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德豪

近年中國社會較多拿中國當今問題跟清朝比附，事實上中國政府一些體制設置和官員的思維也跟清朝官僚相當接近。不過，如今中國領導人以構建和調社會為己任，對外則強調和平發展，中國社會上下其實應該更認真地討論和研究宋朝(公元960－1279年)社會的形態。

近年中國社會較多以清朝的情況以古喻今，像一度甚受歡迎的《雍正王朝》、《大宅門》、《鐵齒銅牙紀曉嵐》、《宰相劉羅鍋》以至近期的《喬家大院》等，都以清朝作為時代背景。事實上，清朝跟當代社會在年代上較接近，歷史事件對中國人來說也較為耳熟能詳，再加上當代社會的地方制度其實不少都沿革自清朝的舊制；因此，討論清朝的歷史，每每較能在中國社會上引起共鳴。

不過，若說現屆中國領導人有意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宣揚和平發展，中國似乎應更重視有關宋朝的歷史討論。必須強調的是，筆者提倡加強研究宋史，並非出於信而好古，而是因為宋代是中國歷史上對現代化最具影響的朝代。宋代在民國之前唯一出現過較具現代化意味改革的年代，但同時一股至今仍有影響的保守閉關的禮教思維正開始成形。以科學化的治學態度重新審視宋史，了解宋朝的得失，對於中國邁向現代化而言，可能較研究清代更有裨益。

在結束五代十國分裂局面的過程中，宋太祖趙匡胤(公元927─976年)經常冥思苦想如何防止藩鎮長期割據局面的再現，如何使宋朝能長治久安，而不致成為五代以後的第六個短命朝代，於是在北宋建國之初便大力實施“強幹弱枝”政策。巧合的是，今天的中國中央政府，一樣也面對地方諸侯坐大，中央政令不行的困局。因此，認真地審視“強幹弱枝”政策的得失，對今天中國政局的安定來說，其實具有甚大意義。

更重要的是，宋朝是中國商業十分繁榮的時期，這對一意要發展好經濟的中國政府來說，其實是具有極大參考作用。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在他的《全球通史》中這麼寫道：“宋朝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着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尤其是宋朝，對外貿易量遠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

值得玩味的是，宋朝也是中國歷史上少數出現有意識的經濟改革的時期。宋朝期間，中國官員先後推出了慶曆新政與熙寧變法；其中，慶曆三年（1043年）初，農民起義猶如山雨欲來，宋仁宗在改革呼聲的推動下“遂欲更天下弊事”，於這年三月罷去呂夷簡的宰相兼樞密使職事，任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執政，范仲淹、富弼等人綜合多年來的改革意見，並加以補充發揮，於慶曆三年九月將《答手詔條陳十事》奏摺呈給宋仁宗，作為改革的基本方案。這個方案所提出的十事是：“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范仲淹認為當時改革的中心問題是整頓吏治，裁汰內外官吏中老朽、病患、貪污、無能之人。這跟今天中國總理溫家寶的執政意圖，竟然是如斯接近！

另外，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其實更值得中國社會討論。熙甯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變法立制，富國強兵，改變積貧積弱的現狀。王安石新法按照內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為引入市場公平機制，實施均輸法、市易法和免行法；他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實行發展農業生產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稅法和農田水利法；加強軍隊的措施，有將兵法、保甲法、保馬法以及建立軍器監等。

王安石又改革教育制度，改革了科舉制，整頓了各級學校，為社會培養需要的人才。在此期間，每項新法在推行後，基本上收到了預期的效果，使豪強兼併和高利貸者的活動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級官員、皇室減少了一些特權，而鄉村上戶地主和下戶自耕農則減輕了部分差役和賦稅負擔，政府加強了對直接生產者的統治，增加了財政收入。但各項新法或多或少地觸犯了中、上級官員、皇室、豪強和高利貸者的利益，最終被罷廢。這些歷史經驗，今天中國政府實應好好學習。

宋朝另一具有參考價值的重要經驗，就是地區發展平衡的問題。在宋朝時期，中國的經濟重心由黃河流域轉往長江，海上貿易興盛，中原舞台重心逐漸南移；這正是中國南北差距開始縮小的轉捩點。應該指出，宋朝地方發展主要受戰亂影響，政府是否有主觀的戰略意圖頗成疑問，但若今天中國政府意圖縮小東西差距，宋朝的經驗始終有參考價值。中國若要加快西部發展，推動絲路貿易打通西方市場，似乎是一個可行和有效的辦法。

宋朝時期，城市和商業都有蓬勃發展，正好是義大利航海家馬可勃羅在元代到達中國時，他讚不絕口的規模和繁榮景象，其實正是宋代城市發展的成果。

宋朝時期，儒教復興，今天的中國政府，也試圖發展其軟力量，在世界各地設置孔子學院，在這一點軟力量的問題上，史學家對宋代可能也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宋代開始社會發展了甚為唯心和非政治化的理學，並強調禮教對行為的約束。但因為理學輕視物質，而學習這類思想的文化成為官僚主教，似乎無助於中國推動改革。有史學家甚至認為，中國由宋代開始輕視物質文明發展，而西方卻在後來的十八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正是中國近代史中幾乎亡國的一個關鍵。這些教訓和經驗，也許中國史學家應有更深入的探討。

在現今流行的史觀看來，宋朝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的王朝之一；只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並不能抹殺宋朝的經濟比唐朝還要活躍的事實，從某些角度看，宋代甚至是中國歷史上其中一個出現小康社會形態的時期。宋朝社會出現了大規模的農業生產水利工程，使宋的生產力水準大大提高，眾所周知，中國的四大發明中的三項：印刷術、指南針與火藥，正是在宋代出現的。持鷹派史觀的人應留意到，軍事上號稱“強大”的元帝國國祚只有89年，反而被指“積弱”的宋朝卻維持了320年之久！宋代無疑也有它保守和落後的一面，甚至是中國錯過了現代化的一個拐點；但若中國能立體地討論這時期對今天中國社會的啟示，也許中國上下對如何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會有更佳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