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焰：土地改革势在必行——写在赛珍珠的《大地》发表７５周年

　　　　　　　　　　　　　　　　·白　焰·

“耕者有其田”是农民的梦想。这一梦想在一些国家得以实现，在另一些国家尚未成全。据美国乡村发展所的统计，主要发展中国家有大约２．３亿农户没有土地所有权，中国占其中的２．１亿农户。这２．１亿中国农户又占世界农户总数的三分之一。世代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决不亚于其它国家的农民。７５年前美国作家赛珍珠（Ｐｅａｒｌ　Ｂｕｃｋ）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地》（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Ｅａｒｔｈ）就是佐证。《大地》所讲述的是２０世纪初中国农民王龙的一生。王龙娶了大户人家的丫头阿兰做妻子。夫妻俩的梦想就是拥有几亩土地。经过奋斗，两人终于买下了土地，又添了儿子，日子过得很红火。可是随即出现了饥荒，王龙夫妻辛苦挣来的家产全部化为乌有。赛珍珠因该书于１９３２年获得普利策奖，１９３８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该奖的美国女作家。《大地》还被ＭＧＭ改编为剧本，搬上银幕。以后赛珍珠又发表了《龙种》，讲述中国农民林唐的一家如何被日本鬼子洗劫一空，悲恨交加。然而每天晚上能让林唐聊以自慰的是：“只有土地是他们抢不走的。”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每次大的动乱都是因为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而丧失了生活来源；每次动乱结果又是土地抛荒、流离颠沛。因此为鼓励农民耕种，新朝廷赋予农民部分土地权，使农民耕有其田，于是农业生产又繁荣一个时期。然而好景不长，农民的土地权很快又被权贵剥夺，农民又被迫再次揭竿而起。中国农民就是这样世代周而复始。他们有两个循环节气表，一个是农业年历，一个是政治年历。每个周期都始于一些希望，每个周期也都结束于天灾人祸。

“耕者有其田”始终是中国土地革命的问题。在《大地》一书出版的同一年（１９３１），毛泽东在写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明确指出土地应归农民私有。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但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并不完全享受革命成果。世代中国农民都被用来当作夺取政权的工具，而不是谋求解放的目标。每次土地革命时，农民忙着分田分地，但他们拥有土地的最后权力始终缺乏保障，时有时无，完全根据革命的随机需要。例如，在农产品剩余不足的根据地，共产党的政策不是打土豪，而是“斗土豪筹粮饷”；在抗战时期，共产党的政策不是分田地，而是“减租减息。”显然，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使地主和农民的利益同时得到兼顾，以抗击共同敌人。

建国初期的１９５０年，中国政府颁布土地改革法，农民以农户为单位得到了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产权。他们的热情高涨，生产力提高。１９５１年政府又颁布了互助合作决议，号召农户合并，使刚获土地的农民尤感如鲠在喉。１９５８年以后，为了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政府决定在农村开展公社集体化，从农民手中尽可能多地挤出财富以支援工业，结果农民的土地权又一次得而复失。与中国渊源颇深的赛珍珠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公社集体化，她的反共言论使中国政府一度不悦。１９７８年后，国家政策又见转变。农村实行分产到户，农民以户为单位获得了土地承包的权力。农民长久被压抑的生产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农业生产连年丰收，算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然而农民毕竟不是土地的主人，土地也毕竟不是农民的私有财产。中国农民实质上是佃农，即在若干年内承包国有土地进行耕种（如３０年）。他们没有确保的土地权，因而无法决定种什么、种多少；他们没有明确的土地证，因而无法抵押土地用来赊帐贷款、出售转让。可想而知，没有法律保护的农民利益自然时常受到政府部门和其他人的干涉和侵害。

在中国土地国有后，土地就真的存在于国家的手中吗？中国土地国有制是有其名，无其实。中国的土地国有实际是少数个人私有，这些少数个人又是握有权力和关系的城里人（地产商）和乡下人（土豪）。关于这点，何清涟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已有详述。中国最富的５０人里，一半以上是靠房地产致富。中国农村最横行霸道的人里，八成以上是据土地为己有的大小干部。相比之下，在经济转型后的今天，４千万农民失去土地，广大农民的生活更是惨不忍睹。联合国的贫困线是每人每天１美元。按此标准，中国的大多数农民皆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且滞留贫困深渊的时间最长。他们２００３年的平均所得为＄３１７。按中国政府自己每年＄７７的定义，约３千万农民低于此线。

是的，中国政府取消了农业税。但农业税的取消对于贫苦农民只是杯水车薪。据估计，农民的平均获益是每人每年节省１９美元。反之，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至少当年还有保障的合作医疗更加缺医少药，农民因此而更加患难重重。在全国人代２００６年会上，温家宝总理宣布政府农业开支增加１５％，可那也不过是８亿农民每人一年７美元。当然这比没有好。但是问题的关键不是治标，而是如何治本。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农民没有自己永久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因此，土地私有制是解决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本途径。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不应是时有时无的权宜，也不应是可有可无的恩赐。法律保护下的土地私有制有如下显著优点：（１）农民有明晰的最终权力拥有、经营、继承、抵押、入股、转让、收益和处置土地，因此有安全感和责任感；（２）农民有讨价还价的能力与征用土地的对象进行直接谈判，并用市场价格出售，因此可以换来资金用于投资和子女教育；（３）农民能激发无与伦比的热情和积极性，因而极大提高生产力和农业积累；（４）农民有了相对的安身和安生，因此会放弃去城市打工谋生，从而减轻对城市的压力；（５）农民有了相对高的收入，提高了购买力，因此扩大农村销售市场，促进工业经济。由此可见，土地私有制是治本。由此还可见，土地改革是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一句话，土地改革势在必行。

从政策务实的角度看，土地改革是主动意义上的改良和让步，即有步骤地回归土地于农民。如果中国共产党还相信自己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那么它至少应像列宁那样面对现实，采取合乎时宜的“战略退却。”１９１８年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严重地伤害了农民的利益。为此列宁呼吁恢复资本主义，即所谓的战略退却。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数典忘祖，中国已经变为国家资本主义。但中国政府仍然不敢越雷池一步，进行工业经济以外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治体系的改革。其代价不仅是现代化的延迟，而且是农民对政府的离心离德。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土地改革刻不容缓。中国政府其实没有选择，土地改革是唯一出路，不然纷至沓来的是农民自发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和土地革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事情。前者是和风细雨，后者是疾风暴雨。更重要的是，后者压抑越久，爆发越烈。民怨已如一堆干柴，中国农民的抗议活动已越来越多。全国性的铤而走险和揭竿而起已不是不可能，也不是没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幽灵会再现中国农村，发动群众，再次点燃那打土豪分田地的星星之火。有趣的是，多少往日的革命理论适用于今天，不同的只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换了，革命主体和革命对象颠倒了。中国社会为什么总是对立冲突的誓不两立？中国百姓的需求为什么总要忽视到忍无可忍的危机边缘？中国农民为什么总是愁容满面？这些问题还要被回避多久？

１９３１年《大地》发表时，正值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如同工人，不少美国农民也被迫为生计而苦苦挣熬。在地球的两端，美国和中国农民的苦难似乎是相同的。《大地》所叙述的中国农民生活引起了美国读者的共鸣。然而美国农民没有揭竿而起，这是因为罗斯福总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帮助恢复生产，共同度过难关。鉴于此，中国政府能不能下决心向人家学习，以人之长补己之短。至少，中国政府不应总是用“人口多、底子薄”作为理由，继而耽误农民兄弟的生计。

二战后，美国在日本、南韩、台湾和拉美一些国家实行了土地改革，安顿了民心。美国政府很明白，不把土地私有，农民定会造反；农民造反的结果定会引发共产主义。因此，土地改革不仅是民主改革，也是为了制约共产主义。今天，就连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实施了土地改革，唯独中国。的确，中国城市的生产资料改革已经私有化了，企业归老板个人拥有私营。同样，城市的生活资料改革也已经私有化了，房屋归家庭个人拥有买卖。“居者有其所”已经逐渐实现，但是“耕者有其田”还未提到议事日程。土地改革是指日可待，还是遥远无期，这要看中国政府的智慧和胆识。

５０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学家艾萨克森做了一项赛珍珠对美国人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在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５０年代中期，６６％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来自赛珍珠，或者更具体地说，来自《大地》这本书。的确，当美国人还不甚了解中国的时候，赛珍珠写了这样一些为生存而搏斗的中国农民。通过这部作品，美国人了解到中国农民也是勤劳善良的人。和世界上的所有农民一样，他们与土地也有着血与肉的关系。他们取得土地是为自己取得生存的第一要素。赛珍珠用自己的笔勾绘了一个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这便是小说《大地》的魅力之所在。

中国人喜欢《大地》这本书是因为中国人潜意识里喜欢在世界上竞争“受害者”地位，以获取同情。再之，中国人喜欢与自己的过去比，以获得世人刮目相待。可是今天的世人似乎认为，一个国家如何对待自己的人民更为至关重要；这也是衡量其人道和民主化程度的标准。换言之，一个不善待自己人民的国家不值得同情。不敢恭维地说，中国对自己农民的态度和做法使得世界不是刮目相待，而是另眼看待。加拿大Ｉｐｓｏｓ　Ｒｅｉｄ公司２００４年的一项调查表明，７０％以上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是消极的，原因是中国反对民主。真是时过境迁。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最好在经济繁荣而不是萧条时进行。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戴维斯（Ｊａｍｅｓ　Ｃ．Ｄａｖｉｅｓ）的“Ｊ形曲线”理论指出，当人们的期望值相对高于并快于现实状况，人们容易产生不满和愤慨，于是社会暴乱降临。中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比过去好得多，他们的期望也比过去高得多。因此，趁着现在局势不算太坏，搞土地改革还算上策。随着自由市场因素的增多，市场大幅度起伏的可能也相应增大。一旦中国经济进入持久的低谷，或一旦中国突遇自然灾害或战争，大的社会动荡便会不期而来。那时再谈土地改革未免为时太晚。肯尼迪总统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修房顶的时间最好是有太阳的时候。

最后，影响整整一代美国人的《大地》会不会再次流行起来？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多少是沾了影视名人的光。电视节目主持人Ｏｐｒａｈ　Ｗｉｎｆｒｅｙ把《大地》列入２００４年最佳畅销书的名单里，因而又名声再起。不管怎样，赛珍珠的作品《大地》已经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并仍在增进着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地》也同时鞭策着中国，促使它立志改革，以使在这大地上生息的中国农民尽快并确凿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