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掩藏的歷史：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

宋永毅

把“劉少奇”和“文化大革命的獨特貢獻”這兩個詞放在一起作為一篇論文的題目，看起來好像偏離了人們通常對“文革”的認知。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殘酷地迫害致死，在數以百萬計的“文革”受害者中他的地位最高──受迫害前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副主席。“文革”後幾乎所有悼念劉少奇的文章都稱其為“最大的受害者”，同時往往強調劉在20世紀60年代初經濟政策方面與毛的區別[1]；然而，這些文章對劉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態度以及他在運動中做了些什麼，往往語焉不詳，似乎劉少奇只不過是個“文革”受害者而已。有的論者甚至推斷，毛澤東“同劉少奇主持的中共第一線領導之間分歧的發展，使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劉少奇）相當被動”，“很快又開始抵制，力圖想停止這場‘大革命’”。[2]

　　歷史的真相往往十分複雜弔詭。在過去50多年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中，黨內許多人成為受害者之前往往扮演過迫害者的角色；在意識形態上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間也並無明顯區別；許多受害者及其家屬在被迫害致死的前一刻或平反後仍然認同迫害他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甚至對施害者表示效忠。例如，羅瑞卿、鄧拓和“文革”初期大量被迫自殺者臨死前都不約而同地高呼“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聽毛主席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3]，或者“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之類的口號[4].劉少奇被迫害致死十餘年後終獲正式平反，他的遺孀王光美竟然對評劇藝術家新鳳霞如此表白：“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以致於純樸真誠的新鳳霞十分鄙視地說：“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5]

　　劉少奇被迫害致死並不是因為他抵制“文革”。事實上，無論是他與當時一線中央的領導制定的“文革”方案，還是他決定派遣工作組指導運動，都事先得到毛的同意和批准。劉的悲劇之根源在於，猜疑成性的毛澤東認定劉是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會嚴重威脅自己的權位，故而絞盡腦汁務必除之而後快。劉少奇無疑是一個“文革”的受害者，但他同時也是這一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如果不聲討清算“文革”的歷史罪惡，不去發掘“文革”發生的制度根源，那麼一代人的犧牲、包括劉少奇本人的生命在內，便成了中國歷史上毫無意義的一頁，中國人也無法徹底告別“文革”時代。筆者想強調的是，追究“文革”的歷史責任、清算政治罪惡，不僅是為了死者和受害者，而且是為了埋葬一個時代。

　　一、“四清”運動：劉少奇直接領導的“文革”預演

　　1966年5月，當“文革”的序幕拉開時，中國人的神經早就被政治運動繃緊了。從1963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運動）實際上相當於“文革”的預演，許多在“文革”中出現的口號和鬥爭手法早就在“四清”運動中廣泛使用了，而“四清”運動的第一線領導人便是劉少奇。

　　今天官方論述劉少奇和毛澤東對“四清”運動的看法時大都強調兩人之間存在“深刻分歧”[6]，更有人認為，“毛澤東尖銳批評劉少奇的小民主（法制條件下、有組織的充分發揚民主）教育運動是擴大化，他自己搞了文化大革命，用‘大民主’（個人專制加無政府主義）對付假想敵人，走向極端。人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早在四清時，毛澤東就想搞一場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僅僅因為劉少奇的抵制才未能行通[7]”。這顯然過分美化了劉少奇。事實上發動“四清”運動時，毛關於“文革”的設想還處於萌芽狀態。縱觀劉少奇在整個“四清”中的真實表現，他不僅跟着毛的“左”調亦步亦趨，而且在不少方面有自己的獨創；即便毛在60年代初就想發動“文革”，劉少奇也未必會加以抵制。考諸史實，毛的“文革”思想與劉領導的“四清”運動實有互相啟發、互相影響之效。從這個角度來看，可以說劉少奇對毛的“文革”思想的形成實有推波助瀾之“貢獻”。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決定發動“四清”運動，其中12日到13日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在這次會上劉宣稱：“八屆十中全會講階級、階級鬥爭，現在就要部署一個行動，搞一個階級鬥爭。對象是投機倒把、貪污盜竊，還有一些嚴重的鋪張浪費，嚴重的蛻化變質、違法亂紀，嚴重的分散主義。總是口裡講階級鬥爭，不辦事情，不好。”[8]而毛澤東對這場運動的說法卻似乎比較溫和，他在會議上發言時強調，“要把社會主義教育好好抓一下，社會主義教育，幹部教育，群眾教育，一抓就靈”。[9]

　　在2月25日的會上劉少奇作了“關於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問題”的報告。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後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使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10]”劉在中共領導人中首次把防止“蛻化變質”的政治運動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這種觀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順利展開的意識形態基礎。3個月後毛澤東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與劉少奇上述說法非常相似的批語：“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請同志們想一想，這是一種多麼可怕的情景啊！”[11]毛不僅把當時的“四清”運動定位為“關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修正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12]”，此後又從這一論斷出發，延伸出一系列發動“文革”的“理論”觀點。

　　在毛的“文革理論”的形成過程中，劉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調顯然啟發鼓勵了毛。隨着“四清”運動的全面展開，劉少奇的立場越來越“左”，他的一系列極“左”言行不僅極大地加劇了運動的“左”傾傾向，而且堅定和鼓舞了毛澤東的許多還處於萌芽狀態或正在形成中的極左思想。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來對付“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就是劉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在6月8日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劉少奇的回答是：“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13]劉少奇對當時全國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也比毛澤東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澤東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產隊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後來劉少奇、周恩來、彭真等人一再向毛匯報“尖銳的階級鬥爭動向”，於是毛改而認為，“我們這個國家有三分之一的權力不掌握在我們手裡”；但劉少奇卻強調，“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裡的學校還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14]國內學者肖冬連在論述“四清”運動中劉少奇和毛澤東的極“左”思想高度一致時，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模式，即“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做文章了”，然後是“毛澤東要表達的意思先從劉少奇口裡說出來了，他接過劉少奇的話茬，道出了他的核心思想”。[15]劉少奇在這方面的獨創性和他對毛澤東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正因為毛、劉在政治觀念上高度一致，1964年5月到6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後，中央書記處於1964年8月5日決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這一段時間的毛劉關係是相當好的。劉在第一線領導“四清”運動期間，中共通過中央文件樹立了三個“四清”樣板，即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經驗[16]、河北省的“桃園經驗”[17]以及天津的“小站經驗”[18].雖然這些文件都要得到毛的批准，但這三個文件的起草者和最後簽署者是劉少奇。今天再來閱讀這些“四清”經驗，特別是劉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一手樹立的“桃園經驗”，便會驚訝地發現，它們竟然非常象毛式“文革”的預演，這些“四清”經驗至少在方法、形式和思想上為毛式“文革”提供了難得的經驗。劉少奇的悲劇在於，這些由他創立的操縱和組織政治運動的經驗，最終卻都成了毛澤東打倒他的利器。

　　首先，劉少奇樹立的“桃園經驗”主張通過“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另組“階級隊伍”，實施“奪權鬥爭”。這套做法恰恰是毛在“文革”中採用的基本套路，可以說這一思路是劉少奇創造性地提出來的。中共發起“四清”運動時，農村里已經存在着人民公社體制下的社員委員會，但劉少奇主張在運動中另行組織“貧下中農協會”，作為“奪權鬥爭”的體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頒發文件肯定這種做法。[19]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創立的“桃園經驗”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通過在貧下中農中秘密“紮根串連”而重組“階級隊伍”。劉少奇批示的這幾個“四清樣板”文件一再強調，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一下決心進行奪權鬥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20]為了“發動群眾”，在“四清”運動中廣泛採用了大字報。例如，在甘肅白銀有色金屬公司，“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揭發領導集團違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擠老工人以及設備損壞等重要錯誤”。這一經驗在“文革”前的正式介紹和傳達，無疑為“文革”初期全國範圍內大字報的普遍運用作了鋪墊。再進一步看，從“四清”運動中劉少奇號召對全國三分之一以上“已經爛掉了的地委、縣委、區委、公社、大隊和廠礦企業及其他機構……進行奪權鬥爭”[21]，到毛澤東在1967年1月號召“全面奪權”，其間的繼承關係之脈絡亦清晰可見。

　　其次，通過體罰逼供等殘酷手法大批地打擊鬥爭對象，是劉少奇總結的“四清”經驗的一大特色，“文革”中對人的批鬥體罰其實不過是繼承了這些手法。“文革”期間，有青年學生到桃園去調查這個“四清”樣板時發現：“在王光美的指使下，工作隊大搞逼、供、信。對幹部實行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拘留。連敲帶詐，讓幹部脫了衣服到外面凍着。工作隊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幹部……王光美住的四隊武鬥最凶。在鬥爭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場見趙彥臣正在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辦法搞下去‘。在王光美的唆使下，體罰之風，越演越烈。“[22]這裡提到的”燕飛“就是”文革“中批鬥人時極為流行的”噴氣式“，看來它是通過”桃園經驗“推廣開的。國內有學者指出：”四清運動期間，在部分地區開展了奪權鬥爭，大搞懷疑一切，無限上綱，把任何問題都歸結到階級鬥爭上來認識，上升到政治問題來處理。搞人人過關，’有魚沒魚淘幹了看‘，鼓動群眾都領導，認為不鬥，就顯不出革命的樣子。於是，在運動中颳起了一股非法鬥爭的歪風，什麼抓人，打人，戴高帽子，搞逼供信等等。這些做法，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打、砸、搶提供了直接或間接的經驗“。[23]有報導稱，劉少奇掛帥的”四清“運動共逼死幹部群眾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基層、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5，76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24]毫無疑問，劉少奇要對此負主要責任。換個角度看，當時毛澤東在”四清“運動上的立場似乎還沒有劉少奇那麼”左“，1965年1月毛主持制定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糾正了”前一階段’四清運動‘中一些過左的做法“[25].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這些在劉少奇指導下判定的”四清“案件作了複查，結果發現絕大多數案件都是冤、錯、假案，因此予以平反。

　　再次，劉少奇的“桃園經驗”在中共最高層開創了“夫人參政”的範例，毛澤東隨後便啟用江青作為“文革”的先鋒和打手。1963年11月，劉少奇派遣王光美（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唐山專區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任“四清”工作組副組長，在劉的直接指示下創立了所謂的“桃園經驗”。然後，王光美又在劉的安排授意下，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的報告。接着劉少奇又安排王光美到各地作報告，傳播他們夫婦共同樹立的“桃園經驗”，以此作為全國“四清”運動的樣板。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只不過說了一句“不能盲目執行”，劉少奇便大發脾氣。[26]1964年8月19日，劉少奇又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擬了批語，並直接寫信給毛澤東，要求把“桃園經驗”作為“四清”樣板批發給全國。8月27日，毛批示“同意”。9月1日，“桃園經驗”便作為一個“有普遍意義”的樣板由中共中央正式行文介紹到全國各級黨政機關。“桃園經驗”政治上的惡劣性質上文已有敘述，劉少奇這種做法的危害性還在於，開了最高領導人利用權力安排夫人參政之例。此前，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包括毛澤東在內，還沒有人敢於公開這麼做。此例既開，毛澤東欣然從之。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批發《林彪同志委託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即與劉少奇批准下發王光美的“桃園經驗”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不久，毛澤東就直接任命江青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政治局委員，而江青則為毛在“文革”中衝鋒陷陣。

　　熟悉中共黨史的讀者都知道，1964年底劉少奇與毛澤東就“四清”問題發生過爭論。既然劉少奇在“四清”中常常比毛澤東還要“左”，毛對劉的不滿因何而生？據國內歷史學者肖冬連介紹，此事的背景如下：

　　（196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原想趁三屆人大會議期間，請各地與會的領導人討論一下社教問題，帶有工作性質。會議由劉少奇主持，鄧小平認為一般工作匯報不必驚動毛澤東。他在向毛澤東報告此事後說：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參加了。在一次會上，毛澤東在劉少奇講話時插話，劉不知毛有很多話要講，毛只講了幾句，就被劉打斷了，這兩件事使毛大為惱火。會議沒開幾天，毛澤東沒有出面就結束了。毛澤東忍無可忍，終於爆發了。會後，江青請陶鑄、曾志夫婦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里看《紅燈記》。毛澤東在休息室問陶鑄：“你們的會開完了嗎？我還沒有參加就散會啦？有人就是往我的頭上拉屎！我雖退到二線，還是可以講講話的麼！”陶鑄、曾志愕然，誰敢在主席“頭上拉屎”？曾志回憶說：“我和陶鑄，已隱約感覺到了，主席說的‘有人’二字，這個‘人’恐怕是劉少奇，但是我們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毛澤東又問陶鑄：“你們開會的人是不是已經走了？”“有的走了。”陶答。“告訴他們走了的趕快回來！”毛澤東斬釘截鐵地命令道。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各省書記們，又都被召回來，繼續開會。“[27]

　　於是，按照毛澤東的指令，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會議繼續開了下去，從1964年12月20日斷斷續續地開到1965年1月14日。雖然毛澤東想對劉少奇發難，找碴泄憤，但毛不便用自己插話被打斷、未被邀請出席會議閉幕式之類的藉口，所以他就從政治上“挑刺”。在這一系列會議中，毛澤東先是抓住劉少奇關於“‘四清運動’的主要矛盾是黨內外矛盾、敵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種矛盾交叉”的提法，提出更“左”的判斷，“首先抓敵我矛盾性質的問題，重點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於劉少奇的上述提法先前是經過毛同意的，而且已經寫入下發的中央文件，劉一時不願意否定自己，便耐着性子辯解，主張“還是有什麼問題解決什麼問題”。面對劉的這種態度，毛澤東大光其火，於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對劉的全面批判。毛先是批判劉領導的社教“打擊面太寬”，接着批判劉主張的“蹲點”，繼之又在1965年1月3日的會議上批判劉的“打殲滅戰”和“紮根串連”，最後在1月5日批了劉少奇的工作隊實施“人海戰術”，也批了王光美的“桃園經驗”。[28]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所批判的這些劉少奇的觀點和方法，其實都是毛本人批示同意並大力提倡的。與其說毛是因為與劉有“重大理論分歧”而對劉不滿，還不如說是毛因為對劉不滿而製造出了這些“重大理論分歧”。更為戲劇化的是，在1964年12月28日下午的會議上，毛還拿出《黨章》和《憲法》，向劉少奇和鄧小平興師問罪：為什麼在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沒有給他“言論自由”？在黨的高層會議上毛甚至象小孩吵架似地對劉少奇說：“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29]由此可見，毛澤東耿耿於懷的其實是他個人的絕對權威和不可冒犯的“龍顏”──這才是1964年底至1965年初毛劉之間突然出現分歧的真正原因。

　　劉少奇對這一分歧的實質並非心中無數。1965年1月13日下午，劉少奇召開了一個黨內生活會，當着周恩來、鄧小平、彭真、賀龍、陳毅、羅瑞卿、陳伯達、李井泉、李雪峰等17個中央和地方大員的面，檢討“對主席不夠尊重”。會後，劉又主動找毛做自我批評。[30]但毛澤東表示：“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在原則問題上，我是從來不讓步的。”[31]毛澤東未能自圓其說的是，此前他批示同意並提倡劉少奇的這些“經驗”時，他自己是否也站到了“修正主義”立場？其實，這次的毛劉分歧充分反映了毛澤東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政治品質和猜忌成性的獨裁者心理，這哪裡是什麼“馬克思主義同修正主義的問題”？毛澤東通過“文革”打倒了劉少奇之後，曾在1970年12月28日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坦承：（早在1964年底）他就下決心“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32]

　　歷史學者高華針對此事提出了如下看法：“劉少奇不經意中已在好幾個問題上招引毛的忌恨。”“劉少奇親自出馬，讓王光美在全黨登台亮相，使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夫婦的行動對他的權威已構成威脅。毛對‘桃園經驗’的態度全憑他對劉少奇好惡的增減而轉移，1964年春夏，當幾個領導人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討論‘四清’問題時，有領導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的經驗很好，毛澤東說，那就請王光美同志來講講嘛。劉少奇的司機當即從人民大會堂回來把王光美接去。王光美在會議上講了以後，與會者認為這個經驗可以推廣。毛澤東說，就請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顧問吧。然而一旦劉少奇果真這樣幹了，毛澤東態度很快就改變，迅速地將‘桃園經驗’看成是劉少奇意欲分庭抗禮的罪證。”“劉少奇呼風喚雨的能量之大，使毛澤東由驚生恨。1964年夏，在劉少奇的力促下，一聲號令，全國156萬幹部參加城鄉‘四清’，此舉最終導致毛對劉的深刻忌恨。正是上述因素在毛澤東胸中日益發酵，1964年12月，毛澤東開始向劉少奇發難，對劉少奇的態度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33]

　　二、“文化革命”的由來：從文化界的革命到政治大清洗

　　劉少奇對“文化革命”究竟是什麼態度？他確實抵制過毛澤東的“文革”主張嗎？一些為劉少奇辯護的書試圖引導讀者往這個方向去認識。例如，《劉少奇之路》一書寫道：“在農村四清運動中，劉少奇雖然由於對階級鬥爭形勢估計過於嚴重，而採取了一些激烈的措施，但從全國各個方面的全局上來看──例如，對文化藝術、對哲學社會科學、對黨的其他一些工作部門等等──他對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不象毛澤東那樣嚴重。就階級鬥爭存在的層次來看，毛澤東和劉少奇都曾強調過，在一些存在嚴重問題的基層，往往在上面都有‘根子’。但在對這個‘上面’的認識上，他們的理解卻很不一樣。毛澤東認為根子可以而且應該挖到中央領導層，即中央內部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所理解的‘上面’，卻可能只到省、市這樣一些層次。[34]”這一說法顯然是罔顧歷史事實的。

　　拂去歷史資料上的塵封，追溯“文化大革命”這一提法的起源、演變以及劉少奇及其他中共領導幹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其發現令人深思。

　　“文化大革命”並非毛澤東的個人獨創，很大程度上他受到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文藝和意識形態領域內推行“文化革命”經驗的影響。早在1954年，中共主管文藝工作的陽翰笙就提出要學習波蘭共產黨用“巨大的群眾運動”作為“城鄉社會主義文化革命的強大槓桿”。[35]劉少奇在他的“八大政治報告”和其他一些講話中也一再倡導“文化革命”。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提出：“為了實現我國的文化革命，必須用極大的努力逐步掃除文盲，……我們要用社會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去武裝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對封建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思想進行批判。”[36]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作報告時又說：“為了適應技術革命的需要，必須同時進行文化革命，發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文化教育衛生事業。”[37]劉少奇講話後，《人民日報》很快就發表了題為“文化革命開始了”的社論，提出了一系列貫徹劉少奇講話的方針政策。該社論寫道：“在文化革命大進軍的行列里，誰是領導者？是要黨來領導，還是要專家來領導？我們說，必須由黨來領導。政治是統帥，因為政治是解決人和人的關係的，是規定整個事業的目標和政策的。任何業務不能脫離政治，脫離黨的領導。”[38]

　　196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給彭真和劉仁的信中寫道：“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師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39]”劉少奇完全贊成毛澤東對文化藝術領域階級鬥爭形勢的估計。1964年1月3日，劉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藝界30餘人舉行座談會，周揚在會上傳達了毛的上述批示。當周揚說到停演鬼戲時，劉少奇插話說：“我看過《李慧娘》這個戲的劇本，他是寫鬼，要鼓勵今天的人來反對賈似道這樣的人，賈似道是誰呢？就是共產黨。……《李慧娘》是有反黨動機的，不只是一個演鬼戲的問題”。緊接着他又指出田漢編寫的京劇《謝瑤環》有問題：“我在昆明看了那個戲，恐怕也是影射反對我們的。武三思的兒子瞎胡鬧，替武則天修別墅，也是影射的。”[40]中共中央1963年3月29日的文件“中央批轉文化部黨組《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認為，鬼戲屬於“在群眾中散播封建迷信思想”。[41]而劉少奇的看法顯然比當時中共中央正式文件的說法更“左”更極端，他把幾齣戲文上綱上線到“影射”和“反黨動機”的嚇人高度，並且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直接點名批判兩位著名的黨員作家（《李慧娘》的劇作者孟超和《謝瑤環》的劇作者田漢）。此外劉少奇還點了畫家陳半丁的名：“最近在《宣教動態》上，××同志批了陳半丁畫的一些畫，他是用很隱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詩，用那些畫，來反對共產黨的。現在用戲劇、詩歌、圖畫、小說來反黨的相當不少。那些右派言論他不敢公開講了，他寫鬼來講。我們的宣傳部，文化領導機關，各方面，要拿這個六條來判斷香花毒草。而六條中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跟共產黨領導兩條。[42]”

　　1964年4月9日，劉少奇與外國文化代表團談話時指出：“中國文學藝術在最近十多年來有些成績，但缺點還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點，現在還大量地存在……如果政治上是反動的，可是藝術水平高，那麼起的壞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有藝術水平的了，所以中國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悶，影響很壞。十八、十九世紀的小說，是反對封建的資本主義文學，拿到現在來看就有害處。[43]”在1964年6月11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誣陷小說《劉志丹》“利用小說反黨”，當時劉少奇明確表示贊同康生的說法，劉還提出要把這部小說作為“反面材料”，“印給黨內看看”。[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