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彭德怀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写的“意见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原因就是因为彭德怀“说了真话”。事实上，彭德怀与毛泽东和其它同志在庐山上的这场分歧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他们之间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的一次总爆发，很难用简单的对错来定论。       一方面，毛泽东曾诗赠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以彰其英勇顽强，另一方面，自1928年12月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后，彭德怀与毛泽东之间便因各种原因而经常发生矛盾和分歧。从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到百团大战的“先斩后奏”、“帮了蒋介石的忙”；从反对洛川会议提出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到1943年未经请示便擅自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发表与中央方针相悖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等四篇文章……彭德怀桀骜不驯的性格让他时常特立独行，对此，毛泽东难免多有不满。很长时间里，他们之间的矛盾虽然因忙于对敌斗争而没有爆发出来，但早已为党内高层所知晓。1943年，重病中的八路军120师政委关向应就曾流着眼泪对彭德怀说：“彭总，你不要闹了，我是快死的人了，你听我一句劝，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可见，彭德怀与毛泽东的矛盾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而且，至少关向应认为其主要责任在彭德怀，是彭德怀“不听话”、“闹”所致。后来，彭德怀在“华北会议”上对此做了检查，总算过了“关”，但据师哲回忆，毛泽东曾说过，彭德怀的态度“十分勉强”。这说明，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检讨并不满意。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说：“华北会议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三天行不行？”则更是流露出他的内其实潜藏着很深的“芥蒂”。对此，深得彭德怀信任的黄克诚看得很清楚，他对李锐说，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成见很深，有许多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事实上，毛泽东和彭德怀作为当事人，对两人之间的嫌隙也并不讳言，他们坦承，两人的关系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事情还得从井冈山时期说起。那时，林彪的28团是红军的绝对主力，光枪就有一千多支，更别说还有不少当时十分稀罕的重机枪和迫击炮，无论是规模、战斗力，还是战绩都远胜于由平江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30团。但中途才率领部分平江起义队伍“投奔”到井冈山的彭德怀却被毛泽东“高配”为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从而位居林彪之上。此后，但凡遇到必须在彭德怀和林彪之间“二选一”时，毛泽东多是“扬彭抑林”。抗战时期，彭德怀是八路军副总指挥，林彪只是115师师长，党的“七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林彪得票高居第七，彭德怀则排在第33名，但彭德怀却进入了中央政治局，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林彪则仅仅担任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1955年授衔时，彭德怀位列元帅的第二位，林彪是第三位……此间，不见林彪有丝毫怨言。但彭德怀却一直对自己的地位比较敏感。抗美援朝期间，因彭德怀在朝鲜前线，毛泽东只好启用林彪，将其增补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但没过多久，或许是担心彭德怀误会，毛泽东就让林彪“养病”去了。在接见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时，毛泽东还特意要他转告彭德怀，林彪“没管事了，休息去了”。这说明，毛泽东是很重视彭德怀的情绪的。此后，在彭德怀回国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期间，林彪始终都没怎么露面。后来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怕你不高兴，给林彪发转业费”，指的就是这件事。除此之外，毛泽东甚至还“放任”了军委扩大会议对刘伯承、萧克和粟裕的批判……应该说，为了让彭德怀放手工作，毛泽东做了最大的努力。而彭德怀在“请示汇报”方面却做得不太到位。一些本应由中央作的决定，彭德怀有时以军委的名义便做了；一些需要请中央研究解决的事情，也时有不经商量沟通，便直接将报告打了上来的情况，让毛泽东有被“强迫签字”之感……而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些指示，也因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完全落实。炮击金门前夕，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居然不经中央批准，便擅自做了“我军登陆，迫在眉睫”等与我党对台方针相悖的广播！甚至在“金门炮战”的七次战斗中，除第一、第二、第七次外，彭德怀作为国防部长竟然皆外出视察，而没有相伴在毛泽东左右协助指挥。对此，毛泽东虽然没有说什么，却甚为恼火。因为，每每有事要和彭德怀商量时，都不得不发电将他召回，很是不顺。而且，即使从外地被召回后，彭德怀也常常是见过毛泽东后 ，很快就又重新外出……以致有些人认为，彭德怀反对“炮击金门”，并将其作为彭德怀与毛泽东“七分不合作”的例证。再比如，1958年，苏联提出与我国合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后，彭德怀立即召开军委会议进行了研究，决定予以拒绝。虽然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毛泽东也表示同意，但毛泽东却不满意。因为这个问题的决定权在中央！不在军委！由军委进行研究回复显然不妥。所以，毛泽东在批示中强调“此协议应由两国政府签订”……单就个例而言，这些事情或许不是什么大事，但“小事”在日积月累下，便集腋成裘，让毛泽东渐增一些对彭德怀的不满，甚至认为这是事关“党指挥枪”，以及“能否团结大家一起工作”的大事。所以，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说：我自抗美援朝以来就没怎么管军事，今后要管了。并指出“军队要整风”。其意味深长，显然有极强的针对性。       那么，毛泽东为何会因为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就要“了结”两人之间的矛盾呢？这与复杂的国际局势有关。        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接班人”问题，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我老了，快死了，得准备后事了”，可见此事在他心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彭德怀长期主持军委工作，在军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毛泽东又坚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彭德怀的态度、立场无疑至关重要，是毛泽东高度关注的。按理说，彭德怀应该明白，自己此时最忌的就是让人形成“拥兵自重”，“枪指挥党”的错觉，但彭德怀性格耿直，根本不管这些，不仅深深地卷入到本质上就是争夺“接班人”地位的高岗事件中，被指为“彭、高、饶联盟”，更是不顾毛泽东的多次否决，连续六次请辞国防部长一职。因为他没有同时提出请辞政治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职务，因而被很多人“误以为”自恃抗美援朝有功而对现有职务不满，更对林彪重新“出山”，并超过自己，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不满而采取的“以退为进”……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过三句话：“很多人担心，我死后，没人能管得了你”，“老总，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折射出不仅毛泽东，更有其它领导人都对彭德怀形成了比较深的顾忌，认为他可能“造反”！而彭德怀在后来写的检查中也曾表态说“不管今后中央领导人有什么变动，都愿坚决服从领导”，则更是旁证了这场争论的本质。       1959年3月的上海会议上，彭德怀再次请求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让毛泽东“误以为”这是彭德怀对正在酝酿的有关二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不满，于是，少见地沉着脸，严厉地说：“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嫌不够吗？”这次会议的另一次会上，毛泽东更是直接批评彭德怀：“你是恨死我了的，因为我批评过你。批评你是为你好，我没有偏心。”“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纪大了，要办后事，也是为了挽救你。”奇怪的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呵责，彭德怀居然面红耳赤，一言不发！彭德怀受不得“委屈”是出了名的，庐山会议期间，他就因为不满毛泽东的批评而剃了一个“大光头”参会，并当着众多领导人的面拒绝了毛泽东找他“谈谈”的要求，吼道：“谈什么谈，有什么好谈的！”……有人分析，彭德怀很可能与毛泽东在背后有过什么不曾公开的争论！否则，同样是面对毛泽东的批评，彭德怀的态度为什么会判若两人？有西方学者根据这些反常迹象“猜测”，上海会议时，彭德怀和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就可能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而“压死骆驼”前的那一根“稻草”大概率与“接班人”有关，其中，可能还包括对彭德怀本人的工作安排。        明白了这些背景，才能明白，为什么仅凭一封信就能让两人的矛盾终于总爆发，为什么毛泽东更看重的是写信的动机，而不是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等敏感词汇！虽然彭德怀信中一些用语的确欠妥，黄克诚就说过，这封信“漏洞很多，伤了人。”对此，彭德怀本人也不讳言。他曾对参谋王承光分析说：“主席可能要（把信）印发大会，如果印发就会伤一些人。”甚至还对安子文说，自己闯了祸，可能会被杀头……可见，彭德怀对自己的信会带来什么后果是非常清楚的。可对毛泽东来说，如果仅因几句“言语”就暴跳如雷，方寸大乱的话，根本不可能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如此崇高的威望！事实上，那些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将帅有几个好性格？有几个没有和毛泽东拍过桌子？“操”过娘？就连林彪不也曾在长征中写信要毛泽东“让位”？何曾见毛泽东计较过？早在彭德怀之前，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就曾给毛泽东写过一封几乎全面否定总路线、大跃进的信。但毛泽东在批评李云仲“只看到错误，而忽视了成绩”，“几乎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表扬李云仲不隐瞒观点，敢于直言，认为其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后来，得知李云仲被撤职下放农村劳动后，毛泽东还亲自给黑龙江省委写信，让给李云仲平反……李云仲的用词偏激、激烈，远胜彭德怀，为何毛泽东偏偏对彭德怀“耿耿于怀”？就于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彭德怀代表着一股否定“大跃进”，并借以否定党中央领导的力量！所以必须坚决反击。        首先，彭德怀写信的时机比较敏感。此前，彭德怀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情况关注得并不多。据《彭德怀年谱》的记载，大跃进期间，彭德怀对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考察主要有四次，一次是在哈尔滨市市长吕慧光的陪同下视察新华人民公社；第二次是在甘肃，与兰州军区部分干部战士座谈时，听取了他们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情况的反映；第三次则是1958年10月27日，在甘肃武威参观了群众性大炼钢铁活动；第四次则是1958年12月中旬在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的陪同下参观考察湘潭卫国公社和曙光公社，并参观了卫国公社的炼铁厂。这几次考察几乎都发生在毛泽东采取措施纠正“大跃进”错误之前。或许是工作重点不在此，也或许是认为自己对情况的掌握不够充分，庐山开会以前，彭德怀在国内公开场合很少发表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意见。虽然毛泽东在“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及八届六中、七中全会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极力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错误，但彭德怀却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更没有提出什么建设性意见，而且，他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还做了“完全同意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完全同意会议对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的安排”的书面表态外。相反，他在很多场合都对大跃进表示了积极支持。1958年9月中旬，他在吉林白城子军械靶场视察时明确要求“要大搞钢铁生产”；10月26日，在玉门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共产主义对我们并不是很远了”；10月28日，他在武威“警告”不愿将自家缝纫机交出的部队随军家属“小心过不了共产主义关”；11月，彭德怀在兰州省市机关处长以上干部大会上，赞扬甘肃“由缺粮省一变成为余粮省，去年全省每人平均1500斤粮食”；在延安，他更是鼓励说：“人家的粮食一年翻一番，你们就应该翻两番”；11月19日，接到湘潭县将自己的故乡乌石和白托、景家等三个合作社合并为“卫国人民公社”一个大社的报告后，彭德怀欣然回信“甚为高兴”……直到出访东欧期间，彭德怀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1959年5月1日，他在我国驻东德大使馆讲话说：“去年大跃进有虚夸风，影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5月10日，参观了捷克斯洛伐克维纳日果农业合作社后，彭德怀对代表团同志说：“（国内）公社化出了些问题，好在中国人苦惯了，听党的话，若在国外，或许要上街游行了”。后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彭德怀再次说：“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彭德怀在出访前后态度的巨大反差，显然让毛泽东产生了很大的“误解”。        当时，苏联对我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竭力反对，多方攻击的，两国关系也正处于“撕破脸”的边缘。彭德怀的出访计划中本不含苏联，但不知是改变了计划，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彭德怀仍然到苏联访问了三天，并与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苏方称为“非常愉快”的会谈！另外，他还在阿尔巴尼亚遇见了同样前来访问的赫鲁晓夫，并参加了苏联驻阿大使馆和阿方分别为迎接赫鲁晓夫所举办的相关欢迎活动！而彭德怀刚刚回国，赫鲁晓夫就不仅在国外发表了大量攻击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言论，还宣布停止对我国核技术和核工业方面的援助……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巧合”，难免让毛泽东和其它一些人对彭德怀与苏联的交往产生了“误解”，认为彭德怀或许在国外受到了苏联的“蛊惑”，他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和写信，就是为了“配合”苏联对我国的攻击。这也是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的问题不是写了信，而是‘里通外国’的问题，因而不能平反”的原因。当然，刘少奇的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        其次，彭德怀在平时，尤其是在庐山会议小组会上的一系列发言，被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针对着毛泽东。彭德怀在国外访问时，先后参观了东德“恩格斯军事学院”、罗马尼亚“毛泽东机车制造厂”、阿尔巴尼亚“霍查联合军官学校”等用领导人名字命名的企事业单位，但他在参观了“毛泽东机车制造厂”时，却对罗方陪同人员说：“用个人的名字命名街道、城市或工厂是一种个人崇拜的残余”；6月1日，就在参加了迎接赫鲁晓夫有关活动的第二天，彭德怀来到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市参观。当阿方群众欢呼“万岁毛泽东”时，彭德怀却制止说:毛泽东并不喜欢别人歌唱“万岁毛泽东”。毛泽东同志是马、恩、列、斯的学生，他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解决了如何建党、建军和夺取政权的问题……虽然彭德怀的意见本身并没有错，反对个人崇拜也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但这毕竟是在国外，是外国政府和人民表达对中国领导人的敬意的一种方式。所以，彭德怀的话不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对方接待人员感到尴尬和抵触，而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的讲话中只肯定了毛泽东“建党、建军、夺取政权”等“建国前”的成绩，没有提及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功劳，更是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以致庐山会议上被“别有用心”的人指责为“贬低毛泽东思想”。        另外，本为了引起大家的重视，彭德怀有意在小组会上把问题说得比较严重，但却事与愿违，引来诸多的误解。         彭德怀说，他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是小组会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有压力”。但据《彭德怀年谱》的记载，彭德怀在西北组是很活跃的，几乎逢会必发言，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当然，在情急之下，也说了一些被人认为是充满了“歧义”话。比如，彭德怀说：“吃饭不要钱那么大的事，没有经过试验”，其本意是说，粮食产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怎么能放开肚皮吃呢？为什么不能经过试点后再推广呢？可另一些人却认为，“吃饭不要钱”强调的是分配保障，并不是不要计划和“定量”，出现放开肚皮吃的现象，只是因为认识和管理没跟上，但这很容易纠正，至于“食堂”，这种模式本来就是群众“首创”的，何来“没经过试验”？而彭德怀所说的“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有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1070’是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没有责任？”等话，在“神仙会”轻松愉快，并没有人提出要追究谁责任的背景下，则被误以为他的目的恰恰就是要追究责任，而且是要追究中央，包括毛泽东的责任！再加上后来黄克诚在检讨中说，彭德怀的目的是要“逼迫毛主席做检讨”，更是让一些人认为“没有冤枉彭德怀”，从而让事态更加复杂，更加不可逆。        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误解”，还与他和彭德怀在如何看待“大跃进”及其得失成败上的分歧有关。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但他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本身没有错，也不可能有错，而所谓“大跃进”就是“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前进”也没有错，而且完全可能实现。“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和错误虽然事例很多，但大多可归于“比例失调”和“五风”的范畴，属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而且，自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随着中央的大力纠正，很多错误都已经改正了，从总体看，成绩仍然是主要的，也是能继续“跃进”的。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但彭德怀的看法却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彭德怀没有超出毛泽东的范围指出新的问题，但他认为，这不是执行中出现了错误，而是“总路线”本身错了，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所导致的“左倾”路线错误，应该从根本上否定“总路线”和“大跃进”。为此，彭德怀在国际国内多次表达了自己的这些观点。虽然，后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支持了彭德怀的观点，但在当时，彭德怀的这些观点却很难为大家所接受。 ……       就这样，毛泽东和彭德怀就如两条轨道上相向而行的列车，本为同一个目标而风驰电掣，但最终却擦肩而过，渐行渐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