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

【按：这是 2004 年，8964 发生 15 年后的回望。】

“六四”不是一场民主运动
始于1989年4月中旬而以当局血腥镇压为终结的“六四”事件，不是一场“伟大的
民主运动”。它是一场由学生运动为前导的都市民众街头抗议，抗议的内容是要求
信息公开、决策透明；抗议的对象是共产党自 1949 年以来百试不爽的政治栽赃与
政治压制。接着将目标直指官员的腐败与低效率。
这个混杂着悲壮与卑劣的事件，在5月13日（更确切地说应该是4月28日）之前，是
比较典型的学生运动：纯洁热情的青年，出于公心（爱国）而呐喊；5月13日之
后，行为主体虽然还是学生，行动目标和基本诉求已经搀入越来越多的群众运动甚
至党派政治运动因素。它的领导层是临时涌现的勇敢份子和投机份子：事先没有长
年坚持抗议的组织，决策中没有各阶层的代表参与，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两个月里
也没有成熟的纲领、策略与程序——这是与前东欧国家长达十年甚至数十年、最终结
束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民主运动最根本的区别。
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年头太长了。在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哲学已经扎
根两千多年的土地上，被称作“德先生”的“民主”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在中国人
的头脑里——无论是在朝在野政客、还是平民百姓，甚至开始呼吸领略“夷之长技”
的知识人——它成了强国富民的口头禅；成了向政治对手挑战时候高举的旌旗；成了
强国外交、政府廉洁高效、“人民当家作主”„„的代名词。中国统治者高唱民主，
梦想的是建立如乾隆朝般强大的大一统中央帝国；百姓呼喊民主，渴望的是在强大
国家中过上和平富裕的生活。至于一个社会如何走上民主政治之途，如何在自由与
平权的基础上立法并分割利益，如何以理性与包容进行协商妥协，如何以程序和手
段的合法性保证自由与平权„„真正动脑筋并且成功实践的，一个世纪下来，实属凤毛麟爪。
1919 年北京学生走上街头，要的是主权国家的地位，是公民主人公意识的觉醒——
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确切地说是建设民主社会而开展的启
蒙运动），起始于1915年前后的“文学革命”，起始于对传统专制社会基本要素的
鞭笞、瓦解，和对未来民主社会基本要素的论说、推进、呵护。这些点滴努力，特
别是基于政治自由（它有别于哲学概念上的自由）的理念与当政者的反复磋商、协
议，虽然不如上街喊口号或者怂恿穷人打家劫舍来得激动人心，就促使社会进步而
言，却是扎实的和基本的。这类努力总的说来，也是不可逆转的。
到了20世纪晚期，确切地说是到了1980年代，基本按照“老子打天下坐天下”模式
糟蹋了中国凡40年的共产党，自我主动开展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反对领袖个
人崇拜），使社会获得了新启蒙运动的有限空间。有志者接上了先辈在多半个世纪
里时断时续的努力，再度艰难地、孜孜矻矻为未来的民主社会抟土造瓦——这是自 
1915 年新文化运动、自连年军阀混战、二战、国共内战和毛泽东的集权统治之
后，再次就民主社会诸要素（走出现代迷信、争取思想与言论自由等），进行比较
深入的探讨并有限地实践。至于民主政体不可或缺的法制、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公
民的政治与财产权利、对不同意见的容忍及平等协商的习惯，包括一个自立的组织
不可或缺的信息与财务公开„„由于“压制/暴动”模式、及“全黑/全白”模式历时
太久，扎根太深，且当时全部资源基本都在执政的共产党手中，根本还没有触及到。
从1978-1989这十多年间，执政的共产党里边的优秀份子，一直与民间人士共同努
力。到了1989年春天，人才正逐步养成、制度也正逐步建立、许多初步成果已经呼
之欲出„„。但中国社会总的说来依旧是一党专制的旧制，不少领略了新鲜空气并渴
望得到更多、不少愤愤于社会不公、不少与共产党有着新仇旧恨的人，已经急不可待。
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因素出现：胡耀邦去世。一些感情冲动的学生为悼念在推进
民主化努力中遭到暗算的前总书记走上街头。这一行动，本可以疏导为进一步的切
实努力，不料共产党又操起它的杀手锏。比感情冲动者多了十倍的人迎着这当局使
顺了手的利器走上街头（4/27 各大专院校学生游行）。这回反对的，已是专制社
会更根本的东西——以语言霸权（后边当然站着全套国家机器）对受宪法保护的个体
意愿的压制。正在自我改造之中的共产党，史无前例地收了手，意味着它在重大原
则上的让步（也就是进步）。对民主要素略知一二的人，都能看出这一冲折之中的
前进有多么可贵，以及巩固这一成果尚须多少体制内外的再努力。不幸，和历史上
每次可能的良性转机总是败在打着激进口号的投机者、感情冲动的冒险者身上一
样，这回这一难得的机遇，也为高喊口号、希冀以逆取一蹴而就的野心家所断送。
两千年专制的中国，到了1980年代，只因专制者开始表现其开明的一面，经其“恩
准”（这词刺眼吧？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就是这样。也只有认清这一格局，并对
在这样的格局上起跳有思想准备，才有逐步取胜的可能），才有了艰难的民主之先
声：启蒙。广场占据者的绝不妥协，把他政治理念中或显或隐的开明堵了回去，并
为他背后阴笑着的“老革命”们奠定了气冲牛斗的“政治正确”。
坦克车开过，中国开始了以专制为支撑的强取豪夺的权力变现时代——最黑暗与卑劣
的“江李体制”（权贵资本主义）开场。
说出真相
十五年过去，作为目击者和参与者，敢于公开说出真相的，只有有数的几个勇敢、
无私的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
大家都知道那个站在坦克前边的白衣青年。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却没有人知道他
是谁，也没有人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追寻他的踪迹在中国属于严厉的政治禁忌。
同样不见有人提到的，是坦克里边的几个青年士兵，以及那队坦克的现场指挥——他
们得到的，究竟是“向前直驶”的命令，还是“绕过那个活的阻挡者”？有没有过
这样的命令？发令者是谁？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对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瞬间，国内
没有人说，国外也没有。
最近，站出来说出真相的，是301医院的前外科主任蒋彦永。从他作为实施现场抢
救的外科医生所亲历，我们起码知道两个事实：
1）紧急调进北京城的野战部队，对执行军委的命令，是有着不同的态度的。5月中
旬执行戒严的部队、6月3日从西郊开进的部队、6月3日夜从人大会堂的地下公路钻
出来的部队、与留守广场领袖（“四君子”）谈判并达成撤离协议的部队、6月4日
清晨在六部口追在撤退的学生后边用坦克碾压的部队„„其实并非一个。没人知道谁
是谁，当局至今不许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透露当年的真相。
2）受命前往镇压的部队，装备并且使用了一枪毙命的“爆炸子弹”，并以这样的
武器对付围观的民众。（世界通例：维持秩序的警察一般要保护围观民众免受伤
害）。这一激化事态、制造流血的决定是由谁和怎么做出的？
从4月28日（当局没有对前一日的大游行实施镇压），特别是5月4日（总书记发表
了肯定学生行动的讲话）以来，为了国家、代表民众而抗议政府腐败无能的学生，
本来已经回到学校，究竟是谁、出于什么动机，一次次以“民主运动不能夭折”阻
止复课，最后策动广场绝食？（郑义、王丹）
在这一过程中，就算20多岁的学生领袖还年轻，40、50岁的“老师”和“作家”
们，当时起了什么作用？逃离大陆之后有过什么反省？
当普通同学在广场绝食、而艺术院校的学生已经绝水、情形十分危机的时候，绝食
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究竟有没有私下进食并在比较好的条件下休息以“为革命
而珍惜自己”？
5月以来，哪些经过公推的温和领袖被一次次踢开？激进领袖的登台有没有经过自
己一再声称努力争取的民主过程？对党内温和派的努力予以呼应一次次遭破坏，究
竟是谁在起作用？
据我所知，到了最后一刻（6月2日夜），邓朴方（邓小平的长子）的代表还在广场
上与运动领袖接触：如果民众能撤出，他将劝说父亲不要采取极端镇压手段。有人
出面和他谈判么？他是怎么被拒绝的？
„„
15年过去了（如今35年过去了），到今天，对一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悲剧，基本事
实完全不清。没有对基本事实的认定，谈何“重新界定”？谈何“平反”？谈何
“赔偿”？谈何“安定团结向前看”？
如今有人看上去很想说出真相：据说当时的总理李鹏已经完成30万字的“六四日
记”《关键时刻》，努力找出“当局与学生的矛盾由可调和转向对抗的分水岭”。
可惜他必须得到政治局的同意。这意味着，这日记即使得到发表，也只能是官方说
辞，何况他们还没有同意。
钳制言论、伪造历史，是独裁的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的一贯做法。以争取民主作为
自己奋斗目标的勇士，能不能突破这一格局，勇敢说出真相，包括自己应担负的责
任与可汲取的教训？
把盖子捂得严严的，只能使即将到来的爆炸更猛烈；以激烈的姿态在国外一味批评
当政的共产党，最安全也容易获得喝彩——但是，和15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一样，这样
的姿态只有助于情绪的对立，无助于社会的转型。
当年反对野战军调入北京——宁肯失去总书记的位置也不同意镇压民众的赵紫阳，已
经被圈禁了 15 年。在这样一个处于生命尽头的老人面前，责任者难道还不肯说出真相么？
在中国，被谎言包裹着的历史老账已欠太多。“六四”也是其中一个。
机会断送
自“天安门事件”发生，已经过去十五年。这不是一场“得到了控制的暴乱”，也
不是一个“遭到镇压的伟大民主运动”。它是现中国在实现其社会转型时候的一个
挫折，一个后退，一场悲剧。
这一挫折，改变了中国发展（或曰现代化转型）的轨道。
19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中国本来存在着自上而下、以比较小的代价和比较公平的
方式，向法治与民主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处于最上层的领导人，不但已经采取了一
系列改革、并且正打算在重大领域继续向前推进：
邓小平—他在 1980 年代初废除了农民起义式的士兵提升制，每个军官都要军校出
身——这是军队国家化根本的一步；他已经打算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放进
（共产党）党章，这明显是多党制的第一步；
赵紫阳-他裁减军费，撤消“书记处研究室”（这是一个专门收集、研究、并为异
议份子贴标签的机构），把最优秀的干部朱厚泽先放在中宣部（这是 80 年代中期
思想解放小阳春的关键）；遭遇狙击后放到全总：密切关注“所有制转化”过程
中，对工人利益的保护；
人大委员长彭真-提出并策动基层村民直选；
胡启立，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常委，不仅同意《新闻法》草案公开讨论，还
公开许诺“报纸的版面由总编辑自己决定”；
各级干部大多数-还怀有理想，还受到传统与纪律的约束。没有像今天这样肆无忌
惮地勒索、盗窃；权贵的子弟、亲随，还不敢也还没有那么方便地公开寻租；
“承包责任制”带给农民的利益，还没有被共产党蛀虫分光吃尽；
知识分子享受了不仅1949年以来没有、就是现在也不曾达到过的一定程度的言论自
由：开放的杂志与报纸、开放的专栏。反对三峡工程的言论集不仅正式出版、得以
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将材料直接送到两会，李鹏为总理的国务院已经妥协：说
明他们在重大问题上还肯于听取来自民间的不同意见；
„„
所有这些，都在艰难地推进，不仅因为执政党内部僵化强硬“老革命”的顽强抵
抗，典型中共式的不公开和不透明，也使得身受专制压迫、却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
民众不耐烦又不放心。
敏感、纯洁、对祖国怀着热切的爱的学生们站出来抗议，执政的共产党在改革官员
的努力下，第一次表现它开明的一面，没有镇压——这是15年前的四月底。
大权独掌的邓小平具有两面性：他既是改革与开放的“总设计师”，又是继毛泽东
之后的“红色帝王”。针对他的这一面，在15年前的“春夏之交”，“打天下坐天
下”的“老革命”一直在窥测、等待、包括有意制造“不可收拾的暴乱局面”，促
使邓小平出手镇压，使中国维持无产阶级专制、“永不变色”。
当时叫得最响亮的“民主”，其实是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校的青年教师和学
生）心中的一种憧憬。在当时，中国还没有强大、独立的中产阶级，没有代表工人
切身利益的工会，没有传达不同诉求的渠道——连不同利益群体的界定与诉求都没
有。从上到下，没有人经历过过代表自己独立见解和利益，对共产党官员的弹劾、
杯葛、抗议；以及双方在理性协商和妥协基础上的协议。具有代表民意资格的公共
人物，早被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给灭了。
民众——特别民众中出现的勇敢分子——最熟悉的方式，是毛式的以运动和革命，实现政权转手。
改革派的努力与民众推进改革的热情，断送在看上去完全不同的极端冒险份子手中。
在15年前的4月中到6月初，他们都希望事态扩大、不可收拾，最后自己从中得利。
共产党当局本来有完整的都市防暴乱体系和先进的设施，不仅有警察和武装警察，
有催泪弹等驱散人群的装备，有联通顺畅的党和行政体系，有可以监督、劝阻到每
个人的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所有这些，他们全都不启动，直接把野战军从数百
公里的驻防地调来，使用大杀伤力的坦克和一枪毕命的爆炸子弹。（堵军车使得除
武装突防，别无他法。）
广场上的领袖，则把自己的追随者当人质与筹码——期待“血流成河”；或者留在广
场直到下个月预定的两会召开。到6月3日夜，在扔下追随者自己分钱逃命之后，则
以戏剧性方式告诉全世界：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为屠宰场——而事实是，经过一位医生
的挺身而出和“四君子”的斡旋，95%以上的民众已经从广场撤出。
15年了，当局当时如何运作，一直秘而不宣，我们只知道一名最坚决、最活跃的
“镇压派”杨白冰，已从一名师级政工干部，直升为军委常委；而拒绝带兵进入广
场的军事指挥员、38军军长徐勤先，和那名站坦克前的白衣青年一样，至今也没有
人知道他的下落。
全世界，特别是美国和美国著名大学，把逃出来的运动领袖当作反共英雄欢
迎。“六四”之后的一年里，中国再度回到肃杀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中国的
改革改变了轨道，邓小平、赵紫阳等开明共产党人（或以他们开明的一面）本打算
在最重大领域推行的改革，15 年了，毫无进展——代表官僚无产阶级的共党干部，
成功转化为代表权贵资产阶级的共党官员。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有可能么？中国的和平演变，还会发生么？
15年前曾经有过的机会已经被断送。
1970年代蒋经国方式——专制者以专制手段削弱专制、政府内的开明官员与社会上自
由派良性互动——已经基本没有可能（如果没有天安门悲剧，本来是有希望的）。惟
一的希望，是成长强大起来的中产阶级，在推进法治过程中，从专制者手中一点点
分权——如果中国的环境与资源破坏，以及因为巨大的贫富悬殊而潜伏着的社会危
机，还没有酿成连坦克和导弹都无法收拾的大动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