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慘澹經營
　　一九九二年春節賣花燈生意的失敗，沒有讓我的母親退縮與氣餒。她從第一次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到處請教老師傅，把花色品種增加到了十個。為了增加產量、節約成本，父母二人沒有僱傭別人，自己每天勞作十五、六個小時，也從不休星期天。糊花燈時，經常滿手粘的都是膠水，也沒時間做飯，二人就天天弄點青菜，下點掛麵或者方便麵吃。當時，父親已經五十七歲了，每天趴在電焊機上這麼長時間，導致肩周活動不便，我放假回家時，看到父親在院子裡那棵白楊樹上釘了一個螺絲刀，肩膀疼的時候，就在上面蹭一蹭。後來，我參加工作的頭一年回家，就給父親買了一個按摩棒，父親後來說那個按摩棒挺好用的。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我父親所在的鐵Z局開始走進半死不活的困境。八十年代中後期，伴隨着百萬大裁軍，十幾個鐵道兵師轉業為鐵路工程局。這些工程局大都是由年富力強的轉業兵組成，技術過硬，戰鬥力強，離退休人員少。此時我國已轉向市場經濟，企業要參與競爭自己找活干，鐵Z局和人家一比，哪樣也不占優勢，在競爭中漸漸敗下陣來。
　　除此之外，由於鐵Z局建局時間長，很多老職工退休以後，都是其子弟“接班”參加工作。鐵Z局是大單位，“鐵老大”，在計劃經濟年代中享有比一般國有企業高得多的地位，故有不少工人子弟從小就養成一種優越感，也不好好念書，就等着父輩退休自己頂班。上了班以後，新一輩很少有老工人那麼肯吃苦耐勞的，缺乏責任心，幹活時拈輕怕重、互相推委，馬馬虎虎、敷衍了事，故工作中重大事故接連不斷。九十年代初，鐵Z局一些人在徐州附近野蠻施工，推土機一下子鏟斷了華東地區通信總電纜，造成整個華東地區包括上海通訊中斷好幾個小時；在上海浦東碼頭施工時，打樁機翻倒，造成一場特大傷亡事故。這兩個大事故，在當年全都成為中央和地方媒體的關注焦點。從那以後，鐵Z局惡名遠揚，招標時別人一聽是鐵Z局都敬而遠之。招不來工程，完全靠國家照顧性質的一點任務過日子，單位常常開不出工資，四萬五千名職工大部分下崗在家。這些職工中，有好多是一家上下兩代幾口人都在鐵Z局工作，生活極度艱難。
　　一九九二年我姐姐大專畢業，學校里分配的就業崗位非常差勁，全都在一些偏僻的山區小縣。當時，我叔叔剛從東北調到北京附近的廊坊市，母親就有意讓叔叔托托門子在廊坊找一個工作。只是當時叔叔自己也是剛剛調去，還不認識幾個人，因此一下子找不來好工作。我母親到學校一打聽，假如分配去了那些山區小縣，那麼將來從當地人事局調動就很困難了；如果此時不服從分配，則檔案仍然可以暫時保留在學校里，第二年可以再以畢業分配的名義派遣。權衡再三，母親給學校管分配的領導送了一些禮以後，就讓姐姐再等一年。在這一年裡，姐姐就留在家裡和父母一起做燈籠。
　　到一九九三年春節我放假回家時，一進門就看到屋裡堆滿了燈籠，父親、母親和姐姐三人都在忙活。我也一放下行李，就開始幹活。正月初七，我們在太原鐘樓街靠西端的小白樓商場門口租了一個臨街的窗口，開始上貨。
　　鐘樓街是太原市的主要商業區，每天人來人往的。因此，為了交通順暢，鐘樓街自早晨七點就不許汽車通行了。我們家的燈籠，全要靠租太谷跑太原的營運麵包車運輸，每天早晨必須在六點半之前到達鐘樓街卸貨，否則警察抓住要罰款。太谷到太原有一百公里路，汽車要開上整整一個半小時才能抵達，再此之前還要裝車。花燈這東西比較嬌貴，碰不得擠不得壓不得，為了節約運費還要儘量多裝，因此每天我們家凌晨四點鐘就要起來裝貨。
　　山西地處北方黃土高原，冬天凌晨的氣溫非常低，一般是零下十五度到二十度，最冷的年份可以達到零下二十五度。我們家到太原賣貨時，一般都是我和母親兩人一起去，姐姐和父親看家裝車。那時也沒有電話，有時候需要取什麼零部件，都要專門跑一趟。頭天晚上坐火車十一點到家，第二天凌晨四點跟着送貨的車到太原。有幾次我坐在車上，雖然非常困，但車裡溫度實在太低了，怎麼也睡不着。到了太原下車卸貨以後，我凍得雙臉發麻，光會張嘴，就是說不出話來。母親比我還要辛苦，這樣的情形更是家常便飯。
　　一九九三年的春節山西特別冷，最低氣溫總是零下二十多度。偏偏我們租的小白樓商場是早晨八點半開門，因此從卸貨到開門中間的一個半小時，成了我們最難捱的時間。又冷、又餓、又困，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還片刻不能離開貨物：一怕犯法的盜賊偷，二怕執法的城管奪。寒冷的北風，刮在臉上如同刀割。我母親心疼我，總是讓我到背風的地方站着暖和一下。當時我已經懂得心疼母親，就跟她換着班去背風的地方站。
　　賣燈籠時需要把燈籠掛到戶外人們才能看到，因此這就成了城管敲詐的一個理由。中國的城管真是一個怪胎，無孔不入、無所不至，見了多可憐的人都要去敲詐勒索。就我們賣燈籠這種小買賣，也要給他們買煙、塞錢，才能得以幹下去。有一次，城管提前上街執法，我們家剛從車上卸了貨，小白樓商場又沒開門，那幫城管咋咋呼呼地，非要沒收我們的貨物不可。好在母親這個人善於跟各式各樣的人打交道，話也說的好聽，塞了點錢以後，那幫城管也就走了。
　　前面提到過，太原這個地方空氣污染嚴重。當地人每天回家可以洗洗涮涮，可我們這些外地來的賣燈的就沒有這個條件了。為了省錢，我和母親住五塊錢一天的小旅社，裡面自然沒條件洗頭洗澡，只好就那麼髒着。平時吃飯，就隨便在街上吃點涼皮或者泡方便麵對付。有一天，姐姐來替我，晚上收了攤，母親一看今天賣了兩千多塊，挺高興，就說咱們吃點好的吧。於是她倆來到一家“加州牛肉麵大王”，想吃點牛肉麵。可人家門童一看母女倆蓬頭垢面的以為是叫花子，就說已經關門了，不讓進。其實母親看得清清楚楚，就在他們理論的時候，飯店裡依舊人來人往的。不過母親也沒跟他們爭吵，扭頭領着姐姐回旅社吃方便麵去了。
　　不過，我們的辛苦沒有白費。那年我們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把我們那個櫃檯布置得琳琅滿目、奼紫嫣紅，招徠了很多顧客。其中有一個古交來的煤炭老闆，到了我們的攤子前面，這種要兩個，那種要一對，一個人就買走一千五百多塊錢的貨，連價都不還，還直誇我們家的貨好。最後一結帳，那年我們一共賣了八千塊錢的貨。元宵節賣完燈籠回家數錢時，一家人把從一塊兩塊到一百元的鈔票都攤在床上按面額分類，鋪了好大一片。最後我算完賬，報出“八千”這個數字時，全家每個人臉上都洋溢着燦爛的笑容。
　　　　　　　　　　　　　　　　　　　十一、罷餐事件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拜金主義逐漸興盛起來。假如說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們每日談論的都是理想，那么九十年代的大學生更喜歡錢。那時的大學校園內每到周末，就會有不少豪華的轎車停在女生樓門口。知情者告訴我說，這些都是接那些“傍大款”的女生們出去過夜的、大款們的車。
　　有些女生“傍大款”，有些女生則出去賣淫。剛進學校時，我們山西老鄉聚會，我認識了一個女老鄉。那個女生長得在我看來算中上等，但身材不錯。當時她還顯得比較有才華，學校廣播站經常播送她寫的一些稿子。後來學校搞時裝表演隊，她還成為模特兒。上大學頭一年我們還挺熱乎，經常在一起聚一聚，但後來漸漸地各忙各的，很少來往了。到一九九三年的一天，我突然在開會時聽到老師傳達她被開除的處分。原來，本來家庭條件還不算差的她到大城市生活了幾年，看着到處的誘惑，大概漸漸地感覺到錢不夠用了，就跑到學校附近一家大賓館裡做起了皮肉生意，結果在賣淫時被公安局“掃黃”抓到了。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伴隨着農產品價格放開和基建過熱，又一次劇烈的通貨膨脹發生了，後來有資料說那年物價指數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三。並且，由於糧價放開、取消糧食憑證供應等改革措施的實施，糧食和副食品價格上漲幅度更大。反映在學校里，就是食堂飯菜價格漲了一倍半，質量還不斷下降。上過大學的人都知道，當時大學總務後勤這一塊是肥缺，食堂的員工大都是校領導的七大姑子八大姨。這幫人狐假虎威，對待學生的態度非常惡劣，打罵學生的事經常發生。由於缺乏責任心和競爭機制，他們做出的飯菜越來越難以下咽，饅頭沒發開、米飯里有沙子、菜里有蟲子的情形時有發生。食堂里的那幫人做韭菜炒雞蛋時，下面全是韭菜，上面鋪一層薄薄的雞蛋，看上去挺好看；只要一把錢給他，他就用勺子在雞蛋下面摳呀挖呀，盛進碗裡的都是韭菜。而學生吃的大米，不知道是哪一年出產的，全都是黃黃的，蒸出來的米飯要麼一盤散沙，要麼堅若磐石。
　　當時我是系學生會和分團委宣傳部長，認為自己有義務向上級反映這件事，很自然地想到“通過正常渠道”。恰好，學生會的生活部長也與我有同樣感受。於是，在一次系團委會議上，我們倆就把飯菜價格過高、質量太差和學生們的不滿情緒向列席的校團委副書記（【注】校團委副書記是學校政工人員）反映了。可那個副書記一聽，卻一臉的不屑，居然教訓了我們一番：“你們這些學生要求太高了，現在的條件還不夠好？我上大學時，還沒有正經食堂呢，都是露天吃飯。”我們倆聽了他這番話十分氣憤，心想看來這“正常渠道”是難以奏效了。等會議結束以後，我們兩個不約而同地留了下來。生活部長恨恨地罵道：“????，跟這幫王八蛋就不能說人話，他們聽不懂的。”我也氣憤地說道：“就是，說????什麼他們上學時在操場裡吃飯，狗屁！那古時候人還吃人呢！”生活部長又說：“既然有話好好說不行，那老子們就搞出點嚴重的事來，敲打敲打這幫龜孫子。”我一聽，正合我意。
　　當天夜裡，我們兩個就在學生會辦公室里，書寫了十幾張大字報和幾十張小字報，聲討令人厭惡的“火頭軍”，並號召大家第二天中午集體罷餐。由於怕別人看出我們的筆跡，我們故意把字跡寫的非常潦草。當天夜裡熄燈以後，我們乘着夜幕分頭行動，把這些告示張貼於各宿舍樓、食堂和教室門口，第二天一大早學生們就都看到了。
　　由於學生們的不滿情緒早已經積聚了很久，我們的這些告示就如同在乾柴上扔了一個燃燒的火炬，霎時間出現了星火燎原的形勢。第二天中午，一場全校規模的罷餐運動開始了。當時，校園裡口號聲、摔東西聲、鞭炮聲此起彼伏，食堂做好了飯菜卻靜悄悄的沒人去，還出現了不少聲援、響應我們號召的標語和口號。政工人員一看就着急了，如同沒頭蒼蠅一樣到處亂撞，又是說服，又是威脅。後來還來了幾個穿警察制服人把告示照了下來。我和生活部長兩人在樓道里碰到了，相視一笑，假裝什麼都沒發生。當系裡的政工人員來時，我甚至還幫助他們對學生進行勸導，心中卻偷着樂。然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的缺點——過激現象很快表露出來了：三十七號宿舍樓的一些學生覺得僅僅喊喊口號、摔摔東西不能發泄自己的怒火，就點燃了樓下一間空置的售貨亭。當我看到火焰騰空而起的時候，感覺事態有些嚴重了，不由得暗暗捏了把汗。不過，那時的學生們都圓滑了，見好就收，沒有釀成進一步的破壞。
　　從那以後，學校的伙食真的改善了一些，並且建立了食堂收支公示牌，炊事員態度也好一些了。中國的官僚制度就是這樣，群眾不起來造反，官僚們就對群眾疾苦麻木不仁。要不是校領導和總務的人員怕再鬧事丟了烏紗帽，食堂的伙食不會有任何的改善。這種改善大約持續了將近一個學期，後來逐漸又開始下滑，但我那時已經是大學三年級，事情多了起來，也就懶得再管這事了。
　　這次罷餐運動讓我總結出幾條經驗教訓。第一，在群眾對某種現象普遍產生不滿、又沒有正當渠道改變或發泄時，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就能引起“亂者四應”的連鎖反應，從而釋放出一種巨大的能量，這種能量利用得當，就可以起到打破舊秩序的作用；第二，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很容易產生過激行為，產生巨大的破壞力，從而導致事態的發展背離運動發動者的初衷，並失去控制；第三，如果建立一種機制，使得群眾的不滿能夠隨時得以發泄，問題隨時能夠得以解決，那麼群眾的不滿就不會積聚，有人試圖發動並利用群眾力量的願望就會落空，就能夠保持社會的長治久安。這種機制，一是言論自由，二是政治民主。
　　我參加工作後在銀行的人事部門工作。當時，有一位女同事和我坐辦公桌對面，也是Z大學畢業的，比我高一級，我們倆經常一起回憶在財大時的往事。有一天，她興致勃勃地向我講起這件不大不小的罷餐事件，覺得當時可真過癮，也不知道是誰寫的那些號召罷餐的告示。我聽了以後哈哈大笑，說你想知道的那個寫告示的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啊。
　　　　　　　　　　　　　　　　　　　十二、鼎盛商店
　　到了一九九四年春節，我們家因為有九三年的底子，再加上姐姐參加了工作，經濟條件又改善了不少。姐姐參加工作，也都是母親關心的結果。叔叔到了廊坊以後，恰好他的一個女同事的丈夫小孫在廊坊人事局工作，叔叔就把這個路子告訴我母親。母親一聽，立馬跑到廊坊跟人家小孫見面。小孫那人挺好，就把辦事的程序跟母親一五一十地說了，母親當天就返回太原，到山西財經學院去調檔案、拿派遣證。山西財經學院管分配的那個人挺貪，去年都招呼過他了，結果今年還要刮一層皮。母親無奈，只好又給他送了不少禮，還有兩千塊錢。誰知這個人拿了錢也不辦事，竟然說姐姐的檔案現在省教委，要我母親自己去跑。
　　為了子女的前途，母親立即來到山西省教委辦公大樓前。當時正好是高考閱卷期間，省教委大樓三步一肛、五步一哨，戒備森嚴。母親鼓起勇氣，徑直闖了進去，被站崗的武警戰士攔住。母親向武警戰士說明來意，武警戰士向裡面通報了以後，人家請母親進去談。母親本以為這麼大的衙門肯定不好進，結果竟然如此順利。而且裡面的工作人員聽到母親的來意，立刻給母親讓座倒水，還直感嘆母親對孩子這樣盡責，順暢地辦了手續，這才把檔案拿出來。母親把檔案拿到手以後，怕夜長夢多，連家都沒回就又返迴廊坊，一下火車就直奔小孫家裡。當時正值盛夏，母親又好幾天都在火車上往返，小孫根本沒料到母親辦事這麼快，見到我母親時，母親滿臉油汗，扶着牆氣喘吁吁，手裡還拎滿了酬謝小孫的禮物。由於廊坊歸河北省管轄，所以小孫告訴我母親還有個手續要到石家莊去辦。我母親一聽，立刻就站起來說，好，我現在就走。小孫一看，頓時感嘆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於是自己都幫我母親到石家莊跑了一趟腿，算是順利地給我姐姐分配了工作，而且分到了當時最好的金融部門。
　　姐姐上班後，當時收入算不錯的。母親和父親並沒有因此喘口氣，繼續沒日沒夜地幹活。母親這人敬業，在花燈的品種上不斷動腦子推陳出新。她做花燈，不是簡單地把錢賺到就算了，而是想讓人家覺得錢花得值，不後悔。為了這個目的，母親和父親總是翻來覆去地校對花燈各個部分的比例，哪裡大一點，哪裡小一點，怎樣才最好看。花燈這種東西製作全靠手工，每試製一次就要從裁鐵絲、焊燈、糊燈把整個過程全都搞一遍。在一個新品種投入生產之前，往往要試製十幾次，多的甚至幾十次。父親是急脾氣，被翻來覆去的試製弄得很煩，有好幾次都想甩手不幹了，但歇一會兒、抽根煙，就又趴在點焊機幹了起來。當時，我在學校里也經常琢磨一些花燈的款式，畫好以後給家裡寄去，銷路都還不錯。
　　正因為如此下工夫，我們家的花燈在色澤、款式、質量上都是整個太原市場上最好的。當時，僅僅鐘樓街一帶做花燈賣的本地廠家就有七、八家，競爭很激烈。此外，還有大批來自河北的農民。河北的農民實際上並不會做花燈，只是看了我們的花燈以後，也想掙這個錢，就模仿着用鐵絲隨便焊成一個四方的或者八面的框子，用糨糊糊上尼龍綢，再在尼龍綢面上貼幾幅從舊掛曆上剪下來的美人圖，就算做成花燈了。這種劣質品歪歪斜斜的，但價格便宜，差不多大小的花燈只有我們家售價的三分之一。由於是用糨糊粘的，經常人家還沒買燈就先爛了。一九九三年春節花燈賣的好，河北農民聞訊，就一窩蜂地做花燈，到一九九四年春節全都涌到太原市場上來。即便是賣的如此便宜，河北農民的燈依舊賣不動。有一個買燈的人，逛街時先沒看到我們家的花燈，圖河北農民的燈便宜就買了。等走到我們家攤子前面，看看我們家精緻的花燈，再看看自己手裡剛買的七扭八歪的劣質產品，後悔不迭，就把它丟在地上跺得稀爛，再買我們家的燈。
　　由於經濟條件的改善，一九九四年春節我母親在鐘樓街西口和別人合租了一間小商店，大約有二十平米左右。從此，我們算是從站在大街上賣燈籠的辛苦中解脫了出來。那個商店字號是“鼎盛商店”，老闆是個粗壯的中年人，我只見過一面。他把鼎盛商店租給一個叫孫大鵬的人，孫大鵬就再把商店轉租出去，自己當“二老板”，吃租金過日子。孫大鵬是個遊手好閒的社會混混，一天到晚都在麻將桌上度過，後來還染上了毒癮。孫大鵬的老婆長得很漂亮，但嫁給這麼個人也真是明珠暗投。他們家因為孫大鵬貪賭弄得家徒四壁，兩口子經常因為這個事情吵架，他老婆好幾次哭着找我母親訴苦。
　　當時鼎盛商店裡還有一個租戶，叫馬葵，是個矮胖的中年女人，跟孫大鵬是老相識，模樣粗壯兇惡。馬葵做的買賣是賣“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鍊”，其實是坑人的。馬葵的所謂“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鍊”都是從廣州進的便宜貨，四五塊錢一米。馬葵進回來貨以後，弄幾個射燈一照，那些鏈子就顯得金光璀璨起來。馬葵在自己櫃檯上貼上“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鍊”的大字招牌，在這幾個字下面則寫了兩個大字“二元”，後面則跟着蠅頭大的三個小字“一厘米”。這樣，一般人遠遠看上去仿佛是“意大利手工包金項鍊，二元”，而看不清後面的“一厘米”。四、五塊錢一米的劣質項鍊，被賣成兩元一厘米，可見心有多麼黑。
　　這招數騙不了城裡人，就騙那些過年到太原採購年貨的農村人。馬葵雇了兩個太原本地女人當售貨員，成天站在門口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鍊便宜賣，兩塊啦。”農村人從門口經過時一聽項鍊才兩塊，就伸着頭問，是多長的項鍊兩塊一條啊。馬葵一聽就知道魚兒上鈎了，故意裝糊塗說想要多長要多長。農村人愛貪小便宜，一聽想要多長要多長，貪心頓時上來，一個勁要求把項鍊弄長點。有一個農村女人，竟然跟馬葵要了條一米五長的項鍊。馬葵心裡直樂，還故意問她，這項鍊這麼長咋戴呀，一剪下來可是不能退貨的。村姑哪裡知道這是個套子，就說肯定不退貨。等馬葵把項鍊剪下來，一算賬要三百塊，那村姑頓時傻了眼，不要了。馬葵就凶相畢露，指着招牌上的字說：白紙黑字寫的清楚，兩塊錢一厘米，現在剪下來了，你不要哪行？那村姑一看脫不了身，就扭頭想跑。那兩個售貨員早就防着呢，一把抓住，三個城市女人就這麼欺負一個鄉下女人。最後那村姑不得不掏出三百塊錢來，哭着拿着這條只值六七塊錢的廉價項鍊走了。
　　當然，農村也有狠人，特別是一家子一家子來逛的。有一次，有一家六口人，三男三女也上了馬葵的套子，一看馬葵在坑人就不要了。馬葵就嚇唬人家跟人家吵，還威脅說要把人家扭送派出所。誰知那家子也挺厲害，那幾個大男人說，好，我還打算把你扭送派出所呢，讓公安給評評理，看誰在坑人？色厲內荏的馬葵一聽，也軟了下來，嘴上還裝硬：“????，算老娘倒霉，碰到這麼不講道理的人！這項鍊我不賣了！”那家人一聽她“不賣了”，也還要去買年貨，也就走了。等那家人走遠，馬葵恨恨地往地上啐了口唾沫，罵道：“????王八蛋，沒錢進什麼城麼。”說完，自己動手把剪下來的項鍊接了回去，繼續吆喝：“意大利包金項鍊便宜賣，兩塊啦……”
　　即便是痛痛快快地買走項鍊的人，在馬葵嘴裡也落不到好。有一次有一個衣着和長相都很漂亮的年輕婦女買了馬葵一條項鍊，馬葵報價是一百一十塊，那美女二話沒說就掏出一百一十塊給了馬葵。等那個美女走遠，馬葵把嘴一撇，罵道：“呸！瞧她穿的那個騷樣，肯定是個賣粉的（【注】太原人對賣淫婦女的俗稱）。買了老娘的項鍊，也不知道戴着它去上哪個糟老頭子的床。”
　　馬葵做這些勾當時，我也坐在邊上。看到那些老實的農村人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被馬葵這樣的人敲詐哭着離開的時候，心裡很不是滋味。但無奈人家是地頭蛇，我們寄人籬下，惹不起。馬葵她們幾個在沒生意的時候，也跟我們嘮嘮家常。聽說我是大學生，也非常羨慕。馬葵說，自己也知道坑人是傷天害理的，但是沒辦法，男人有病，孩子上學，還有老人，自己又沒個工作，不坑人騙錢這日子可怎麼過？我聽了她這番話，對她的惡感也就散去了不少。
　　不過從馬葵那裡我學到了不少東西，一是不貪小便宜。馬葵的黑店，就是“貪小便宜吃大虧”的生動教材。後來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時，清晨出了火車站往軍事博物館走時就碰到兩個騙子：一個從我前邊跑過，丟下一個鼓鼓囊囊的錢包；另一個跟在後面撿起來，對我說哎呀這是錢呀，咱倆把它分了吧。我一聽就知道是騙子，就冷笑着對他說，這錢是你撿的，都歸你，我不要。那兩個騙子一聽，頓時傻在那裡了。從馬葵那學到的另一個教益就是辨證地看待人，即便是馬葵這樣看起來十惡不赦的人，多多少少也還是有點人性的。
　　鐘樓街作為繁華的商業區，人來人往的，所以小偷特別多，警察也多。小偷跟警察，實際上是互為依存的關係，往往還都是熟人。我們那個商店，就經常有值勤的警察來要水喝，或者坐一會兒抽支煙；也經常有得手的小偷來數錢。有一天外面有一個穿得不錯得女人錢包被偷了，大概損失挺慘的，那女的就趴在雪地上打着滾號啕大哭，偷她錢包的小偷就躲在我們商店裡看熱鬧。警察和小偷碰到了，還互相打招呼，問小偷：今天弄了多少啊？小偷總是很謙虛，說不多不多，剛夠飯錢。至於小偷有沒有向警察行賄，我倒沒有看見過。
　　那個二老板孫大鵬，長得高高瘦瘦的，還算體面；但目露賊光，一看就知道不是本分人。他總是有事沒事地披着個皮衣來商店裡晃一晃，有時賭輸了急需要錢就來催租金或者借錢。馬葵是他的老相識，不怕他，總是拖延着不交。孫大鵬急了，就說，呀呵，你的這身臭骨頭還真難啃，都成了硬骨頭六連了不是？馬葵把脖子一梗，還是不交。孫大鵬無奈，就找我母親借錢，張嘴就是五千。母親也知道這錢借出去就是肉包子打狗，但為了生意又不敢不借，只好討價還價借給他兩千。孫大鵬這種人是談不上什麼信義的，錢一到手就一直賴着不還。後來我母親在九八年到武漢前又去找他，他就把一個摩托羅拉的中文呼機抵債，母親拿到後給了我，我掛了兩年就買了手機，那個呼機也就扔在家裡了。
　　孫大鵬這人雖然賭博輸得家徒四壁，但還特別愛講排場，身上穿的衣服和皮鞋都是名牌，抽煙也要好煙。當時太原市場上比較高檔的香煙就是紅塔山，硬盒的十三塊一包，軟盒的十塊，孫大鵬就總是抽硬盒紅塔山。有一天他來店裡晃，看見我和我母親坐在那裡抽煙，恰巧他自己沒煙了，就把我們的煙盒拿起來一看，是一塊錢一包的“君子”牌。頓時用眼睛斜睨着我們母子，驚訝地說，當老闆的也抽這種煙？我母親笑道：我們是小買賣，抽不起好煙。說完讓他一根，他不要，掏出十三塊錢來對我說：去，到理髮店旁邊那家店裡幫我買盒紅塔山，要硬盒的。
　　也許是“鼎盛商店”這個名字起的好，在鼎盛商店賣燈的兩年裡，我們家賣花燈也賣得不錯，每年都賣了四萬多塊錢。一九九四年開學比較早，元宵節那天我直接從太原回學校，母親給我買了一隻溫州電烤雞，母子倆坐在旅館裡美美地吃了一頓。到了一九九六年春節，由於我和姐姐都參加了工作，假期有限，就沒法回去幫着母親賣花燈了。父母二人沒有足夠的人手支攤子，就再沒有租鼎盛商店，轉而由別人代銷了。
　　　　　　　　　　　　　　　　　　　十三、任忠生
　　在太原賣花燈那幾年，我母親總是要到太谷汽車站去雇一些跑客運的麵包車拉貨。在找來的那些司機裡面，有一個小伙子叫任忠生。任忠生當時大約二十八、九歲年紀，個子高高的，眉清目秀。之所以要專門把任忠生這個人作為一節來寫，就是因為他人如其名：仁義而忠厚。在那些來家裡拉貨的司機裡面，就數任忠生兩口子既和氣，又勤快。母親看着這個人可交，隨後幾年就只讓任忠生拉貨。
　　任忠生是太谷縣城外的北沙河村人，他們兩口子有一個孩子，當時四、五歲年紀。母親以前拉貨，都是臨時到車站找司機。有很多司機來拉貨時，為了趕時間多跑兩趟賺錢，就一個勁地催“快點快點”；而且他們往往只是當司機，見我們手忙腳亂的裝貨，也不幫一下忙。其實，這麼催也省不了多少時間，還讓我們覺得挺討厭的。任忠生夫婦每次到我們家來拉花燈時，都不急不燥的，還幫着我們往車上送燈籠。這麼裝了幾回以後，我們都覺得任忠生兩口子厚道，就對他們說，以後往太原送貨的活都給你們干吧。任忠生兩口子一聽，都很高興。母親這人也厚道，當時凌晨來拉貨，任忠生兩口子來不及吃飯，母親就給他們每人做一大碗羊肉燴麵，吃得又飽又暖的才一起上路。母親的飯做的好吃，任忠生兩口子吃了母親做的飯都挺高興。任忠生也喜歡過年時在自家大門上掛燈籠，母親每年都要挑出自己做的最好的一對花燈送給他們，兩口子都很高興地收下了，但也從不多要。每年過年，兩口子都帶着孩子給我父母拜年。母親看見他們孩子挺喜歡的，給壓歲錢，任忠生一看，後來就不帶孩子來了。
　　我和姐姐參加工作以後就沒有寒假了，賣花燈人手不夠。母親經常要到太原去招呼生意，家裡就剩父親一個人看門。任忠生兩口子見了，就對母親說，以後就不必回來裝貨了，需要上貨時，我們每天晚上出車回來就把燈籠裝好回家去，第二天一早直接送來就成。當時，我們家和任忠生兩口子已經建立了完全的信任關係，母親一點也不擔心他會偷東西，就同意了。那時任忠生和我們家裡都已經裝了電話，需要上貨時母親就打個電話給他，兩口子就在晚上開着車過來裝貨。當時父親已經年紀大了，手腳不是很利索，每次裝燈籠的活大部分都是任忠生兩口子干的，也不要加一分錢。花燈怕碰、怕擠，裝貨時任忠生兩口子都是小心翼翼的，仿佛是自己家的東西一樣。有一次任忠生的老婆不小心碰壞了一個燈，任忠生訓了她一頓，當場掏出錢來要賠。母親哪裡會要，堅決地擋了回去。

　　一九九六年春節，母親跟太原鐘樓街的一個姓段的商場經理合作，由人家代銷她的花燈。那一年花燈行情非常不好，姓段的賣不出去就要我母親降價。母親一看也沒別的辦法，就降到原料的成本價加每個燈十塊錢的工錢給他，他再翻一倍的價錢賣出去。第二年花燈行情又好了起來，燈價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還多，母親看着花燈如流水一般嘩啦嘩啦走，心裡挺高興。誰知姓段的這人特別黑，結帳時竟然按一九九六年降價後的價錢算，一個燈籠的全部利潤他一人就要白白賺走十分之九，最後還要把零頭去掉。我父母二人辛辛苦苦，沒日沒夜地忙活了一年，做的貨比哪一年都多，最後只掙了七千塊錢的工錢，平均下來一個人一個月連三百塊錢都不到。一向堅強的母親從姓段的那裡出來，頓時覺得悲憤難忍，忍不住哭了起來。任忠生那天正好和母親一起來拉剩下去的燈籠回去，見狀也氣憤不已，勸了母親半天。貨拉回去以後，任忠生說啥也不要車錢，跟母親說：“張姨，你一年到頭這麼辛苦，掙這麼一點血汗錢，我要是還要你的車費，我還算是個人嗎？那姓段的不是人，我任忠生還要做人呢！”一席話，說得母親又流起眼淚來。
　　後來有一次，任忠生在跑運輸時被歹徒打劫了。歹徒不但搶走了他的錢，而且還打斷了他的兩條肋骨。出了這事以後，母親去醫院看他。任忠生躺在病床上對母親說，自己不想干運輸這個行當了。他老婆說，不幹這個行當，咱們怎麼過日子呀？任忠生當時挺生氣的，就說了句氣話：“我都被人家打成這樣了，還要我跑車，早晚有一天我會死在這個車上的！”話雖這麼說，等傷愈出院，任忠生還是又跑起了運輸。
　　一九九八年，我的父母隨我到武漢落戶。到了過春節時，父母回到山西處理以前年度沒有賣完的花燈存貨。那天母親給任忠生家裡打了很多次電話，始終沒有人接，當時就有些不祥的預感。於是母親騎自行車到汽車站找任忠生的車，也沒有找到。一問其他跑客運的司機，司機說：你還不知道？任忠生都死了好長時間了。原來，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任忠生為了躲避一個突然從路邊竄出的孩子，與一輛大卡車迎面相撞，當場就死了。
　　母親聽到這個噩耗，跟失去了自己的親人那樣傷心地大哭了一場，父親也為此難過了好些日子。直到這麼多年以後，父母只要一跟我提起任忠生，眼圈就總是紅紅的，都說任忠生是個好孩子，死的實在是太可惜了。在我寫這篇文章時，父母一再囑咐我：一定要把任忠生寫進去，為這個仁義忠厚的好孩子樹個碑，立個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