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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棋局 - (一)新型的霸權 (上)
送交者: ZTer 2006年07月23日10:12:54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作者布熱津斯基

引言 超級大國政治

自從世界各大洲在大約五百年前開始在政治上相互影響以來,歐亞大陸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當一些個別的歐亞大陸國家取得特殊地位並且享受身為世界首要國家的特權時,居住在歐亞大陸上的一些民族——雖然大多是居住在這一大陸的西歐周邊的民族——在不同的時候以不同的方式滲入和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區。

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世界事務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一個非歐亞大陸國家破天荒第一次不僅是作為歐亞大陸大國關係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出現了。蘇聯的失敗和崩潰是一個西半球大國美國迅速上升為唯一的而且的確也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的進程中的最後一步。

可是,歐亞大陸依然保持着它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不僅它的西部周邊——歐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經濟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東部地區——亞洲——最近也成了經濟增長和政治影響上升的極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進行了介入的美國如何應付複雜的歐亞大陸的大國關係——特別是美國是否阻止一個占主導地位和敵對的歐亞大陸大國的出現——對美國在全球發揮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極為重要的。

因此,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種新領域(技術、通訊、信息以及貿易和金融)之外,美國的對外政策還必須繼續關注地緣政治問題,而且必須在歐亞大陸運用它的影響,以建立一種以美國為政治仲裁者的穩定的大陸均勢。

這樣,歐亞大陸就成了為爭奪全球首要地位而繼續進行鬥爭的棋盤。這一鬥爭中包含着地緣戰略——即對地緣政治利益作戰略上的掌管。值得注意的是,近在1940年,兩個渴望獲得全球性力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和約瑟夫·斯大林(在那年11月的秘密談判中)達成明確的協議:美國應被排除在歐亞大陸之外。他們兩人都認識到美國力量注入歐亞大陸將會阻止他們征服全球的野心。他們兩人都同意歐亞大陸是世界的中心,而誰控制了歐亞大陸也就控制了世界這一假定。半個世紀之後,這個問題已有了新的含義:美國在歐亞大陸的首要地位能否持續下去和美國的首要地位會為何目的而使用?

美國政策的最終目標應該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長期的潮流和人類的根本利益建立一個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與此同時,在歐亞大陸上不出現能夠統治歐亞大陸從而也能夠對美國進行挑戰的挑戰者,也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項全面和完整的歐亞大陸地緣戰略是本書的目的。

第一章 新型的霸權

霸權像人類一樣古老。但是美國當前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飛快速度、涵蓋的全球性範圍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卻都有自己的特點。在僅僅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美國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國際動態的改造——從一個相對孤立於西半球的國家,變成一個影響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國。

通向全球至高無上的地位的捷徑

1898年的西班牙——美國戰爭,是美國在海外進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戰爭。這場戰爭使美國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過夏威夷,到達菲律賓。到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戰略家們已在忙着創立主宰兩大洋的學說,而美國海軍已經開始向英國“統治着海洋”的觀念提出挑戰。美國聲稱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護人的特殊地位。這一點是門羅主義在十九世紀早些時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後來又為美國所稱的“天定命運論”證明是合理的。美國的這一要求甚至還被巴拿馬運河的開通而進一步加強。巴拿馬運河有助於海軍對大西洋和太平洋這兩大洋的控制。

美國經濟的迅速工業化為美國地緣政治抱負的膨脹提供了基礎。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美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力量已經大約占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33%,使美國取代英國而成了世界第一工業大國。美國的這種突出的經濟活力是由一種崇尚試驗和創新的文化培育出來的。美國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傳統偶像的發明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機會。這些發明家在追求他們個人的夢想時,不受舊時的傳統特權或死板的社會等級制度的約束。總之,美國的民族文化絕無僅有地適宜於經濟增長。這種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來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從而也促進了國家力量的發展。

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把美國軍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歐洲提供了第一個機會。一個在那以前一直相對孤立的大國迅速地把它的數十萬軍隊運往大西洋的那一邊。這次跨越大洋的軍事遠征在規模和範圍上都是空前的,標誌着在國際舞台上出現了一個新的主要角色。同樣重要的是,這次世界大戰還促使美國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運用美國的原則來尋求歐洲的國際問題的解決。伍德羅·威爾遜的著名的十四點計劃表明,美國的理想主義注入了歐洲的地緣政治,而且美國的理想主義又由於美國的力量而得到加強。(在這之前的15年,美國在解決俄國與日本在遠東的一次衝突中曾經起過主要的作用,從而展現了美國日益上升的國際形象。)美國的理想主義與美國的力量的融合,使人們感覺到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

可是,嚴格地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仍然主要是一次歐洲戰爭,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戰爭。但是這次大戰自我毀滅的特性標誌着歐洲對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開始告終。在這次戰爭的過程中,沒有一個歐洲大國能夠決定性地占上風——而這次戰爭的結果卻深深地受到一個正在倔起的非歐洲大國美國捲入的影響。從此以後,歐洲越來越成為全球大國政治的客體,而不是主體。

然而,美國對世界的這次短暫領導,並未導致美國對世界事務繼續不斷的介入。美國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滿足的孤立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那種狀態。雖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正在歐洲大陸積聚力量,美國這個大國——那時已經擁有一支強大的能夠在兩大洋作戰的艦隊,並明顯地超過了英國海軍——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態度。美國人更喜歡當全球政治的旁觀者。

與那種傾向一致的是,美國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國看作是個大陸島這一觀點的基礎上的。美國的戰略集中在保護它的海岸,因而在範圍上只限於本國,很少考慮國際或全球的問題。在國際舞台上起決定性作用的演員仍然是各歐洲大國和正越來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歐洲時代的最後終結髮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中。這是第一場真正的全球戰爭。它在三大洲同時進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進行着激烈的爭鬥。當英國士兵和日本士兵——他們分別代表着一個遙遠的西歐島嶼和一個同樣遙遠的東亞島嶼——在遠離他們家鄉萬里之外的印度-緬甸邊境上發生衝突時,這次戰爭的全球規模便象徵性地顯示出來了。歐洲和亞洲已經變成同一個戰場。

假如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納粹德國的明顯勝利,一個單一的歐洲大國便可能成為一個享有全球優勢的國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勝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為在遠東占主導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八九日本仍然只是一個地區性的霸主。)然而,德國的失敗主要是由兩個歐洲以外的勝利者——美國和前蘇聯決定的。這兩個國家繼承了歐洲未完成的對全球霸主地位的尋求。

那以後的五十年是由美蘇兩極爭奪全球霸主地位的鬥爭支配的。美國和前蘇聯之間的爭奪,是地緣政治學家們最心愛的理論的實現:這一爭奪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國家與在歐亞大陸中心居於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國家(中蘇集團的地盤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國的版圖)相互對立。地緣政治的規模再清楚不過了:北美洲與歐亞大陸相對峙,影響整個世界的命運。勝利者將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後奪取了勝利,就再也沒有別人擋道。

對立的雙方都向全世界宣傳自己的充滿歷史樂觀主義的思想信念。這種信念使每方在加強其必勝的信心時,都能理直氣壯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盤內都明顯地處於主導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獲得全球霸權的歐洲帝國沒有一個曾經成功地在歐洲本身範圍之內運用過決定性優勢。而且美蘇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識形態來加強對各自僕從國和附庸國的控制。這又有點使人想起宗教戰爭的年代。

全球地緣政治的範圍加上雙方都宣稱它們的互相競爭的教條是普遍適用的,就使雙方之間的爭奪變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個也具有全球性含義的因素使這一爭奪真正成為獨一無二的。核武器的出現,意昧着兩個主要爭奪者之間典型的迎頭相撞的戰爭,不僅將使它們相互毀滅,而且會給相當大的一部分人類帶來致命的後果。因此,衝突的激烈程度同時受到兩個對手極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約。

在地緣政治方面,衝突大都發生在歐亞大陸本身的周邊地區。中蘇集團主宰着歐亞大陸的絕大部分,但是沒有控制它的周邊地區。美國在遼闊的歐亞大陸最西部和最東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確立了自己的地位。保衛這些大陸橋頭堡(集中體現在西部“戰線”的柏林封鎖和東部“戰線”的朝鮮戰爭中)因而成了後來被稱為冷戰的那個時期的第一次戰略考驗。

在冷戰的最後階段,第三條防禦“戰線”即南部戰線在歐亞大陸的地圖上出現了蘇聯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國從兩方面作出了反應:美國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動使蘇軍陷入困境;在波斯灣建立大規模的美國軍事存在作為威懾力量,以阻遏蘇聯政治或軍事力量任何進一步的南下。美國承諾保衛波斯灣地區,把這一地區視為與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國對歐亞大陸集團為有效地支配整個歐亞大陸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爭奪的結果最後是由非軍事手段決定的。因為雙方都害怕一場核戰爭,直到最後誰也未敢挑起直接軍事衝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識形態上的靈活性、經濟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變成了決定性因素。

美國領導的聯盟保持了它的團結,而中蘇集團卻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產主義陣營的等級森嚴、教條主義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聯盟有較大的靈活性。民主的聯盟有共同的價值觀,卻沒有拘泥於形式的教條格式。共產主義陣營強調教條的正統性,只有一個中心說了算。追隨美國的主要國家也比美國弱得多,而蘇聯卻不能無限期地把中國作為它的部屬來對待。出現這種結果也是由於美國方面被證明在經濟上和技術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蘇聯卻逐漸停滯,在經濟增長和軍事技術上都無力與美進行有效的競爭。經濟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識形態上的沮喪。

事實上,前蘇聯的軍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間引起的恐懼,長期地模糊了這兩個爭奪者之間根本的不對稱性。美國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術上先進得多,軍事上更富有適應性和革新精神,在社會方面也更有創造性和吸引力。意識形態的桎梏削弱了前蘇聯的創造潛力,使它的制度越來越僵化、經濟越來越浪費、技術上更無競爭力。只要不爆發相互毀滅的戰爭,在長期的競賽中,天平必然最終向有利於美國的一邊傾斜。

爭奪的最後結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響。美國領導的聯盟,一般說來,認為美國政治和社會文化的許多特性是積極的。美國在歐亞大陸西部和東部周邊的兩個最重要的盟友德國和日本,都在幾乎是無保留地讚賞美國的一切這一背景下恢復了它們的經濟。美國被廣泛地看作代表着未來,是一個值得欽佩和仿效的社會。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俄國卻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數中歐僕從國的鄙視,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東部盟國中國對它甚至更加鄙視。對中歐人來說,俄國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歐人同他們認為是他們哲學和文化故鄉的西歐及其基督教宗教傳統分離。更糟的是,這還意味着這是受中歐人往往不公正地認為文化上比他們低的一個民族的統治。

對中國人來說,“俄”音同“餓”,俄國意味着“飢餓的土地”。他們更是公開地鄙視俄國。雖然中國人對莫斯科聲稱蘇聯模式具有普遍意義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質疑,但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後不到十年,他們就對莫斯科意識形態上的領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戰,甚至開始公開表示出他們對北方鄰邦野蠻人的傳統鄙視。

最後,在前蘇聯內部,占人口50%的非俄羅斯人最後也拒絕了莫斯科的統治。非俄羅斯人政治上的逐漸覺醒意昧着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開始把蘇聯看作是一個外來的帝國統治的一種形式,而統治者卻是一個在文化方面並不比他們高的民族。在中亞,民族的抱負可能弱一些。但在這裡,這些民族卻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漸上升的伊斯蘭認同感的鼓舞,這種伊斯蘭認同感又因人們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強。

像蘇聯以前的很多帝國一樣,蘇聯最後從內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並不是直接的軍事失敗,而主要是由經濟和社會問題加速引起的分崩離析。前蘇聯的命運證實了一位學者的正確看法:

帝國在政治上生來就是不穩定的,因為下屬單位幾乎總是喜歡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這些單位的那些反對派精英幾乎總是抓住機會採取行動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不會被攻克,而只會分崩離析。這種分崩離析通常是非常緩慢的,但有時也會非常迅速。[1]

第一個全球性大國

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的帝國,儘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那些帝國的力量建築在由僕從國、附庸國、保護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蠻人的帝國以外的人組成的等級制度的基礎之上。對當前美國圈子之內的某些國家來說,那種過時的術語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不適宜。像過去一樣,美國“帝國”力量的發揮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占優勢的組織程度,來自為軍事目的而迅速動員巨大的經濟和技術資源的能力,來自美國生活方式的那種說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來自美國的社會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競爭力。

以往的帝國也有這些特徵。首先想到的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建立經歷了大約兩個半世紀,是通過不斷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東南擴張領土,以及通過維護涵蓋地中海全部海岸線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來的。在地理範圍方面,羅馬帝國在公元211年前後達到了頂峰。羅馬帝國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政體。它的經濟是單一的自給自足經濟。羅馬帝國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過一個政治和經濟組織的複雜體系來發揮力量的。它以戰略的眼光設計的陸路和海軍航道體系,是以首都為起點的。一旦出現對安全的重大威脅時,用這個體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結駐紮在僕從國和附屬省的羅馬軍團。

在羅馬帝國的極盛時期,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人數不下30萬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裝力量。羅馬在戰術和軍備上的優勢以及帝國中心擁有指揮軍隊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羅馬軍團更能置人於死地。(人們會驚奇地注意到,比羅馬帝國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級大國美國,1996年也在海外駐紮了29.6萬名職業軍人來保護它統治的領地的外部的地區。)可是,羅馬帝國的力量還來自一個重要的心理現實。civis romanus sum——“我是個羅馬公民”——是人們對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願望。高高在上的羅馬公民地位後來甚至授予那些非羅馬出生的人,並且成為文化上的優越性的表現。這種文化上的優越性使羅馬帝國的使命感成為合情合理。它不僅使羅馬的統治合法化,並且使它的臣民願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國的框架之中。統治者認為文化優越感是理所當然的,而被統治者也承認是這樣。這樣,文化優越感便加強了帝國的力量。

這個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戰的帝國,持續了大約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鄰近迦太基的挑戰和在東部邊緣地帶受到帕提亞帝國的挑戰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蠻的和缺乏嚴密組織的,在大部分時間裡只能偶爾對羅馬帝國發起攻擊,而在文化方面顯然比羅馬帝國低下。只要羅馬帝國能夠保持內部的活力和團結,外部世界就無力與之競爭。

有三個主要原因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最後崩潰。第一,羅馬帝國變得過大,一個單一的中心已難以對其進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東西兩半,又自動地破壞了它的權力的壟斷性。第二,同時,帝國長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樂主義,使政治精英逐漸喪失了雄心壯志。第三,持續的通貨膨脹破壞這一體制的那種維持自身又無需作出社會犧牲的能力,而公民們已不再願意作出那種社會犧牲。文化上的衰敗、政治上的分裂和財政上的通貨膨脹加在一起,使羅馬抵擋不住甚至是境外鄰近的野蠻民族的攻擊。

用當代的標準來衡量,羅馬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而只是一個地區性的大國。可是,由於當時全球各大國之間盛行的孤立意識,羅馬的地區力量是獨立的和孤立的,即無鄰近的甚至也無遠方的對手。因此羅馬帝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它的優越的政治組織和文化優越性使它成為後來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國體系的先驅。

即使如此,羅馬帝國也並非是獨一無二的。羅馬帝國和中華帝國幾乎是同時出現的,雖然兩者互不知曉。公元前221年羅馬同迦太基之間的布匿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秦統一了當時存在的七國,建立了第一個中華帝國。七國的統一促使在中國北部修築了萬里長城,使王國內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蠻民族的進犯。此後的漢朝帝國在公元前140年已經開始出現,它的領土範圍更大,組織也更完善。到了公元開始的時候,在漢朝統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萬。這個龐大的人口數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時也證明,通過集權的嚴厲的官僚體制進行中央統治是非常有效的。漢朝帝國的統治擴大到今天的朝鮮、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國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區。可是,漢朝帝國也像羅馬帝國那樣,受到內部弊病的折磨,並且於公元220年分裂為三個獨立的王國而加速了它的最後崩潰。

中國以後的歷史是統一和擴張繼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覆循環。中國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國體系。這種體系獨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組織的對手的挑戰。漢朝一分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發生了逆轉,結果一個很像帝國體系的朝代重新出現。但是,中國最孤行專斷的帝國時期是在清時代,具體地說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紀,中國又一次成為一個完全合格的帝國。它有一個帝國中心,周圍是其勢力範圍,包括今天的朝鮮、印度、泰國、緬甸和尼泊爾。這樣,中國的統治從今天俄羅斯的遠東部分起一直越過南西伯利亞到貝加爾湖,深入到當今的哈薩克斯坦,然後向南到印度洋,然後回過頭來向東,又覆蓋了老撾和越南的北部。

像羅馬帝國那樣,這個帝國也是個複雜的金融、經濟、教育和安全組織。它用所有這些手段對大片領土和在這片領土上生活的三億多人民進行統治。它特別強調集中的政治權威。這一集中的權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驛使服務的支持。整個帝國被分成四個從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區,同時還劃定了驛使可以分別於一周、兩周、三周和四周內到達的地區的界線。經過專門職業訓練和通過競爭挑選出來的集中的官僚體系成為保證統一的主要手段。

還是像羅馬帝國那樣,這種統一被一種強烈感覺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加強、合法化和支撐。儒家學說加強了這種文化優越感。儒學是一種非常適用的哲學,它強調和諧、等級制度和紀律。中國——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邊和周邊以外的全是野蠻人,而身為中國人就意味着有教養。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應對中國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紀晚期中國日益衰落的階段,中國皇帝給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答覆中也浸透着那種特殊的優越感。喬治三世的使者曾試圖以貢獻一些英國工業產品作為友好的禮物來引誘中國與之建立貿易關係。中國宣布的答覆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國國王注意朕的訓令:天朝統治四海內的一切……並不看重稀有貴重的物品……朕也絲毫不需要貴國的產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進貢使者平安地回國。你國王應該完全按照朕的願望行事,強化你的忠誠和發誓永遠服從。

中國曆朝帝國的沒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於內部的因素。後來的西方“野蠻人”取得勝利,是由於中國內部的疲勞、腐敗、享樂主義和喪失經濟和軍事上的創造性。這削弱了中國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國人意志的崩潰。外部大國對中國內部的虛弱的利用——英國在1839-1842年的鴉片戰爭中,一個世紀以後還有日本——又使中國人產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這種屈辱感在整個20世紀都激發着中國人,而且由於中國人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與帝國以後使他們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現實之間的衝突,這種文化受辱感變得更加強烈。

與羅馬帝國十分相像,中華帝國在今天會被定為一個地區性大國。但是在中國的全盛時期,中國在全球沒有可以與之相匹敵的國家,這是指沒有其他大國能夠向中國的帝國地位挑戰,甚至如果中國想進一步擴張的話,也不會有任何其他大國能抵擋中國的擴張。中國的體系是自成體系和自給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認同的種族同一性的基礎之上,對異族和地理上處於周邊的附庸國,中央只比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國有很大的和居於統治地位的種族核心,這就使中國有可能每過一段時間恢復其帝國。在這方面中國與別的帝國大為不同。其他帝國中人口數量小但受霸權主義驅使的民族,能夠在一個時期對人數多得多的異族居民強行統治並維繫這種統治。可是,這類核心小的帝國的統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復帝國就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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