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回鄉偶見
　　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是我外公去世三周年忌日。本來按照滑縣的規矩，外姓人是不用回去參加祭奠的。但是，我想念外公，於是自己買了張火車票趕回去。那天晚上我乘坐武昌開往西安的九十四次特快，在鄭州下車再轉乘汽車去滑縣。
　　那時社會上已經被急功近利的氛圍所籠罩，到處呈現出見利忘義、見錢眼開的現象。到了鄭州以後，我到汽車站坐上一輛鄭州開往道口的中巴車。上車時，那個中巴車主對我賭咒發誓說馬上就開車，於是我就相信了他買了票。結果那中巴竟然從中午十二點晃到下午兩點半才開車，到了鄭州郊區的一個批發市場時又說還要進去拉貨。我在車上等得實在不耐煩了，要求退票下車。那個車主把錢攥到手裡了，就不願意退票。於是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最後中巴車主少給了我五塊錢讓我下車了。
　　下車後，我又打了一輛面的回到長途車站，找了一個國營班車坐上，此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國營班車守時間，準時發車了。等汽車走過黃河大橋，上來幾個扛着大麻袋的人，麻袋裡散發出動物屍體腐爛的氣味，令人作嘔。其中一個人還坐在了我的旁邊，一身的腥臭味。我厭惡地看了他一眼，無奈出門在外最好少惹事，也不好說什麼，只好把頭伸到車窗外躲避那股臭味。
　　等汽車走到滑縣境內天已經完全黑了，我不認得路，就起身對售票員說：等到了小鋪公社的時候請叫我一聲。我說完這話坐下以後，那個坐在我身邊的人推了推我，問：“你到小鋪弄啥咧？”我沒好氣地回答道：“回家唄。”那人又問：“啊？我也是小鋪的，你是哪個村的？”我一聽是同鄉，態度就稍微好轉了一些，說是哪個哪個村。他聽後盯着我看了半晌，然後試探着問：“你是不是明堂叔家的？”我一聽他居然知道外公的名字，也覺得很驚訝，就說，是啊，你咋知道的。那人露出了驚喜的神色，叫我道：“哎呀，你是小亞吧，我是你多妞舅呀。”他這麼一說，這我才想起來有這麼個還沒出五服的親戚，小時侯還抱過我呢。三年前外公生病的時候，他也常來家裡照料。農村親戚多，我只記得名字，不記得長相。他本來記得我的長相，只是我這上大學的幾年瘦得厲害，已經完全脫了相，所以他坐在我身邊大半天，愣是沒認出我來。
　　一認出我，多妞舅就熱情起來，跟我講了好多家鄉的事情。他講到現在種地不掙錢，負擔又重。他自己的職業就是每天到黃河以北的豫北地區轉悠收羅瘟雞死雞，然後再賣給道口那些做燒雞的個體戶，一隻死雞一兩毛錢收，五毛錢賣。發生雞瘟生意好的時候，他們一天可以收羅四、五百隻死雞，除去成本賺一百多塊錢；生意不好時，他們就弄點毒鼠強拌在糧食里，趁黑夜撒在各個村的路上，等到白天雞子吃了中毒死亡後，他們就騎着自行車去收購。有些時候，有些雞子死了以後都被埋了好幾天了，他們還挖出來賣。那個麻袋裡散發出的腐臭味，就是他收羅的死雞散發出來的。
　　多妞舅認出了我，就勸我說現在劫路的多，晚上我一個人回去不安全，最好跟他到道口把死雞賣了再一塊搭伴回去。我一聽，也就同意了。等汽車到了道口，我隨着他一起來到一個家做“道口燒雞”的個體戶家裡。那家人院子很大，地上堆着一片一片的死雞。借着燈光，我看到有些死雞的肉已經呈現出黑色，有的還露出骨頭，顯然已經高度腐爛了。院子裡支了一口燒瀝青的大鍋，裡面是沸騰的滷水，空氣中瀰漫着一股燒雞的香味。多妞舅還告訴我，為了讓燒雞快點熟以增加產量，這些做燒雞的還往鍋里放火鹼（【注】學名氫氧化鈉，具有強烈腐蝕性）。先輩們千辛萬苦、兢兢業業地打造出來的 “道口燒雞”，幾百年時間裡一直名揚天下、有口皆碑；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是這樣被這些為了錢而不擇手段的不肖子孫們肆意妄為地糟蹋着。
　　多妞舅接過了個體戶給的死雞錢，數了兩遍，就跟我說，咱們先去吃飯吧。於是我們二人來到外面一個下等餐館，一人點了一大碗麵條。吃飯時我問，那些商場超市裡擺的“道口燒雞”是不是也是這麼做的？多妞舅一邊呼嚕呼嚕地吃麵條，一邊回答我說，現在哪裡不是這樣，越是商場超市，越是拿包裝騙人，這些包裝在做燒雞的人家裡都有，以後自己不要買“道口燒雞”吃就是了。我聽了以後，頓時覺得一陣噁心反胃，因為就在前一年我和同學們到雞公山旅遊時，我還專門買了一隻“道口燒雞”嘗嘗家鄉的風味。一想到這裡，一口飯也吃不下去了。
　　從道口到老家有將近二十里路，多妞舅就騎個破自行車帶着我。路上他又跟我講了一些農村的事情。說到鄰村有個國民黨老兵，四九年離家到台灣，一走就是快五十年，到九四年上半年輾轉找回了家。那個老兵父母已經在文革前後去世，還有兩個兄弟健在。這兩兄弟得知他回來的消息後，第一次見面就帶着兩大家子人去道口的縣台辦的賓館裡，每家都拎了一個大編織袋，是打算裝錢用的。分別五十年的兄弟一見面，那個老兵是老淚縱橫，可他的那兩個兄弟和他們的家人卻連一點久別重逢的感覺都沒有，張嘴就問老兵帶來的錢在哪？怎麼個分法？是按人頭分還是按一家一半分？把這個老兵問得莫名其妙。老兵在台灣混得還真比較成功，回來時本來是帶了不少錢，但是一問明白後，就如同當頭被澆了一盆冷水，呆若木雞。後來老兵花錢給他的父母重新修葺了墳墓，立了個大碑，請了戲班子給父母唱了幾天戲以後就走了，一分錢也沒有給那兩個拿着編織袋等着分錢的兄弟留下。臨走那天，老兵趴在父母墳頭痛哭了一場，說，叔，嬸，你倆保重，兒以後再也不能回來看你們了。那兩個兄弟和家人都不識趣，等老兵臨上車時還屁股後面追着人家問，錢究竟在哪兒？
　　等到了舅舅家裡，已經是晚上快十點了。舅舅一見我來，很是吃驚，說外公的三周年祭祀已經搞過了，我母親和大姨都已經回去了。我一聽，頓時覺得非常懊悔：因為我愚蠢地把外公三周年記成了陽曆，卻沒有想到農村是按照陰曆來過的，我自然是來晚了。於是我一個人來到了外公、外婆的墳頭上，過三周年時那些紙錢、白幡都還在。當時，外公已經去世三年，外婆已經去世九年，但我來到他們墳前，抱着他們的墓碑，摸着墓碑上所刻的外公、外婆的名字，想起以前跟他們在一起的情景，眼淚依然止不住地刷刷往外流。舅舅在家等了我兩個多鐘頭不見回來，怕天黑我一個人出事，就和他小兒子一起打着手電筒找我。到了墳地看見我還趴在外公外婆墳上痛哭，就連拉帶勸地把我拽回家去了。臨走，我擦乾眼淚，恭恭敬敬地給二位善良慈祥的老人磕了四個頭。
　　回家後一看表，發現已經是半夜十二點多，於是我洗了臉以後就睡下了。第二天早晨起來，我就問了舅舅一些農村的情況。舅舅說，農村現在總的來說日子比以前強多了，都能吃飽；衛生條件也改善了不少，虱子已經絕跡了，但跳蚤還有；幾乎家家戶戶都蓋了新房子。但是也有問題，種地越來越不掙錢了，化肥、種子、農藥價格都在漲，可農產品收購價不漲，一畝地辛苦一年，除掉成本掙個二百塊錢就不錯了。攤派也越來越多，前一段縣裡要修公路，自己都五十多歲的人了，還是個殘廢，也還要服一個月的徭役，連乾糧都是自己帶的。現在村子裡能掙到錢的，不是在外面打工的，就是類似你多妞舅那樣，收羅死雞子搞歪門邪道的。
　　我又問了計劃生育的情況。舅舅說農村計劃生育搞的很猛，查到超生就抓人，媳婦逃走了就抓丈夫，丈夫逃走了就抓公婆，公婆逃走了就拆房扒屋奪東西。現在計劃生育工作隊的口號是“上吊不解繩，喝藥不奪瓶”，意思是你想死就死，人家不管。搞計劃生育的幹部一來，就跟當年鬼子進村一樣，村子裡以敲鑼為號，孕婦紛紛逃命。有些家裡害怕扒房子，年輕人逃走，老年人留下。於是計劃生育幹部就把老年人抓到公社，關到倉庫里，男男女女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面，臭氣熏天。有一段時間，計劃生育幹部開着大卡車，上面就有手術台，見到孕婦也不管是不是頭生，當場就引產。有些胎兒都八九個月了，也要引產，剛引產下來人都還是活的，不一會兒就死了。我又問，那計劃生育的成果怎麼樣？舅舅回答說，沒用，該生還是生，農村人沒事就喜歡生孩子。現在村裡有兩個孩子的都算少的，一般都是三個，多的還有五六個的。
　　我還問了問村里教育的情況。舅舅說，我當年就讀的村小學已經撤了，全部併到落莊學校去了；公社的高中也撤了，只剩下初中。現在一般的農村孩子都只上到初中畢業，而且教育質量很差，老師也不好好教，跟自己當年上初中相比水平差多了。我這個人一向最關心教育，希望通過教育來提高我國國民的文化和道德素質，此時聽了舅舅的話，心裡非常不是滋味。
　　至於村子裡的社會風氣，舅舅則說：村子裡一直有不孝敬老人的壞傳統，當年虐待老人的那些人現在也老了，輪到下一輩虐待他們，就這麼一代一代傳下去，惡性循環。村裡的年輕人都學會享受了，抽煙喝酒都會，而且喜歡抽高級煙，喝高級酒。年輕人多半好逸惡勞，沒錢了就結伴到外面劫道。至於文化娛樂，不是看香港的武打片，就是看黃色錄象。
　　此外，舅舅還跟我講，有一個文革時期整了我外公外婆的“親自家”，曾經跑來找舅舅要求“分客”。什麼是“分客”？我不明白，經舅舅解釋我才知道，由於大姨和我們家都在城市，回鄉時經常帶一些禮物和錢給舅舅，那個人沒有親戚在城市，於是理直氣壯地跟舅舅說要把我們家分給他，以後我們回鄉要給那個人帶禮物。聽了舅舅的描述，我簡直不能理解這是一個神智健全的人說出的話。只有一個解釋：窮瘋了。
　　跟舅舅談了這么半天，再聯想起返鄉路上所見所聞，我心裡一陣難受。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了，好的變化有目共睹，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卻日益發生了這樣可怕的異化，當官的魚肉百姓，老百姓道德淪喪。舅舅講完農村的這些事情以後，就對我說，農村也沒啥好東西，我給你炒一點花生帶回學校吃吧，說完起身到廂房裡取出滿滿一塑料袋花生來。那些花生粒粒飽滿，都是舅舅從收穫的花生中精心挑選出來的。舅舅和我來到廚房，把柴火生着，往做飯的大鐵鍋里倒進沙土，再把花生攙進沙土裡，用鐵鍬不斷地翻，我則默默地坐在灶台前往爐火里添柴火。舅舅有一隻眼睛因為工傷致盲，另外一隻眼睛也只有0.1的視力。看着蒼老的舅舅費力地翻着沙土為我炒花生，一種溫暖的感覺在我心頭涌動。
　　　　　　　　　　　　　　　　　　　二十一、此情可待成追憶
　　我與娜塔莎的交談多為思想上的交鋒，對兩個人的經歷的話題觸及得比較少。我這個人比較透明，對自己的過去談的比較多；而她卻對自己的經歷深諱莫測。因此，至今我都沒有弄清她為什麼會總是顯得那樣憂鬱，只能根據她的某些暗示來猜測。有一天的晚上，她輕輕地對我讀了一首歌的歌詞：為什麼不早遇見你，在一切都還來得及的時候；為什麼不早離開你，趁一切都還來得及。我至今記得她讀這首詩時的眼神，熱妮亞一般的憂鬱眼神。
　　夢想終歸是夢想，現實終歸是現實。當時已經是一九九四年的年底，“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都面臨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畢業分配，我們都沒有把握分在一起，也不知道該如何把我們已有的情感轉化為一般的戀愛關係。經過一段時間痛苦與猶豫之後，我們還是選擇了分手。就這樣，我與娜塔莎猶如兩顆宇宙中划過的流星，在命運的安排下相遇、撞擊，綻放出友誼的光亮之後，又沿着各自的軌道和蹤跡前行。雖然在此之前我們的談話中從未涉及過戀愛之類的話題，但分手後我依然感覺相當憂鬱。我的史詩畫《祖國》除了《22　июня　41-го》、《Огонек》和《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三幅完稿以外，其餘的都因此中斷了。後來有好幾次，我也曾經嘗試拿起畫筆，可是我始終畫不出來。我終於悲哀地明白，那種激情已經永遠地不復存在了。
　　轉眼到了一九九五年七月。臨畢業之前的一個晚上，娜塔莎又來找我。我們一起來到了學校附近的紫陽湖公園，在湖邊涼亭中坐下。她說，她明天就要到深圳了，必須找我談談，否則一生不會安寧。當時我已經有了新的女友，因而我竭力地裝作平淡的樣子。娜塔莎掏出一枝煙，深吸了一口，輕聲嘆息道：“唉，雅科夫，你知道我非常幸運，認識了你，你給我的關心和激情讓我一生都會懷念。那天我讀了李商隱的《錦瑟》，我立即感覺到那首詩正說出了我想對你說的話，和我現在的感受一模一樣……”接着，她又輕輕地、無限悵然地念道：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那聲音如同煙霧在我耳邊縈繞，又一次讓我記起一年前我們初識的那個美麗夜晚。我抬起頭來，注視着她那俊俏而憂鬱的面龐，看到她的表情還是和熱尼亞一般的憂傷，熱尼亞一般的複雜，淚光閃爍在她的眼中。如今快十年過去了，我總是能回憶起這張美麗而複雜的面容，和那飄忽不定的聲音。
　　那天我們談得很晚很晚。和她分手之後，我徹夜未眠，我走遍了我和她去過的學校的每一個角落。我心裡流着淚，默默呼喚她的名字，追憶着已經成為過眼煙雲的花樣年華，追憶着那曾經擁有的夢一樣的青春歲月。

　　幾年以後，在同學的幫助下我與娜塔莎又建立了聯繫。當我聽到長途電話里傳來的那熟悉而動聽的聲音時，我先是瞬間的激動，旋即轉為平淡。我們用一種近乎調侃般的語言互致問候，詢問對方的近況。放下電話，連我自己都很驚訝為什麼期待以久的重逢竟會是這樣平淡。二○○一年的年底，我出差路過深圳，想起了娜塔莎，於是就撥打了她的電話號碼。我們約好在深圳圖書大世界門口見面。當時，我在圖書大世界買了幾十本關於蘇聯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就坐在圖書大世界門前的長椅上邊看邊等待娜塔莎。看着看着，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叫我的名字，我抬起頭，看到了久違的她。之後我們一起吃了飯，來到一個沙龍。像當年一樣，我滔滔不絕地向她講述我的社會理想；而她，則和當年一樣，用手托着下巴，專注地看着我，做我忠實的聽眾，間或加入一些評論。燭光映照着她複雜地微笑着的臉，她說，雅科夫，你就是你，一點都沒有改變。
　　那一天晚上，我又夢到了娜塔莎。學生俱樂部里燈光搖曳，空氣中似乎蕩漾着一種潤澤的氣息。我們隨着《多瑙河之波》的優美旋律飛快地旋轉着，旋轉着……人們都注視着我們，在我的視野中一閃而過。我凝視着娜塔莎那美麗而堅強的臉龐，內心充滿了重逢的歡樂和久別的憂傷。她笑着，笑得那麼甜美，那麼動人，那麼複雜。
　　　　　　　　　　　　　　　　　　　二十二、燈火闌珊處
　　與娜塔莎的分手，使得我再一次陷入精神抑鬱的狀態。那時我仍舊天天晚上到藝術美學教室去學國標，在瘋狂的舞蹈中發泄心中的鬱悶。在那群學國標的學生中，我有兩個地方顯得比較突出：一是跳得最好；二是顯得沉默寡言，從來不主動請別的女孩子一起跳，總是一個人對着鏡子自己練。有一天晚上，有一個女孩跑過來對我說，你跳得真好，教教我怎麼樣？我答應了，開始教她。就這樣，這個女孩子進入了我的生活。
　　那個女孩長得非常漂亮：眼睛很大，白嫩的肌膚猶如在牛奶裡面泡過一樣，身材修長而勻稱。她對我說，國標班上有個討厭的男生總是在糾纏她，希望我總能和她在一起，好讓那個男生死心。我笑着答應了。當時，我已經到大學四年級，面臨畢業分配，又剛剛和娜塔莎分手，已經沒有絲毫的興趣再談什么女朋友了。那女孩小我四歲，比我要低兩個年級。在我眼裡，她是個標標準準的傻女生，什麼都不懂，傻得可愛。於是跟她認識了一個多月，我都還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她曾經告訴過我好幾次，可都被我漫不經心地忘記了。
　　有一天，我在叫她時又忘記了她的名字，只好問她的一個同學。後來這事被她知道了，跑到我面前教訓我道：“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啊，都一個月了還記不住人家的名字，也太沒禮貌了。”這次，我才下決心記住她的名字：艷萍，鮮艷的蘋果。她的這個名字實在是太普通、使用頻率太高了，以至於後來我到女生樓門口找她時，只要衝着樓上喊一嗓子“艷萍”，起碼有五六個腦袋伸出來答應。
　　有心栽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成蔭。在我的不經意中，那女孩子竟然開始精心設計她的愛情小陷阱了。她開始以我帶會了她跳舞為理由，請我到省圖書館投影廳看電影，那部電影的名字叫《奪寶奇兵》，裡頭有一些我看來並不算太驚險的鏡頭，但足以把她嚇得直往我懷裡鑽。我對她並沒有別的想法，只好驚恐地躲避，後來她說我當時的表現像一隻受驚的小綿羊。接着她又讓我回請她，就這麼一來二往，兩人居然互相熟悉了。
　　那女孩聽別人說起過我和娜塔莎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圖書館裡上自習時，這女孩走到我面前，“篤篤”地敲了敲我的桌子，把我叫出來要跟我談談。我跟着她來到“思園”，一開口她就說：她覺得有的人真傻，整天追求着虛無縹緲的東西，不食人間煙火；有人喜歡上了他，自己卻還不知道。我聽了，總是覺得她像是在說我。
　　就這樣，我們很自然地在一起上自習，很快又一起吃飯了。幾乎除了上課和就寢以外，所有的時間我們都在一起。我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和努力，在漫不經心中開始了又一次戀愛，而且最終娶她做了妻子。正所謂“眾里尋她千百度，募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那一年，我二十二歲，她則剛剛度過十八歲生日。由於她小我幾歲，我總是象一個大哥哥一樣讓着她，也給她起了個蘇聯名字：Еланна，但是她無論如何也不肯接受，說不願意成為娜塔莎的影子。
　　大概我和女友的姻緣是命里註定的吧，有一天我們兩人在鏡子前面練習跳舞時，我驚訝地發現我們倆長得非常相象，雖然五官哪個地方都不一樣，但是組合起來就是像。後來有一次我們一起到學校後門小餐館吃飯，女老闆坐在我們旁邊，看着我倆說：你們兄妹倆長得可真象啊。我一聽，趕緊說我們不是兄妹關係，把女老闆弄得錯愕不已。此後十年裡，很多第一次跟我們打交道的人，也像這位女老闆一樣把我們當成兄妹，而不是夫妻。
　　女友就是湖北本地人，家裡也沒什麼背景。在畢業分配前夕，我在畢業去向上還舉棋不定，猶豫在是由叔叔幫忙到農業部去，還是到深圳的一家公司去，或者是就女友留在武漢這座破破爛爛的城市裡三者之間。母親得知了我們倆的事，大老遠趕來跟我的女友見面。一見女友母親就覺得我倆太象了，說真是“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長得跟兄妹倆似的，一眼就相中了這個未來的媳婦。我也覺得，女友還那麼小，既然跟她談了朋友，再不考慮她而各奔前程，實在是不夠仗義。那種學校里愛得死去活來、分別時海誓山盟、分配後各有所愛的事我見的太多了，也確實不想再重複。於是，母親跟我一合計，決定全力把我留在武漢。
　　　　　　　　　　　　　　　　　　　二十三、畢業之前
　　我的女友家裡經濟條件不太好，每個月只給她一百五十塊的生活費。當時，我父母和姐姐都給我匯款，到了大學四年級差不多每月平均有八九百塊錢。我見到女友每天吃飯都只打一份青菜，就把自己的生活費跟女友二一添作五，兩個人的伙食都還算不錯。但是到了大四下學期，我經常給女友買些時裝，錢就又緊張起來。正好我的工作去向基本已定，也沒有什麼課了，於是我就琢磨掙點錢。當時我們學校後門有一個“祥龍卡拉OK廳”，是學校對面的七○一研究所開的，大概六十多平米的營業大廳，有四十多個座位，只有一套音響。由於收費太高，窮學生消費不起，富人又嫌檔次太低，經營了兩年沒賺到什麼錢，七○一研究所就把這個卡拉OK廳轉包給我們學校一個下海辦公司的老師經營。這位老師跟我關係比較好，他開始承包時請我幫忙在學校里畫了一些廣告。但是由於收費太高，生意仍然相當清淡。於是那個老師找到我，問我願不願意為他打工經營卡拉OK廳，一個月四百塊錢工資。我想了想，覺得反正也沒什麼事，就答應了，條件是經營方式由我說了算。
　　當地人做生意有個普遍的毛病：胃口太大，急功近利，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首先，原來的卡拉OK廳唱一首歌要三塊，幾乎相當於一個學生一頓飯錢，此外每人還要收五元台位費，除了從東南沿海來的幾個特別有錢的學生以外，有幾個學生敢在那裡玩上一夜？其次，卡拉OK廳里的飲料太貴，而門外就是商店，很多學生為了省錢，自帶飲料。要是不讓人家帶飲料，人家也就不來了。就這樣，這個卡拉OK廳常常一晚上只有幾十塊錢的營業額，有時甚至不開張。我認真分析了一下學生的消費能力，改變了消費方式：由每首歌三元改為門票制，每晚七點到夜裡兩點打烊期間，只按人頭收五元門票，愛唱多少首歌隨便。我在學校里貼了廣告之後，起初學生們都不大相信，還以為我又在玩什麼宰人的花招。後來漸漸有人來試探，果然唱了一個晚上，只收了五元門票。學生們回去後，一傳十，十傳百，卡拉OK廳的生意很快火暴起來，甚至出現了裡面客滿，外面的學生排隊等待有人退場的情形。
　　實行了門票制度以後，卡拉OK廳的營業額很快增加到每晚二、三百元，達到了這個卡拉OK廳盈利能力的極限。這是因為，我實行門票制度以後客流量大大增加，幾乎每天都滿座。其實，每天營業時間只有七個小時，按照每首歌五分鐘計算，一晚上最多只能放八十多首歌，平均每個客人掏五塊錢還是只能唱一兩首。但是學生喜歡熱鬧，一大堆人坐在那裡聽別人唱歌也挺快活的。那個老師見我經營有方，也十分高興。那一段我每天晚上都忙着招呼客人、放影碟，女友也一起過來幫忙，給人家端茶倒水。當然，也有不少客人認為我們倆是兄妹。
　　後來，我跟女友一起又到食品批發市場批發了一些飲料來歌廳賣。那天天氣很熱，毒日當頭。我和女友坐公共汽車來到武漢大學附近的街道口批發市場，批發了四箱飲料，又坐公共汽車回去。四箱飲料分量是很沉重的，在步行往公共汽車站抬飲料時，我們倆人累得滿頭大汗、呲牙咧嘴地搬四個大箱子，好不容易才上了汽車。我做生意胃口不大，飲料的價格跟外邊商店裡賣的一樣。學生們見我賣東西價格公道，也就不在外面買飲料了。但是，我自己批發飲料賣的行為卻導致了我與那位老師之間產生了些許不快。那老師認為我只是給他打工的，因此店內一切經營收入歸他；而我認為飲料是我和女友一起墊錢買的，並辛辛苦苦地扛回來，因此賣飲料的收入應當歸我。這也怪當初雙方沒有“親兄弟，明算帳”，利益劃分不明。就這樣，雙方開始有些互不信任了，老師就讓他的一個老鄉來“幫忙”，實際上是監督我。如果是一般人就罷了，偏偏那個老鄉是個很難纏的主，事事以主人自居，這就更使我感到不快，不久以後我就跟老師提出來不幹了。
　　去街道口批發飲料那天，恰逢武漢大學的櫻花開放，我和女友也就一起去看櫻花。大學四年，我大半時間心情抑鬱，沒有心思去看花賞景，因此這是我第一次看櫻花。武漢大學的櫻花是日本人占領期間載的，如今武漢大學卻向前來觀賞的遊人收起了一塊錢一張的門票，正可謂“鬼子栽樹，後人乘涼”。櫻花這東西開起來落英繽紛，香氣撲鼻，確實是不錯的景色。但是，我們在現場看到有一些人穿着日本衣服照相：女的穿個和服打個傘裝做日本淑女的樣子也就罷了；尤其難以忍受的是一些男的穿着日本鬼子兵的制服，手裡拿個日本軍刀，做出要砍人頭的動作。不知道這些人想到過沒有，日本兵軍刀砍下的，都是中國人的頭顱。
　　轉眼到了一九九五年夏天。那一年大學生分配形勢已經開始嚴峻起來，搞起了雙向選擇，因此大家在上半年幾乎都各忙各的，很少有機會見面。中國的大學生就業算是一種特色：不是比成績比素質，而是比門子比後台。成績好、素質高但沒背景的，不一定能找上好工作；成績差、素質差卻有門子的，卻一定能找到好崗位。因此，大學畢業前夕正是學生們情緒波動最大的時期：有些人一帆風順，已經找到了好工作，每天喜氣洋洋；而有些人屢屢碰壁，工作一直沒有着落，每天愁容滿面。有幾個同學，因為心情抑鬱而喝多了酒，導致酒精中毒而半夜被送到醫院搶救。我的母親親自來學校幫我跑工作，動手很早，運氣也好，結果到四月底工作去向就定了，沒有經歷情緒上的大起大落。
　　大學四年，我在班上一直比較低調孤僻，所從事的主要活動就是到圖書館看有關蘇聯的書籍，或者到藝術美學教室去學跳舞。我也很少參加班上的集體活動，所結交的都是外班、外系甚至外校的興趣相投的人，相反與同班同學的關係比較陌生。但是，畢竟朝夕相處了四年，此時一番別離，心中也還是非常難受的。班上三十多個同學，有不到十個留到武漢，其餘的全都天南海北，而且很多人都是不得志走的。我們這些留在武漢的同學，每天都要送同學遠行，一想到今生今世都可能再也不會見面了，就禁不住涕淚縱橫，相互緊緊擁抱着哭作一團。即便是從前關係不怎麼好的同學，也都忘卻了以往的芥蒂，親如兄弟姐妹。畢業的那幾天，幾乎天天都要這麼哭上幾場。
　　我們寢室旁邊住着金融班的男生。那個寢室里的幾個同學在送一位回蘭州工作的同學到機場時，也是哭得死去活來。結果上午送走那個同學，下午他卻回來了。原來，他所搭乘的班機因故延誤了一天。上午哭得死去活來的那幾個學生正在寢室里打撲克，一見到他回來個個錯愕不已，其中一個問明情況後便罵他：“媽的，害得老子白哭了一場。”聽得我們哈哈大笑。
　　同學們都送走以後，我到工作單位報了到。當時單位宿舍還沒騰出來，我就又在學生寢室住了半個來月。每天下班回來，望着冷冷清清的宿舍，想起昔日同學們一起嬉笑打鬧的場景，心中非常不是滋味。一天早晨我正在睡覺，突然有人推我，醒來一看，是一位分配到廣東的同學報到後回家路過武漢，順便到學校來看看。二人以前雖然關係不是很密切，此時一見面，卻覺得格外親熱，連眼淚都流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