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周朝的礼制大部分是西周三百年间逐渐积累形成的，相当一部分是从殷纣王那里继承而来的，并不像孔门儒家所说，是周公制定的。

郭沫若实际上是认为，所谓周公制礼乐的说法，大都是东周时期儒士为了宣扬自己的观点，打着周公的旗号编造出来的。

其实话再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孔子所谓托古改制，就是对殷商巫史之学的革新，按胡适的说法，孔子对于殷道的改革，类似于耶稣对于传统犹太教的创新。

《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白话文翻译：“子贡说：商纣王的无道，不像现在流传得那么严重。所以君子忌讳落败，因为一旦落败，天下的坏事就都归集到他身上去了。

秦始皇和商纣王被骂，与儒家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是周代信奉“天命唯德”以来的必然论述逻辑。这就造成“前人栽树，后人骂娘”，也是历史评价中常有的事，比如隋炀帝之之修大运河。

在西方语境中称为塔西佗陷阱，源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其名作《历史》中的一句话：“一旦统治者变得不受欢迎，他的所有行为，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会引起人们对他的厌恶。”

守成与打天下本来不同，三国曹操刘备孙策一脉皆非儒士。而孔融、刘表父子、刘焉父子，以及王允、蔡邕之徒皆儒士。儒学乱世不能用，战国早有定论。但是守成而不知用儒，这是毛太祖之见有所不逮也。马上打天下，马上治之，可乎？人曰：吾未见其可也。

毛泽东的思想根基是打倒孔家店以后的西学，实际上与现在一伙文化义和团派的主张南辕北辙，这一点有必要澄清。

所谓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是源自甘阳和刘小枫等几个新左派搞出来的东西，最初出自春秋公羊家所谓大一统、通三统的主张，公羊家的通三统主要是指通夏商周为一统。

甘阳们搞的新通三统意思是要将改开、毛时代路线和传统儒家帝国合为一统，想把马列主义和儒家撮合在一起，其意图可见于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一书。

本人发现其中蕴含一个绝妙的政治公式：毛邓=矛盾。

有旁观者肯定要说：“以子之毛陷子之邓何如？”

儒家和马列主义有没有可以画猫为虎的地方？其实未必完全没有，就是二者都要改造人的思想。马列主义是靠灵魂深处闹革命，斗私批修；儒家是靠所谓心性修行。

也可谓殊途而同归，但都不容易做到：儒家易出假道学，马列易出修正主义，为之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