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豪

近年中国社会较多拿中国当今问题跟清朝比附，事实上中国政府一些体制设置和官员的思维也跟清朝官僚相当接近。不过，如今中国领导人以构建和调社会为己任，对外则强调和平发展，中国社会上下其实应该更认真地讨论和研究宋朝(公元960－1279年)社会的形态。

近年中国社会较多以清朝的情况以古喻今，像一度甚受欢迎的《雍正王朝》、《大宅门》、《铁齿铜牙纪晓岚》、《宰相刘罗锅》以至近期的《乔家大院》等，都以清朝作为时代背景。事实上，清朝跟当代社会在年代上较接近，历史事件对中国人来说也较为耳熟能详，再加上当代社会的地方制度其实不少都沿革自清朝的旧制；因此，讨论清朝的历史，每每较能在中国社会上引起共鸣。

不过，若说现届中国领导人有意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宣扬和平发展，中国似乎应更重视有关宋朝的历史讨论。必须强调的是，笔者提倡加强研究宋史，并非出于信而好古，而是因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对现代化最具影响的朝代。宋代在民国之前唯一出现过较具现代化意味改革的年代，但同时一股至今仍有影响的保守闭关的礼教思维正开始成形。以科学化的治学态度重新审视宋史，了解宋朝的得失，对于中国迈向现代化而言，可能较研究清代更有裨益。

在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的过程中，宋太祖赵匡胤(公元927─976年)经常冥思苦想如何防止藩镇长期割据局面的再现，如何使宋朝能长治久安，而不致成为五代以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于是在北宋建国之初便大力实施“强干弱枝”政策。巧合的是，今天的中国中央政府，一样也面对地方诸侯坐大，中央政令不行的困局。因此，认真地审视“强干弱枝”政策的得失，对今天中国政局的安定来说，其实具有甚大意义。

更重要的是，宋朝是中国商业十分繁荣的时期，这对一意要发展好经济的中国政府来说，其实是具有极大参考作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这么写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根源在于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显着提高。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业的产量……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还增加了贸易量，中国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量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期。”

值得玩味的是，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出现有意识的经济改革的时期。宋朝期间，中国官员先后推出了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其中，庆历三年（1043年）初，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于这年三月罢去吕夷简的宰相兼枢密使职事，任范仲淹为参知政事执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来的改革意见，并加以补充发挥，于庆历三年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认为当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裁汰内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之人。这跟今天中国总理温家宝的执政意图，竟然是如斯接近！

另外，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其实更值得中国社会讨论。熙甯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王安石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引入市场公平机制，实施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他又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王安石又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政府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但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这些历史经验，今天中国政府实应好好学习。

宋朝另一具有参考价值的重要经验，就是地区发展平衡的问题。在宋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转往长江，海上贸易兴盛，中原舞台重心逐渐南移；这正是中国南北差距开始缩小的转捩点。应该指出，宋朝地方发展主要受战乱影响，政府是否有主观的战略意图颇成疑问，但若今天中国政府意图缩小东西差距，宋朝的经验始终有参考价值。中国若要加快西部发展，推动丝路贸易打通西方市场，似乎是一个可行和有效的办法。

宋朝时期，城市和商业都有蓬勃发展，正好是义大利航海家马可勃罗在元代到达中国时，他赞不绝口的规模和繁荣景象，其实正是宋代城市发展的成果。

宋朝时期，儒教复兴，今天的中国政府，也试图发展其软力量，在世界各地设置孔子学院，在这一点软力量的问题上，史学家对宋代可能也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宋代开始社会发展了甚为唯心和非政治化的理学，并强调礼教对行为的约束。但因为理学轻视物质，而学习这类思想的文化成为官僚主教，似乎无助于中国推动改革。有史学家甚至认为，中国由宋代开始轻视物质文明发展，而西方却在后来的十八世纪出现了工业革命，正是中国近代史中几乎亡国的一个关键。这些教训和经验，也许中国史学家应有更深入的探讨。

在现今流行的史观看来，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只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能抹杀宋朝的经济比唐朝还要活跃的事实，从某些角度看，宋代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其中一个出现小康社会形态的时期。宋朝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水利工程，使宋的生产力水准大大提高，众所周知，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正是在宋代出现的。持鹰派史观的人应留意到，军事上号称“强大”的元帝国国祚只有89年，反而被指“积弱”的宋朝却维持了320年之久！宋代无疑也有它保守和落后的一面，甚至是中国错过了现代化的一个拐点；但若中国能立体地讨论这时期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启示，也许中国上下对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会有更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