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悲歌 千古絕唱
——1994年10月27日在無錫東林書院的演講

劉志琴

東林書院是我嚮往已久的地方，這個感覺是簡單的，也是複雜的。

說簡單，可以用一件事來表達，中國書院有一、二千座，每座都有不少楹聯，數以萬計，只有東林書院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一聯膾炙人口，常用常新，可稱為千古絕唱。因為這副對聯所表達的，不僅是東林黨一代人的心聲，也是幾千年來士大夫、知識分子所追求的道義和良知。所以這副對聯所體現的東林精神不僅是無錫的，也是全國的，不僅是晚明的，也是中華民族數千年以來優秀文化傳統的體現；說是複雜的，也可用一件事來表達，那就是東林黨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義的殉道者，他們身體力行，鞠躬盡瘁，為晚明王朝的整體利益獻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們又停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實踐中表現為無能又無奈，軟弱、退縮，麻木不仁，直至遭受滅頂之災。

他們在不當權的時候，訾議國政，抨擊當局，贏得抱道忤時者的追隨和民眾的擁護。天啟年間命運出現了轉機，從在野的清流，一變而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輔劉一景、葉向高，吏部尚書趙南星、禮部尚書孫慎行，兵部尚書熊廷弼，都是東林黨人或東林的支持者，可以說王朝的軍事、政治、文化、監察和人事大權全都被東林掌握，《明史》記述此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 可謂盛極一時。按理說，這是他們治理國政的最佳時機。然而，他們又坐失良機，很快喪失優勢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賢驅盡殺絕，全部覆沒。

為什麼這樣一批聲勢顯赫的飽學之士，不能提防一個目不識丁的宦官從背後舉起的屠刀? 這樣一個苦心經營十七年，中國歷史上歷時最久，影響最大的士大夫集團，失敗得如此慘重? 雖然皇帝有被宦官蒙蔽的客觀原因，但不能不追究這一事態的主觀因素，這是沉重的歷史教訓。

從他們當權後來考察，主要忙的是兩件事: 一是“搜舉遺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勢的黨人；再一件事是排斥異己，打擊宿敵齊、楚、浙、宣昆黨，凡是不合口味的都目為異類，加以排斥，東林內部又以鄉里為界，分裂成許多小組織互相爭吵，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為也很難成功。作為當權的群體力量，沒有利用有利的時機，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國方案，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黨派鬥爭上，這是招致失敗的一大失誤。在他們躊躇滿志的時候，對閹黨的聚集力量麻木不仁，喪失警惕，而且提出一個錯誤的政策，那就是“籠絡群奄”，姑息養奸，試圖勸告魏忠賢不要干政，這無異是與虎謀皮。眼看閹黨勢力日益壯大，他們認識既不一致，行動又遲緩，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後盾。在魏忠賢的爪牙插手內閣，首輔、吏部尚書相繼被逐，次輔竟然膽怯得辭職，以圖息事寧人。在大敵當前之際，沒有反對最大的敵手，而是忙於提攜同黨和派系鬥爭，所以被閹黨輕而易舉地一舉撲滅，肇成千古冤案。他們為官清廉，具有為理想獻身的精神，然而人品使人景仰的，行為卻不足為訓，這反映了知識分子致命的弱點、缺陷和誤區。所以東林黨的興亡，是一曲令人永遠遺憾的悲歌，評價東林黨人不得不經受理智與情感的撞擊。

東林悲歌，對東林黨人來說是悲壯的行為，對統治王朝來說就不是悲歌而是輓歌，因為像東林黨人這樣赤誠的，用自己的信念和道義來挾持王朝，挽救世道人心不惜肝腦塗地，最後卻被他們所維護的統治者所屠殺。一個封建王朝到了屠殺忠臣赤子的時候，這個王朝的末日也就來臨了。

這樣提出問題還由於這三點認識:

一、認識晚明和東林黨所處時代的意義。眾所周知，明朝亡在崇禎年間，但是清代人卻說它亡於萬曆。哪有這樣的評論呢? 細想之下又不無道理。研究晚明在某種意義上比研究晚清更有典型意義，因為晚清已有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侵入，社會的變異離不開外部力量的滲透和參預，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中國封建社會向近代的過渡缺少動力，只有外部勢力的挑戰引起回應，才促使中國走向近代化，這種挑戰----回應模式成為西方學者觀察中國近代社會變遷的主要觀點，這確實反映了晚清社會變遷的複雜性。晚明不一樣，處於十七世紀的中國，不存在西方勢力影響的問題，就是利瑪竇傳來的西方文化，僅僅局限上層的少數官員，對社會沒有發生影響，《幾何原理》譯成中文後並未傳布，更沒有任何政治理論的引進，可以說晚明是沒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響的原裝的封建社會，考察這個時期的變化，有哪些到達封建社會所能容納的極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規而有所突破，為真正了解封建時代的國情和民情，提供了一個可資解剖的社會面，所以要認識傳統社會近代化的演進規律，不能不重視晚明社會和東林黨的研究。

清人根據什麼要撇開明亡於崇禎的事實，認為明亡於萬曆呢? 封建王朝的滅亡一般來說要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農民不能按照原樣的方式生活下去；再一種是統治機構不能按照原樣統治下去。這兩者不一定同時到來，萬曆王朝存在48年，共有農民起義30多起，大多是局部性的小打小鬧，矛盾沒有到沸騰點，這個王朝還能生存下去，但是統治機構卻先期癱瘓。皇帝幾十年不上朝，缺官不補的情況相當驚人，監司、郡守曠年無官，朝中大員大半虛懸，都察院沒有正官，內閣有時鎖上大門，到萬曆後期中央六部只剩下一個刑部尚書趙渙，吏部、兵部、禮部、戶部、工部都無專人負責，來往使臣無人接待，軍餉無人解運，刑部長年不斷獄，監獄長上青草，直弄得“職業盡失，上下解體”，這是歷代王朝從沒有過的現象，連晚清也沒有弄到這種地步。

這種現象又是萬曆皇帝自毀長城的結果，1596年皇帝委派宦官到地方組織“中使衙門”進行橫徵暴斂。按照明朝的財政制度，稅收應歸戶部和地方政府徵收交歸國庫，皇帝從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銀供皇室消費，貪得無厭的皇帝受不了這種約束，撇開法定的官僚系統，另用自己的親信組織地方政權，掠奪國家稅收。本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機構是封建王朝合法的組織機構，也是皇帝統治社會的主要支柱。官員是國家的命臣，依據法定的統治秩序，執行管理社會的職能，他們的職權要受到朝廷和法制的保護，這是統治階級長遠利益的體現，任何君主都不能違背這一基本原則，萬曆皇帝公然拋開法制，無視國家法定的系統，另立中使衙門，凌駕在官府之上殺人越貨，逍遙法外，那些忠於職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為他們橫行不法的障礙，受到空前的迫害。這是中國歷史上罕有的用宦官組織地方政權，打擊地方官員的違制行為。這一暴行在各地激發多起城市民變。奇怪的是，北到遼東，南到雲南，西至陝西，東至沿海，風起雲湧的城市民變中沒有一例民變與農民起義相匯合，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並未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即使有城市暴動的導火線，在農村也燃燒不起來。由此可見，統治機構的先期癱渙是皇帝肇下的禍根。明朝本是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極度發展的一個王朝，皇帝的倒行逆施，破壞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激烈的黨爭又導致官僚集團嚴重分裂，這就極大地削弱了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皇帝無限澎脹的貪慾和不受抑制的權力，又是皇權至上的產物，這是封建專制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機表現在這種癱瘓的局勢不是來自敵對階級的衝擊，而是來自統治階級代表人的破壞和內部火拚，統治集團自行解體的現象，反映封建王朝已失去自我調節的機制，一些有識之士驚呼“天崩地解”，“大廈將傾”，縱有憂國憂民之心，也束手無策。清人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斷言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

二、東林黨活躍的年代，在西方已開始走向近代化，人文啟蒙成為社會轉型的先聲。在中國也萌發了一股異於以往的社會思潮，與西方不同的是，這不是基於經濟的動因，也不是開放式的人文啟蒙，而是由“非君”思潮引發的政治倫理啟蒙。十六、十七世紀之交，首先是萬曆王朝興起一股對皇帝勸諫、批評和抨擊的風潮，像海端那樣罵嘉靖皇帝的奏疏到萬曆中葉到了連篇累牘的地步。有的直數神宗的酒色財氣，四毒俱全，有的疏陳“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怨愁嘆，難堪入聽。”其言詞之激烈、情緒之憤慨，簡直到了痛罵的地步。批評皇帝在古代稱為批麟，官僚士大夫紛紛以批鱗為榮，有的還以抗上得到“批鱗君子”或“清流”的美名。在朝的大僚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無忌憚，歸莊的一曲《萬古愁》從秦始皇、漢高祖罵到唐宗、宋祖，在民間傳誦不息。譏評朝政更是到了街談巷議的情景，首輔沈一貫記述萬曆二十六年的情形說:“往時私議朝政者不過街頭巷尾，口喃耳語而已。今則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間裡巷的戲文小說、民歌民謠、笑話謎語，莫不為晚明從上到下這樣廣泛、激昂的非君思潮而震撼。

“非君”本是諷諫君王，並非就是啟蒙。當王朝統治發生危機的時候官僚士大夫中會出現一些有識之士批評皇帝的過失，以喚起皇帝的厲精圖治，這本是封建倫理所許可的行為，但像這樣蔚然成風，已超出一般的諷諫，它所起的效果已不僅僅是規勸帝王的過失，而是對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訴。皇帝是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威權的下跌是皇權急劇敗落的重要特徵，晚明“非君”思潮的崛起，充分反映層層隸屬的封建社會結構，從最高層出現了潰裂。

從“非君”進而“抑尊”，提出抑制君主權力的思想，這是東林黨後人提出的命題。從權力結構上思考怎樣限制皇權專制，是中國政治想史上的飛躍，也是十六、十七世紀中國政治論理的啟蒙，遺憾的是東林黨人沒有走出這一步，卻把自己送進了歷史的盡頭。

東林黨人是一批忠誠的皇權衛士，是虔誠的封建倫理綱常的躬行者。在他們遭受陷害被捕的時候，民眾奮起抗爭，激發了城市民變，可他們明知受冤，卻勸阻民眾，心甘情願地獻出生命。楊漣被押解途中“都城士民數萬，擁道攀號，爭欲碎官旗而奪公，公四向叩道，告以君臣大義，始得解散。”左光斗被捕時，縣民散發傳單，動員毆打捕人的緹騎，左卻苦苦務阻，俯首就擒。高攀龍被捕前聞訊，寫下“君恩未報，結願來生”的遺言自殺，遺囑還要家人變賣田產供緹騎費用。黃尊素聽說緹騎將逮捕證遺失，自動換上囚服投案，在臨刑前還賦詩叩謝君父。李應升被捕時，數萬人出動拒捕，李卻一再拜求市民解散，還說什麼:“臣罪應難赦，君恩本自寬。”自動就縛。民眾卻不管這一套綱常說教，拿起武器衝進公堂，見着緹騎就打，比起人民這種嫉惡如仇的精神，東林黨人的遷腐是多麼可憐可笑! 愚忠成為他們頑固的階級偏見和精神枷鎖，以視死如歸，顯示他們是一群真正效忠皇權的楷模，籍以平息民眾的反抗。激發民變的導火線，卻淪為民變的滅火器，這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

這不能不是一個悲劇。正是這樣的悲劇，卻給人們以啟示，像東林黨這樣竭盡忠誠的循理之士，不也被封建統治者無情地吞噬了嗎? 至他們死命的不正是他們念念不忘的君父嗎? 天理何在? 皇帝的聖明又何在? 被這悲劇驚醒了的人們終究要發出這樣悲憤的吶喊。黃尊素倒下去了，他的兒子黃宗羲卻拿起筆猛烈抨擊這吃人的君主專制，他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君主未取得統治時，“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登上皇帝的寶座又“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巳矣! ”在他看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君主既然“不以天下萬民為事”作臣的就沒有必要“殺身以事君”，這說得是何等好呀! ，這又何嘗不是東林黨人用血泊換來的沉重教訓! 。黃尊素絕對說不出這樣的話，黃宗羲沒有父輩的冤獄，也得不出這樣精彩的思想。東林黨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冤死，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專制者的昏憒、腐敗和兇殘，激勵着人們思考、懷疑和鞭撻這沿襲一千多年的，也是他們拚死效忠的君主專制。並進而提出“抑尊”、“崇高盡獨夫”、“勢尊自蔽”的命題從而超越“非君”論，從權力結構上限制君權，這才真正進入政治倫理的啟蒙，啟動了中國文化近代化的濫觴。從黃尊素到黃宗羲這父子兩代人在認識上完成的飛躍，使我們看到光明與黑暗交替的曙光。所以東林黨人所昭示的不是新時代的起點，而是舊時代的終場。這一起點和終點的一步之遙是東林黨人無法超越的雷池，只落得引爆自身的結局。

三、東林黨人是歷史人物，對任何歷史人物的作用和影響都存在歷史評價和道德評價的二重評判。這兩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伯夷、叔齊在商朝滅亡後，不食周粟，鋨死首陽山，對歷史不足為訓，但他們不忘故國，忠貞不二的氣節為歷代傳誦，在《史記》中居於列傳的首位。關雲長在三國時代只是一員猛將，論事功遠遠不及漢朝的霍去病，但在民間卻視若神明。不論是精英文化或民間文化對歷史人物都具有歷史和道德評價二元化的傳統。這啟示我們對古人的評價不要追求完美，歷史作用和道德價值一致的固然為今人稱道，即使不一致也不妨礙今人的學習和繼承。歷史人物在歷史上的作用巳隨逝去的歲月而消失，留下的話題盡可由歷史學家去爭論，對人民大眾來說能作為國民素質補養的更看重是道德精神，唯有這道德精神可以傳之久遠，萬世留芳。所以對古人不要因為歷史的功績而在道德上溢美，也不為因為道德的高尚而拔高事功，一切符合歷史的本來面目，才是歷史研究者的追求。正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景仰東林黨，又痛其無能、軟弱和愚頑，這是我輩知識分子泣血飲恨的悲歌，永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