柞里子：《話說“儒商”》

說“儒商”，先得說說什麼是“儒”。如今“儒”有狹義與廣義兩種定義。前者專指以孔子學術為主流的思想流派，後者泛指讀書人。或以為先有狹義的定義，然後有廣義的定義。這推理所據，無非是以為儒既獨尊之後，所謂“讀書人”，讀的無非是儒家經典。所以，“讀書人”就與“儒家”並無區別了。

這推理的邏輯不錯，只是歷史並不總是合乎邏輯。考之以史實，在孔子之先，早已有“儒”。上古之時，巫、祝、史、卜等等掌祭祀、看天象者，通稱為“儒”。爾後引申其義，泛指“學者”或“從事教育工作者”。別笑，以為滑稽得很。上古之世，懂祭祀、天象、占卜等等的人，正是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因為那時候的知識，就是這些內容。也別小看了那些知識，如今的天文、曆法、地理、動植物學等等，皆從中出。

什麼時候“儒”被孔子流派所獨占？竊以為當在漢武帝獨尊以孔子為首的學術流派之後。司馬遷是歷史上第一個把孔子抬舉到諸侯地位的人，可見司馬遷對孔子的崇敬之高，名副其實高不可攀。而司馬遷卻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什麼“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公然視“儒”與“俠”為違法亂紀之徒。可見在司馬遷之時，“儒道”與孔子學術之間，並不存在等號。

後世通稱“讀書人”為“儒”，從什麼時候開始？無從考核。柞里子猜測，當在科舉盛行，儒家經典廣泛成為科舉的考題之後。

就狹義的“儒”而言，第一個儒商，當推孔子的弟子子貢。子貢不僅擅長經商，而且擅長搞政治、搞外交，多次為魯衛之執政。當時諸侯大都以為子貢其實賢於其師。可見孔子學術之所以能夠免於“雖盛而不傳”的結局，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子貢的勢與財。

子貢發財致富的訣竅，說起來很簡單，只有八個字。哪八個字？“囤積居奇，買賤賣貴”。或者換一個說法：“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別看這區區八個字，說起來容易，想要做到，何其難哉！不信，捫心自問：眼看股票大跌，持股者紛紛拋出，你手上沒有，敢買？你手上有，敢留？眼看股票猛漲，人人爭先恐後搶購，你手上有，肯賣？你手上沒有，肯袖手旁觀？

（順便說一句題外之話，拙作《孔子外傳》對子貢的經商頗有演義與發揮。《孔子外傳》網絡版正在柞某博克“柞里居”中連載，歡迎批評指疵。）

就廣義的“儒”而言，第一個儒商，當推陶朱公。“陶”是春秋時地名，在如今山東定陶縣。“朱”是姓氏，“公”，是尊稱，相當於如今的“先生”。不過，“朱”並不是真正的姓氏，不過如“柞里子”，只是一個化名。此人本姓范，名蠡，與子貢同時，與文種、計然同為越王勾踐的主要謀臣。范蠡深諳“狡兔死，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之道，在協助越王勾踐滅吳之後，辭官歸去。為何去之陶？因為陶是當時天下的貿易中心。

據說計然為勾踐謀劃七策，勾踐用其五而興邦振國。范蠡取計然謀國之七策，變換之，用於經商，於商場屢戰屢勝。子貢時而經商，時而務儒，時而執政。范蠡則先參政，後經商，一旦經商，則終於商。也許正因范蠡以商終，歷代商人皆尊奉陶朱公之為鼻祖。

司馬遷《史記》有《貨殖列傳》，以范蠡為首，次子貢，再次為白圭。范蠡的事跡，並見《越王勾踐世家》。子貢的事跡，除見於《貨殖列傳》外，又分見《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至於白圭，則僅見《貨殖列傳》。白圭，魏文侯時人，也是個“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高手。白圭曾對自己的經商之道作過如下總結：我的治產之道，猶如伊尹、呂尚之謀國，孫子之用兵，商鞅之行法。哈！兼伊、呂、孫、商之術於一身，好大的口氣！可見這白圭，也必然堪儒商之號。

如今“儒商”應當如何定義？竊以為無非也只能取“讀書人”經商之遺意。不過，既然是“儒商”，不是“商儒”，則須以“商”為本，以“儒”為輔。什麼叫“以商為本”？說白了，就是以“牟利為先”。賠而不賺，何商人之有？什麼叫“以儒為輔”？簡言之，就是要識大體，有遠見，不作損人利己的缺德之事。

在如今的中國，有誰堪稱“儒商”？恕柞某孤陋寡聞，不能有所推舉。不過，至於誰不堪，自以為心中還有數。誰不堪？如巴靈頓大學畢業的博士之流，無論經商如何成功，只能以“奸商”目之，絕不可當“儒商”之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