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对后果的担心，日本政府把有责任的地方官员全部革职，并且要求警方全力抓捕刺客。刺客果然“很快”被抓到了，日本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小山丰太郎，21岁，极端爱国分子。而审讯后的判决更是草草：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无期徒刑。

日本天皇为此特别下圣谕，痛责这位“极端爱国分子”：“下贱无礼，极为可恨。”

为了表示在刺杀事件上的“清白”，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停战”。

但是，日本方面担心帝国可能做出的激烈反应不但没有发生，在案件发生的当天，李鸿章醒来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捂着脸给伊藤博文口述了一封照会：

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钦差全权办理大臣阁下：

本日下午，本大臣自会议处所归途，忽遇意外可悼之事，致使面订明日上午十点钟会议之期未能躬亲，殊为抱歉！是以特此知会贵大臣：明日于所定之时，由本大臣委派李经方趋候贵大臣，祈将已承允诺出示大日本国拟结和局要款之节略，交由李经方赍回。本大臣一经接到贵大臣应允之和款节略，即当迅速细加察覆，并望早日能与贵大臣会议也。手此，并颂日佳！（《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06页。）

经历暗杀后的李鸿章竟然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彬彬有礼，不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熏陶绝不可能有此“涵养”。日本方面喜出望外。

于是，放心之后的日本人立即向帝国代表团提出一份“和约底稿”，内容绝不“彬彬有礼”，更没有丝毫的“宽宏大量”：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3亿两；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过去中日间各项通商条约要重新制定等。

李鸿章立即强硬了起来，向英、俄、法三国的驻华公使全面通报日本人的条件，希望引发强国对日本的干涉，同时表示“日本所索兵费过奢，且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万不能让。”如果日本执意这样的话，“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此时，帝国政府内部关于答应还是不答应日本人的条件吵开了锅。于是，朝廷发给李鸿章的电报冗长而虚空，全是模棱两可的官方空话，既没有说接受，也没有说不接受：“着李鸿章酌量办理，钦此。”

伤痛和心疼折磨着李鸿章。这样的为难境地他不止遇到过一次。如果坚持维护帝国的一切利益，采取强硬的态度和立场，后果只能是一个：中日战争继续扩大。以当时帝国实际的军事状况而言，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帝国的东北地区被全面占领，同时各国列强定会在继续扩大的战争中捞取在华的更大利益。而如果答应对方的条件，帝国主权和财政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两害之中取其轻，这永远是面对艰难残局的李鸿章的选择。

4月10日下午4时，李鸿章受伤后第一次重新坐到春帆楼的谈判桌前。他的面前是一份日本人写好了的“和约节略”。之所以叫做“节略”，表明日本人在“和约底稿”的基础上做出“让步”：关于割地，从鸭绿江上溯到安平河口划线过凤凰城、海城、营口，此线以南割 给日本；日本放弃辽阳，但是要加上台湾和澎湖全岛；关于赔款，减少至2亿两白银；关于通商，中国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口岸，并且在中国已经和其他各国签订的通商条约的基础上与日本另订条约。其余款项照旧。

李鸿章刚坐下来，伊腾博文就声明：“中堂只能回答允不允两句话。”

李鸿章："难道不准分辩？"

伊腾博文：“可以，但是不能减少。”

李鸿章刚要求日本方面再把条件减少一些，伊藤博文就截断了他的话说：“日本广岛有60艘军舰，兵粮齐备，只要过了停战的限期，中国还不签字，即可搭乘增派的大军，立即前往战地，北京的安危不堪设想。”李鸿章刚表明帝国不愿意割让台湾，伊藤博文又打断了他的话说：“那么，日本立即出兵台湾。”并且连李鸿章的安全都危险了：“中国的全权大臣一旦离开此地，是否再能安然出入北京城，亦不能保证。”

李鸿章：“再减2000万。”

伊藤博文：“不可，一两不可少。”

李鸿章：“是否能割台一半？”

伊藤博文：“断不能。”

李鸿章：“赔款割地，双管齐下，如此口紧手辣，吾将来必记之！”

伊藤博文：“此重任惟中堂一人能够担任。”

李鸿章：“赔款既不能减，地可稍减少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

伊藤博文：“如不在停战期限定议，将索款更多，此乃大日本举国之意！”

李鸿章：“交割台湾头绪复杂，能否在交割的时间上缓期？台湾既然是贵国的口中之物，又何必那么着急？”

伊藤博文：“尚未下咽，饥甚！”

李鸿章：“难道两万万两不足可疗饥？”

史书记载：鸿章辩久，伊藤愈坚，且限四日复。鸿章电奏，得旨允可，乃互签约。（罗敦融：《中日兵事本末》。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 一版，第124页。）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草约正式签字。正约11款，专条3款，另约3款，停战专条2款。要点是：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辽东之安东、海城和营口以南地区以及台湾、澎湖；赔款2亿两白银；对日开放通商口岸和通商时日本人的种种特权等 。

在草约上签字的时候，李鸿章突然想起他临行前恭亲王率领全体军机入奏皇帝的奏折上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这句话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国人长期忽视或者故意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抱残守缺的中华帝国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都远远落后于世界东西方强国。列强们挑起军事事端为的就是对中国领土和财富的侵占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巨大的帝国屡战屡败，还怎么要求谈判者“义正辞严”地捍卫帝 国的利益呢？前线放弃国土望风而逃的将领不是卖国，衙门里碌碌无为花天酒地的大臣不是卖国，朝廷里为了一己私欲不惜让国家民生付出血的代价不是卖国，皇宫里的那个一年之中要花费7万平民的口粮钱的皇太后不是卖国，而只有在国家面临被分割占领的危机时出来维持局面的那个人才是卖国者？

一百年后的今天，世界还在说：弱国无外交。

1895年4月20日，带着《马关条约》草约和脸上的绷带回到了帝国的李鸿章突然发现不但朝廷中没人理睬他了，而且他还成了举国上下的公敌。朝廷大骂他办事不利，同僚说他丧权辱国，民间说他拿了日本人的银子，绅士和知识阶层更是铺天盖地地咒骂他没有脊梁骨。要求惩办李鸿章的奏折堆满了光绪和慈禧的案头，写有“李二先生是汉奸”字样的报纸传单到处飞舞，还有数量相当多的人公开声明自己要不惜一切手段暗杀李鸿章，以“我心头奇耻大辱”。

李鸿章不得不上奏光绪皇帝：

臣适当事机棘手之际，力争于骄悍不屈之廷，既不免毁伤残年之遗体，复不能销戢强敌之贪心。中夜以思，愧悚交集。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敌得我巨款及沿海富庶之区，如虎附翼，后患将不可知。臣昏重，实无能为力。泽盼皇上振力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心幸甚。（《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三十八，第18～19页。）

李鸿章说自己“无能为力”。帝国虽然“屡战不利”，但却不允许李鸿章“无能为力”。

李鸿章曾经给友人写过一信，信中以自己多年于朝中的感受对这个帝国的“本质”有这样的叙述：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糜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一发而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机，事机万急，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分析矣。（《李文忠公尺牍》，第二册，第784页。）

积陋成疾，守旧因循，好大喜功，国力日衰。有了事端一哄而起轻易言战，兵临城下又惊慌失措急于议和，可却要求这样的“议和”和平时朋友交际一样不能有损失。等事情一旦缓解暂时安全了之后，又开始理直气壮热血沸腾，举国人人个个无不“知我罪我”。这就是中华帝国一百年前的现状。这种“一旦有事，淆于群哄”，“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的国情民风可谓祸患无穷。

贤良寺，北京东安门外冰盏胡同里的一座寺庙，由雍正时怡亲王的府邸改建而成，寺庙里闲院飞花，炉烟幽敞。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从“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位置上跌落下来的李鸿章住在里面不敢出门。他开始把荒疏已久的书法拣了起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便临摹古人碑帖。他的饭量很大，山珍海味什么都吃得香。饭后照例喝一碗粥和一杯清鸡汁，过一会儿还要喝一杯家人用人参和黄芩配制的“铁水”，然后脱去长衫在廊下散步。散步的时候有仆人在一旁记数，当仆人大声禀报“够了”，他便停下来回到屋里，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李鸿章在这段时间里仔细研究了康有为的主张，至少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谋求国家富强这一点上，康有为与他持有同感。虽然康有为对他的咒骂让他几乎忍无可忍，但他还是主动和康有为联系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给“强国会”捐款，但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拒绝，这让他感到比骂他卖国还羞辱。他忍不住对手下人说，这些人跟我过不去，等我起来，看他们一个个还能做得成官否！李鸿章不同意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和做法，但是始终在帝国“图强变法”这一点上和康有为之间有一条割舍不开的感情纽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却接到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接到过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他信中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92页。）一个身居帝国如此地位的高官大员亲自慰问流亡海外的“政治通缉逃犯”，康、梁意外之后便是深切的感动，于是急忙回信：“公以赫赫重臣，薄海具仰，乃不避嫌疑，于万里投荒一生九死之人，猬加存问，至再至三，非必有私爱于吾辈……”（《饮冰室文集》五，第55页《上粤督李傅相书》。）康、梁的感慨在情理之中，但他们依旧无法理解李鸿章的心胸。

李鸿章确有“私爱”，但他爱的不是康、梁，而是他的大清帝国。

3、感谢之后的刻骨憎恨

1900年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

在码头上等候的人们发现了一个令他们意外的情况：一队由俄军官兵组成的仪仗队吹奏着欢迎曲，配合着一群身穿漂亮礼服的俄国官兵，正表情兴奋地等待着李鸿章。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远远驶来的时候，旁边有一艘全副武装的俄国军舰在护航。

各国已经相互串通好了，“要在码头上给这个中国大员一个明显的冷淡”，因此，他们对俄国人“为什么对中国人如此尊重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李鸿章在俄国人的热烈欢迎中走下了轮船，并且在俄军的严密护送下前往天津城。在天津的为李鸿章准备的寓所大门和四周，“俄军卫队建立了严格的保卫制度，出入必须有出入证件，防止一切闲杂人等靠近总督大人”。同时，各国又听到了另一个消息：那艘俄国军舰其实早已开到上海，准备用军舰将李鸿章接到天津，只是后来李鸿章改了主意，俄国军舰的任务才改为护航。

对俄国人的阴谋反应最激烈的是对中华帝国有着愤怒情绪的德国人，一个德国上尉用“粗鲁的语言质问俄国人为什么要穿上礼服来欢迎这么一个人物”。刚刚到达天津的瓦德西也坚决“拒绝接见李鸿章”，说他“只管战事，不管交涉。”连在上海已经和李鸿章会晤过多次的德国新任驻华公使穆默也拒绝和李鸿章见面了。

被俄军官兵“严密保护”起来的李鸿章在各国极其冷淡的情绪中感到心情恶劣。他住的是海防公所而不是直隶总督的衙门。有人告诉他总督衙门现在不能住人也不能办公了，但李鸿章坚持要去看看，结果他看到的是一片战火后的废墟。在废墟中他接受了直隶总督的总督关防（文件）、盐政印信和钦差大臣的大印。他曾经在天津的这座衙门职掌这些大印达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处他苦心经营的北方要地了。如今他看到的这座城市已是满目疮痍。由此他联想到正在崇山峻岭之中逃亡的朝廷，联想到已经被联军占领的京城以及整个帝国的命运，这个近八十岁的老人坐在废墟中“痛哭了一场”。

他还要为挽救帝国如今的尴尬局面展开谈判。

首要的问题是要尽快达成“停战协议”，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协议，中华帝国的“宣战”就还处在有效状态。也就是说，现在帝国和各国联军还处在战争状态——登陆后的德军开始大规模地向北京开进，德军声称的立场是：用武力扫平这个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李鸿章的“议和”使命不仅仅是要保住这个帝国不被列强瓜分，最要紧的是要确保慈禧太后的掌权地位，而英、德两国异口同声地宣布他们支持光绪皇帝而反对慈禧，这使所有的问题首先失去了交涉的基础。李鸿章多次打电报给逃亡途中的朝廷，要求趁着德军大军没有到达北京之前，尽快以帝国政府的名义优恤被杀的德国公使，为外国公使在帝国被杀一事向世界道歉，并在这个基础上尽快向各国递交国书，“尽捐嫌隙”，为即将开始的“议和”铺平道路。

但是，令李鸿章尴尬的是，德国和英国拒绝承认李鸿章的“全权议和大臣”的身份。

只有俄国人例外。俄国人不但对李鸿章表示出极大的“尊重”，而且频繁出入李鸿章的寓所，使被各国故意冷落的李鸿章的寓所内外整天充满着俄语和汉语的“互相问候”之声。各国派出的密探纷纷报告，俄国人和李总督正在策划着某种阴谋。

突然，俄国人声明：他们决定“从北京部份撤军”，以配合李总督主持下的“议和”，而且他们“坚决支持皇太后”。

紧接着，李鸿章打电报给朝廷，“感谢俄国从北京部份撤军的承诺，并请俄国人劝说德国也这样做”。

“李鸿章是亲俄派。”“帝国已经和俄国人私下达成了某种交易。”各种传言在各国军队、领事和公使们之间流传。

尽管李鸿章立即对此做出解释，并且故意对在天津海关税务司供职的英国人杜德维说，他对英国人“答应派军舰来上海接他到天津而没有遵守诺言”感到不解，如果英国人的军舰到上海，他就不会让俄国人的军舰护送，这样就“不会引起关于他和俄国人的流言了”。李鸿章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解释更加重了各国的怀疑。

关于李鸿章是否是“亲俄派”的问题史料纷杂，但绝不是空穴来风。李鸿章和俄国人的关系确实令人生疑。

1896年，代表中华帝国签订《马关条约》后回到京城在贤良寺赋闲的李鸿章接到朝廷的一道谕旨：着特命头等钦差大臣李鸿章往俄国致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

沙皇加冕，各国派员祝贺，本是正常国际交往。但李鸿章不愿意去。朝廷本来也没打算派他去，原来派的是当时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但是，当时帝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前不久由恭亲王率团去俄国祝贺俄历新年的时候，俄方就对帝国代表团的“级别”表示出不满，认为帝国应该派出更高“级别”的大臣来，以示对俄国沙皇的敬重。王之春的级别显然不够，于是朝廷想到了李鸿章。李鸿章以在日本马关时被刺受伤为理由加以推辞，但是朝廷坚决不准。等李鸿章看到确实到了“众望所归”的时候，便表示自己“非敢爱身，惟虞辱命”，决定“一息尚存，万程当赴”了。但是，他的年老衰弱在一定程度上不是装出来的，在向慈禧和皇帝辞行请训的时候，由于君臣对话的时间过长，一直跪着答话的七十多岁的李鸿章最后竟然站不起来了，只好由两个太监把他架了出去。他出了宫门就昏倒了，两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在长时间的君臣对话之中，李鸿章反复强调了一个主题：甲午战争的结局表明，日本是帝国最大的威胁，而且日本有和英国人结盟的迹象，目标肯定是针对帝国的。帝国要想图存，只有一个办法：与俄国结盟。

这个想法在当时的帝国朝野内不是李鸿章一人的观点。甲午之后，面对日本越来越强硬的武力威胁和越来越暴露的领土野心，加上日本和英国在对中华帝国的“势力范围”的分配上已达成某种默契，企图联合向帝国索取更大的利益要求，因此朝野上下一片忧心忡忡。俄国与日本是历史上的冤家对头，甲午之后是俄国“不惜使用武力”强迫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因此，虽然朝中有人明白俄国人此举是为了自身利益的安全，但“联俄拒日”的暗流已经不可阻挡。军机大臣翁同龢、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朝野大员是持有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认为威胁帝国的国家以日本为最，指出日本妄图侵占帝国东三省的野心积蓄已久，俄国人对此最不愿意，因为它与中国的东北接壤，所以“我若乘此时与之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便宜，俄必乐从我”。帝国朝廷中的官员为了使“联俄”行动进行得顺利，甚至反对李鸿章带他的大儿子李经方去俄国，因为这些官员认为李经方有亲英倾向，怀疑他和“英倭阴相结纳”。为了给儿子“清洗不实”，李鸿章坚请儿子与其同行。最后李经方还是在光绪皇帝的批准下跟随前往了。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联合俄国”的外交行为绝不是李鸿章的私人行为，而是帝国朝廷既定的外交原则，李鸿章只不过是倡导者之一和亲赴俄国落实的人。

李鸿章的随行人员有45名之多。令人惊奇的是，几个侍卫抬着一口彩绘金漆的大棺材堂而皇之地走在他的身后，成为他出访队伍中最醒目的一件物品。这口大棺材一直跟随他走访了俄、德、法、美等诸个国家，绕了大半个地球，让全世界都领略了中国工匠制作棺材的非凡技巧——在当时的中国人心中，外国即是“番邦”，走出国门就如同“深入虎穴”，而征途万里，其一路艰险程度不亚于唐僧取经。同时，帝国似乎有这样的传统，官员在执行重大使命时，为了表示自己“誓死完成”的决心，往往和战场上背水一战的将领抬着自己的棺材冲锋陷阵一样，也带着棺材表示自己义无反顾。李鸿章此行的公开目的仅仅是参加外国一个皇帝的加冕典礼，搞得如此夸张实在令人不可理解。但是，他在出发的那天说的话，也许是解释之一。

李鸿章出发的那天正是初春的黄尘季节，早上起来便狂风大作，飞沙蔽日，送行的亲朋好友都觉得这是凶兆。大兴、宛平两县衙门在东便门专门搭起大棚为他设饯行宴，结果大风掀翻了棚顶，以致精美的佳肴如同狼藉的残羹。李鸿章极力表现出潇洒神态：“自少年时凡出门非狂风就是暴雨，海行无不惊涛骇浪，不知何故？”众人赶紧挑选吉利的话说：“中堂丰功伟业，雨师风伯，皆来祖饯。”李鸿章对自己甲午后遭到举国嘲骂依旧耿耿于怀，因此再吉利的话也不至于叫他信以为真：“不敢。吾当不至于获罪于天，何以节节与我为难？”接 着 ，他又说：“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能否相见，实不可知。”（《晚清巨人传》之《李鸿章》，董守义著，哈尔滨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431页。）

李鸿章还是怕自己死在异邦的土地上。

然而，李鸿章一路遇到的不是艰险而净是显赫。天津的官员连续为他举行大型宴会，到达上海时更有各国海军和帝国的炮台同时鸣放礼炮，一时“长空雷鸣，海波欲沸”。帝国陆军官兵跪成数列朝天鸣枪，“数以万响，震耳欲聋”。所经之处，“观者如潮”。在法国租界洋警察戎装佩刀的保护下和“中西巡捕”沿街“弹压”下，李鸿章身穿一品官服，套黄马褂，头戴三眼花翎，端坐在紫缰大轿之中，精神矍铄，一扫贤良寺里的暮气。

在上海逗留数日后，他换乘法国的豪华邮船，船头高悬大清黄龙旗和头等钦差旗，经香港、西贡、新加坡，入印度洋，过红海，入黑海，一路口岸无不向国内朝廷“飞电传报平安”。

在苏伊士运河的塞得港，李鸿章受到俄国一位亲王的恭候，他换乘俄国御船“俄罗斯”号直抵敖得萨港。俄国陆军元帅率领数百名官员迎接，在从港口到行馆的路上，大清的黄龙旗迎风招展。经过长途旅行的李鸿章“精神甚好”，下令犒赏所有迎接他的俄方官兵和官员。当帝国大把的银子抬出来时，俄国人对如此大方的出手目瞪口呆。

李鸿章乘火车到达彼得堡。彼得堡市长亲举黄龙大旗，士官仪仗队高呼万岁，外交大臣亲自引路，连沙皇都派出了自己的“御车”供李鸿章乘坐。出乎李鸿章预料的是，他住的“行宫”竟然不是官方早已准备好的国宾馆，而是一个商人的家。这位叫巴劳甫的商人在中国投资做生意发了大财，因此他坚决要求接待李鸿章一行，不要俄国政府一分钱。为了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俄国皇帝准许了这个富可敌国的巨商的请求。

李鸿章到达这个巨商的家之后，迎面看见自己巨大的相片被悬挂在大门之上，相片的四周插满了大清黄龙旗。这位巴劳甫家所有的门上都贴着用中国字书写的吉祥如意的对联，地上全部是簇新的地毯，一个大型乐队不停地演奏着中国乐曲，24个身穿中国服饰的俄国儿童捧着鲜花在李鸿章走的路上一刻不停地撒下花瓣。当李鸿章走进巴先生家大门的时候，巴劳甫全家男女老幼蜂拥而上，先由最小的女儿向李鸿章献上盐和面包，然后全家人簇拥着李鸿章进到为他专门准备的寝室。寝室内所有的物品和陈设全部是中国的精美工艺品，端上的茶和点心也是地道的中国味道。一问，连厨师都是特地请来的身怀绝技的中国师傅。

巴劳甫会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从俄国人嘴里发出的汉语和俄国人极其隆重的接待，诸多印象混合在一起，使李鸿章深深地陷入了一种“中俄亲善”的幻觉之中，更加坚定了他“联俄拒日”的决心。

在彼得堡，李鸿章晋见了沙皇。他向沙皇献上了中国皇帝的礼物。加冕典礼的那天，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他从来没见过的宏大场面：50万人聚集在一起，乐队由5000人组成。各国来宾更是显赫，听说法国为了庆祝沙皇加冕，巴黎市全天休息，军营放假，罪犯赦免。在这 个世界上，俄国是强大的，李鸿章对此深信不疑。

在莫斯科逗留的日子里，李鸿章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俄国人签订了一个神秘的条约 ：《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的中方草稿是由帝国总理衙门集体“拟办”后，经由朝廷批准，用电报的形式传送到李鸿章处的。草稿显然事先与俄方磋商过，条款已经十分详细，要点如下：

一、日本如侵占中、俄或朝鲜土地，中、俄海陆军互相援助，军火粮食，互相接济；

二、非两国共商，不得与敌议和；

三、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准俄兵船驶入；

四、中国允华俄银行于黑龙江、吉林建造铁路，以达海参崴，合同另订；

五、开战时，俄用此铁路运兵运粮运械，平时亦可运兵运粮过境；

六、铁路合同批准，此约生效，以15年为期。

《中俄密约》中的两个基本点是：一、中俄两国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结成互相援助的军事联盟；二、俄国在帝国东北地区铺设铁路并和俄国横穿西伯利亚的远东铁路接轨。

沙皇在莫斯科接见李鸿章的时候，《中俄密约》的商谈正在紧张进行之中，沙皇的话令李鸿章进一步感到放心：

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密约交涉未刊电稿》第二十九。）

俄国人明确说他们的领土广大得根本用不完，根本没有侵占别人土地的想法，而且修铁路两国都可受益，钱由俄国人筹措，而章程却由中国来“节制”，世界上哪里还能找到这样的好事？

但是，包括李鸿章在内，所有缺乏近代思维的中国大员们，恰恰忽视了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铁路的延伸，正是列强领土扩张的主要手段。俄国人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修筑一条横贯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荒原的远东铁路，其根本原因正是出自向远东地区扩张领土的野心。当帝国受到日本威胁的时候，俄国的远东铁路和在帝国东北境内修筑的铁路能够提供军事运输的便利，关于这一点不知帝国官员有没有进而想到，如果俄国人想侵入并占领帝国东北的时候，这条铁路是否同样会提供给俄国人如此的便利？何况在帝国境内修建铁路存在着一个“路权”问题。“路权”一旦模糊不清，俄国就有权在帝国东北铁路沿线方圆数公里的地区派驻武装，而这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警察队，这等于是变相的租界，俄国从此可以有充分理由在帝国东北地区随意驻军。事后证明这是对帝国东北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

关于后者，李鸿章似乎想到了，他坚决反对以俄国官方的名义修建帝国境内的铁路，而坚持用私人的投资方式，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把铁路的修建完全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俄国人立即想出来一个由“俄华银行”承办的点子，实际上等于是换汤不换药。

　国内已经有人敏感地嗅到了朝廷“联俄”的味道，李鸿章还没有在《中俄密约》上签字的时候，上海的《字林西报》居然全文刊登了所谓《中俄密约》全文，虽然内容多是捕风捉影的猜测，但能看出帝国内有人对俄国人怀有警惕。山东巡抚李秉衡和河南巡抚刘树棠先后上奏，揭露俄国人“谋我大局”的阴谋，其中以李秉衡的言辞最为激烈且击中要害。他认为列强的本质是在帝国领土上尽力扩张势力范围，而俄国要在帝国土地上修建铁路，野心在于把势力渗透到帝国的东三省，各国如果效仿俄国，后果将不堪设想。“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帝国已实行多年，可最后吃亏的还是帝国自己。各列强之间确有分歧，但在窥视帝国利益上是一致的。

《中俄密约》，是俄国人精心策划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尽管这个密约中俄双方都秘而不宣，但是很快就被各国列强觉察出来，他们纷纷开始向帝国索取相同的甚至更大的特权。《中俄密约》给中华帝国带来的伤害长久而深刻。

俄国人说：“良心是有价钱的。”有确切史料可以证明俄国向帝国使臣李鸿章使用了行贿的手段。俄国财政部长维特在其回忆录中确切地记述到：在商定《中俄密约》的时候，为了争取李鸿章的协助，曾经用铁路利润分红的方式，许诺给李鸿章300万卢布的报酬。此款分三次付清，密约签订的时候先付100万，其余由铁路局逐步拨付。虽然有人认为李鸿章之所以在《中俄密约》上很快签字，是出于他对日本人的愤恨和防范，而不会是因为卢布——李鸿章不懂俄语，翻译和随行的帝国官员从中做了什么手脚不得而知；又有记载说后来李鸿章的女婿问过他此款干什么用了，李鸿章笑答：“真有这回事，可真成汉奸了。”但从俄国银行划拨的一笔款项确实以“李鸿章基金”的名义汇到了上海。至于李鸿章本人是否知道和动用过，无法查实。

《中俄密约》签订之后，李鸿章心情愉快，认为自己完成了一个“伟大”的使命。他在接见俄国财政大臣维特的时候，高谈阔论到了使维特有一种“中华帝国恩赐了俄国人”的感觉。 同时，觉得中华帝国的安全从此有了保障的李鸿章对洋人的傲慢习气再次恢复了。

离开了俄国，李鸿章开始了欧美之行。

在德国，他下榻的恺撒大旅馆为他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他的寝室里悬挂着两个镶有照片的镜框，一张是他的，另一张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会见俾斯麦的时候，李鸿章声称有人说他是“东方的俾斯麦”。俾斯麦回答说，他不认为“东方的俾斯麦”是一个恭维的称呼，并且表示他不想得到“西方的李鸿章”的称号。在荷兰，李鸿章觉得为他演出的歌舞“令人飘飘欲仙”。在比利时他观看了军事演习。到达巴黎的时候正值法国国庆，他乘船在塞纳河上欣赏了焰火表演。英国是他特别重视的国家，他晋见了女王，并和女王照了相，然后他在照片上题了词送给女王。李鸿章的题词是：“西望瑶池有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前句指的是英女王，后句是老子的典故——老子也姓李，李鸿章在暗指自己。他对自己给英国女王的题词非常得意。他还特别在代表西方民主制度的议院旁听了议员们辩论，他觉得那是一窝蜂似的吵架，“无甚可观”。拖着辫子的中华帝国大员的出现引起了英国人的广泛好奇。一个英国人是这样描绘他所看到的74岁的李鸿章的：

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了个照面，他正被人领入听取辩论。他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蓝色长袍光彩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到的每个人投以感激优雅的微笑。从容貌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像是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版，第5页。）

对议会不感兴趣的李鸿章兴致勃勃地参观了英国的海军与陆军。他还参加了汇丰银行的招待会，当英国商人们表示愿意到中国去开拓市场的时候，李鸿章表示“实具同心”，并诚恳地欢迎各位去中国兴办实业，他的开明思想令英国人受到鼓舞，个个跃跃欲试。但是，“文雅”的李鸿章很快就闹出了笑话，他不但“威严”地在英国各处精美的毯上随地吐痰，而且当他已故的老朋友、曾在中国很长时间的著名将领戈登的夫人送给他一只名贵的小狗后，第二天将军的夫人便接到了李鸿章这样一封致谢信：“厚意投下，感激之至。惟是老夫耄矣，于饮食不能多进，所赏珍味，咸欣得沾奇珍，朵颐有幸。”（汪诗侬《所闻录》之《李鸿章笑史》。）——李鸿章把英国的名贵小狗炖着吃了。

李鸿章乘船越大西洋到达美国，正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中断休假迎接他。他参观了自由钟、大瀑布、图书馆之后，还在教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鼓吹了一番中西宗教可以共存的理论。在美国，他吃饭时喜欢将数样中西菜肴“拌于一盘食之”，于是美国厨师就为他专门制作杂烩菜以迎合他的口味，以至欧美现今仍旧有一道名菜叫做“李鸿章杂烩”。结束美国的访问之后，他搭乘美轮回国。到达日本横滨的时候需要换船——他当年离开马关的时候就曾说过“终身不履日地”的誓言，再说现在有了《中俄密约》，让他痛恨起日本人来更有底气了——换船必须先上码头，为了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坚决不和日本国土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李鸿章无论如何也不上岸。侍从们无奈，只能在美轮和开到日本接他的帝国招商局轮船“广利”号之间搭了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扶着他换上船去。

回到国内，李鸿章兴奋地对光绪和慈禧汇报和俄国人秘密签约的经过，说他此一举可保证中国20年无事！

但是，仅仅过了四年，包括俄国军队在内的联军就打进了北京。尽管俄国军队是攻打天津和北京时的“最野蛮的军队”，但至少在李鸿章作为“全权议和大臣”开始和联军谈判的时候，他依旧把俄国人看做是帝国“可信赖的盟友”。等李鸿章终于认清了俄国人的嘴脸时，他已经处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了。

1900年10月11日，李鸿章自天津到达北京，依旧住在贤良寺，并且依旧在俄军的严密保护之下。京城受到的破坏比他想像的严重，更严重的是，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旧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的管辖”之外，整个京城已经被各国联军分区占领。这两个还“属于中华帝国政府管辖”的院子一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另外就是参与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此时的李鸿章根本无法展开“议和”谈判，因为各国还没有得到本国政府关于谈判的具体指示。德国人除了提出“惩办祸首”之外什么也不说，日、英国等则要求等中国的皇帝回京后再谈。以法、德军队为主的联军正向帝国的四面八方“讨伐”。而英国王子给英国驻华公使的一封信的内容透露了出来，其中竟有“将李鸿章拘捕起来做人质”的建议。李鸿章和庆亲王两个人只能坐在一起愁眉苦脸，一方面请求各国“疾愚昧之无知”，“自不致强人所难”；另一方面不断地给流亡的朝廷打电报，敦促朝廷主动惩办祸首，尤其是再也不能让“祸首”们和朝廷待在一起了，否则会给联军造成朝廷依旧痴迷不悟的感觉，以致影响“议和”谈判的开始。

在屈辱而孤单的日子里，只有俄国人和李鸿章来往密切。这时，一个叫做考洛斯托维茨威的俄国政府代表正在沈阳和中华帝国驻沈阳的最高官员盛京将军增祺纠缠不休，企图强迫增祺和俄国签订一个《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要求允许俄国修建哈尔滨至旅顺的铁路，营口暂由俄国管理，遣散中国驻守沈阳的官兵，拆毁东北各处的炮台及军火库，俄国派出官员驻守沈阳等等——这是一个严重的、明显的信号：俄国人不但已经利用在《中俄密约》中取得的特权，开始了对帝国东北地区的进一步侵入，而且有单独占领东三省的意图——其时，俄军已经占领了沈阳。当义和团蔓延到东北地区的时候，东三省的义和团焚烧了部分教堂，攻打了俄国的铁路局，黑龙江将军和都统也都下令轰击俄国军舰。俄国和其他列强一样，借口保护侨民和外交人员，以积存已久的“热情”，从陆路以15万巨大兵力全线越过国境，将黑龙江边的数千帝国边民赶入江中淹死，然后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境。及至沈阳城被占领时，城中的大火燃烧了数日。本来以为进入东北的俄军真的是为保护他们的侨民和使馆而来，现在突然提出要求东北的土地，让李鸿章实在反应不过来。他不能接受俄国人的要求，并以目前与各国“议和”事大而无暇谈及其他为由，想把事情敷衍过去。但是俄国人立即声明，在各国都拒绝与李鸿章谈判的时候，俄国“愿意无条件开始谈判”。这个立场立即引起各国的愤怒，联军认为俄国人在有意挑起联军的内讧。俄国人的态度却令被如何才能开始“议和”谈判弄得心烦意乱的李鸿章和庆亲王很高兴，他们只有再次对俄国表示“感谢”。感谢之余的李鸿章甚至没有注意到，俄国人在他们的立场前面悄悄地附加着一个条件：只要中国方面答应东三省问题单独解决。

与俄国人日益明显的险恶用心相反的是，英、德两国经过紧急磋商达成一个重要的原则协议。协议的两点最重要的原则是：一、各国不得瓜分中国的国土，“维持中国的领土不使变更 ”；二、中国的沿海沿岸全部向各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自由开放”。

英、德是1900年侵入中国的各国联军中第一次就未来谈判原则进行立场表态的两个国家。其协议中的两个重要原则的第一条是给予各国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提示，即：中国是一个古 老而庞大的帝国，没有任何支持瓜分这个主权国家领土的理由。而英、德之所以在野蛮地武 装入侵一个主权国家之后，突然想到并提出了具有“公正性”的警告，完全是因为他们太担心俄国人对帝国东北的窥视了。英国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德国人虽然表面上和英国人站在一起，但其真正的目的是想利用“不得瓜分中国”的借口而制约俄国人在 东北、英国人在长江流域的扩张。美国和日本在兵力上不足，感到即使瓜分中国也占不到多大的便宜，于是抱定“宁要赔款，不要土地”的原则。这便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列强们的真正侵略面目。

至于自由贸易问题，西方要求帝国开展自由贸易的主张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对帝国的一种严重侵略行为，因为西方各国在进行对华贸易时带有强烈的不平等交换、不公正关税制度、倾销非法商品、掠夺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以及进而取得更大的不合理特权的内涵。虽然由于闭关锁国国力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华帝国确实应该尽快从封闭中解脱出来，但是1900年，在西方对于中华帝国相互通商、开放贸易的“催促”中，其侵略的意图是明目张胆的。

在“不得瓜分中国国土”的大前提下，11月初，奥、法、比、德、英、意、日、西、俄、美10国联合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进一步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

一、惩办祸首；

二、禁止军火输入中国；

三、索取赔款；

四、使馆驻扎卫兵；

五、拆毁大沽炮台；

六、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这六项原则基本没有改变地贯穿在1900年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强的整个“议和”谈判进程中，并成为数月之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的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华帝国主权带有严重侮辱性质的“原则”。其中各国有权在帝国领土上驻扎军队一条，是完全漠视国际准则的强盗式的无理要求，给自1901年起的中国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因为自那以后无数“国耻”事件的发生都和这一原则有直接或间接的因果关系。

万般无奈中的李鸿章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原则”，他终于意识到他根本不可能结束帝国的厄运了。

在李鸿章的一再敦促下，帝国流亡朝廷于9月25日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等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撤去一切差事，交宗人府议处；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交都察院和吏部议处。但是，帝国朝廷的这个惩办方案没有获得各国的通过。

李鸿章和瓦德西会见之后的11月23日，帝国朝廷第二次发布“惩办祸首”的谕旨：削去端郡王载漪王爵；将已革去王爵的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和已革贝勒的载滢，均交宗人府圈禁；已革贝勒载濂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停俸一级调用；左都察御史英年降两级调用；前吏部尚书刚毅已病故免议；刑部尚书赵舒翘革职留任；已革职的山西巡抚毓贤充边永不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