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躁动关头
　　　　　　　　　　　　　　　　　　　　1988～1991
　　　　　　　　　　　　　　　　　　　一、多梦时节
　　一九八七年九月，我考入太谷中学，当时被分配到一三六班。刚进校排座位时，我被排在第三排。当时坐在我身后的，是一个皮肤白皙、大眼睛的女孩，和我同岁。现在想起来，那女孩长得不能说很漂亮，但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她气质非常脱俗，说话也很有教养，很招人喜欢。当时我一见到她，就感觉这个人似曾相识，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其实太谷县城小，就那么几万人口，没准以前还真的见过面呢。
　　坐在我身后的女孩写得一手好字，字体既娟秀，又有力，我看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跟着她练字。直到现在，我的字体多多少少还受到她的影响。她喜欢文学，经常为我朗读一些她写的小诗；而我，则因为兴趣宽泛读了不少课外书，也经常给她讲一些逸闻趣事。就这么着，我们俩慢慢熟悉起来，并且对对方有了好感。后来，我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俟下课就立刻扭过头去跟她说话，每天都盼着下课。假如哪一天她没来上课，我的心里就七上八下的。这大概就是初恋的感觉。
　　后来有一天，我们俩不知道为什么闹了一点小矛盾，好几天没说话。我这个人爱面子，也就不主动地理睬她。后来有一天放学时，她低着头塞给我一张纸条，一句话没说就跑了。我打开纸条一看，是她用秀丽的字体抄写的一首诗。那首诗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
　　　　　　　　　　在匆忙和慌乱的迷惘中
　　　　　　　　　　思维像无数只脆弱的水泡
　　　　　　　　　　我蹒跚远去
　　　　　　　　　　背着草绿色沉重的书包
　　　　　　　　　　只有百分之一秒的选择
　　　　　　　　　　更不是理智和感情所能衡量
　　　　　　　　　　当意念游丝般地在脑海里闪露
　　　　　　　　　　我呢喃着自语
　　　　　　　　　　相信了
　　　　　　　　　　落满尘埃的脚印的真实
　　　　　　　　　　又企盼
　　　　　　　　　　也未免不是虚伪
　　　　　　　　　　夕阳在朦胧中融化
　　　　　　　　　　晚风里
　　　　　　　　　　有我独行……
　　　　　　　　　　斜阳洒地
　　　　　　　　　　等待又一次新生
　　　　　　　　　　归巢鸟苍白的啁啾
　　　　　　　　　　似夹杂着润泽的气息……
　　　　　　　　　　泪水洗净了默然的心
　　　　　　　　　　如同身后被抛却的美满
　　　　　　　　　　我那草绿色的书包
　　　　　　　　　　依然鲜亮
　　毕竟已经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在刚写作本文时，这首诗我只记得开头和结尾的两句，其他部分无论我怎样拼命回忆，也没有想起来。后来我一遍遍地读着开头两句，猛然间，下一句蹦出来了，接着又是一句……十七年前的回忆就如同生锈的闸门，被我一点一滴地开启。当时读了这首诗，不知道为什么，我禁不住泪眼朦胧。从那一刻起，在我的记忆中只要一想起一九八七和一九八八年，眼前就总是浮现出那一幅夕阳在朦胧中融化的图景。
　　转眼到了一九八八年，那年山西的气候温暖而湿润，校园里丁香盛开，还荡漾着槐花的香气。在日复一日的交往中，我对这个女孩的依恋越来越深。当时，她总是穿着一件玫瑰红色的褂子，衬托出她白净娇嫩的面庞，清澈明亮的眼睛，如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清纯得令我神魂颠倒。那年五月，由团委举办了“红五月文化艺术节”，开展辩论赛、节徽设计、篝火文艺晚会等活动。太谷人方言重，说普通话不利索；而我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多半是东北人，又走南闯北，常年讲普通话，因此讲起普通话来字正腔圆。我试着报名参加了辩论赛，一上场发挥出奇的好，发言时妙语连珠，博得听众掌声连连，把对方压得根本无还口之力，结果一举夺冠。接着，我又画了个节徽，试着投稿，也被选中了。顿时我在学校里有了不小的名气，那个女孩对我也是刮目相看。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学校团委让我去团委办公室画节徽。那个女孩也一起去了。我们俩在团委办公室一边画，一边无拘无束地交谈着，越谈越投机，直到深夜才恋恋不舍地回家；第二天，我们又一起谈了一天。其实节徽图案简单，非常好画，第一天天还没黑就画完了。但第二天我们还都是不约而同地去了。从那以后，我们每天放学都要一起推着自行车走，她家离学校近，等她进了家门以后我才骑上自行车回家。两人当时都还是孩子，也不敢表白什么；还怕别人看见，就故意晚走一会儿，路上推着自行车各走道路两边。当时的情景，多年以后我仍然历历在目，仿佛昨天发生的一样。
　　离太谷县城二十里地就是祁县东观镇，那里有举世闻名的晋商庄园——乔家大院，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外景地就在这里。那年五月中旬，我们班组织集体活动，到“乔家大院”参观，当时“乔家大院”的名气还并不很大，我们去时参观者就我们那一帮人。其实“乔家大院”并非晋商中最大的宅邸，太谷县还有一个富豪曹家，其宅邸“三多堂”比“乔家大院”要大三四倍。八国联军进北京时，慈禧太后往西安逃跑路过这里，没钱了，还要向曹家借钱。
　　一九八八年并不象今天这样，连小学生都谈恋爱，那时高中生谈恋爱的并不多，特别是在这个功课抓的很紧的重点中学里。很快，风言风语多了起来，同学们看到我们俩在一起时，脸上总是会露出一种诡秘的笑。班主任老师也发现了苗头，借故把我们的座位调开了。那几天，我整日跟丢了魂一样，上课的内容一点都听不进去。挨了几日，我找了坐在她前头的那个学生要求跟他换座位，那个同学倒是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找到了她，想征求一下她的意见。那女孩受了压力，没有答应；但还是补了一句，要是你一定要换，那就换吧。
　　时年十六岁的我还很胆小，又爱面子，听她这么一说，也不敢换座位了。但从那时起我们就没有机会单独待在一起了，也觉得她在渐渐疏远我。于是，我整日精神恍惚，成绩自然越来越差。好在历史、化学和物理这几门课基础好，所以期末考试还是得了个三十三名。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那就是只要我愿意干的事情，我就特别投入。这个特点既可以让我十多年如一日地研究苏联历史，并颇有心得；也可以让我感情用事，做出种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蠢事来。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们那一届文理科分班，我们所在的一三六班被解散成立文科班。那女孩因为觉得文科学校难考，没有报文科。当时，我在学习数学方面的劣势和学习文史方面的优势已经很明显地暴露出来了，但为了她保持一致也跟着报了理科班。然而分班时我被分到一三二班，她被分到一三五班。那时我在学校里有点名气，一三二班的班主任对我挺好，其他几个分到班上的同学都多多少少受些歧视，座位都安排到最后，惟独我分到了最好的第三排。我在一三二班待了几天，想着这是越分越远了，于是坐立不安，就琢磨着调到一三五班。后来我就专门跟英语老师作对，然后骗母亲说我看到那老师就恶心，要是不调走那肯定上不好学。母亲还蒙在鼓里，听我这么一吓唬，害怕我成绩不好，赶紧到学校活动，把我调到了一三五班。刚到一三五班时我们一三六班的学生都被安排在最后几排，因此我又和那女孩成了前后座，算是如愿以偿了。那段时间，那女孩到了新环境，觉得我挺亲切；再加上都成了插班生，老同学之间关系亲密也很正常，于是两人关系又火热起来，持续了一个多月。
　　文科班刚成立时只有二十来个人，而且不断地有零星的学生申请去文科班。为了不让学生落下功课，文科班的班主任老师来一三五班说，要报文科的就赶紧报，过时不候。那女孩本来也就喜欢文科，此时动了心，对我说想转到文科班。我一听，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又说一起去怕别人说闲话，让我先去，我当即就去了，每天等着看到她到文科班来。然而我走那天她回去跟她父亲说想去文科班，遭到了他父亲的坚决反对，因为他父亲本来就是六十年代学理工的大学生，对文科有些偏见。我在文科班里左等右等不见她来，坐不住了，就找她问怎么回事。等到她把原由一说，我顿时眼前一黑，险些昏过去。
　　经历了这次打击后，我再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整日不是发呆，就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胸口总是跟堵了什么东西一样难于呼吸。本来我天生有着一副伶牙俐齿，思维敏捷，辩论时本领超群，然而从那以后，我很快变得口齿不清，反应也迟钝起来。这就是第一次恋爱给我带来的感觉：瞬间的欢乐与甜蜜，长久的忧郁和痛楚。
　　　　　　　　　　　　　　　　　　　二、惹了黑老大
　　一九八九年三、四月份的一天中午，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撞上两个社会上的坏小子。那两个坏小子一个骑自行车，一个坐在后座上抡个挎包，一路上见学生就打，我也挨了一下。虽然不怎么疼，但那时我年轻气盛，又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类地痞流氓，就下车跟他们争吵起来。当时，我有一个在初中时很要好的同学没考上高中，就进了县里的保安队当了保安队员。我自恃有这个同学的关系，也并不怎么怕他们。越说越激动，后来那用挎包砸我的那个小子说，那我们约定明天在南门外电影院门口比试比试吧。我一听，也不怕他们，就跟他们一言为定了。
　　中午我就去找了那个同学，那个同学一听我受了欺负，也很生气，就约了两个保安队员，准备第二天去会会那两个坏小子。我一听可以为我出气，也觉得很高兴。
　　谁知下午到学校里来时，几个经常跟社会上的地痞混的同学一见我，就对我小声说：“呀，你可真厉害呀，敢跟红年单挑。”我当时还不知道红年是谁，连忙问他们。原来，这位红年就是太谷县当时黑社会的大哥，手下有一大帮亡命之徒，好多次打架打出血案来。骑自行车的就是红年，打我的是红年的一个铁哥们。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就连下午的课也没上，匆忙又去找保安队的那个同学。那同学一听是红年，顿时也楞住了，说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他？这个忙我可不敢帮了，要帮你我以后小命都保不住，你还是赶紧到公安局报案吧。
　　我一看大事不好，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母亲在埋怨了一会我惹祸以后，也赶紧出去找人了。我母亲想的办法不是找人来打架，而是打听这两个流氓的家庭住址。太谷城不大，很快就打听到了红年那个铁哥们家的住址，于是母亲找到那个人家里。那小子人虽然坏，可他妈却还是个老实人，一讲起她的儿子就气得浑身发抖，决心晚上教训教训他。太谷人比较孝顺，即使是流氓地痞，也鲜有跟父母顶嘴的。那小子回家时，他妈教训了他一顿，首先把他的气势打下去了。于是这小子放出话来，如果赔给他一条“阿诗玛”香烟（【注】当时“阿诗玛”香烟是太谷市面上最贵的香烟，比红塔山还要贵，一条要六十五块），他就劝红年罢手；如果我敢报案，就要我小命。
　　当时学校已经知道了此事，就向太谷县公安局报了案。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老师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里面坐着两个公安。公安局讲证据，制订了一个计策：先由我带着香烟给那坏小子，然后以我揪耳朵为信号，埋伏好的公安就抓现行，按敲诈勒索处理。计策虽好，但我一想，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公安这次抓了红年，即使关他们个一年半载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们从号子里出来怎么办？太谷县这么小，他们要是觉得我出卖了他们，那以后如何在太谷县生活？于是我暗暗决定，还是不配合公安为妙。
　　到了下午两点，我带了一条“阿诗玛”香烟来到电影院门口，发现红年竟然召集了四、五十个流氓守侯在那里。见到我，红年搂着我坐在马路沿子上，掏出一把刀在我脖子上晃悠，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算你有种，竟然敢一个人来，你看看我给你带了多少人来，你就一个人，拿我寻开心不是？让我怎么招呼我的弟兄们？说完手一挥，围上来几个流氓亮相，每个人怀里、袖子里都藏着大砍刀。还有几个推着自行车，每个自行车上都绑了两个大箩筐。红年说，瞧见没有，那是准备往医院里送人的。此时我只好拣好话说：“小弟我错了，有眼不识泰山，得罪大哥了，今个就是来向大哥赔礼道歉的，我把烟已经带来了。”红年一面把烟收下，一面把眼一瞪，说，一条烟就想要摆平啊，我这么好打发？别的我也不要，今天你当众给我磕个头就放过你。说罢抬头看着手下的几个喽罗，那几个喽罗也开怀大笑起来。
　　让我给一个自己心眼里瞧不起的地痞流氓磕头，那是没门的。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没有硬顶。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心一横，镇静地说：“要我磕头，我死也会不干的；但是我佩服大哥讲义气，想做大哥的小兄弟；这条烟就孝敬给大哥和其他弟兄抽好了，算做小弟的见面礼。另外我跟大哥交个底，学校这次向公安局报了案的，附近就埋藏了公安，都在等我用手揪耳朵当信号来抓你。我也不打算让公安得逞，咱们算扯平了。”地痞流氓一般都喜欢别人说自己讲江湖义气，红年听了这话觉得挺顺耳，又看看四周，仿佛有便衣在走动，眼睛不断往这边瞅。红年那帮人武器都是大刀斧头，肯定敌不过公安的手枪，于是也很识趣，说道：算你会办事，也有点种，这条烟我收下，今后算你一个小兄弟，要是谁敢欺负你，你找我。然后，那帮人就分散撤了。
　　守侯多时的公安见人都散了，我也迟迟不揪耳朵，就气急败坏地跑上来把我训了一顿，我就装傻糊弄他们，也就没什么事了。
　　我是个本分学生，也不打算欺负谁，因此再没找过红年。一九九○年年初，红年等几个流氓劫持并轮奸了一个太谷师范学校的女学生，正好碰到“严打”，不久就被枪毙了。闻听此讯，我心想这家伙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枪毙红年的法院布告我也看了，那法院的文书写报告时肾上腺激素分泌得一定很多，把强奸的细节写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让看了的人禁不住浮想联翩。其运用文字描述的功底，丝毫不逊于描述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绯闻的那份《斯塔尔报告》。
　　　　　　　　　　　　　　　　　　　三、涨价、盖楼和腐败
　　“金色的八十年代”其实在一九八八年就结束了。那一年，一股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风潮在中国大地弥漫开来。瞬时间，商店里物价飞涨，老百姓人心惶惶。本来，建国后中国的物价除了一九六○年大饥荒前后有比较大的波动以外，基本上是比较稳定的。期间也有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两次小规模通货膨胀，但好在幅度小，还没有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
　　然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物价开始猛烈上涨。眼见着粮食、猪肉、日用消费品一天一个价，老百姓人心浮动，万分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钱越来越毛了，人心也越来越毛了。人们眼见着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的钱打了水漂，于是出现了非理性的抢购风潮。当时我们的家属院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忙着往家里买东西，特别是粮食。有一个工人一口气买了一千多斤白面，家里也没有放粮食的仓库，只好堆在住人的屋子里。偏偏一九八八年山西气候反常地湿润、高温，过了一个夏天，那几十袋白面都变质了。那一段商店里的东西特别好卖，就连过期的罐头，都按照原价卖出去了。
　　在“金色的八十年代”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以后，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楼堂馆如雨后春笋一般。太谷县委、县政府的办公大楼就是那时建成的，当时是太谷县城内最宏伟和富丽堂皇的建筑。太原市也在大盖政府办公楼，其中位于迎泽大街和新建路十字路口的山西省委办公楼，外表全部用大理石板装修，据说造价高达二个亿。二个亿、大理石板装修，在今天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可在一九八八年，老百姓是闻所未闻的。
　　除去通货膨胀、楼堂馆所以外，引起老百姓普遍不满的还有日益严重的官员腐败行为。本来，干部们运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早就存在，七十年代叫“走后门”，八十年代初期叫“不正之风”，到了八十年代末，愈演愈烈，已经成为“腐败”了。腐败的滋生导致政府部门在群众心目中的下降，老百姓逐渐地开始嘲笑、咒骂政府。一九八八年元宵节，我们和几个同学一起到街上观灯，走到太谷县人民法院门口时，恰好看到法院门口挂了两个红灯笼，一个里面亮着灯，另一个则不亮。一个同学见状大笑道：“这法院真是会挂灯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通货膨胀使得老百姓蒙受了巨大损失，也就是在一九八八年，我第一次听到有工人骂邓小平；而楼堂馆所的大量兴建，使得党政机构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显对立起来，老百姓张嘴就骂那些大楼都是“喝人血的地方”；而腐败、官倒的孳生蔓延，导致老百姓对“当官的”产生了普遍的厌恶、憎恨情绪。这就是一九八八年的社会形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已经为一场社会动荡积累了足够的能量。
　　　　　　　　　　　　　　　　　　　四、我的一九八九
　　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那时，我一听到有人反对毛泽东就气得眼冒金星，跳起来跟他们辩论，论据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没有腐败”等等。当时由于我年纪尚小，父母也没有把他们经历的历史真相完整地告诉我，只是偶尔在他们的谈话中透露出只言片语。而那些他们亲身经历的悲惨世界，我并没有切肤之痛，因此在我眼里也就成了“要奋斗就要有牺牲”。除了崇拜毛泽东，我还崇拜希特勒，波尔布特，金日成，成天梦想着跟美国打一仗。在自己当时写的一些日记、作文中，也充满了这种狂妄的“自豪感”。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那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年轻人，自幼就被灌输种种谎言洗脑，最初往往会是这个样子。因此，如今我看到有那么多愤青，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当一九八九年事件来临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毛派愤青，而不是民主支持者来看待这个事件的。
　　一九八九年山西的气候特别怪，冷空气一股接一股地袭来。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太谷县的最低气温竟然还是零上一两度。一九八九年四月，因为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猝死，北京在哀悼胡耀邦时发生了游行示威。其实在一九八九年之前，老百姓已经积聚了很多不满，却无正常渠道发泄，只有慢慢地积聚着能量。恰好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造成官员从下到上的层层欺骗，社会危机被担心自己乌纱帽的官僚们精心地掩盖起来，最高层根本就看不到底层百姓不满的积聚。因此，胡耀邦的逝世就成了一场大的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太谷这个地方比较闭塞，因此政治事件到这里往往要比别处慢半拍。当北京已经陷入旷日持久的混乱状态时，太谷县的秩序却比较平静，人们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当时太谷有三所大中专院校：山西农业大学、太谷师范学校、晋中地区卫校。太谷县的游行示威主要就是从这几个大专院校搞起来的。我就读的太谷中学升学压力大，学生们虽然也挺关心政治，但更关心自己的学业，再加上学校也有意压制，所以没有集体上街，只是有一些学生三三两两地参加了别的学校举行的游行。但在学生们课后的交谈中，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基本上是同情北京的大学生的。
　　那么工人怎么看？当时工人也有很大不满，但工人更关心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当时工人下岗、失业现象并不普遍，工人们每月照时可以领到工资。虽然因为通货膨胀而遭到一些损失，但日子毕竟过得比以前强多了，因此他们虽然同情大学生们，也乐见大学生游行发泄一下，但工人普遍不愿意参与政治。在一些工厂里，积极参加游行的往往是一些不本分的年轻人。
　　农民占了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七。但是当时中国农民刚刚从包产到户中尝到甜头，虽然欺压农民的现象已经开始露头，但八十年代毕竟是中国农民一百年以来生活的最好的时候，因此农民也不愿意参与政治。所谓“官倒”，与农民相距甚远，“官倒”有与没有，和农民种地关系不大；至于大学生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精神，对中国农民们来说更是曲高和寡、闻所未闻。整体而言，农民们对一九八九年事件的态度是冷漠的。
　　和今天那些后悔没赶上文革的愤青们一样，我当时是个毛泽东崇拜者，惟恐天下不乱，自然比较热衷于看到满街大字报和游行的场面。有两次，有人说南大街有农业大学和师范学校学生示威，我就赶紧跑去看了，也想跟着人家喊两句口号，结果赶到时，人家都已经走了，没赶上。山西农业大学成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在太谷县的焦点地区，当时在农大食堂旁边的广告栏上，上贴满了“支持北京大学生”、“打倒邓小平”、“打倒李鹏”和“打倒官倒”之类的大字报和标语，每天中午都围了很多人看。我记得当时有一首打油诗，好象开头是这么写的：
　　“林江”集团，横行十年，小平你真能干，但也蹦达不了几天……
　　到了五月二十多号，忽然传来了吾尔开希绝食“牺牲”的消息，农业大学的学生们就在很多宿舍楼门口贴出了悼词，仿佛还在一个什么地方搭了个灵棚。当时消息一日数惊，谣言漫天，很多大学生连“吾尔开希”这几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写作“渥尔开西”和“沃尔凯西”。我到现场转了转，觉得大字报多了，没有讽刺漫画，就自己画了几幅贴上去。正巧几个大学生围在那里看大字报，见了我的画，纷纷夸奖我画的好。
　　尽管我比较热衷于此，甚至一度打算到北京去看看，但在父母的严格约束下，我还是基本上做了一个旁观者。每天晚上既看新闻联播，也听《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了解情况。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突然广播里传来了杀气腾腾的声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反革命暴乱！我们全家人围着收音机，一言不发地听完了整个新闻。父亲皱着眉头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对学生犯的着这样吗？
　　当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两个播音员做出了勇敢的行为：薛飞故意心情烦躁地读新闻稿，杜宪则以异常沉痛的语调解说天安门清场的新闻，仿佛在念悼词。他们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价，从此在电视屏幕上永远消失了。以后连续几天，每天电视新闻都连篇累牍地报导那些被杀害的解放军战士的镜头。我母亲心眼善，看到被烧得焦黑的刘国庚、崔国政他们，忍不住流眼泪，一边哭一边说，这是在干什么呀，都还是孩子。那几个牺牲的解放军战士后来被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当时到处宣传，以后就逐渐被人忘记了。但我却始终记得他们几个名字：刘国庚、崔国政、马国选、李国瑞、刘艳坡、徐如军、王锦伟、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而那些死难的学生们的名字，我却始终无法知道。
　　最令铁Z局的工人们气愤的是，戒严部队在开枪时竟然打死了在铁道部大楼内值班的全国铁路总调度。虽然这位不幸死难的总调度跟铁Z局的工人们非亲非故，但毕竟是一个系统的人，多少有点“阶级感情”。直到一九九○年，还有工人来串门时在骂：王八蛋，（那个总调度）门都没出就被打死了，你说那当兵的不是瞎开枪是啥？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五年了。这十五年里，有关那次事件一直都是敏感的话题，被束之高阁，不许讨论。但是，我既没有宥于官方得出的结论，也没有相信逃到海外的民主运动人士的说法，而是一直在独立思考：那次事件是如何由一场抗议运动演变成最后的武装冲突的？这个事件究竟如何定性？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究竟谁是那次事件胜利者和失败者？十五年以来，我一直在求证，探索，思考，期间观点也经历了一些反复。
　　现在，我认为一九八九年事件并不是如海外的民主人士所称的那样是一场“革命”或“人民起义”，我也不同意官方将它定性为是一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说法。我感觉一九八九年事件是一场十足的悲剧，一场在全民族心灵上撕开难以愈合的伤口的悲剧。冲突的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生，都犯了不理性的错误，都在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原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解决的问题。如果学生在表达了反对腐败与要求民主的愿望后就适可而止，如果学生不占据天安门广场，如果学生不冲击戈尔巴乔夫访华，如果学生在戒严实施后主动撤出，那么这次事件很可能不会演变成最后那个样子。
　　但是，学生和群众运动本身就具有自发性、盲目性的特点，如果官方处置得当，那么事件也会取得更好的结果。四月二十六日，在悼念胡耀邦引起的抗议浪潮刚刚出现平息的苗头时，《人民日报》那个《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无疑起了火上浇油的恶劣作用，使得本已平息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本来官倒腐败、通货膨胀和楼堂管所就已经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表达一下愤怒和不满，有什么错？难道政府自己做错了事情，群众连表达反对的权利都没有吗？为什么非要在头上扣一顶“动乱”的帽子？在此后的将近一个月里，官方对示威群众的要求和呼声置之不理，派出袁木这么低档次的官员去应付，即便是一国的最高领导人，去见一见示威的人民群众有什么可怕的？有什么丢脸的？就这样一拖再拖，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全国。到五月十九日，又杀气腾腾地宣布戒严，用军队来对付和平示威的老百姓，这又是什么逻辑？因此，我认为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者，官方应当对悲剧发生承担更大的责任。
　　就这样，一边是盲目自发的群众运动，一边是失职失策的官僚机构，双方都没有给对方以台阶下，导致对抗不断加剧，最终酿成灾难。
　　一九八九年事件打断了改革开放后正在蓬勃发育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致使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监督权利受到削弱，政治改革被中止，进而使得中国的改革方向发生偏离，使得改革异化为今天这个样子。没有群众监督的官僚机构越来越懒散，越来越耽于私利，使得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得到治理，反而愈演愈烈。今天的腐败深度和广度，已经超过老百姓最大的承受能力，积重难返，能否得到扭转我已经很难下结论了。老百姓比起八十年代，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改善，尽管官方也做出了一些努力扩大老百姓的自由，但由于官僚机构的全面腐烂，到处充斥着胡作非为和无法无天，因此比起八十年代，相当多的老百姓生活不是好转，而是更加痛苦了。在腐败的官僚机构和依附于官僚的部分知识精英的勾结下，改革已经沦为剥削、压榨人民群众的工具，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样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人民在受苦，在流泪！
　　一九八九年事件粗暴地践踏了老百姓对执政党所寄予的希望和热情。老百姓不得不用两种声音讲话，一种是在公众场合讲的，是假话；一种是在私人场合讲的，是真话。两种声音讲话造就了双重人格，老百姓是非善恶标准出现了混乱与颠倒，冷漠代替了热情，欺骗代替了信任，凶狠代替了善良，掠夺代替了建设，这导致了全民族道德的进一步沦丧。甚至，连一向以社会良心自居的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很多甘于出卖自己良知和尊严，捞取权力和财富的政治娼妓。想一想八十年代人们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和道德水准，再对比一下九十年代的中国人，真让我欲哭无泪。
　　无论是真正为了中国富强的官方人士，还是满腔热忱的学生群众，都不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如果说，谁是一九八九年事件的胜利者，那么除了腐败的官僚，就是那些早已成为政治僵尸，却不甘心失败的野心家、投机者和政治骗子们。想一想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是谁借机上窜下跳，企图死灰复燃就明白。如今，在异化的改革的压迫下，政治骗子们正在利用民主力量的低迷和国家机器的偏向，妖言惑众、摇唇鼓舌、搬弄是非、挑拨矛盾，试图火中取栗。这批人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八九年事件没有英雄。无论是解放军战士、青年学生、围观群众，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他们不是罪犯，他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活下去，享受生活，享受爱情。可是他们死了，年轻的生命永远凝固在一九八九年。他们不是烈士，因为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过要为此而死，解放军战士面对的并不是穷凶极恶的暴徒和敌人，青年学生面对的也不是刽子手和反动派。他们是牺牲品，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是误解与不信任的牺牲品。我觉得应该为他们树立一个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那场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如此的悲剧。
　　如今，一九八九年事件被尘封了整整十五年。官方既不愿意再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胜利来炫耀，也不愿意让别人再提起。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究竟是谁应当为这场悲剧承担责任，成为了一个谜。但是，我相信历史最终将会做出裁决。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历史花了两年时间做出裁决；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历史用了二十年时间做出了裁决；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事件，历史用了整整三十三年才做出了裁决。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将会对一九八九年事件做出公正的裁决，真相早晚要大白于天下；靠掩耳盗铃般地封杀，是断然要失败的。
　　我回顾一九八九年事件，并非意味着我反对邓小平。恰恰相反，我们家的人对邓小平一直怀有很深厚的感情，但我们都觉得，这件事邓小平没有办好。我回顾这件事，也不意味着我反对现政权。实际上，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与激进民主势力的错误观点做斗争。我想，中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愿意像苏联那样土崩瓦解，不愿意中国效仿俄罗斯那种“强盗的资本主义”。要民主，也要社会主义，这是我所接触到的中国底层老百姓的心声。因此，我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身上，希望他们能够正视我们这个国家苦难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够带领老百姓走过这遍布泥潭的艰难岁月，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一个公正自由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