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之路》2007年元旦社論】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 |
| 送交者: dengfubi 2007年01月11日09:13:3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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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路》2007年元旦社論】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 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 《中國之路》2007年 元旦社論 內容提要
這左派和右派，本屬相輔相成。他們各自都占有部分真理，又都不乏將自家真理推向極致的衝動。所以，極左與極右，常常是相通的。無論左派或右派，若沒有制衡，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導致災難。但左派與右派，又互為“天敵”，兩種思潮的共存與競爭，反倒會使民族遠離極端災禍，這又有何不好？ 因此，中國政局若要避免大的反覆，要走出多年的徘徊，就再也不能做壓制理論學術爭論的蠢事了。今天，“摸着石頭過河”的調子應當停唱；“不爭論”的政策應當休息，理論禁區的藩籬應當拆除，政治對學術的干擾應當停止。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可採取逐步放開的方式，可選幾個大學、科研單位和媒體先行試點。但是，理論開放、學術自由的方針一旦確立則不可動搖。其實，這種不迴避歷史和現實敏感問題的理論大討論，恰恰是一種將歷史留給歷史，不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處理藝術。 ----------------------------------
理論天生是思維碰撞的產兒，是思想雜交的產兒。如果說，一個民族要站在世界之巔就一刻也脫離不了理論思維，那麼，若沒有全方位的思維碰撞任何民族也無法產生自己的思想巨人。觀今日之中國，即使是民間思想界，也是左派與右派區隔，各自在自家村落里自吹自擂；沒有往來，沒有交流，更沒有引發全民族思想解放的理論論戰。在海外，無論是老牌還是新科華文媒體，也幾乎都拒絕給敏感爭論提供交鋒的園地，儘管其中不少在創業之初也曾雄心勃勃，以諸如“多維”、“博訊”……給自己冠名。甚至即使是明確地以批判官方一元化思維為己任的“民運”（中國民主運動）媒體，也幾乎無不是凡正熱火朝天爭論着的話題，也就一定被視為不宜上版面的話題。那曾被視為民運旗幟的朝氣勃勃的《北京之春》（前身為《中國之春》），現亦幾近萎縮成了一本異議群落無奈呻吟的同仁雜誌：既無引領風潮的理論抱負，也無面對論戰的編輯自信，就更別說對母國政治施加影響的雄心壯志了。除了它也屬於有稿費發——同樣是給一個近親繁殖的小圈子——的“異議” 俱樂部成員這點意義，已幾無任何魅力。 於是，一方面，中國轉型的現實嗷嗷待哺地頻頻叩問着理論的殿堂；另一方面，泱泱中華，無論官方或民間，卻幾乎無一個可讓各種思潮淋漓酣暢交鋒、縱橫恣肆論戰的自由、開放、兼容、寬鬆的環境。 拿官方來說，投入龐大的資源搞“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卻不知宗教化的“馬克思主義”與這個主義本身無緣；禁區橫陳的理論工程則與理論本身無緣；不許爭論的學術研究更與研究無緣。在世界大局已天翻地覆的今天，如果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居然不重新反思當年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分道揚鑣；不重新認識社會民主主義的巨大成功與超越歷史階段之“社會主義”的徹底失敗；不重新回到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文明之必然性不可抗拒的歷史唯物論原點，不清醒認識到小農平均主義“社會主義”的歷史反動性以及它與專制復辟的必然聯繫；……，試問，這樣的“理論工程”，能夠找到導致中國百年來所走大彎路的答案嗎？它能夠經得起左派（毛澤東主義）或右派（自由主義）的理論挑戰嗎？它對解決當下中國堆積如山的問題有現實說服力、對中國的未來能有戰略前瞻性嗎？ 由於跛腳改革產生的異化，也由於歷史的淵源，近年來，中國的左派，尤其是新左派已異常活躍。還由於中國的自由主義右派長期忽視民間疾苦，蔑視底層民眾，便使得左派似乎有儼然成為底層民眾代言人的趨勢。一些前幾年大逆不道的話題，如為江青、張春橋翻案，為文革全面翻案，也因挾底層民眾對現實強烈不滿之勢而日益成為顯學，就更別說民間經久不衰、愈演愈烈的“懷毛熱”，讓官方冷也不是熱也不是的窘態和尷尬了。再加上“不爭論”政策的作繭自縛，使得中共改革派當年以思想解放為巨大號召力的道義旗幟，在今天甚至有易幟給一度聲名狼藉的左派之虞。左派們高舉“廉潔”、“平等”、“公正”、“理想”這些當年由中國共產黨高舉過的大旗，居道義制高點，對帶來貧富懸殊、號稱“新三座大山”壓迫的官方改革路線行總體清算，其批判之猛烈，剖析之犀利，已日益在體制內外，在底層民眾中產生巨大的感召力，並開始對現實中國政治產生顯而易見的影響。 而中國的自由主義右派，儘管曾藉助於國際大勢和權力青睞，在中國體制內外，一度占居了話語優勢，在多年思想禁錮的中國，領風氣之先，開視野之闊，不無高屋建瓴之勢，更具摧枯拉朽之功。但經過八九年權力層的分裂與鎮壓，以及隨後的官方政策傾斜，除少數流亡者和體制內外堅守者外，其多半與現行體制已結成既得利益共謀群體，故對中國現實已喪失基本的批判力。即使是體制內外的堅守者，鑑於其中一個相當大的多數抱精英貴族心態，重國際反響而輕本土民眾，故對中國大眾也幾無影響力。再加之囿於環境和自身因素，在一個封閉的小圈子裡近親繁殖，既不屑也不願與左派作正面交鋒，因此，對目前已初顯咄咄逼人端倪的中國左派思潮，幾可說是毫無戰鬥力。不過，近年來，在這個群落中，也開始有人漸漸對瀰漫其中的貴族傲慢、宗派情懷和民族虛無產生懷疑，欲衝破其屏障直接訴諸於底層疾苦和改造民族主義而重拾自由主義的道義大旗。這個維權群體的傑出代表毫無疑問當數高智晟和郭飛熊，儘管其作為最先下樹直立行走的猴子而被其它同類視為大逆不道恨不得將其咬死。 對於中國今天的思想理論狀況，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乃至權力當局，都不滿意。為什麼？因為一個欲言又止，欲談還羞，動輒得咎，不容爭論的國度，還談什麼理論？談什麼前瞻？談什麼崛起？一個只知道“摸着石頭過河”的民族，不啻自甘矮化而已。事實上，今天的權力當局常被左派放在道義聲討的火上烤，實乃自食其果。對改革開放如此重大的國策居然不許學術界爭論，其結果，是整個國家喪失了對民族歷史的深刻反思能力。它既是體制內改革派缺乏理論自信力和理論徹底性的表現，也使自由主義右派大大喪失了應對毛主義左派的理論戰鬥力。 其實，這左派和右派，本屬相輔相成。他們各自都占有部分真理，又都不乏將自家真理推向極致的衝動。所以，極左與極右，常常是相通的。無論左派或右派，若沒有制衡，真理也會變成謬誤，導致災難。但左派與右派，又互為“天敵”，兩種思潮的共存與與競爭，反倒會使民族遠離極端災禍，這又有何不好？何況在今天，人類在反覆經歷了或左或右兩種極端體制的比較後，已經逐漸認同一種“中道”即第三條道路的體制。當年由恩格斯所創立和領導，並由其學生、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和伯恩斯坦所繼承的第二國際 ——即現活躍於世的社會黨國際之前身——的道路，就正是這“中道”或第三條道路的代表。 因此，中國政局若要避免大的反覆，要走出多年的徘徊，就再也不能做壓制理論學術爭論的蠢事了。今天，“摸着石頭過河”的調子應當停唱；“不爭論”的政策應當休息，理論禁區的藩籬應當拆除，政治對學術的干擾應當停止。左派們不是要為“四人幫”、為文革徹底翻案嗎？不是要全面肯定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嗎？不是要重提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討論嗎？對左派的這些理論訴求，為什麼要壓制？為什麼不容討論？為什麼不許論戰？他們提出的這些問題，難道不正是國人每天都在議論着的問題？難道不正是中國共產黨全黨都在思考着的問題？難道不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每時每刻都被困惑着的問題？實際生活的需要，永遠是理論之樹長綠和學術之果墜地的原動力。中國的改革開放理論，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的大國崛起理論、中國的和諧社會理論，中國的自由主義理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等等、等等，均只有在不迴避左、右派的理論挑戰中，在各派理論的大論戰中，才可能經風雨、見世面，才可能走向成熟、結出碩果。 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可採取逐步放開的政策，可選幾個大學、科研單位和媒體先行試點。但是，理論開放、學術自由的方針一旦確立則不可動搖。其實，這種不迴避歷史和現實敏感問題的理論大討論，恰恰是一種將歷史留給歷史，不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處理藝術。當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止“兩個凡是”口號，開展“真理標準”討論，快刀斬亂麻給“地富反壞右”一律摘帽，複查處理建國後所有冤假錯案，……等等這一切，不正是鄧小平“不為前任包袱所累”的政治藝術大手筆？正因為如此，日後才有全國輕裝上陣的改革開放大進軍。也正因為如此，中國的面貌才大為改觀。 但是，沒有左派制約的右派道路，已經走過其峰值。中國今天或又到了一個“將歷史留給歷史”、“不為前任包袱所累”的歷史關頭。所以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無疑將極大地激發全民族的思考能力和辨別能力，從而讓舉國上下在這種不迴避任何尖銳敏感問題的反省與前瞻中，擺脫歷史的夢魘，清醒地走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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