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又到了，各路大侠纷纷出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原本以为不会热闹的的话题，没想到异常火爆。

问题来了，如果只是我们这些亲历者关心这件事，我们的后人不知道，或者不关心，那是个令人伤感的事情，至少那些人的血是白流了。

据我所知，国内的孩子们不可能了解六四；身在国外的这些海二代们，会流利讲中文的都不太多，你让他们有兴趣关心六四，也不太容易。

刚给我家儿子打完电话，他正准备与他的老师一起参加一场游行，抗议当地政府削减非法移民的医疗保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我的看法不同。他们讲究的是人人平等；我想的是，医疗资源本来有限，如果花在非法移民身上的过多，那必然会影响到自己的公民。

由于通话前正在六四版的“血染的风采”，我们的谈话自然又说起了六四。如何对他们讲六四，是个犯难的事，既不想把六四讲成“血流成河”，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母国及执政党造成一个及其恶劣的印象、产生阴影；也不想把34年前的天安门广场说得风平浪静。这一点我认为，即不要粉饰，也不要掩饰，在淡化血腥气的基础上，尽量实话实说。

三十四年前，自己20出头，比现在我儿子还年轻，正在读研。虽然那时的身份是学生，但颇受“重用”。每日白天在医院出门诊，不可能分身。医大的一附院在市中心，远离校本部，除了公卫学院外，无其它相关单位。医学生人数本来就不多，而且多数不关心时事，所以单位附近冷冷清清。每日下班后，都骑车几公里，那里有两所著名的大学：工大和建工学院。两所学校很近，而且远比医学生活跃。

在工大和建工学院门口，每日热闹非凡，大字报铺天盖地、又有很多的讲演者慷慨激昂地发表着自己的主张。“美国之音”和BBC的声音此起彼伏。那时候，收音机也不是每人都有，手机那更是闻所未闻。为了方便同学、路人和参观者，大学宿舍的不少窗户打开，将收音机放在了窗前。这样国外及港台的信息，随时就可传入每个人的耳中，确实起到了指路明灯的作用。那些天，自己处于一种莫名的情绪亢奋状态，每日奔波于医院和工大之间，一点也不觉得累。那时的自己和周围的朋友，觉得“美国之音”和BBC句句是真理。特别是，有那么几日主要街道被封锁，自己和朋友走在没有汽车的宽阔大街上觉得非常舒畅，从来没过有的轻松感。

参加过几次大游行，记得从省政府出发，至松花江边，距离很远。队伍长达数公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大家情绪及激昂，但又井然有序。非常巧的是，大家当时唱的歌，也是“国际歌”。

事情落幕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从负面的情绪中转移出来。一天，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诊室。他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他。他是工大众多讲演者中最出色的一位，讲演时慷慨激昂、声情并茂，打动了无数的听众。这次再见到他，昨日的风采已烟消云散，显得非常颓废。原来他是来开病假条的，最近实在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想休一段时间。自己人微言轻，别的忙帮不上，这一点还是可以的。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的自己说不出的伤感，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86年那次学潮，我们还在一个镇上工作。同伴们每日高谈阔论，恨不得插翅飞到合肥、上海、北京。而一位同伴的父亲当时正好在场，他告诉我们，他非常赞同我们的观点，但不会参与。

现在轮到我们自己了，对待这类问题，我们持什么观点？虽在国外，但我现在的观点却接近那位同伴的父亲。一是尽量不要参与这类活动；如果实在忍不住，参与也行，千万别带头。原因只有一个，不论身在世界哪个角落，与政府叫板，目的不但达不到，通常也没有好果子吃。

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又保护好自己，我们的后代可能会更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