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列車奇遇
　　上大學的幾年，我每學期放假都要坐火車回家。由於我是鐵路子弟，所以都是父親單位開出鐵路免票，乘火車不花錢，非常方便。因為路途比較遠，火車上人又比較雜，所以為了安全起見，頭兩年我總是在坐火車時穿着父親的鐵路制服，帶着大蓋帽，一般人總以為我是鐵路上的人，也就相對安全一些。
　　剛上大學那兩年，武漢到太原沒有直達列車，只是每年春運期間有一趟廣州到太原的一三四次臨時旅客列車。第一次放寒假，我搭乘這趟臨時客車回家。那時，民工潮已經初露倪端，列車上坐滿了從廣州打工回家的民工，多半是河南人。別說坐的地方，連站的地方都沒有。我上了火車以後，一見是這個景象，想着這麼遠的路，要是總這麼擠着也挺恐怖的，就趕緊想辦法找地方坐。於是，我擠到列車員休息室門前，裝作問他事情，實際上是想跟列車員套套近乎，在列車員休息室坐一會兒。那個列車員是個比我大幾歲的年輕人，長得有點像陳佩斯。他一看門外站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回答了我的問題，就開始跟我攀談起來。談着談着，竟然發現我們是太谷老鄉，他家是火車站的，於是頓時親熱起來，我也就坐進了列車員休息室，算是一路坐着到了太原。
　　不過，這個列車員雖然屬於工人階級，但對那些沿途上火車的農民兄弟卻一點也沒有“工農聯盟”的情感。當火車走到漢口車站時，又有一大批民工扛着大包小包往火車上擠。當時我站在車門往外看，天哪，這個時候才感覺中國人可真多：站台上如同海洋一般，人群一波一波地往車門涌；車門口幾個扛着大包的擠作一團，都想先上車，各不相讓。這個時候開車鈴響了，列車員要關門，而車門口那些還沒上車的人抓住車門不肯下去。列車員高聲厲喝着，一邊抬起穿釘了掌的高筒皮靴的腳向那些手狠狠地踩下去，一邊用力關上車門。等車門關上以後，我往車門上剛才列車員腳踩的部位看去，上面似乎有些暗紅的血跡。看到這個景象，我的心中不知為什麼湧起一陣悲哀。
　　等到寒假放完，我又乘坐這次臨時客車返校。從太原開車時車廂里空蕩蕩的，一到河南安陽，呼啦啦地上來一大幫人，立刻全都滿了。隨着列車在河南境內南行，人越來越多。每一個車站，等待上車的民工都是人山人海；武警手裡拿着皮帶，抽打着不守秩序的人。河南民工多，而且不少人行為粗野、不講禮貌，扛着大包小包在車廂里橫衝直撞，碰了別人、踩了別人也不說一句“對不起”。後來，很多民工沒有位置，就坐到行李架上，腳就神在下面坐着的旅客的頭頂，車廂里瀰漫着一股汗酸味、腳氣味和劣質煙草味混合起來的臭氣。等到了武昌車站，由於人太多，列車員連車門都不開。我只得翻窗戶下車，結果下車時耳朵被車窗狠狠刮了一下，很疼了一些日子。
　　火車上人多，魚龍混雜，各種各樣的怪事都有。有一次我旁邊有一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矮胖的農村小妞沒有座位，就要我們擠一擠，在我所坐的三人座位邊上坐了一角。當時我坐在靠窗戶位置上，這算是三人座位中最好的一個了。我正在座位上看書，那個小妞突然拉了拉我的胳膊，然後對我說：“我有些暈車，你能不能跟我換個位子？”我一聽是暈車嘛，那就方便別人好了，於是就跟她換了位子。三人座位坐四個人，我坐在最外邊就只能坐上半個屁股。結果那個小妞坐到我的座位以後，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還直打鼾呢。過了一會醒過來，又往地上吐了幾口痰，開始吃起零食來。這時我身邊一位阿姨看不過去了，悄悄對我說：“這女的根本就不象是暈車的樣子，暈車的人都恨不得把膽汁都吐出來，怎麼還吃得下去東西？”我以前沒見過暈車的人，就說：“可是我見她往地上吐呀。”那位阿姨說：“暈車的人都是大口吐，她這是在吐痰，肯定是裝的。”我一想，媽的，老子一片善心竟被這個人給耍了，頓時氣不打一處來，就跟那小妞說要換過來。誰知那個女的反而倒打一耙，竟然教訓起我了，說：“你這個人怎麼這樣不通情理呢，我不是說了我暈車嗎？”我一聽更是勃然大怒，也懶得跟她廢話，眼一瞪說：“這是我的位子，我要你走開你就給我讓開！”我一凶，她就軟了，很不情願地讓了位子。
　　一九九三年，漢口到太原的二八六次直達旅客列車開通，我回家也終於方便一些了。在一次乘火車路過河南境內時，突然有幾個穿着列車員制服的人抓了一個背着編織袋的人，打了他幾下，然後“列車員”占到座位上，義正詞嚴地說：“旅客同志們！我們今天抓獲了一個私自販賣香煙的違法犯罪分子，查獲了一批高檔香煙紅塔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法》的有關規定，我們決定當場以每條三十元的價格把這批香煙處理給旅客，歡迎大家購買。”話音未落，就有一個人高喊：“我買五條！”我一看這個陣勢，斷定這幫人肯定是騙子，《鐵道法》中哪有這種規定？玩這種騙術的人，都是和列車員串通好了的，不是列車員的親朋好友，就是要給列車員回扣。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鐵路就吃鐵路。當時的二八六次列車，有很多列車員、乘警從事臥鋪鋪位倒賣工作。到了大學三年級以後，鐵路免票逐漸管嚴了，我就用學生證買半票回家。而且那時也不再喜歡擠硬座了，總是想弄個臥鋪睡一覺。按照鐵路規定，學生半票是硬座，想坐臥鋪只有上車以後再去補臥鋪票。然而由於乘務員倒賣臥鋪，到列車長辦公席通過正規渠道根本就弄不到票，只有找列車員或者乘警，這樣錢就直接流進他們的腰包了。後來我逐漸了解了這其中的奧妙，就找到一個乘警，跟他說我想弄個臥鋪。那個乘警姓李，約莫四十歲年紀，就讓我在餐車門口等着。過了一會兒，他出來領我進了臥鋪車廂，跟那個列車員交待我是他的人，也沒有給我票。那個臥鋪車廂還有很多空鋪，我剛在自己的鋪位上休息了一會兒，李乘警就叫我到車廂接口處一下。我知道這是來要錢了，就跟他出去按照“行規”給了他三十塊錢。李乘警接過三張十元的鈔票，數了數，沖我一笑，說：“我就喜歡跟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打交道。”
　　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下崗失業大潮席捲中國。一些鐵路工人的家屬，或者是下崗的鐵路工人為了謀生，就批發一些水果或者零食到火車上賣。而列車上本身也設有售貨車，這樣雙方經常因為搶生意而產生矛盾。到了後來，那些下崗工人和家屬就不被允許上火車賣東西了。但是，他們要生存，要吃飯，就冒着風險裝成旅客，把貨物放在座位下面，看到車廂里沒有乘務員，就趕緊偷着賣一點。列車員和乘警抓到這樣的人，有的是打一頓，有的是連貨帶錢洗劫一空，還有的是抓住這些人干諸如掃廁所、掃垃圾之類的髒活。除了來自車乘人員的威脅，這些賣貨的之間還互相劃分地盤，誰要是越界就要招徠毆打。我在上大學期間，就曾多次在列車上遇見這類情況。看到同是生活在社會最下層之間人們也這樣彼此不容，我真是感到難過。
　　一九九二年我父親到商丘辦理完退休手續，就坐火車從商丘經由鄭州回山西。那時火車上人特別多，人擠人。好在父親那時身體還健康，商丘到鄭州也不算遠，就一路站到鄭州。到開封車站，車廂里上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扶着一個更老的婦人。他們上車以後沒有座位，滿車廂里坐着的年輕人見狀都熟視無睹，竟然沒有一個主動讓座的。那個老婦人還是個小腳，站在車廂里顫顫巍巍的。那個七十多歲的老頭走到一對坐着的年輕人面前，鞠了個躬，說道：“我是從台灣回來的老兵，這是俺娘，已經九十多歲了，拜託您行行好給俺娘讓個座吧！”那幾個年輕人眼睛直朝上翻，誰也不讓座。老兵無奈，又扶着他老母親走到前面一個座位，又給人家鞠了一個躬，又說了同樣的話，依舊沒有人讓座。就這麼着，老兵從車廂這頭一路作揖到那頭，竟然沒有一個人讓座。我父親雖也是退休的老人，但還想幫幫他們。但無奈我父親自己也沒座位，就把自己的行李從行李架上取下來，讓那個老太太坐下。老兵給父親鞠了一個躬，哭了起來，說：“真沒想到，幾十年沒回來，中國人咋都變成了這樣？以後俺再也不會回來了。”我父親聽了，心裡也很不是滋味，只好安慰了他幾句。
　　不過，坐火車也並非全是看到如此陰暗景象，也有美好的記憶。有一次我放假回家，到太原一下火車我看到一位四十多歲的女站務員，就問她：阿姨，到太谷的車在哪個站台坐呀？當時我胸前還別着Z大學的校徽，那位阿姨見我是大學生，頓時很親切地回答我說：“在三站台，孩子。”說完，還用手幫我把羽絨服上沾着的一根鴨絨給撣了下來，那情景就像母親為兒子整理衣服一樣，充滿了慈愛與關切。我猜想，她一定有我這麼大一個兒子在外地上學。
　　還有一次放暑假，我坐火車時帶了一個大可口可樂瓶子，裡面裝了茶葉水路上喝。火車走了一會兒，我去了一趟衛生間，結果回來以後，發現原來只剩半瓶的水竟然變成滿瓶的了。正在納悶時，坐在我對面的一個農村小伙子沖我笑着說，我剛才口渴，又沒帶杯子，就喝了你的水，又幫你灌了一點。聽了他的解釋，我雖然覺得這個小伙子挺可愛，但那瓶子裡的水卻實在不想再喝了。
　　一九九二年“五·一”節我在石家莊轉車，候車時身邊坐着一位年輕的解放軍軍官，大概是中尉軍銜。當時我閒着無聊，就拿出自己的集郵冊欣賞剛買的一些蘇聯和東歐的郵票。恰好那個解放軍也是個集郵愛好者，也把他的郵票拿出來。我們倆互相欣賞了對方的郵票，又交換了幾張，彼此留下了通訊地址就各奔東西了。後來，我們還互相通了一陣子信，那個解放軍還到我們學校找了我一次，送給我幾張郵票；而我則送給他一本書，還請他吃了一頓牛肉麵。如今，我和那個解放軍已經十二年沒有見面了，也不知他過得怎樣。
　　我上大學那幾年恰好是全國經濟過熱，各地都在不顧實際地盲目上馬開發區。我乘火車路過山西省壽陽縣境內的時候，也在一個荒涼的黃土梁子上看到一個很大的招牌：“高家坡經濟技術開發區歡迎您來投資！”我當時就挺納悶，誰會來這個這個前不着村、後不着店，連棵樹都不長的荒郊野嶺投資，真不知道當地的父母官們是怎麼想的？後來幾年每次來來往往，我都會看到這個孤零零日漸破敗的招牌。到了一九九六年我參加工作後第一次回家過春節又路過這裡時，卻發現招牌已經不在了。四周依舊是荒山野嶺，連棵樹也沒有。
　　　　　　　　　　　　　　　　　　　十五、母子情深
　　蘇聯解體，外公去世，上大學以後諸事不順，加上與初戀情人的關繫結束，使得我心情格外抑鬱。一九九三年九月，我因為英語沒有在大學二年級通過四級考試，而被從國際金融專業分流到了非涉外專業。雖然過去以後看這沒什麼了不起，但當時對我自尊心的打擊是非常大的。那一段時間，我抑鬱寡歡，形如枯槁，面若死灰，體重也銳減了十多斤。
　　恰在這時，一九九三年十月俄羅斯發生了葉利欽炮打白宮事件，隨後撤消了我心目中的聖地——列寧墓的“一號哨位”。作為一名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對此極為悲憤，卻又束手無策。那一段時間我經常做夢，有一次夢到我來到紅場的列寧墓前，跪在地上失聲痛哭，直到在哭泣中醒來。
　　接二連三的打擊，使得我的精神瀕於崩潰。一次，幾個朋友看我心情不好，就請我一起到外面餐館裡吃飯。本來我是滴酒不沾的，但那時心情抑鬱，就借酒消愁。喝着喝着，想起世界仿佛在專門與我作對，以前我所擁有的，親人，愛情，事業，精神祖國，全都被一個個奪去了。想着想着，我禁不住趴在桌子上大哭了起來。那幾個同學都是跟我比較要好的，一個姓唐，一個姓魏，一個姓姚，三個人輪番勸我，但別人的勸告又能如何呢？
　　終於，長期的抑鬱導致我在短短兩個月之內連續昏厥了三次。先是覺得天旋地轉，然後意識就不存在了，醒來時人已經倒在地上，這就是我對昏厥的體會。其中最後一次，我在一個夜晚昏倒後一頭撞到牆角，在左眉梢撞出了一個二、三厘米長的口子，頓時血流如注。朋友們見狀，趕緊騎自行車將我送到學校附近的省人民醫院急診，縫了好幾針。當時醫生見到這個情況，就懷疑我有癲癇，做了好多檢查，但最後還是排除了。至今，我的左眉梢還有一條淡淡的豎着的疤痕。
　　一九九三年暑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學跟我一起到太谷玩了幾天。回來後，在給我母親寫信時，將我被分流到非涉外專業的情況告訴了我父母。本來我還一直瞞着他們，但我父母知道此事以後，從尊重我的自尊心出發，沒有在來信中追問這件事，只是勉勵我好好學習。我昏倒幾次之後，在給他們寫信時無意中附帶提了一句我昏倒的事情。當時也沒多想，就那麼寫了。三天以後恰好是個星期天的上午，我還在床上睡着懶覺，突然有人敲我們寢室的門。同學打開門，我從床上伸頭一看，竟然是我的母親。原來，我的母親接到我的信的當天晚上，就放下手中的活計，急匆匆地上了火車來武漢看我。
　　母親見了我，眼裡閃着淚花，關切地問：兒子，身體好點沒有？那一刻，我深深地體會到，什麼才是兒行千里母擔憂，委屈得直想哭。但是為了不讓母親傷心，我故意裝出輕鬆的樣子，說已經沒什麼事了。當時，我還以為母親不知道我被分流的事情，對此事絕口不提。母親卻說，兒子，分流的事情，我和你爸都知道了，沒啥了不起。人一輩子要經歷很多大風大浪，這點小事情算什麼呢？既然這個專業你不喜歡，那就干點自己喜歡的事情；至於功課，儘量混個畢業證就行了。你要記住一點，有沒有出息是看你的能力，而不是看分數表上的成績。兒子，我跟你爸都相信你肯定是個有出息的人，高中的時候，你就很出色，比一般的人都要出色，你當年輟學那麼長時間，能在那麼短的時間裡把功課撿起來又考全縣第二，就說明你了不起，我對我自己的兒子是有絕對信心的。
　　那次母親只在武漢待了兩天，上街給我買了很多補品、奶粉之後就又匆匆離去了，因為家裡還要準備過年的燈籠。母親的一席話，打通了我內心的疙瘩。從那以後，我嘗試着以一種積極的心態對待自己不喜歡的大學生活，逐漸從抑鬱中解脫出來。結果當年，我的英語就通過了四級考試。
　　　　　　　　　　　　　　　　　　　十六、拉丁舞
　　一九九三年春天，學校里要組織一次大學生國際標準舞比賽，系學生會文藝部長找到了我。我以前根本不會跳舞，大一時也曾經因為好奇到學生俱樂部去看熱鬧，結果第一次去就遭到了嚴重打擊。其實不是我遭到打擊，而是我旁邊的一個男生。當時我還一步不會跳，就坐在舞池旁邊的長椅子上看人家跳舞，身邊坐了一個很漂亮的女生。後來知道這個女生是江蘇人，漂亮得在學校里很有名。這時，來了一個大學校園裡最常見到的那種瘦小、戴眼鏡、土裡土氣的小男生，請那女孩子跳舞。我看到那女孩子傲慢地看了他一眼，說，對不起我累了，不想跳。那男生不識趣，繼續伸出手邀請，遭到那女孩的再次拒絕。小男生也是固執的可以，竟然繼續邀請，於是那女孩滿臉鄙夷地起身離去了，留下那個手足無措的男生。常言道，“兔死狐悲”，我坐在旁邊見到這種場景，頓時嚇得心驚肉跳，心想自己要是碰到這種局面，那肯定無地自容的要跳樓自殺了。從此之後，我好幾年裡再也不敢邁進俱樂部的大門。
　　系學生會文藝部長是個漂亮女孩，比我高一屆但跟我很熟悉。她來邀請我比賽跳舞，還說有專業老師教。我一想好哇，要學就學最正宗的，也就同意了。系裡一共找了四對、八個學生參加比賽，其他七個人以前多多少少都學過跳舞，惟獨我是“全舞盲”。
　　教我們的老師姓吳，當年四十多歲，我們都不叫他吳老師，而叫吳老爹。吳老爹原本是一個中學的校長，也是全國一屆國標舞比賽的第五名獲得者，國際標準舞工夫確實深厚。他的搭檔是我們學校藝術美學教研室的林老師，當時搞市場經濟、多種經營，他們兩人就合作，在我們學校的藝術美學教室開了個國際標準舞培訓班。開課那天，吳老爹和林老師給我們示範了幾個動作，一下子就把我給吸引住了：原來交誼舞可以跳的這麼灑脫、自如，歡快。我這個人，在學校里一不喜歡打牌，二不喜歡打球，三不喜歡學專業，生活整個都封閉了，一點樂趣都沒有。此時，獨獨交誼舞吸引了我，當時就下決心：學好交誼舞，也不枉上了四年大學。
　　剛開始學的時候，我是那八個人中最差的一個，呆頭呆腦的簡直連腳往哪裡放都不知道。跟我搭檔的也是一個高年級的女生，在她們班裡是個挺厲害的角色，但獨獨對我很好，也很耐心，像個大姐姐一樣。當時我跳舞一半是喜歡，一半是為了發泄心中的鬱悶，因此每天都要從下午六點苦練到十點，經常是渾身汗流浹背。只一個多月一雙牛皮底的皮鞋就被我磨穿，十個腳趾都磨爛了。苦練出成果，到了比賽時候，我的水平已經跟大家差不多了。結果我們那次比賽獲得了拉丁舞組第一名，整體第二名。
　　我這個人做事，只要是自己喜歡的就特別投入。比賽結束後，我已經迷上了交誼舞，繼續跟吳老爹學。當時已經到了盛夏，天氣非常熱，就是坐着不動都是一身的汗。而學習交誼舞特別是拉丁舞，運動量特別大，每天都不知道要反覆出多少身汗。當時也有一些同學跟着吳老爹學，大家水平參差不齊，也就鬧了不少笑話。一次學探戈，一群人跟着吳老爹在後面端着架勢走，吳老爹走了幾步扭身一看，說，我怎麼領着一群鬼子進村啊？我們大家互相看看，果然，一個個聳着肩膀，縮着腦袋，把探戈的“貓形蟹步”走成了躡手躡腳，確實有幾分像鬼子進村。
　　此後的兩年時間裡，我一直跟着吳老爹踏踏實實地學跳舞。絕大部分學國標的學生都是學一兩期，會走三步四步以後就跑到舞廳里追小女生去了，惟獨我堅持了下來。吳老爹見我學的刻苦，心也不野，就經常額外地教我一些動作，就這樣我練成了跳舞時中規中矩的“學院派”風格。由於跳得好，漸漸地有不少學習國標的女學生都喜歡找我做舞伴，也就省去了我害怕被人拒絕的心病。其中，有一個比我高一屆財稅系的女生，姓丁，性格特別豪爽，跟我搭伴時間最長。
　　到了一九九三年底的一個星期六晚上，正在上課時教室的電路忽然燒了，修了半天也沒修好。吳老爹對我說，今天不上課了，你到學生俱樂部去玩玩，看看你的水平如何。於是，我跟舞伴來到俱樂部，和着音樂一上場，標緻的動作就招來不少人圍觀叫好。舞伴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高興地對我說：以後咱們平時跟吳老爹學，星期六星期天就到舞廳好了。我一聽，也覺得俱樂部里人多，地方又寬敞，挺好玩的，就答應了。此後，我們兩人配合得非常默契，每次到俱樂部跳舞都覺得樂趣無窮。我上大學兩年半的時間裡，第一次感覺到了些快樂。
　　　　　　　　　　　　　　　　　　　十七、盛開的她
　　一九九四年元旦除夕舞會上，我在和舞伴小丁跳舞時無意中注意到了站在舞池旁的一個身着綠色套裝、穿着高筒靴的女孩。那女孩留着短髮，長得稜角分明，前額被一縷頭髮遮住。她站在那裡，注視着我，微笑着，笑得很複雜，讓我想起蘇聯電影《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中的美麗的蘇聯女兵。不過，當時俱樂部里的人多，一晃就過去了，也沒有多想什麼。
　　一九九四年的四月十六日是個星期六，我跟往常一樣來到一食堂樓上的學生俱樂部。那天很不巧，我的舞伴小丁因為已經是大四下半學期，正忙着找工作，那天不知道辦什麼事情去了沒來，就讓她的一個室友通知我一聲。我一向不喜歡和陌生人跳舞，一聽說她來不了就覺得無趣，正準備打道回府。剛一扭過身子，就看到身邊站着一個很秀氣和俊俏的女孩。模模糊糊地我覺得好象在哪裡見到過她，但又吃不准，於是就破例請她跳了一曲。此時的我，已經不再擔心被女生拒絕了，因為一是歷練了幾年，臉皮大大地厚了；二是在大城市焐了幾年，早就脫了土氣，對自己的形象和水平也有了充分的信心。果然，那女孩高興地爽快地答應了。
　　跳交誼舞一般需要男方帶着女方跳，男方的作用如同旗幟的旗杆，一定要挺拔、靈活但不能做作；女方則類似旗幟，可以千姿百態、迎風招展。因此，男方與女方配合跳舞，是需要默契的。有些女孩有一定素養，身輕如燕，就比較好帶；而有些人沒有受過正規訓練，身重如山，帶這樣的女孩跳舞就如同干體力活一樣覺得累。這個女孩步履比較輕盈，很快適應了我的步法，感覺很不錯。跳完一曲以後，我跟她說了聲“謝謝”，就又回到我平時在舞廳時站着的老位子去了。等到下一曲開始，我發現那個女孩居然還站在我身邊，於是就又請她跳了一曲。
　　學生俱樂部的燈光很昏暗，我按着現代舞的標準姿勢注視着遠方，一言不發地跳舞，腦海里卻下意識地搜索着到底在哪裡見到過她。這時她開口說話了，一口標準的北方普通話，聲音十分清脆：“你還沒問我是哪個系的呢！”聽了這句話我覺得莫名其妙，於是反問道：“我幹嗎要問？”“請我跳舞的男生都問這個問題呀。”“我跳舞從來不問這些廢話。”“是嗎？那……你可真的與眾不同。”對話進行到這裡，我猛然想起，對，就是那個長得像蘇聯女兵的女孩，只是幾個月不見，頭髮長長了。於是那天整個晚上，她就成了我的舞伴。
　　第二天晚上，在學生俱樂部我又遇到了她，還是在我通常站的那個位置。一見我，那女孩就說：“我還以為你不來了呢！等你半天了！”我詫異地說，昨天並沒有說好今天要來啊。那女孩莞爾一笑，說道：那真對不起，我誤會了你的意思。接着就是跳舞，雙方的話比昨天多了起來。通過對話我知道了她是貿易經濟系的，跟我同年級，祖籍哈爾濱，後來跟着父母移民到深圳。舞會結束後，我向她道了聲再見，正準備回宿舍；她卻說，不想一起走走嗎。
　　那是一個春風拂面的夜晚，空氣中到處瀰漫着鮮花的芳香，我陪着這個還不知姓名的女孩一起在校園中漫步。她說她早就知道我，並問我是不是叫“郭耀”。我一聽就知道這肯定是學生們以訛傳訛了，就開玩笑說，我要什麼要呀，我姓中國的國，叫亞洲的亞。女孩一聽，瞪大了雙眼：啊，還有這個姓，這個名字可真氣派呀！我則說，我在元旦舞會上就注意到了你，覺得你很像《這裡的黎明靜悄悄》裡的一個蘇聯女兵。她笑着問道，像誰，像娜塔莎嗎？那你叫什麼？我說我叫雅科夫。其實，《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中，並沒有叫娜塔莎的女兵，那個像她的女兵叫麗莎。只是我覺得娜塔莎這個名字比麗莎要好聽，也就沒有點破。
　　走着走着，我們來到那片四個籃球場大的“思園”。還好，那天“思園”里並不十分擁擠。於是我們找了一個花壇坐了下來，談到了《這裡的黎明靜悄悄》這部電影，她讓我猜她最喜歡的是哪一個角色，我連猜了幾個也沒猜對。
　　“是熱妮亞，”她輕輕地、略帶些傷感地說道，“我喜歡熱妮亞那種不羈的性格，和她複雜的內心世界。”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我看過好幾遍了，對熱妮亞這個角色也熟悉。但我思想比較守舊，並不是太喜歡她那種瘋狂出格的個性。因此我答道：“沒想到，你竟然會喜歡熱妮亞！”說到這裡，我點燃一枝香煙，在夜色中燃燒的煙頭就象一隻螢火蟲。我注視着這隻螢火蟲，緩緩說道：“我覺得熱妮亞似乎不能算做討人喜歡的人物，在我看來，她的經歷無論如何談不上光彩，甚至還有些作踐自己。”
　　“給我一枝煙。”她輕聲說道。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眼前這個看上去秀氣的女孩子竟然會抽煙。我遲疑地掏出香煙遞給她，然後劃亮了一枝火柴。火柴的光照亮了她那秀麗的臉龐，她以驚人的熟練動作點燃了香煙，又熟練地吐出了煙圈。
　　“很吃驚是嗎？哈哈。”看着我瞠目結舌的樣子，她笑了，“我很早就抽煙，煙齡一定比你長。你抽了多久？” 由於出乎意料，我說話都有些結巴了，“不到……一年。”
　　“和我比起來，你還是個小兒科，親愛的雅科夫·伊萬諾維奇同志，你承認嗎？”她又熟練地吐出了一個煙圈，而當時剛剛學會抽煙的我，還不會吐煙圈。不等我回答，就自我解嘲道，“我還能喝酒，一頓最多喝過八兩，還沒醉，你不信？改天咱倆喝一次，比比看。不會抽煙，不會喝酒的姑娘，是不能稱之為俄羅斯少女的，對不對？”
　　“也許吧……”這個女孩子越發讓我好奇了。從元旦舞會上第一眼看到她就覺得她有點與眾不同，而跟她的第一次接觸，也讓我感覺很特別。
　　她繼續緩緩地說道：“我喜歡熱妮亞，雖然你可以叫我娜塔莎，但實際上，有時候我常幻想，我就是熱妮亞，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一切都無所謂了，最後再壯烈地犧牲。熱妮亞就象是一顆蠟燭，在燃燒自己的青春。《這裡的黎明靜悄悄》我看了四次，每一次都讓我淚流滿面，都是為了熱妮亞。”這時我發現，這個微笑着憂鬱的女孩確實有點像熱妮亞。
　　自從走進這所大學的門以來，我都是一個孤獨的蘇維埃人。從來沒有一個人能夠與我有共同的語言，也沒有人能夠理解我對蘇維埃的情感，更沒有人與我談論有關蘇聯的問題。然而，眼前的這個女孩，談起這一切竟然如此駕輕就熟，也沒有對我被視做“不合群”的蘇維埃人的情感有任何大驚小怪，這就使我感覺頗好了。於是我也對她發生了濃厚興趣，越談越投機，真有一種相見恨晚的感覺。後來在談話中我得知，原來她就是當年在軍訓時，唱《昔日再來》的那個俊俏的短頭髮女孩。
　　就這樣，我開始了第二次感情的經歷。這一次感覺很特別，完全不是現實中的感情，而是純粹的理想中的感情，柏拉圖式的感情。她叫我“雅科夫同志”，我叫她“娜塔莎同志”，我們談論我的理想、我的悲傷、我的經歷，談論蘇聯的歷史和現實，談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談論俄蘇文學和俄羅斯音樂，發泄着對這所媚俗的大學和那些“庸俗經濟學家”（【注】這是財大學生們私下裡對“知識混子”類型的教師們的一種蔑稱）的蔑視和厭惡。儘管她在很多地方並不贊同我，但是在每一處都能理解我，這就是我最需要的。每天下了晚自習，我們就不約而同地到圖書館門前等着對方，然後一起在校園裡散步，或者到“思園”中小坐。就這樣，我度過了我青年時代最幸福、最理想、最浪漫和最真摯的八個月。
　　那年五月九日我過生日時，娜塔莎送給我一本《呼嘯山莊》，還有一盤當時剛剛流行的《校園民謠》磁帶。我與娜塔莎的相識，就像一九九四年風行全國的《青春》那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樣：在那遙遠的春色里，我遇到了盛開的她；洋溢着眩目的光華，像一個美麗童話；允許我為你高歌吧，從此我夜夜不能入睡；允許我為你哭泣吧，在眼淚里我能自由的飛。
　　第二天傍晚，我象往常一樣到女生樓門口等待娜塔莎。那天天氣特別的好，紅彤彤的夕陽，金黃色的晚霞，高空中鳥兒在自由自在的飛翔……這個情景，永遠地留在了我記憶的深處。許多年以後，只要我見到夕陽西下，總是忍不住會想起那首歌：每當你回頭看夕陽紅，每當你又聽到晚鐘，從前的點點滴滴會湧起，在你來不及難過的心裡……
　　　　　　　　　　　　　　　　　　　十八、走向民主社會主義
　　“歐洲共產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西班牙共產黨前總書記卡里略曾對記者說過：“我過去曾經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是的，但是哪一個共產黨人過去不是斯大林主義者呢？”作為一名精神上的蘇維埃人，我最初自然也是一名斯大林主義者。儘管隨着對蘇聯研究的不斷深入，我也逐漸認識到斯大林主義無法無天、殘忍暴虐的一面，內心中已經感覺到了某種震撼。但是，固有的思維定式並非是能夠輕易改變的。當時，我為蘇聯的解體憂憤不已，對西方勢力恨之入骨，對中國現狀憤世嫉俗，總是覺得全世界都在與我作對。我也如同所有的斯大林主義者一樣，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重構社會，用自己的道德觀來要求世界。一切都如同標準的斯大林主義者們理所當然的那樣：極端，冷酷，堅決；又如同“套中人”那樣，拼命地捍衛着已經不合時宜的陳舊信條。
　　娜塔莎雖是我忠實的聽眾，但始終沒有贊同過我的想法。於是，我們兩人之間談話的內容，相當大一部分都是思辯與交鋒。“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你們有什麼資格這樣做？為了人民？拜託，我就是人民的一員，但我不願意按照你們規定的格式生活，還有很多人，也不願意按照你們的設想生活……儘管我承認你們有正義感，但你們有什麼權力要求所有人和你一模一樣？那不如以你做模型，生產機器人好了，同樣的面孔，同樣的髮型，同樣的衣着，同樣的想法，請問你願意在那種世界中生活嗎？人人都應當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權利，這世界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你們怎麼能夠要求它變得單調乏味？你這樣的社會一定非常可怕，如果你真的實現了這種理想，一定是另一個人間地獄……”
　　就如同五年以前槍決齊奧塞斯庫給我帶來的思想轉折一樣，思想的革命往往是靜悄悄地發生的，自己根本意識不到。在一次又一次的激烈的辯論與爭執中，在我拼命維護着那些斯大林主義信條的同時，我的思想竟然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一些變化：不再那麼極端偏執，不再那麼抱殘守缺，也不再那麼憤世嫉俗。我漸漸學會了寬容，理性，中庸……我仍然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但已經不再是純粹的斯大林主義者了。
　　一九九四年的十月，學校對面的省圖書館投影廳上映了一部獲得多項奧斯卡大獎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這部電影早已聲譽斐然，因此我自然也去看了。我不得不佩服斯皮爾伯格高超的導演技巧和深邃的思想內涵，他的這部作品給我的心靈深處帶來了極大的震撼。通過這部電影，我比任何時候都深刻地體會到什麼是人道主義，什麼叫博愛。本來在與娜塔莎之間不斷思辯的基礎上，我的思想已經發生了一些量變，內心中的斯大林主義堡壘早已搖搖欲墜。而這部《辛德勒的名單》，則如同重重一擊，徹底粉碎了還殘存於我心中的斯大林主義教條，使得我完成了質變的過程。當我看完這部電影，感動得淚流滿面地從投影廳里走出來時，已經義無返顧地成為了一名民主社會主義者。從此，我樹立了一個牢固的理念：每一個人的自由與權利都無比珍貴，都值得我不惜一切代價去維護、去捍衛。
　　在與娜塔莎不斷思辯中度過的八個月，是我思想變得成熟的八個月，是我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八個月，也是夢一樣的八個月。我最終信奉了在尊重和保障人民自由選擇的基礎上，盡力建設一個民主、人道、文明的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為公正、自由、寬容和友愛，為弱者的利益而戰。從此以後的十年裡，我始終遵循着這條原則，為實現這個夢想而奮鬥不息，戰鬥不止。
　　　　　　　　　　　　　　　　　　　十九、ОГОНЕК燈光
　　我原本學過一段繪畫，在一般非美術專業的大學生中水平尚可。但由於上大學以後一直抑鬱寡歡，漸漸地也就不畫了。我和娜塔莎相識後一起上自習時，她發現了我在軍訓期間繪在筆記本上的一些鋼筆風景畫，頓時感到十分驚訝。於是她問我，為什麼現在不畫了？我回答說，沒有心情。她說，你有這麼好的功底和悟性，為什麼不繼續畫呢？你的畫充滿了對生活的熱情，為什麼不再繼續發展呢？我想了想，覺得也對，就按着她的要求又畫了幾幅鋼筆畫，多半是蘇維埃戰士、莫斯科紅場等。現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幅紅軍和紅海軍戰士的畫，以我和她作為原型畫的。她看了以後微笑着說，一看到這些畫，她就聯想到以前看過的五十年代的《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注】俄文，蘇聯）雜誌上的封面人物。
　　在娜塔莎的鼓勵下，我又拿起畫筆，開始繪畫創作。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她過二十一歲歲生日時我送了她一份特別的禮物：一本瓦西里耶夫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一個我自己製作的書籤，書籤的正面繪的是鋼筆畫，有一個美麗的紅軍女戰士形象，反面則是微型油畫，畫的是月光掩映下的白樺林。除此之外，最主要的禮物是一幅取材於蘇聯衛國戰爭歌曲《燈光》的油畫《ОГОНЕК》，中間對摺成為一個賀卡形式，展開以後大概是四開大小。封面上寫着：
　　　　　　　　　　　　　　　　　　　НАСТАСИЯ
　　　　　　　　　　　　　　　　　　　　21ГОД
　　　　　　　　　　　　　　ВСЕГДА　БЫТЬ　МОЛОДОЙ！
　　　　　　　　　　　（【注】俄語：娜斯塔霞，21歲，永遠年輕）
　　展開以後，就是我的油畫《ОГОНЕК》。背景是寧靜的夜空，俄羅斯的廣袤原野，映着月光的伏爾加河；油畫的核心部分，是一輪金色的圓月，襯托着背着長槍和行裝的紅軍戰士和他戀人；他們互相擁抱着，傾訴着告別；遠處，是故鄉的村莊和東正教堂，姑娘居住的木屋窗戶里，正透出溫暖的燈光。繪畫需要靈感，這幅畫的靈感來自一個失眠的夜晚。當時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耳朵邊總是一遍一遍地響起這首《燈光》：
　　　　　　　　　　　　　　　有位年輕的姑娘，送戰士去打仗
　　　　　　　　　　　　　　　他們黑夜裡告別，在那台階前
　　　　　　　　　　　　　　　透過淡淡的薄霧，青年看見
　　　　　　　　　　　　　　　在那姑娘的窗前，還閃亮着燈光
　　　　　　　　　　　　　　　前線光榮的大家庭，迎接着青年
　　　　　　　　　　　　　　　到處都是同志，到處是朋友
　　　　　　　　　　　　　　　可他怎麼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
　　　　　　　　　　　　　　　那兒有可愛的姑娘，和心愛的燈光……
　　就在這時，我的眼前仿佛出現了這麼一幅圖景：夜空、繁星、明月、草原、村莊、戰士、姑娘、燈光。這個圖景由模糊變得清晰，逐漸組合起來，成為一幅完整生動的圖畫。當這幅圖畫組合完畢之後，我禁不住心情激動，立刻披衣而起，來到學生會辦公室，就開始畫了起來。一天兩夜，連飯都沒有吃，一氣呵成。除了畫面本身以外，畫的上下又用紅色刷成邊框，這樣這幅畫看起來有廣角鏡頭的感覺，然後又在上方的紅色邊框正中寫了ЛДЯ　НАТАЩА（【注】俄語：獻給娜塔莎）幾個美術字，在下方紅色邊框右側署了我的俄文名字：ЯКОВ。並且點綴了一個金星、鐮刀和錘子標誌。
　　娜塔莎的生日那天正好也是個星期六，我們約好先去跳舞。當時天氣已經有些很冷了，我來到女生樓下面等她出來後說：“達瓦里士，請收下雅科夫同志的禮物，雅科夫同志不喜歡送花，但雅科夫同志敢打賭，這份禮物將強過一打鮮花。”接着，我把這份禮物交給她，看到這巨大的信封，娜塔莎眼睛瞪得很大。我說，現在不要打開看，等晚上回去再打開。
　　第二天晚上見面時我問，禮物看了嗎？娜塔莎顯得很激動。“你知道嗎，我昨晚上一夜沒睡。”她說，“我把你的畫看了又看，我們寢室的女孩們個個羨慕得不得了，看着看着我哭了，那個短頭髮的姑娘就是我……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最好的一份禮物。相信今後我再也不可能收到這樣好的禮物了。”我說，你才二十一歲，怎麼就說是一生？路還長着呢。我當時還不明白，她為什麼會說出這樣的話，這是一個不祥之兆。
　　此後，我還創作了另外兩幅畫《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注】俄文：《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和《關塔那摩》，前者取材於我對蘇聯電影《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的理解，約一開大小；後者則取材對拉丁歌曲《關塔那摩》的理解，二開大小。每幅畫都無一例外畫着紅星、鐮刀和錘子標誌，並寫着ЛДЯ　НАТАЩА。 在這兩幅畫作完成之後，我又着手準備畫一組史詩畫《祖國》，作為自己對蘇聯衛國戰爭勝利五十周年的獻禮，當時已經設計好了這一組多達十三幅畫的全部構思。但只完成了其中的三幅，後來全部中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