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思想短板

南方周末　 　2006-12-14 14:56:28

　　□朱學勤
　　
　　70年後談魯迅———已經是爭議而不是盲信，這一步來之不易。倘若魯迅活到今天，他首先高興的應該是爭議，而不是磕頭作揖。他留給後人的遺產是精神，不是商業或學術利潤。滿城魯氏廣告，以及為商業利潤阻止人們對魯迅的爭論，只能證明魯迅生前即開始疏離那座城市，確有幾分遠見。這個人也不會希望圍繞一本書、一個人形成一個“學科”，養活那麼多文學教授，這從他當時對“紅學熱”、“紅學界”保持距離，大致可以推斷。亦可見他如何囑託後事：第一，後代不可做文學家，尤其不可做空頭文學家。所謂“空頭文學家”，倘不傷害文學，一個最淺表的解釋是，沒有文學作品的文學家，以及通過文學評論做成的“思想家”。第二，希望他的文字“速朽”，“死後埋掉”，“拉倒”。大文豪留下如此遺言在文學史上十分罕見，幾乎是一份反文學遺囑，口氣之絕決，顯然反映他對一生從事的文學事業是如何絕望，此外，也是要堵死身後文學界對他各種方式之利用。前一點周海嬰做到了，後一點許廣平沒有做到，形格勢禁，她也做不到。如果魯迅能看到自己的遺骸，上面爬滿“魯學家”而且是密密麻麻，由此產生與“紅學界”緊鄰的一個“魯學界”，這個本身就活得不快樂的人，只會在死後增加一層痛苦，痛苦得抽搐。

　　魯迅精神不死，能夠活到今天的遺產只有一項：對當權勢力的不合作。胡適晚年曾回顧五四之後分手的兩位同道，說他們倘若活得足夠長，一定會殊途同歸。說陳獨秀的那一句很對，說魯迅的那一句則靠不住。即使魯迅與胡適齊壽，能證明“是我們的人嗎”？這句話對一半，錯一半。對的這一半，對應魯迅這一份精神遺產。錯的那一半，正好與當今“魯學界”所迴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議，甚至是可歌可泣———

　　經濟學解釋。讀魯迅日記，恰如讀魯迅遺囑，滿篇皆為“阿堵物”，令文學青年添堵。毛澤東對魯迅讚不絕口，但他肯定不會有耐心讀完魯迅日記。儘管魯迅和他一樣忽視經濟自由，尤其是制度層面的經濟自由，但是魯畢竟與他有一點不一樣：毛個性張揚，支撐他的是天子特權，魯迅個性獨立，要依靠他自己小心打理財務，並沒有“特別會計室”在身後伺候。於是我們看到毛澤東能攢下200萬稿費，這在消滅私產的年代，幾乎是中國最大一筆私有財產，而魯迅每天晚上卻要在燈下記錄錢進錢出，一絲不苟。魯迅反對當時的經濟制度，但那樣的制度在形而下層面卻支撐他完成寫作，他一刻也離不開那樣的制度。他不避後人毀譽，認真記錄“阿堵”，這一點做得很磊落，至少能證明他生前就沒有死後可登祭壇的小九九。這些形而下記錄是被一個經濟學家揭示的，難以進入文學家的視野，他們還在悲憤地說：魯迅吃的是“草”，吐出的是“奶”！這部日記卻告訴後人，魯迅吃的不是“草”，而是“奶”，而且是自由經濟的“奶”，而不是統制經濟的“草”，否則，我們就不會有“魯迅”，只會有“魯學界”。

　　教育史解釋。中國是在1905年廢了科舉，不到一代人的時間裡，科舉制廢墟上突然矗立起全新教育體系，這是本國教育史的奇蹟，也是世界教育史的奇蹟。這一現代教育體系，既有民國初年一代“海歸”通體合作，也有英美派與日俄派的迅速分裂。分裂從屬於更為寬廣的世界史背景，但在當時卻烙有很local的省籍情緒。魯迅前半生是這一體系的受益者——脫離教育界多年，還享受教育部300銀元的“奶”，但就整體言，他是這一體系的出局者。他後來對大學體系的刻薄嘲諷，未必是文化批判的精品，但從教育史來讀，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可征可信。

　　社會學解釋。上述分裂與社會轉型有關，昔日轉型今日再次啟動，因為有重演，反而能更清晰地看清前一幅畫面。鄧小平解決香港回歸提出“一國兩制”，但就大陸本身言，卻是“一制三國”：沿海中國、內陸中國和邊疆中國。社會轉型無論是初次、再次，或者還有第三次，這“三國演義”都是漸次遞進，從一個沿海“大外灘”擴及至內陸中國、邊疆中國。“大外灘”無論發展快慢，或有無特區、租界，吸收能力總是落後於內陸與邊疆失學、失業者的蜂擁而入，兩者之落差，當年是革命源泉，今日成網絡口水，“憤青”變着臉出現。只不過當年的“憤青”按照“政治正確”，是一定要稱為“文學青年”或“進步青年”的，那時尚無“憤青”、“憤老”此雅號，也沒有“北漂”、“南漂”之分途。胡適乃五四之父，只能滿足“余永澤”，不能吸引“林道靜”，跟不上五四之後越演越烈的“丘九”潮流(“丘八”之後有“丘九”)，那是他活該倒霉，命中注定“暴得大名”者，必有社會學困境。魯迅之不幸，是在上述爭逐中出局，魯迅之精敏，是他始終不離開沿海中國，就在“大外灘里”守一個小孤島———租界“且介亭”，這就守住或開闢了沿海中國里的內陸中國。試看蕭紅、蕭軍之秉性，今日北大、復旦中文系的旁聽生中並不乏見。“林道靜們”今天是要受大學正途歧視的，於是就到網絡上去泄憤，但在當時卻有一個“且介亭”可以擠進去取暖。那時在上海發生報刊文人與教授集團之爭吵，這一恩怨延伸到“文革”初期才有個了斷。1966年是左翼文人從報刊上發難開始，討伐大學裡“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一幕可解為百年棋枰，內陸中國對沿海中國終於從文學上“收官”，出局者回來收拾殘局，確實是“笑”到了“最後”，“笑”得“最好”。那時當然有毛澤東更為深刻的政治謀略，以及1949年以後特有的意識形態話語，但就歷史縱深言，“大批判”發端於報刊，教授集團在大學校園裡戴高帽敲鑼，這兩幅畫面皆可從1930年代那一個回合中找到遙遠伏線。

　　政治學解釋。這方面說得最多、評價最高者，非毛澤東莫屬。儘管他知道魯迅生前在他詩詞中讀出過“山大王氣”，但還是不吝筆墨，謳歌魯迅為“空前的思想家”、“空前的民族英雄”。這麼高的評價，今天連魯迅的後人都不太好意思在70周年紀念中再次引用。但毛澤東也是坦率的，比所有的“魯學家”都可愛。1957年在上海，他坦言如果魯迅還活着，要麼是保持沉默，要麼是呆在監獄裡，這句話能給毛澤東與魯迅的政治關係蓋棺定論。魯學界現在很為難，為維護這兩面，儘可能不損害其中一面而大費周章。魯迅晚年一再聲明他是要聽“將令”，寫“遵命文學”的，如此支持“左聯”事業，為什麼這一支持只能被利用，而不能貫穿始終？也許可以這樣辯護，他們也確實這樣辯護了：這能證明魯迅追求的是民主，故而勝利後才有那樣的困境。如此“民主”辯護，不符合魯迅思想原貌———他生前信仰的“超人意志”而不是“愚民當家”；同時也損害毛澤東形象———既然稱人為“空前的民族英雄”，為什麼要讓這樣的“民族英雄”勝利後保持沉默？即使犧牲毛澤東形象，也還是迴避不了對魯迅的詰問：五四那一輩他有很多同道，為什麼其他人的民主追求不可能被利用，惟獨魯迅能？這一問題已經出現，毛稱魯迅的骨頭最硬，謝泳發問：為什麼最硬的骨頭會成為打人的棍子？辯護者說，這是魯迅身後事，與魯迅無關。若果我是謝泳，一定追着問：胡適未見得“軟”，陳獨秀則更“硬”，同樣也有一個“身後”，為何他們沒成為、也不可能成為打人之“棍”？

　　思想史解釋。作為“空前思想家”的魯迅，短板恰在思想，而不在其他，他的雜文藝術確實是最好的。魯迅之坦率不亞於毛澤東，曾坦言他的思想支撐是“個人的無治主義”，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思想史上很嚴肅的一個學派，19世紀曾與馬克思主義同床共眠，雖同床異夢，卻為後者爭取到數不清的激進青年，尤其是文學青年。無政府主義席捲五四一代，是重演19世紀歐洲思想史的老版本，也是為馬克思本人深惡痛絕的一幕。那時是馬克思主義第二次進中國，並不是第一次，為什麼能突破辛亥前第一進中國之困境？這就要感謝而不是憎惡無政府主義。這是落後國家轉型期屢見不鮮的社會學現象，並不僅限於中國。無政府主義不僅與馬克思主義同床異夢，也與這一類地區的民主追求同床異夢，甚至是以更決絕，因而也更具審美價值的方式，與後者貌合神離。這一塊思想短板，存在於魯迅，也存在於魯迅生前身後諸多信徒和欣賞者。終其一生，魯迅不屑於代議制民主，自然要與胡適決裂，也自然會被毛澤東激賞。至於毛澤東的浪漫無政府主義怎麼會與氣象森嚴的列寧主義相結合，則是思想史上比魯迅較為煩雜的另一問題。但在這裡可以先提一筆：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思想上的貌合神離，與列寧主義則是政治天敵，能把無政府主義者送入監獄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魯迅信徒前期如蕭軍、後期如胡風皆遭整肅，秘密潛伏在這裡；魯迅本人活到1957年也只能進監獄，秘密也預設在這裡。毛澤東進城前激賞魯迅，緣於他們的共同氣質———“個人的無治主義”，進城之後突然坦言魯迅繼續寫，只能進監獄，那是出於他的列寧主義。魯迅畢竟是文學家，弄不懂“個人的無治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貌合神離，也因為他去世太早，看不到他與列寧主義只有1957式的政治關係。惟毛澤東一拍兩響，既能激賞魯迅，也不妨礙他坦言無忌，把心愛的魯迅如何如何。馬克思主義也好，列寧主義也罷，再加一個“個人的無治主義”，這三者親密碰撞，會發生慘痛迸溢的光芒，具有強烈的美學效果，正是這種悲劇性美學效果，被各國“林道靜們”誤認為是民主悲劇，其實是哪裡歸哪裡，俱不相干。

　　這個“主義”不僅能解釋魯迅的思想結構，也能解釋“魯學界”新提出的一些觀點：其一，魯迅身前已經感覺此類革命一旦成功會對他不利，留有一些要“出走”的警告。其二，魯迅晚年加入“左聯”，是要在“左派內部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要解釋前一點並不難：這不正是繼續革命、不斷革命的心理起點？革命尚未結束，革命人已不耐煩，毛澤東恰恰是在“文革”前夜感到孤獨，生平第二次達到懷念魯迅的高潮，抄錄迅翁詩曰：“萬家墨面沒藁萊，於無聲處聽驚雷”。後一點也不神秘：無政府主義的思想性格就是如此，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這樣干，可以說一貫使然，19世紀歐洲思想史不斷上演這一版本，普魯東在法國左翼中這麼幹，巴枯寧在俄國左翼中也曾這麼幹，都是在“左派政治中造反，以激活左派政治”。無政府主義是比“左”，比左還要左，要不然馬克思面對這些思想盟友就不會那樣煩躁不安。此外，這一“主義”還能部分解釋“魯迅的骨頭硬”，這是因為他與民主不相干，聚焦於意圖倫理，而不是責任倫理。民主與責任倫理相伴，頓失滔滔，與美學效果無緣，不可能讓文學青年稱心如意。一旦與魯迅相比，胡適確實暗淡，這是他除了上述社會學困境外還要有第二宿命：美學宿命。此外，無政府主義調動的是反專制情緒，反專制未必是反過來的民主，很可能是專制之候補。專制者之來源，首推世襲，可惜血緣稀少，但它可以從對立面吸取候補，這就大大增加“造血細胞”，能突破數量限制。無政府主義在思想史上很長壽，通常是情緒偏強思維偏弱，因為是“鬧情緒”，故而容易入門，生生不息。19世紀曾讓馬克思煩躁的東西，21世紀卻繞到了他視野背後，成為他身後殿軍，很可能是中國的“後現代主義”？後現代無論是把格瓦拉、魯迅搬進“劇場”惡搞，還是在書房裡作“理論長考”，最底下一層還是當年的情緒。故而今天中國的左翼文人，對外擁抱後現代主義，對內擁有魯迅後裔的悲痛神色，這兩者在邏輯上恰好內洽，用不着羞羞答答。只是他們不敢像魯迅當年那樣坦率，坦言自己是“個人的無治主義”，在這方面又突然軟了下去。

　　國民性改造”。最後，應該談談文學家的最愛———“國民性改造”問題了。

　　“國民性改造”在本國思想史上確有淵源，上承梁啓超推卸戊戌變法失敗之責，四億同胞人人有份，故而提出”新民“說，今天上海《新民晚報》的報頭，還能看到這塊思想化石。下啟毛澤東改造舊人的“文革”理想———”紅雨隨心翻作浪“，”六億神州盡舜堯“。但就魯迅當年留學日本言，那個島國急於脫亞入歐，又不想徹底改造制度，才會將改造熱情轉移至人腦：在文化改造、人性改造上狠下功夫。當年與日本同享一個家族譜系的德意志則更早，落後於西歐，不服於西歐，故而提出德意志“文化”優越於西歐“文明”這一說。從費希特到尼采，從尼採到海德格爾，“文化決定論”開出的單子很長，中國士人接上去的單子則更長。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於這一條思想脈絡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發生，也是得益於這一思想譜系。國家社會主義(簡稱納粹)推行種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為淨化國民性，不得不然！只不過德意志傲慢，日本人自卑，前者是淨化，後者是改造，兩家人在上下兩端共同推進“國民性基因工程”。魯迅留學國為日本，“國民性改造”流入他血脈，無須苛責。此前此後還曾多次表述對尼采哲學的嚮往，“個人的無治主義”是他的政治思想，若問哲學傾向，他肯定會坦承是尼采超人意志說，而不是“為人民服務”。經過反法西斯血浴，文明世界裡若有提“國民性改造”，會把人嚇個半死。經過1950年代“改造”高潮，中國的倖存者也會有類似感受。聽者先會問：“誰來改造，誰有權力改造？憑什麼改造？”

　　魯迅當年是沒有見到“改造”後果的，應該為他慶幸。毛澤東說“魯迅的心是與我相通的”，一點沒說錯，不僅“個人的無治主義”與“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息息相通，“國民性改造”也與“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一脈相承。歷史上有機會實踐此類主張者，也不僅僅是法西斯這一翼。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乃至紅色高棉改造金邊的“四一七新人”，代代有其人。另一方面，二戰後出現同一塊“國民性”版圖分裂：東、西德，南、北韓，南、北越。民主的養成在民主本身，憲政的訓練也只能在憲政，這一點倒是胡適1930年代說得對。大陸同一塊土地，沒有“版圖分裂”，但也有兩個社會階段可舉例：“文革”與改革，還原為人性論差異，前者是摁着手堅持“改造”，後者手一松，社會大還俗，國民性立刻還原，還只是政策變異，就引起多麼相反的社會後果，究竟是哪一面好，那一面劣？人不是神，也沒有“超人”，“人改人”只能嚇死人、改死人，如今還能迷惑人，只說明中國僅有“文革”之難還不夠；災難雖然在政治層面被否定，但在思想上還沒有被反思，或者乾脆說：連個像樣的反思都還沒有。

　　魯迅就沒有任何精神可以繼承了嗎？當然不是。前面說過，他對當權勢力的懷疑，以及由此發生的不合作，是可以繼承的。但要用到左派一句老掉牙的話，應該“批判地繼承”，這一精神是從他那塊思想短板———“個人的無治主義”開始的。雖然，思想史上的歪打正着，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

　　(此文略有刪節)(P1192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