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外公病危
　　一九九一年七月九日下午，我考完最後一門興沖沖地回到家裡，卻發現我的母親不見了。父親告訴我說，高考前幾天接到我舅舅發來的電報，說外公生病了要母親回去伺候。母親因為怕影響我高考，一直都沒說，直到把我送進最後一門的考場以後，才動身回河南老家。
　　我的外公在外婆去世之後，又在我們家住了四年，一直和我睡在同一張床上，外公這個人很少表露情感，但卻非常喜歡我這個外孫，也很喜歡我們家。外公高興起來，就給我講以前的故事。外公沒什麼文化，故事也不多，總是講望京樓（【注】“望京樓”是河南民間流傳的一個孝子的故事）、大要勁（【注】河南人也稱大躍進為“大要勁”，意思是要老百姓出大力、受大苦）、糧食關。我聽故事的時候，特別喜歡摸外公那硬硬的、白花花的鬍子。直到一九八九年，因為我祖母來信說要到我們家住，為了怕老實的外公受祖母的欺負，我母親才送外公到大姨家住一段。外公一直懷念着我們家，一九九○年我輟學期間，曾經到鄭州去看望外公。外公見了我特別的親熱，一晚上都沒睡覺，還給我講那些我已經聽了一百遍的故事。那時我已經懂得孝敬老人，一邊摸外公的鬍子，一邊裝做很有興趣聽的樣子。外公這人嗓門大，大姨家又住的是棚戶，因此全家人都聽得到外公講話。第二天大姨告訴我說，外公在他們家住了一年，從來沒有和任何人如此興奮地談一個晚上，即便是自己的孫子來了，外公也沒有幾句話。那次臨走時，我問外公願不願意再回我們家住，外公說，當然願意了，一百個願意。因此我們家早商量好了，等我高考一結束就把外公接到我們家來。
　　我的父親見我擔心的樣子，就說外公病的不重，只是喝酒時被嗆了一下，應該沒有什麼大事的。可我的心中卻十分納悶：如果說病的不重，那為什麼我母親要千里迢迢地跑去看他呢？那一夜我輾轉反側，始終沒法入睡，於是第二天下午，我也匆匆登上了去河南的列車。
　　等我回到老家，果然我最擔心的事發生了：外公不僅病得很重，而且已經有親戚為他做壽衣了。外公的病起源於一九九一年的春節，當時大姨家的幾個女婿向外公輪番敬酒，外公挺高興，結果樂極生悲，給嗆了一下。當時也沒太在意，可不久外公就開始咳嗽，再過一段時間一吃飯就劇烈咳嗽，還不能說話、不能進食，只靠打點滴維持生命。後來到醫院一查，是控制氣管與食道的那塊脆骨裂了。人家醫院一看外公年紀已經這麼大了，就說這病要治好很困難，還是回家等百年算了。河南滑縣有一條陋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拉回去安葬，否則認為不吉利。大姨害怕外公百年之後不能回去跟外婆合葬，就把外公送回了老家。當我回到老家時，因為長期無法進食外公極度營養不良，已經不能起床，大家都認為外公已經沒指望了。
　　可是，我卻有很深厚的信念，堅信外公的病並非疑難雜症，而是一個意外傷害而已，只要營養跟得上肯定能慢慢養好。為了哄外公開心，我每天給外公講故事，講《三國演義》、講笑話，鼓勵外公堅持下去，等到養好了病以後再到我家住。外公當時已經不會說話，只是點了點頭，但我看得出來他想活下來，到我們家去。外公當時大小便失禁，我就不停地用紙給他擦拭，再用熱毛巾擦乾淨。在我的二十多天持續不懈的努力下，外公的病有了好轉，能夠開口說話了，也能夠吃一些食物了，甚至在我的攙扶下能到院子裡活動活動了。親戚們都說，是我的孝心感動了老天爺，連壽衣也不做了。我自然是歡欣鼓舞，就央求着母親把外公送到鄭州的大醫院裡治病。
　　　　　　　　　　　　　　　　　　　十五、鄭八的晚年
　　在服侍外公期間，有一天下午，我在舅舅家門口和親戚們閒聊。這時，門前來了一個叫花子，下肢癱瘓、衣衫襤褸、虱子順着頭爬，每隻手分別扶着個小凳子，在地上艱難地爬行。爬到我家門口，停下來看着我，似乎在乞求着什麼。我剛準備回家拿點吃的給他，卻見親戚們收斂起笑容，惡狠狠地趕他走開，他就默默地爬走了。我連忙問親戚們為什麼要這樣做，親戚們說，他就是那個鄭八呀！
　　原來此人竟然是當年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抗美援朝英雄，村治保主任鄭八！我頓時驚訝極了，又問親戚們，怎麼他會落到這步田地呢？一個親戚告訴我：鄭八當年沒有娶到我大姨，但人家手裡有權，就又找了個老婆，非常漂亮。大躍進餓死人時，鄭八家還吃餃子。鄭八的老婆為鄭八生了一女二子，可那女人一是懶，二是有癆病，家裡總是一貧如洗，而且那個女人七十年代就病死了。鄭八鰥居了幾年，沒人敢再介紹對象給他，悶得慌，就在打起了他時年十六歲的女兒的主意，想強姦她。也不知道得手了沒有，反正他女兒那天從他家驚慌失措地跑出來躲到鄰居家，不久就自己找個婆家遠嫁了，再也沒有回過村子裡。
　　鄭八到了文革期間，在村子裡如同太上皇一樣作威作福，聽說哪家成分不好的有好衣服就去搶；有肉，就去哪家去奪。聽親戚們說，那一陣子鄭八家裡吃餃子，餃子餡裡面都不攙青菜，全部是肉丸子，這在那個時代是非常令人難於理解的。文革初期，鄭八帶着幾個孩子到我們家造反，搶走了我們家的被子。文革結束後，政府勒令他把被子還給我們家。外婆嫌這家人噁心，不要了。鄭八這個人，一直到死都懷念着文化大革命。
　　文革結束以後，鄭八的職務被免去了，淪為一個普通人。由於鄭八當權時作惡多端，沒有任何人願意同情、接近他，生活日益艱難。鄭八本來身體就有傷，一顆子彈至今沒有取出來，年老時舊傷復發，下肢癱瘓了。也許是秉承了鄭八的德行，他的兩個兒子都非常不孝順，經常不給鄭八吃飯。有一次，鄭八乘兒子外出，爬到雞窩偷了一個雞蛋，自己沒法站起來在鍋里煎雞蛋吃，就趴在地上用一個鏟子盛着雞蛋在火上烤熟。剛準備吃他兒子就回來了，一把把那雞蛋搶了去。
　　鄭八是傷殘軍人，按理說有政府的撫恤金。但是這筆撫恤金鄭八本人享受不到，全被他兒子截流了。那時鄉鎮財政開始吃緊，撫恤金往往出現不按時發放的情形。每月到了發撫恤金的日子，鄭八的兒子就用架子車把鄭八拉到鄉政府要撫恤金，不給就扔在政府大院裡。鄭八的子孫們比起鄭八來，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的兒子經常偷竊鄰居家的東西，八十年代的一天，鄭八的鄰居在收穫了一車花生以後準備上道口去賣，看看天色尚早就把裝花生的架子車放在自己家院子裡，誰知過了一會出來時發現架子車已經不見了，人家趕緊出去找，結果在路上看到鄭八的兒子正拉着人家的架子車，準備偷着到集市上去賣呢。鄭八的一個孫子，也是有志不在年高，在十四歲時就姦殺了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到現在還沒從監獄裡放出來。
　　聽了親戚們對鄭八的介紹，我頓時感慨萬分。親戚們說：“報應，這就是報應啊！老天爺可公平着哩！”一九九一年秋天，我的外公去世後出殯的那一天，這個在村子裡曾經叱咤風雲的鄭八也死了。鄭八的屍體被他的兒子用草蓆一包，挖個坑埋了，連個一個墓碑都沒有。
　　　　　　　　　　　　　　　　　　　十六、工人子弟
　　我在老家伺候了外公二十多天。到了八月初，我父親來了封電報，說“高考成績已下，見報速歸”。接到這份電報，母親和我心裡七上八下的，因為我父親的電報沒有說清楚，究竟是否考上大學，當時也沒有電話問個明白。我舅舅說，上學的事情大，這裡有我呢，你們先回去看看吧。於是，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外公，和母親回到了太谷縣。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惴惴不安，一是擔心外公的病情，二是擔心自己的考試成績。
　　一進家門，就看到姐姐和她的一個女同學興高采烈地跑出來。一看她們的表情，我就知道肯定考上了。我姐姐給了我一張《太谷報》，說我上報了，報紙是班主任邢老師報喜送來的。我一看果真是的，那一年我考了全縣文科第二名，全省地理單科第一名，歷史單科第二名，都是太谷二中建校以來的破天荒的好成績。姐姐對我伸起大拇指說，你真的超過我了，算你有本事！頓時，我們全家沉浸在快樂中。父親說，你不愧是你爺爺的好孫子，咱家這讀書的香火，被你給續上了！高興之餘，我又問起女友的情況。父親沉默了一下說，沒考上，差了四十多分。
　　聞聽女朋友沒考上的消息，我急忙心急火燎地趕到她家。女朋友一看到我，眼淚就簌簌地往下掉，說自己這輩子完了，沒希望了。我連忙寬慰她說，今年比去年考得好就是進步，只要照我的方法學，明年就一定能考上，大不了再受一年罪。此後一個多月，女友哭了一個月，我安慰了她一個月，給她補習了一個月的功課，全然沒有了金榜題名的樂趣。後來我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的錄取分數線，我的成績整整高出了十分。我心中的那塊陰影更加濃密了。
　　父母實現了他們以前對我許下的諾言，在那年夏天到太原給我買了一架“百靈”牌八十貝司的手風琴。由於忙着給女友補習功課，我也沒工夫認真學。有了手風琴，父親就經常給我們彈奏一些蘇聯歌曲，《喀秋莎》、《三套車》、《第涅伯河的波濤》等等。我父親一邊彈，一邊感嘆：同是一架手風琴，既可以彈出《手風琴伴奏紅燈記》之類的醜劇，也可以奏出人間最優美的旋律。
　　在八月中旬，我們全家到陝西臨潼去旅遊，一是為了慶祝我考上大學，二是去年姐姐高考落榜後母親許了兩個願：一是姐姐找到出路，二是我金榜題名。如今一一應驗，因此一定要去還願。去臨潼之前，我到街上買了一些彩色吹塑紙，做了一個寫有“有求必應”幾個字的鏡框。火車路過風陵渡黃河大橋時，父親指着黃河南岸的沙灘對我說，當年他們修這座鐵路大橋時，曾經有幾個犧牲的工人埋葬在這座沙灘上。等火車過了橋走了一會兒，就來到當年我父母工地所在的上城子村。火車在上城子車站停了一會兒，附近的村民就圍着火車賣“涼開水”，一角錢一杯。這些村民也不知道從哪裡灌的髒水來賣，等火車一開他們就笑着在鐵路上把水倒掉了。其實上城子吃水是相當困難的，村民們這麼不愛惜水，說明這些水肯定不乾淨。我母親伸出頭問村民，當年我父母借住過的房東一家還在不在，村民們還都認識。母親感嘆道，幾十年前上城子的村民是那樣淳樸，今天全都變壞了。後來火車過了幾個隧洞，都是父親他們當年開的。
　　到了驪山上的太上老君廟還願時，我跪在地上給太上老君磕了幾個頭。又默默地許了兩個願望：一是女朋友第二年考上大學，二是外公的病快點好。結果，第一個願望算是實現了，第二個落空了。
　　從臨潼回來，父母又在家裡請了幾桌客，把邢老師和父母的幾個工友都請來了。席間，當時的鐵Z局太谷辦事處主任高叔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孩子，你是咱工人的子弟，上大學是咱們全家屬院工人的光榮；今後你上了大學，無論當上多大的官，你都不要忘記你自己父母對你下的辛苦；也不要忘記，為咱們窮工人說話，替咱們工人辦事。從此以後，我牢牢地記住了高叔叔的話，始終把自己看作真正的工人子弟，為工人說話，替工人辦事。
　　　　　　　　　　　　　　　　　　　十七、“八·一九”事件
　　八月十九日，原本是一個誰都不會注意的、平淡無奇的日期，人們想起它，自然會聯想到夏季的炎熱和為期不遠的秋風。然而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這個日期以及這個日期所引發的一系列事件，卻成為全世界的人們談論最多的話題之一。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下午，還沉浸於高考勝利的喜悅中的我，像往常一樣打開收音機，聆聽莫斯科廣播電台的聲音。在青年節目《王肖半小時》結束後，突然，播音員一改往日溫和的語調，以一種嚴厲的、口吻播放了一則新聞：“現在播送蘇聯緊急狀態委員會《告蘇聯人民書》……”我當頓時目瞪口呆，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地聽完了公告的全部內容，生怕漏掉一個字。我明白了，蘇聯發生了政變，戈爾巴喬夫已經下台。
　　由於當時《告蘇聯人民書》和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通告是反覆播放的，等我回過味來，第一件事情就是高聲喊父親：“爸你快來！戈爾巴喬夫下台了！”正在客廳的父親趕過來，站在收音機旁，全神貫注地聽完了全部新聞。父親的臉上充滿了錯愕與疑慮，他的第一句話就是：“好，不愧為蘇聯共產黨，不愧為共產黨！”
　　平心而論，我們這個家庭，一貫對蘇聯的一舉一動都給予高度的關心。因為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從來都認為：蘇聯是人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一切都對我們具有一種特殊的吸引力。這種對蘇聯的熱愛是五十年代中蘇友誼和對社會主義理想的嚮往所收穫的果實，是一種牢不可破的信念。在六七十年代，無論我們這個家庭的成員身處何種逆境，也從來沒有相信過那些冒牌社會主義者們對社會主義蘇聯的污衊與誹謗，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們的信仰。
　　我不掩飾，我們當時對戈爾巴喬夫很有好感，非常讚賞他那充沛的精力，英俊的面容，迷人的微笑，經常深入群眾與人民對話的平民作風；也非常高興地看到通過戈爾巴喬夫的努力，實現了中蘇關係的正常化。我們對這個人寄予了高度的信任和期待，期待他能夠通過改革，改掉日益僵化的官僚體制，使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重新煥發出活力，引導蘇聯人民走向美好燦爛的明天。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與新思維》，他的“全人類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價值觀，他的“多一些社會主義”漸進過渡的理論，他的“民主與公開性”的原則，以及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思想，讓我們耳目一新，給我們以無比強大的吸引力。我相信，很多中國人當初也是這麼認為的，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很多話，都印在一九八九年版的高中《政治常識》教材上。很遺憾，這本教材發下來還來不及使用就作廢了，因為發生了一九八九年事件和東歐演變。
　　但是隨着一九九○年以後蘇聯事態的演化，我們對戈爾巴喬夫逐漸產生了疑慮。因為經過五年的改革，蘇聯形勢不但沒有出現好轉的跡象，反而開始加速滑向危機。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的武裝衝突、第比利斯的流血事件、波羅地海的獨立風潮、曠日持久的礦工罷工，各個加盟國家的主權宣言，戰後國民經濟的第一次下滑，廢除大面額盧布所引起的社會動盪，以及戈爾巴喬夫忽左忽右、優柔寡斷的處事方式，特別是對葉利欽等反共反蘇分子的節節退讓，使我們對蘇聯改革的前途充滿了擔憂。當然，這種擔憂不是一夜之間就形成的，而是緩慢地、一點一滴地積累起來的。因此到“八·一九”事件發生之時，我們都懷着一種很複雜的心態看待這件事，既對戈爾巴喬夫本人的命運給予關注與同情，又對緊急狀態委員會能夠結束混亂、恢復秩序寄予某種期待。
　　戈爾巴喬夫改革思想的很多合理成分，至今仍然被我所接受。任何熟悉本人觀點的人都不難發現：我的觀點與戈爾巴喬夫有很多接近之處。這一點我從不否認，儘管戈爾巴喬夫已經被作為歷史罪人遭到很多人無情的批判與嘲弄。在中國，很多以前以污衊、誹謗蘇聯為能事、甚至公然引刀相向的冒牌社會主義者轉眼間搖身一變，一個個居然變成為蘇聯解體痛不欲聲、呼天搶地的“蘇聯衛士”，恨不得把戈爾巴喬夫描繪成一個鑽到蘇共內部的叛徒、特務、內奸、工賊。是的，這些人就是這樣，非常善於痛罵已經倒台的人物，非常善於向落到井裡的人丟石頭，也非常善於向一堵本已倒塌的牆再踹上一腳。
　　遺憾的是，“八·一九”事件不但沒有挽救蘇聯，反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進程。“八·一九”以後，越來越走向沒落的蘇聯國運，我越來越憂慮，全然沖走了高考上榜給我帶來的喜悅。從此，蘇聯的解體成為我心中最大的遺憾和永遠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