面則有賴山陽、@(12)崎小竹、菊池五山等人。
江芸閣和江戶時代的許多人都有來往。美濃人杉山千和所作的《大
垣雜詩》曰:“名聲昔日達姑蘇,詩畫雙雄匹敵無。滿腹經綸憂國事,
果然日本女丈夫。”其下自注曰:“江馬細香女史善詩畫,清客江芸閣
嘗寄詩激賞焉。如史頗抱憂園[國?]之想,齋藤拙堂翁喚為女丈夫。”
(註:《日本竹枝詞集》(竹東散史校輯,1939年歧阜華陽堂刊,伊藤
信編輯兼校訂,藏早稻田大學高田早苗記念研究圖書館)中卷,頁46b。
)顯然,江芸閣在仰慕中華的日本閨閣詩人中也頗有名氣。另外,嘉永
二年(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新鐫的《浪花四時雜詞》中,也有《
酬江芸閣》一詩:“江稱浪速最宜梅,地近伊丹殊好語,他日避秦能遂
志,漁舟乘興一尋來。”
綜上所述,程赤城、江家圃、江芸閣諸人的作為,也很符合徽商“
賈而好儒”的性格特徵。
除了上述文獻資料外,長崎的碑刻資料,也提供了一些從事海外貿
易的徽商資料。同治三年(1864年,元治元年)長崎《重修悟真寺碑序》
,記載了當時參與損資者的名單:
協德號 裕泰號 (嶺)南幫 程稼堂 豐興號 益昌號 沈榮春
程縵雲 福泰號(裕誠)號 泰昌號 長益號 裕興號 裕豐號 敦和
號 德記號 永興號 廣隆號 陳維澤 楊應祥 森大號 馮鏡如 林
雲逵 和四德 李南圃 黃汝烈 振成號 靜遠堂(修)囗視船 聯興
號 恆裕號 黃汝芳 唐讓臣 秦香田 何普光 吳囗山 何牧野 嚴
槐村 葉添使 傅(築)岩 (林)芝山 錢(艇) (夫) 張雲亭
王克三 徐雨亭 周彬如 葉紫廓 (傅)芝卿 萬成號 萬源號 同
昌號 戴金炎 吳癸恬 (路)囗(香) 鄧囗囗 程登囗 鄭囗(喜
) 陳彥囗 黃金(林) 黃(如)成 歐陽(典) 囗振囗 (林)
囗(使)囗
碑末題作:“大清同治三年甲子九月 董事 程稼堂、林坤良 李
白西(鄭)勤(喜)囗囗囗傅從光 歐陽達三囗登囗囗囗祥”。“悟真
寺”當即徽商江鵬《袖海編》提及的“吾真寺”,寺後瘞孤之所為苕溪
(湖州)人錢君惠首創,可見與三江幫有密切的關係。上述碑文中,既
有商號的捐資,又有個人的捐資。此外,參與“損(捐)金”的還有程
振新(註:福宿孝夫、劉序楓:《長崎市稻佐山の悟真寺·國際墓地唐
人にをわをわる古碑類及ひ相關資料の解讀》,《長崎華僑研究會年報
》第3輯《長崎華僑史稿(史·資料篇)》,1987年3月15日,頁13 —1
5,日本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書;參見福宿孝夫、 劉序楓《長崎市の悟真
寺·唐人墓地關係資料の補正と追錄》。)。他與前述的程稼堂、程縵
雲、程四德和程登囗(?)等人,應當都是徽商。
長崎保存的幾方墓誌,也有徽商的史料(註:宮田安:《興福寺の
唐人墓地》,《長崎華僑史稿(史·資料篇)》,頁87—89。):
徽州府 皇清故汪炳君之墓 道光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卒,午三番船
,孝男福官奉祀。(據《靈鑒錄》,為休寧縣人)
安徽歙縣 皇清故德昭府君項公之墓 道光十一正月念一日卒 寅
十番船炮手孝男福慶奉祀。
清故觀洪吳公之墓,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去世,江南徽州府歙
邑人。(據《靈鑒錄》,為歙縣南鄉人)
徽州府 皇清待贈吳四桂府公之墓 道光六年丙戍六月初三日未時
卒,男壽官拜。
興福寺即三江幫(三江指江南、江西和浙江,江南包括江蘇和安徽
)隸屬的“南京寺”。另外,日本學者宮田安氏《崇福寺の唐人墓地》
,也收錄了二方墓碑(註:載《長崎華商泰益號關係資料》第2輯, 長
崎華僑研究會年報1985年號,長崎華僑研究會編,長崎縣立圖書館藏書
。):
江南徽州府休寧縣子明除(引者按:當為繁體字孫之論)公之墓大
清雍正三年歲次 乙巳仲春初三日立。(雍正三年即即1725年,日本享
保十年。墓地記簿上寫着:子明孫公享保十乙巳2月初7日巳3 播內中街
)明 新安歙邑德光公之域 明歷丙申歲 仲春望日(明歷二年即165
6年,當南明永曆十年,清順治十三年)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日右加方
@②原字為轂去掉車加禾
@③原字為口右加契
@④原字為活的左半部右加米下加日下加共
@⑤原字為木右加通
@⑥原字為確的繁體
@⑦原字為火右加召
@⑧原字為鹵右加差
@⑨原字為物下加心
@⑩原字為火右加亘
@(11)原字為木右加規
@(12)原字為笛的上半部下加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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