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其人(zt)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30年代，原任中共中央保卫部门负责人的顾顺章是中国历史上危险最大、危害最烈的叛徒。可能大多数人都不知晓，在40年代初叶，中共还有一个叛徒叫郭潜。作为当时担任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的郭潜，被捕叛变，指认出卖，造成了当时南方工委所领导的赣、闽、粤北、粤南、广西、潮海、琼崖、湘南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没顶之灾，大批领导干部被捕。大批党员与进步群众被枪杀，这些地区的各级党组织，几乎瘫痪。周恩来在向中央的一个报告中称：此次损失不亚于1941年发生的“皖南事变”。以致中共南方局被迫做出“南委（指南方工委——笔者注）领导取消，工作停止。”除沦陷区、敌占区外，“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一律停止活动，党员实行隐蔽埋伏，上下级不发生组织关系，不发指示，不开会，支部也暂时不开会，不收党费„„”一直到1944年以后（江西到1948年），各地党组织才陆续恢复活动。（以上引文见《南委事件——国民党中统对中共地下党组织最成功的的行动》）

本文就想告诉读者：郭潜是怎样一个人？大破坏是怎么开始的？他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郭潜：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参加过长征，后由中央派到重建后的江西省委任书记„„

辉煌的履历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1909年,郭潜（原名郭乾辉，参加革命后改名郭潜）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殷实开明的家庭里，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读书努力，文章写的很好，口才也不错，在同伴中颇有人缘。广东是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策源地，受形势裹挟，郭潜也投身革命，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被报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内，中国学生派别很多，郭潜读书很好，也很活跃，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各派都有朋友，哪派也不沾边。以后一些中大的学生写回忆录，都称他是个不错的人。30年代初，他被派遣回国，上海地下党中央经过谈话将他安排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江西。1932年初，郭潜作为苏区中央局代表团的成员前往湘鄂赣苏区“反右倾”。郭潜没有多少实践经验，但善于夸夸其谈，颇受博古一伙的赏识，很快就参与了湘鄂赣省委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的书记，并在这一年9月召开的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正式书记。在会上他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在一年内将全省团员扩大到12万，实际上仅完成4万，但还是受到博古一伙的喜欢，不久就被调回到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长，与胡耀邦一起工作。

1934年10月，郭潜随中央红军长征，唯一遇到的战争是在娄山关遇遭到了敌机轰炸。郭潜、胡耀邦都被弹片擦伤。不久，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郭潜被派到四方面军工作。文才不错的郭潜很受张国焘的赏识，担任了张国焘把持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长征结束以后，郭潜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兼任抗大的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听过他课的有一名学员叫沈之岳，此人是受戴笠亲自委派，假冒进步学生潜入到延安，准备暗杀毛泽东的。沈之岳是军统唯一一个真正在延安潜伏下来，虽未完成任务，但能在“皖南事变”后，全身而退回到军统的人。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红军长征以后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成新四军。当时中央急需在南方恢复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于是决定抽调100位曾经在南方工作过的干部随张云逸前往南昌，郭潜自然是一位最佳的人选。1938年1月，中央成立了项英为首的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了秘书长。不久，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与东南分局撤离南昌，前往皖南，中央再三考虑将郭潜留了下来，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

当时江西的局势非常微妙，担任国民政府江西省主席的是蒋介石的亲信熊式辉。这位反共老手在主政上海时，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先后破获了共产国际牛兰案、抓获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等一系列大案，追的中共中央在上海几无立锥之地，不得不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1931年底，蒋介石即调熊式辉到江西任职，颇有将共产党赶尽杀绝的味道。熊式辉深知利用中共叛徒的重要性。1939年3月，南昌被日军攻陷，江西省政府搬到泰和。熊式辉经过精心策划，在泰和成立了“江西省特种工作委员会”。所谓“特种工作”，就是镇压与他共同抗日的合作伙伴共产党！这个特种委员会，由他亲自挂帅，党政军宪特的头目悉数参加，下设特种工作办事处，主任为中共大叛徒徐锡根，此时他已改名为冯琦；总干事为中共大叛徒庄祖方。

徐锡根长期从事工人运动，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从基层做到中共高层，几乎认识中央在上海机关所有工作人员。熟悉共产党的活动方式与生存之道，1931年8/9月间，中共中央机关准备撤离，周恩来与王明在上海一家不知名的小酒馆考虑中央留守上海的领导人时，徐锡根与另一位工人出生的卢福坦一样，也是积极地想要当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结果历史选择了秦邦宪——即博古。1932年徐锡根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他改名冯琦，当了一名中统特务，穷凶极恶地抓捕他昔日的同行。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当上了中统局的委员兼高干会主席。庄祖方曾经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交通总站的负责人，1933年在上海被捕，随即叛变。庄祖方比徐锡根年轻，但比徐更心狠手辣。庄徐两人抵达江西后，即向熊式辉提议在泰和建立秘密集中营，专门关押共产党员与爱国进步人士。熊式辉欣然应诺，据《泰和县志》记载，他们在泰和县15公里外的马家松山村圈了一座祠堂与三栋民房，设立了一个秘密监狱，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马家洲集中营。

为了适应当时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团结抗日进步人士，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日，根据中央指示，1939年1月16日，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包括港澳在内的整个长江以南的中共党组织活动。1940年10月，在南方局领导下，成立了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主要负责江西、广东、广西、福建、海南等地区的党组织活动。

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长涂振农、组织部长即为郭潜。南委机关设在广东、广西、江西三省交界的大埔。郭潜担任南委组织部长后，接替他的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谢育才。

1942年5月初的一个清晨，天下着蒙蒙细雨，郭潜身着长衫，一身富商打扮，带着一位区姓的女交通员，从广东大埔出发，先是坐船，后又坐车，绕道广西桂林，再赴赣粤交界处的曲江。

这一次出行，不仅彻底颠覆了他的命运，也给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及下属数百个省委、特委、区委、县委等机关、几千名党员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几本进步书籍打开了缺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命悬一线。老奸巨猾的冯琦隐忍不发，要钓更大的鱼。

1940年冬天，江西省莲花县的中统特务在界化陇汽车站对旅客常规检查中，发现一位名叫张绍祖（又名张建行）的旅客行李里夹带了几本宣传共产党的小册子，就将张绍祖及他的妻子许樾扣了下来。张绍祖承认自己是中共南昌市委的书记，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江西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极少数成员身份是公开的，并在中统内部信息里是备了案的。张绍祖就是这极少数成员中的一个。

但中统特务根据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活动处理法》等反共条例，还是将张绍祖、许樾夫妇关到了马家洲集中营进一步审查。中共党组织按惯例切断了与他们的联系。

几个月后，张绍祖与许樾被先后释放，回到了吉安。张绍祖为了尽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竟让自己的妻子外出活动，四处寻找，谁曾想到还真被她找到了中共吉安妇委的领导人万国英。几天以后，万国英来到张家，与张绍祖简单作了番交谈，临走时给了他一个吉安交通站的地址。

万国英走了，张绍祖不知脑子里哪根筋搭错了，他认为这一切来得太过于顺利，便悄悄尾随万国英，玩起了跟踪。果然他亲眼看见了万国英走进了国民党吉安县党部。他大吃一惊急步回家与许樾商议，一致认为这是国民党特务布下的“倒钩”。于是竟主动跑到马家洲集中营庄祖方哪儿，一五一十地将这一切都报告了上去，寻求庄祖方的宽容。

庄祖方心中大喜，他不动声色表扬了张绍祖一番，将他放了。同时即下令自己从上海带来的部下、中共叛徒现任国民党中统吉安站的头目李刚，将已经潜伏在国民党县党部的万国英抓了起来，并对她进行严刑拷打。万国英实在承受不住这么残酷的折磨，将她的上线、中共江西省委交通员萧三省（又名李铁拐）供了出来。萧三省被捕以后，还没用刑就叛变了，他对庄祖方讲，他认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谢育才，他有办法将谢育才诱骗下山。

冯琦从庄祖方得到了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匆匆赶到吉安，与庄祖方联手处理这个大案。

自从南昌被日军占领以后，国民党省政府搬到了泰和，中共江西省委领导反复斟酌，将省委机关搬到了崇山峻岭之中的南山上。这里交通不便，但十分隐蔽，群众基础好，还有一支红军时期就在这里活动的以颜福华为首的游击队，此刻颜福华已经是新组建的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长。南山地处偏僻，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找不到他们，但省委久居山上与外界联系不便，开展工作也很困难。当时郭潜担任省委书记时就与国民党吉安专区的专员李安达成过默契，准备将机关搬到吉安。谢育才继任省委书记后，也有意将机关撤下山来。他嘱咐省交通员李铁拐在吉安秘密寻找房子，一定要十分隐蔽，找到后不可向任何人泄露。冯琦听了萧三省的供词，认为可行，便亲自监视着萧向山上发报。然后布下大网，静候谢育才下山。

谢育才带着机要报务员林云生下山，一进吉安就发现情况有变：城安静地像个死城，连平时较为热闹的集市大街也寥无人迹。他沉下脸拉着林云生撤退，但已经来不及了。四周突然冒出了十多个特务，这帮人一拥而上，将谢育才林云生团团围住，塞入汽车，送到了马家洲集中营。没过几天，谢育才的妻子、时任中共江西省妇委主任的王勖带着刚出生还未满月的婴儿被抓，也送到了马家洲。

老奸巨猾的冯琦下令严格封锁谢育才被捕的消息，让被捕后不久即叛变的报务员林云生继续向南委发报，说谢育才在日寇对泰和吉安等地的大轰炸中负伤，然后电台便始终保持静默。冯琦处心积虑，想要钓一条更大的鱼。同时他对谢育才与妻子王勖严密搜查，终于在谢的鞋底里发现了一封来不及递出的信。冯琦灵机一动，用杀死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相威胁，要谢育才写一封信给颜福华，骗他下山。谢育才望着孩子心如刀绞，他百般无奈，写了封信。但信中隐藏暗语，意思是让颜福华不要下山。冯琦拿着信反复推敲，识破了谢育才的意思。他不露声色，他知道颜福华没有多少文化，红军长征以后一直到现在七、八年没下过山，他让手下的笔迹专家，仿照谢育才的笔迹，另写了一封信，要颜福华速下山来。颜福华果然中计，一下山便被活捉。冯琦让庄祖方对他讲：现在国共合作，你还留在山上干嘛？你在山上待了近10年，难道还没待够？不如将你的部下全部招下山来。蒋委员长论功行赏绝不会亏待你。颜福华原本就对待在山上的艰苦生活心怀不满，一直想早点下山过过舒服日子。庄祖方三言两语便将他说动了。他答应叛变并招募山上残留的部队下山。这个颜福华心狠手辣，叛变后成了冯琦、庄祖方的得力爪牙。

颜福华等人的被捕叛变，已经显示了由郭潜南下后重建的中共江西省组织的软弱涣散。穷凶极恶的大叛徒冯琦向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夸下海口，要利用谢育才被捕的契机，一举破获中共南委；同时向徐恩曾紧急申请经费5万法币。徐恩曾向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与中统名义上的局长朱家骅汇报，两人当即同意，一次性拨给冯琦5万法币（当时法币还很坚挺，5万法币可买两辆汽车——笔者注），并给冯琦写了一封信：“冯琦同志所拟伪赣省委破获后扑灭东南各省奸伪实力刍见，实属切要。望见全力主持，缜密处理。”（见《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冯琦要钱有钱，要人有人，信心大增。他下令对谢育才被捕的消息依旧严格保密，对江西省各地的共产党组织与个人，非属急要，一律暂不动手抓捕，保持一个全省与共产党平安无事的假象，专门等候南委领导上钩。特务控制的林云生的电台依然保持静默，偶尔才给南委发一封电报，宣称谢育才伤势已经平稳，但还无法行动。半年多过去了，中共南委与江西省委的联系时连时断，对江西省委的工作或明或暗，南委书记方方，副书记张文彬的心里都非常忧虑，于是拍了封密电给江西省委，决定在1942年的5月中旬，叫省委书记谢育才到江西与广东相交的曲江与“二叔”（即组织部长郭潜——笔者注）见面。冯琦接到电报，心中大喜。他和庄祖方一致认为：大鱼要上钩了„„

谢育才冒死越狱，狂走千里报信。郭潜依然上钩，仅一个小时就叛变出卖，一下子将中共粤北省委当了见面礼。

谢育才在马家洲集中营备受煎熬，但始终没有屈服。这一天他看到颜福华兴冲冲地跑来，不由大吃一惊，问道：“你怎么来了？”

颜福华回答：“不是你叫我下山来得？就许你在山下夫妻团圆，吃香喝辣，就不许我也下山来享享清福？”

谢育才全明白了，痛苦地转过身。

过了一段日子，颜福华又来了，他笑眯眯地谢育才讲：这一次我有一个让你恢复自由、荣华富贵的机会。你不是认识“二叔”吗？“二叔”要来了，只要抓到“二叔”，你想要什么还不是一句话的事。谢育才一听，暗暗吃惊，他明白郭潜有危险了，他一定要想办法跑出去将江西省委遭到大破坏的消息告诉南委，让南委有所准备。

此刻谢育才与妻子王勖住在马家洲集中营的优待室里。由于他们带着婴儿，看护较松。因为看守们都晓得，谢育才深爱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唯一一个儿子，如果他想带着孩子逃跑，孩子一哭，一定会暴露。谢育才与王勖细细思量，决定丢下孩子逃出集中营去通风报信！1942年4月30日一个月夜，谢育才夫妇抓住哨兵的一个疏忽，扔下孩子越狱成功，逃出了集中营。据“南方局史料：谢育才的自述”中记载：一天庄祖方将他找去讯问，他拿出一张写着“全福处”三个字的纸条问他：全福处是个人名还是地名？作为江西省委书记，他自然晓得，全福是指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区委书记张全福。既然庄祖方这么问他，那张全福应该还没有暴露。于是他便搪塞庄祖方说：“我也不十分清楚，没有听说一个叫全福处的人，应该是个地名吧！”他们俩越狱以后，便拼着命往赣闽交界的长乐地区跑。他们俩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000多里路，终于跑到长乐找到了张全福，并在张全福的帮助下和南委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刘永生见了面。谢育才向刘永生详细报告了自己被捕、江西省委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通过刘永生的电台报告了南委，但此刻已是5月中旬。

几乎就在谢育才逃跑的同时，庄祖方带着颜福华与6个特务，在5月18日赶到了曲江。30年代初叶，庄祖方在郭潜手下做过工作，他认识郭潜。他们一行到了曲江，先向广东军阀余汉谋手下的中统特务机关借调了一个名叫冯达的特务，此人也是中共叛徒，同样也认识郭潜，同时还向余汉谋借了2间房间当他们工作的密室。他们让冯达带着两个特务埋伏在南委机关通讯处附近，然后叫颜福华找上门去，对通讯处的交通员讲：谢育才已经到了曲江，等待与“二叔”见面。工作人员让他留下联络地址，没有对他透露“二叔”的任何消息。

几天过去了，庄祖方等一行人就在曲江傻等，一点音讯也没有。颜福华对庄祖方讲：撤了吧！郭潜与谢育才约定的见面时间是5月15日，现在已过去了快10天了，“二叔”怕是不会来了。庄祖方回答说，“我已请示了冯主任，主任认为“二叔”出来一次不容易，不会轻易放弃与谢育才见面的，再等等吧！”他让冯达继续在南委通讯处附近设伏，自己在曲江最热闹的街市口的旅馆二楼，租下了几个有沿街窗口的房间，自己与庄祖方一行从早到晚不停地往大街外张望。

这其实还是大叛徒顾顺章叛变后对军统特务“培训”时教授的方法。曲江虽然地处江西与广东的交界处，但在当时居住人口是不多的，而流动人口更少，如有陌生人出入，或形迹可疑的人经过，辨认起来并不苦难，更不用说像郭潜这样的熟面孔了。5月25日，住在南委通讯处的交通员来找颜福华，他四处探望了一下，说道：“你们还没走？”颜福华问：“二叔来了？”那人不置可否，诡秘一笑走了。颜福华想冲上去，将他绑了，被庄祖方一把抓住，说：“再等等！”

其实此刻中统高层对如何处理现在这种状况，在重庆也有过激烈的交锋。据张国栋在《中统二十年》一书中记载，大多数人认为郭潜是抓不到了，先将交通站破获了，再进行追索。但徐恩曾坚决相信徐锡根，认为宁可让这几个交通员跑了，也要等下去抓到郭潜。

5月27日下午，那交通员又来了，进来后丢下一句话跟我走，就坦然向外走去。颜福华带着一个特务跟着他向曲江城外走去。那人将他们领到城外的一个湖边，湖边停着一条小船，于是3个都上了船，船工便摇着小船向湖的中央荡去„„

其实这两个人是打掩护，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来者究竟是什么人。下午4点刚过，又有两个人从联络处不远的客栈里走了出来，庄祖方仔细一看，认出了出来的正是南委的组织部长郭潜，以及曾和他打过交道的那个中共南昌市委书记张绍祖。庄祖方带着特务们下楼冲上前去，一拥而上，将郭潜与张绍祖拘捕了起来。与此同时，在湖面上担任掩护的两个交通员也一块儿被捕了。

庄祖方自然知道时间的重要性，他没有把郭潜押到江西的泰和去审讯，而是在从余汉谋处借来的那几间秘室，对郭潜开始审讯。庄祖方对郭潜讲：“郭先生，久仰你的大名。就在这里谈谈，天有不测风云，免得带回泰和再受皮肉之苦。”他向颜福华打了个手势，颜福华立刻闪上前来：“二叔，您还认识我吗？不仅是我，连谢育才也归顺中央了。现在国家需要人才，我们的思想观念都得变一变了。”郭潜望了他一眼没有吱声，庄祖方又说：“颜先生说得对，你我是老熟人了。就拿冯琦冯主任来说吧，你我都认识，算起来也是我们老领导了！现在担任江西特工委主任，有权有势，如你归顺中央，职务不会在他之下。”

作为中共南方工委的组织部长，郭潜自然知道：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根据国民党《异党问题处理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和发展中共组织都是所谓“非法”的；在国共合作前就是中共党员的人，要逐一登记备案，但不能在国民党党政机关、军、宪、特、警等部门工作。实际上还是将共产党当作死敌在对待。如果带到泰和，绝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这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党员就这样被几个叛徒说动了。他长叹一声对庄祖方讲：要我归顺也可以，但要答应我几个条件。庄祖方喜出望外，回答说：“请讲„„”郭潜提出：“一、我家在曲江，我要先回家看一下妻子，将她安抚好；其次，我可以提供情报信息，但永不露面参加你们的公开抓捕与审讯。第三，前些天我从桂林提了中共南方工委的活动经费9万元法币（另有一说为十万元——笔者注）我要先取走一万当安家费。”庄祖方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郭潜的全部条件。随即派自己从泰和带来的得力助手李刚以及叛变过来的特务颜福华、孔昭新等押着郭潜去他家中。担任广东方面第七战区余汉谋部联络工作的丁某人上前阻拦：“不行，万一这是个圈套呢？”庄祖方说郭先生既然答应了便不会反悔，于是李刚就带着郭潜坐车去了郭家。一进家门，郭潜又讲：“我要3万元补贴家用。”李刚大方地挥了下手，也答应了。这一下，郭潜铁下了心当了叛徒，便开始了大出卖：他立即指引李刚首先破获了中共南委在曲江的总交通机关，逮捕了总交通司徒丙鹤夫妇与交通员曾平、陈二叔等，切断了曲江与南委机关大埔的联系。这一点十分重要，足见郭潜这个大叛徒的卑劣！转而又引路驰往五里亭破获了粤北省委总机关，逮捕了省委书记李大林和女交通员阿李。也是这个大叛徒走了狗屎运，在回第七战区长官部联络处那几间密室途中，郭潜看到了在街上行走的粤北省委组织部长与宣传部长，他当即指引李刚下车抓捕。这么一来，几乎整个粤北省委就被郭潜当作见面礼，拱手送给了国民党特务。

郭潜在出卖中共南委全部首脑的同时，将正在乐昌的南方局领导廖承志也供了出来，酿成了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大事件。

一夜无眠,天蒙蒙亮,郭潜向庄祖方提出想回家一次将妻儿安顿好，顺便收拾一下行李跟他们去南方工委的所在地大埔。庄祖方同意了，他知道现在的郭潜已离不开他的保护了，便给了他3个钟头的时间。他让李刚开车送他回家，车就停在离他家的不远处。

八点刚过，郭潜回来了。他长叹一声，从口袋拿出了一份密电对庄祖方讲：这是南委发给我的急电，说是南委已接到谢育才的通报。考虑到情况有变，让我切断与江西的一切联系，并尽快返回大埔南委驻地。这电报我昨天就收到了，但没能译出来。今天回家把它译了出来，唉，为时已晚呵„„庄祖方冷冷一笑说：“这就是命吧！”这一段对话见诸于郭潜的回忆录。南委给他的密电，只有他一个人才有专属的密码本可以翻译出来。怎么可能发生昨天译不出，而今天又译出来这样的怪事呢？这只有天晓得了！

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谢育才：据《中共党史任务传》讲，由于中共江西省委此次损失极为惨重，所有县委近200名党员被捕。再加上他与夫人越狱千里送信，无可靠旁证，谢育才被开除党籍，以后又重新入党。不久又开除党籍，再重新入党。60年代去世时，称他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再说庄祖方一面忙着将抓捕到的李大林等共党要犯暂时交给曲江广东方面的军统机关关押，一面忙着准备赶赴大埔。李刚认为，郭潜一抓，肯定惊动了南委，再赶到大埔，恐怕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了。但庄祖方认为不一定。因为从郭潜捉获到自首叛变，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小时，而抓获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时将他的报务员阿香也捉了。共产党不会这么快就把消息传递出去。他们这么嘀嘀咕咕正在商量，晾在一边半天的郭潜插话了：还有一个天大的功劳，不知各位是否感兴趣？庄祖方一听，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郭潜面前，将他牢牢地按在椅子上讲：快说，什么事？郭潜冷冷一笑说：廖承志听说过吗？他在乐昌，离这儿不远。

作为中统的大特务，庄祖方当然知道廖承志。他是中共南方局的委员，八路军驻港办公室的主任，同时还担任着中共香港工委的书记，藏着一肚子的机密。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廖承志从香港撤到广东，由于夫人生孩子，便在乐昌小住。红军长征时，有一段时间廖承志与郭潜都在张国焘的红色方面军，两人不仅相识还颇谈的拢。南方局便委托郭潜对廖承志联络并给予照顾。谁能料到郭潜一经叛变，立功心切，便将廖承志出卖了！这与当年顾顺章被捕出卖恽代英如出一辙！

于是郭潜便设下了一个局：他替庄祖方写了张条子给廖承志，通知他去一趟桂林，帮助疏散一下从香港归来聚集在桂林的文化人。顺便还给了他1万法币作为经费。因为廖承志住在乐昌的一条小巷子里，四周都是居民，一旦受了惊动，逃跑起来十分容易。如果将廖承志引出来，钓他到车站再动手抓捕则方便得多。庄祖方大喜，他亲自带着李刚等几个特务，从第七战区的余汉谋处借了辆汽车，急匆匆地开到距离将近百里外的乐昌。时已黄昏，庄祖方远远地就停下了车，拿着钱与郭潜写的纸条，一个人七拐八拐的找到了一个小院。他推门而入，天气闷热，只见廖承志正打着赤膊，躺在竹榻上纳凉。他看了纸条，接过钱，寒暄了几句，说，那好吧，我明天一早便走。庄祖方出来，回到车上，一想不对，夜长梦多，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还不如即刻动手！他自己带了个人，让李刚也带了个人，立刻下车，从巷子的两头向廖承志住的那个小院子抄了上去。他一脚踏进小院，只见廖承志已经穿上了衣服，提了个小箱子准备出逃。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让廖承志变得火眼金睛，他见了庄祖方觉得不很顺眼。更重要的是他的住址只有南方局及南方工委的少数几个领导才晓得。如果没有出事，郭潜绝不可能派一个自己不认识的人前来送信、送钱。但他还没来得及跑，就被庄祖方堵住了。庄祖方一行押着廖承志赶回曲江，离城门口不远处，把车停了下来。庄祖方心想抓住了廖承志，是天大的功劳。他不想将廖承志留在曲江，而是要将他连夜押回到江西泰和。现在人太多了，自己这一拨，再加上城里郭潜他们一拨。他准备到城市租一辆长途汽车将这些人一并送回泰和再作打算。谁想到，等他租了车出来，却见城门外只剩下李刚等人，廖承志不见了。一问才晓得，廖承志被第七战区余汉谋派来的宪兵给带走了。

庄祖方心急火燎地赶回城，拍了个急电给冯琦。过了许久，冯琦才回电讲：这件事已由徐恩曾面告蒋委员长。让他还是按照原定计划，带着郭潜，明天一早就赶赴大埔，抓获中共南委首脑。

几天以后，冯琦带着蒋介石的手令赶到曲江，从余汉谋的司令部将廖承志提了出来，押回到泰和关在了马家洲集中营。

在国共合作期间，廖承志的被捕引起了轩然大波，更何况他还是国民党的先哲廖仲恺先生的独生子。据《廖承志传》中记载，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严正抗议。为了营救廖承志，周恩来和董必武联名向与共产党关系较好的孙科发出了信件，寻求帮助。廖承志的母亲、国民党元老何香凝还先后写信给孙科、发电报给蒋介石，要求释放廖承志，但都未能成功。一时舆论哗然！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会谈，周恩来必提释放廖承志。一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还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释放张扬、叶挺和廖承志。

1946年1月，周恩来用在邯郸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第40军军长马法五中将交换，才将廖承志营救了出来。

5月31日清晨，庄祖方、李刚等一行，带着郭潜等乘车赶赴广东大埔。他们先找了闽粤赣三省边区绥靖司令香翰屏请求帮助。香翰屏特派政治部主任林雁峰带上六名武装特务一同前往协助办案，一直到6月6日早上，庄祖方一行才乘小汽轮来到了南委所在地大埔高陂镇。郭潜刚要上岸，他突然看到中共南委的宣传部长涂振农和交通员阿香正好登上从高陂开往揭阳的汽轮。他马上告诉庄祖方，庄祖方当即命令李刚等上船，将涂振农与阿香抓了起来。然后郭潜又带着李刚、颜福华以及从香翰屏处借来的特务，直扑高陂镇上的照相馆。这里是中共南委机关的总交通所在地。郭潜等一行冲上前去，将总交通杜国宗等一并抓获，绑了起来。

郭潜等人坐在照相馆楼上耐心等候，突然看到一个老妇人携着一个小竹篮走进了照相馆。郭潜心想：一个乡下老太进照相馆做什么？他当即令特务将其抓获。老太太连声说走错了地方，想要退出，但为时已晚。特务们从老妇人手中夺过竹篮，对她全身反复搜查，终于在竹篮子的夹缝里发现一张纸条。郭潜认出，字条正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的笔迹。特务们对老妇人严刑拷打，老妇人受不住了，承认自己是南委交通杨保华的母亲丘解氏，并供出是一位住在德和旅馆里的客人让她到照相馆来送信的。郭潜带着特务，马上扑向德和旅馆，抓住了张文彬。

当天晚上，庄祖方等一行人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刚郭潜带领前往乡下抓捕南委书记方方，一路由庄祖方带领前往大埔南委所设的几个机关进行搜捕。就在郭潜一行既将到达的前几分钟，方方得到消息，跳墙逃到了山上躲了起来。而庄祖芳一行来到大埔，被惊扰的居民发现，居民敲锣报警，一起涌上街来，将庄祖方一行团团围住，几乎脱不了身。他们在香翰屏手下几个当地特务的帮助下，才狼狈逃回到大埔。

至此，整个南委机关除了书记方方外，几乎全部被捕。中共南方工委损失惨重。中共江西、粤北、粤南等省委、广西省工委以及下属的多个特委、几十个县委以及其他组织遭到了破坏。先后被捕与杀害的中共党员达5000多人。南方工委领导取消、工作暂停、下属所有党组织停止活动。一直到1943年末，重新组建的中共广东省委才开始工作，破坏最严重的江西省委，一直到1948年才开始重建。

涂振农同样作为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在马家洲集中营经受不住考验，在1943年1月叛变。他出卖了在南方工委、妇委担任领导工作的贺怡，也就是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的妹妹。全国解放后，于1951年被人民政府枪毙。而张文彬在集中营屡受折磨，宁死不屈，与他的许多战友一样，1944年6月牺牲，牺牲时不满35岁。为此，周恩来曾怒斥国民党顽固派当局：“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郭潜晚年利用中统秘藏的中共早期党史资料，著作颇丰，成了所谓“中共问题专家”

郭潜的大叛变，为中统破获南方工委等中共组织立下了大功，中统头目徐恩曾非常高兴，称之为是中统1931年抓获顾顺章以后最大的收获。徐恩曾十分重视郭潜这个大叛徒的作用，他特意在中统内部成立了一个所谓“分化瓦解委员会”，由郭潜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书记长。郭潜闭门造车，挖空心思炮制了一个所谓“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还编造出了所谓的党纲党章，表明中共内部已经分裂。但这在当时几乎没有丝毫的作用与影响。但谁料得到在20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一伙却拿出来说事，讲朱德是所谓“非常委员会”的主席，险些酿成惊天大案！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郭潜逃到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调查局的调查处长，俨然已成为国民党内一个大特务头目。

为了稳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台湾实施戒严，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台湾。1950年春，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吴石等被蔡孝乾出卖，惨遭杀害。中共在台湾的党组织遭到灭顶之灾。但事实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党员转移到了台南偏僻的山区，他们站稳了脚跟，重组了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在高雄、新竹、苗栗等地开展活动。郭潜获悉后，又施展在大陆的老一套手法，他精心策划，在新破获的中共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中，挑选了一个人重金收买，然后让他回到苗栗工作，仅与郭潜一人单线联络。此人在苗栗站稳了脚跟，一步一步获得了新组建的中共台湾省工委领导的信任。郭潜隐忍不发，一直到1952年4月，才出动台湾全省的特务，一举破获了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国民党在台湾破获的最大的一个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为此郭潜深受蒋氏父子，尤其是他昔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友蒋经国的青睐。1958年升任国民党调查局副局长。一个中共叛徒做到如此高位，郭潜是唯一的一个。

毛人凤去世后，郭潜原以为自己能当上调查局长，不料蒋介石却把局长宝座给了另一位副局长沈之岳。郭潜立即撤职。令他难堪的是，因为自己在抗大担任教员，沈之岳奉戴笠之命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曾在抗大二期读书。郭潜与沈之岳朝夕相处，有师生之谊，现在殊途同归不说，师生再颠倒成了上下级，令他无法承受。蒋经国颇为同情郭潜，让他担任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主任，郭潜在这儿挂职，主要从事写作、研究与讲学。1969年，郭潜化名郭华伦写就的四卷本《中共史论》出版。长期以来，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收集并珍藏了中共方面大量早期党史的原始资料，有不少是孤本，连大陆的中共党史研究室也没有。这些资料保存在一个名叫“荟庐”的资料室里。郭潜充分利用了这些资料进行写作，这些资料良莠未辨，其中自然谬误不少，比如中共一大召开的第一天他就认定是7月27日，现普遍认作是7月23日。但他书中披露的不少第一手资料还是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心。曾经担任过博古顾问的李德在德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时，就曾广泛运用过他的史料。此外，他还写过《台共叛乱史》、《中共人名录》、《中国问题论集》等多部著作，成了所谓的“中共党史权威”。1984年8月4日，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郭潜走完了极不光彩的一生，在台北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