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朝廷的第二个惩办方案依旧没有被各国通过——“连一个正法处死的都没有”。接着就传出联军准备派部队截断运往陕西的“粮道”以断绝流亡朝廷的供应的消息。在京城里眼观局势又起风波的李鸿章连续给朝廷打电报，请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帝国朝廷终于第三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人列入死刑，其余的“流放”和“斩监候”不等。联军方面对此的反应是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一番话：“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这是冲着慈禧去了。李鸿章赶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于是，帝国的朝廷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谕旨：

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页。）

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

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

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 “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 、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李鸿章眼前一阵眩晕。俄国公使一字一板地说：“如果中国听信各国的谗言，不敢和俄国立约，则东三省永远归俄国人所有。”

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盟友”俄国人说出来的话。南方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都主张将俄国人的野心公布于众，以加大各国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鸿章认为各国的干涉也同样是暗藏祸心。这时候，盛宣怀致信李鸿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国人斥骂的地步：“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他一直以为最该警惕的日本人。他为此专门会见了日本驻华 公使，问如果中国和俄国决裂，而俄国一意孤行的话，日本将持什么态度？日本公使眯着东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说不好！”李鸿章大怒，说日本人实在“奸猾可恶”。

接着从彼得堡的传来的消息就令李鸿章不仅仅是愤怒了，他可谓悲愤不已以至心中从此有了刻骨的仇恨：为了强迫杨儒在俄国人准备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一群红了眼的俄国官员把杨儒关押在俄国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再不签字，俄国就宣布“将满洲改做一个俄国的行省”。同时引诱说，只要签字，俄国就在彼得堡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让他享受一生。”杨儒不为所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对他说：“你签字之后如果中国有人加罪于你，俄国负责你的安全！”杨儒勃然变色：“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在我中国无立足之地！”杨儒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俄国官员，他们最后竟然把杨儒从楼上扔了下来，致使杨儒坠地严重受伤。

杨儒，字子通，汉军八旗正红旗人。1864年为四品衔兵部员外郎，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等职。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后出任驻奥地利、荷兰和俄国公使，同时晋升为户部左侍郎。他在国内为官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出任公使时“大义当前，威武不屈。”有《俄事记闻》、《杨儒变法条议》等著作留世。

堂堂一位中华帝国政府以国家名义派出的驻外使节，竟然被扔下楼去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列强可以借口自己公使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对中华帝国大举进攻，而杨儒被伤，帝国的朝廷上下竟然悄无声息，于是，刚刚经历了最深重灾难和屈辱的民众开始奋起抗争了。满目山河破碎的景象，帝国金顶红墙上的外国国旗，一片一片沃土的失去，还有那个为了帝国备受欺辱的使臣，帝国的民众终于在1901年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百姓不分南北纷纷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对俄签约。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介入而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于是被迫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罢”。

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抗争而迫使列强将野心“暂罢”的事例。杨儒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无论如何也不低头的帝国官员，他在受伤之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中他听到了俄国人妥协的消息，“不胜惊喜”。一年之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他的儿子因悲愤而自杀，和父亲相伴长眠于异国土地。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办了一辈子外交的李鸿章才明白中华帝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夷制夷”的梦想是多么的天真无知。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帝国已是多么的萎靡虚弱，而自己竟是多么的荒唐愚蠢。虽然距离他生命的结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光里，再也没有说过类似“感谢俄国”之类的话。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将所有的列强和蛮夷统统融在了他刻骨的憎恨之中。

4、“袜子们”的结局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拜访英、德公使之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

虽然庆亲王奕劻同样是“全权议和大臣”，而且以“亲王之尊”列在李鸿章之前，但是李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性格懦弱的庆亲王面对惟我独尊的李鸿章主动往后退缩。这个满族皇亲对汉大臣李鸿章居然公开地表示：“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本爵拱听指挥耳！”因此，“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鸿章之手。”

慈禧最担心的是被各国抛弃，从而失去对大清的统治权，而李鸿章恰恰在尽心竭力地极力维护慈禧，因此逃亡中的慈禧把李鸿章当做了惟一可靠的救命恩人，她在西安的黄尘烈风中天天盼望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慈禧的担惊受怕无形中加重了正在京城为她收拾残局的李鸿章的权势。

李鸿章躺在贤良寺里的病榻上，一边处理大量电文，一边就与各国尽快达成“议和大纲”反复磋商。他坚持联军的军事“讨伐”要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度，最后瓦德西接受了李鸿章提出的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越沧州、正定和河间以南的要求。李鸿章在病榻上还接见了上海“救济会”的代表，感谢他们北上救济皇城附近的难民。病中依旧繁忙的李鸿章居然还发过这样一个电报：他觉得来往电报每个字四角实在是太贵，以至每个月电报费就得过万，于是要求上海的盛宣怀以后不要原文转发张之洞等人的“空论长电”，如果真的有事，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张之洞的电报不来了，但他给李鸿章送来个大活人，这就是那个叫喊着“愿意为君王去死”的辜鸿铭。辜鸿铭一到达北京，就声称自己有让列强们低头的绝招，原来他曾经是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老师。李鸿章有一点兴奋但也有点不相信，于是专门宴请瓦德西，结果瓦德西刚一出现，就被辜鸿铭用一顿流利的德语当头臭骂道：“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有资格代表你们的光荣的恺撒！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更令李鸿章吃惊的是，瓦德西竟然一再向辜鸿铭鞠躬，一个劲儿地说：“请原谅，请原谅！”

辜鸿铭在帝国和民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故事。他对自己曾经是1901年与联军谈判的中方主要人物之一有过详细的回忆，尽管他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似乎是单枪匹马地拯救了一个帝国，但他的出现确实使那些沉重的日子多少带有了点喜剧色彩。根据他的回忆，他在德国留 学的时候，给他和他的德国房东每天送食品的水果贩子就是这个瓦德西。瓦德西那时候很悲伤也很快活。悲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正对“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官们”怀着满腔仇恨，而快活是因为他好像与房东太太有点温馨的暧昧关系。在房东太太的介绍和怂恿下， 瓦德西拜辜鸿铭为师，“学习德文、法文和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必辜先生在德国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所包含的东方哲理传授给了孤儿瓦德西。因此，1900年，对于成了中华帝国太上皇似的瓦德西，辜鸿铭就根本不必客气了。他质问瓦德西：“中国现在的处境，德国经历过没有？”瓦德西赶紧回答：“经历过。”他又问：“那时飞在德国上空的恶鹰是哪些国家？是拿破仑！是法国和奥国！现在，你要做的事是帮助中国驱除那些恶鹰！”瓦德西连说：“是，是！”辜鸿铭让瓦德西起誓。此一番情景用辜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我先带领庆亲王用中国话祷告上帝，然后又陪瓦德西用德国话祷告上帝。”

没有证据表明辜鸿铭老师的面子对1900年中华帝国与各国的谈判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辜鸿铭来到李鸿章身边之后，帝国利用瓦德西确实在挑动各国遏制俄国人对东三省的阴谋上起了一些作用。当对李鸿章表现得最殷勤的俄国人带头提出向中国索取七亿两银子的时候，各国就有了剧烈的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是俄国人企图“让中国精疲力竭，然后乘虚而入。”

李鸿章的突然病倒，使虽做拖延之状但实际急于谈成的联军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各国草拟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并邀请李鸿章去西班牙使馆“接受十一国公使的面呈”。但是，李鸿章实在爬不起来了，只好让庆亲王自己去。当庆亲王拿回十一国拟定的“议和大纲”之后，李鸿章深感各国开列的条件“极为苛刻”，特别是其结尾处的声明：“如果不答应以上条款，就没有各国撤军的希望。”“议和谈判”谈在李鸿章，“行在政府”，而政府此刻远在陕西西安，于是“屡传电谕授意辩驳”。

“议和大纲”共12款，要点是：

一、克林德被害一事，由中国钦派亲王赴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地树立“铭志之碑”；

二、严惩祸首，戕害凌辱洋人的城镇停止科举考试五年；

三、因日本书记官杉山被害，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以谢日本政府；

四、中国须在各国人民坟茔曾遭到亵渎之处建立碑碣；

五、军民货及制造军火的各种器料不准运入中国；

六、公平赔偿外国人身家财产损失；

七、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八、削平大沽炮台；

九、由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十、永远禁止军民人等加入仇视各国各会的团体；

十一、修改通商行船各约；

十二、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连慈禧身边那个一贯善于沉默的荣禄都感到害怕了：“将来中国财力兵力恐为彼族占尽，中国成一不能行动之大痨病鬼而后已！”而帝国的南方大员张之洞等人更为愤怒。张之洞力主不能在“大纲”上“画押”，同时，再次提出迁都。张之洞这次建议把帝国的都城迁移到洋人的大军舰开不进去只能行驶小轮船的长江上游去，地点是荆州——尽管官员们把张之洞的心思看得很明白，他是想把朝廷置于自己的辖区，取代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而成为疆臣之首，但是出于对洋人开列条件的一致愤恨，他们还是支持了张之洞的建议。

各国得知帝国南方大臣的态度后立即警觉起来，联合用武力威胁手段向李鸿章施加压力。已与各国磋商数月而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对“不明敌情”而“局外论事”的张之洞的“添乱”感到十分恼火。他认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就会立刻崩裂，结果只能是将帝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之中——各国在京城屯兵数万，随时有扩大战争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帝国的正常秩序无法恢复，逃亡中的朝廷的职能无法履行，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陷于停滞，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衰弱只能一天甚过一天。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现实的危困。坚持“全权大臣必须握有全权”的李鸿章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不到情急之时，李鸿章断不会如此挖苦讽刺张之洞。

深感列强犹如“虎狼群”的李鸿章这一下病得更严重了。国中就有人十分清楚李鸿章以所谓“全权大臣”的名义和各国所进行的“议和”，其实不过是帝国自欺欺人的一个名目而已，言：“可怜名为全权，于各国开议，其实彼族均自行商定，无所谓互议也。”

各国公使轮流来看望生病的李鸿章。日本公使最恭敬，始终点头哈腰。美国公使老是重复“祝贵大臣早日恢复”这句话。瓦德西建议让德国医生来为李鸿章诊治。只有英、法两国公使不客气，因为在对“议和大纲”的辩论中两国都做了让步，心里很不痛快，站在李鸿章的病床边恶狠狠地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要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叶名琛的覆辙，自取灭亡！”据说，英、法公使走了之后，李鸿章“放声大哭”，辜鸿铭劝了半天。

庆亲王给荣禄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详细分析了大纲的12款，除了表示在保全载漪和载澜这两个“懿亲”——与慈禧有亲戚关系的人——的性命上不能让步外，其余的似乎可以接受。比如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中国可以从条约之外的国家进口，况且“洋商惟利是图，暗中运售，亦无从查禁。”再如拆除炮台一款，既然洋人要在那里驻军，帝国即使“坚台巨炮巍然矗立，亦属徒具外表”——这显然都是李鸿章的观点。

在京城里的病榻上还在和洋人周旋的李鸿章没有想到，慈禧看了十一国的“议和大纲”后“惊喜万分”，因为各国开列了那么多条款，没有一条涉及她，也就是说，各国最终没有把她列入“祸首”，并且没有让她交出权力的意思，于是立即表示：“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并给李鸿章回电：“所有十二款，应即照允。”

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中华帝国政府在“议和大纲”上签字。

但是，辜鸿铭觉得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特别是允许洋人在帝国土地上驻军一事值得商榷，不应该这样匆匆签字。为此他立即翻了脸，说李鸿章仅仅为了保全载漪一伙的性命，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都肯签字。李鸿章说：“你的意思是说我是秦桧了？”辜鸿铭说：“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然后拂袖而去。

李鸿章吐血了。

这是这位积劳病深的大清重臣第一次出现这个症状，家人下属慌成一团。

知道自己时日已经不多的李鸿章想快一些把谈判结束。

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将是各国的军队撤出京城和朝廷回京。

李鸿章无论如何也想看到这一天。

但是，在朝廷准许“议和大纲”之后，联军却没有丝毫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偿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祸首”的惩办。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的精力。尽管他万分憎恨把帝国推入深渊的端郡王一伙，但对皇室始终有一片忠心的他还是要极力保护皇亲国戚的尊严，他不能想像帝国皇家成员被绑到菜市口在洋人的监督下砍去脑袋的情形。他除了答应各国提出的要给在帝国最混乱的时候被朝廷正法了的袁昶、徐用仪、许景澄、联元和立山等大臣“开复原官”之外，最终还是顶住了各国反复要求把端郡王等皇亲“正法”的压力。无论如何，满清帝国是李鸿章这个身为帝国大员的汉人的精神寄托，他愿意用尽生命最后的气力来保持他为大清帝国为官一生的“名誉”。

1900年2月5日，拖着病身的李鸿章再次就惩办问题与各国协商。这次协商似乎令联军的立场有所松动。会后，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给美国国务卿米尔顿写信，就惩办问题谈判的过程和结果作了详细汇报，信中真实描述了协商时各国的步步紧逼和中方的极力斡旋的情形：

阁下：

我荣幸地向您报告，各国代表与中国全权大臣于本月5日共同开会，旨在使他们有机会听取我们在要求中提出的惩罚问题。

为了使大家都同意，我们准备了一份说明每一个案件的简要控诉书，由外交团团长宣读。我随函附寄控诉书的抄本一份。因此次会议只限于口头上的会谈，所以控诉书不交给中国全权大臣。

他们说：对端郡王和辅国公不可能执行死刑，但他们同意将他们永远流放到新疆。将令庄亲王自尽；毓贤将正法；董福祥将军业已贬职，以后将再从严惩处，他在甘肃很有声望，操之过急，会在人民中引起骚乱，等等。

至于其他人，他们坚持这些人的罪行不那么严重，或者不如上述诸人已有充分的证据，因此应给予较轻的惩处。我们的回答是：即使是其中罪行最轻的人也应判处死刑。因为死刑是能够给予的最严厉的惩罚。我们要求全部处决。他们断言要朝廷接受我们的要求非常困难，还会使他们处于尴尬的境地，请求各国公使不要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困难。他们对我们指出的人所犯的主要罪行和应负责任毫不迟疑地予以承认，也不为中国政府掩饰它应负的责任。

我们添上了总理衙门大臣、礼部尚书启秀和前刑部左侍郎徐承煜的名字，其理由已在控诉书中陈述。此二人现由日军军队拘禁在城内。

这个全权大臣和有些公使之间进行了许多杂乱无章的谈话，既无重要意义，也没有什么成效。尽管如此，我们全都有此印象，他们会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

同日下午，各国公使聚会。经长时间的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我们将不再对中国让步。最后全体通过了必须惩办的人员名单及其应受的惩罚，照会这个全权大臣，随函附寄这个照会的抄本。

英国公使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的附和下，一致坚持要求将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处以死刑。但最后他同意，如果以某种方式将他们判处死刑记录在案，然后再立即赦免，他也赞成。一个适合这样的惩处并相信能为朝廷接受的中国式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于是就照此方式提出要求。如您将在附寄的照会中看到的，措辞如下：

“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判处斩监候，如在判决后皇帝即愿意开恩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把他们流放到新疆，终身监禁，以后不得再对他们施恩减刑。”

我们还将开列另一份名单，要求惩办那些对屠杀或虐待教士曾经附和或直接负责的地方官吏。

康格

（1901年2月7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页。）

“惩办”问题似乎有了结果，接着就是赔偿问题。各国都想乘机加大对中华帝国的勒索以发一笔横财，在争吵中形成两个阵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等国漫天要价，而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英、美等国怕由此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则主张将要求赔偿的数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意再为帝国的几两银子低三下四了，他已经吐血吐到了“濒危”的地步。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庆亲王也没有出面，全部由下级官吏去和各国讨价还价。

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赔款总额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和常关收入作担保抵押。

帝国主义们之所以提出的“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并不是根据各国实际的损失统计，而是根据当时中华帝国约为“四亿五千万”的全国人口数提出的。列强们说：“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朝廷给李鸿章电报：“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李鸿章再一次吐血。他无力地躺在病榻上，盼望着能够听见联军撤军开拔的消息，盼望着看见他的老太后硬朗朗地乘着金銮大轿回到京城，盼望着他还能够像平日里一样跪在储秀宫外的台阶上向里面大声地问一声“吉祥”。

李鸿章看见的是窗外纷飞的漫天大雪，听见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

1901年的春节来临了。

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劫难，只要一息尚存，百年来的春节就还要按规矩过。除了在一年的惊慌和劳作后能够找借口歇息放纵几日外，更重要的是春节是中国百姓心中的那些神仙活动频繁的日子，中国人为了自己明天的命运着想，也得在春节里腾出空儿来为繁忙的诸位神仙迎来送往。财神、喜神、灶神、神农、尧舜和观音菩萨，都在祭祀之列。再穷苦的人家只要有间茅屋，就要扫房，以把上一年所有的晦气都扫除干净。无论是朱漆大门还是破败的柴扉都要贴上对联。汉人贴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和“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满人贴的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晚上，豪富显宦巨大的府邸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平常人家的小屋内也是炉火幽红幸福洋溢。饺子熟了，合家一起簇拥着年纪最大的长辈围坐，只有淘气的孩子还要往外跑去放鞭炮，劈劈啪啪的声音如同枪炮之声。鞭炮之声逐渐稀落之后，打起灯笼的孩子们在铺满院子的芝麻秆上欢乐地嬉戏，踩出一片沙沙声，中国人管这叫做“踩岁”。在驻满洋兵的京城里，满城是中国孩子们弄出的这种奇妙的“沙沙”之声，洋人们有些紧张，因为不久以前搞不清从哪儿冒出的义和团农民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袭击过他们。当他们醒悟之后，顿时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恐惧。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群具有不可思议的勇气以至可以完全忽略自己危险处境的人；要不然就是中国人对洋人蔑视已经到达了一种近在咫尺而视而不见的境界。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黎明来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中国人互相道喜的声音，没人追究自己的“喜”从何而来以及“喜”的是什么。在相互的祝贺之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陡然萌生了一种对明天的日子的信心-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悟出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意义。

而同样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帝国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正月初三，逃亡西安的帝国朝廷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

列在惩办名单第一位的是毓贤。此刻的毓贤已经被革职，正行进在流放新疆的路上。毓 贤到达兰州的时候，朝廷的谕旨到了，新的裁定是“就地正法”。前往执行的是钦差大臣何福坤和甘肃总督李廷箫。决定对毓贤执行死刑的消息随即在兰州扩散开来，数千绅民聚集在一起为毓贤“请命”，何福坤和李廷箫不要说执行“正法”，他们连毓贤的人影都见不到了。可是，耽误圣旨同样是犯罪，他们彷徨一夜，想出一个办法。第二天，他们在一个寺院里摆酒席宴请毓贤，打算于交杯换盏之中伺机下手。毓贤盛装出席，酒过三巡时，毓贤突然大喊一声：“动手！”只见刀光一闪，鲜血喷射，毓贤的人头落地。杀毓贤的是一个武官，李廷箫根本不认识。正惊魂未定，这个武官自杀于酒宴之上。原来，毓贤知道自己必死，不死就可能要连累那些为他打抱不平的百姓，于是当晚向80岁的老母磕头辞别，并让仆人去劝说民众“不得抗旨”，然后自己为自己写了两幅挽联。

其一：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难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坐堪悲九旬老母，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坐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李问渔：《拳祸记》（上）。）

最后，他把最亲近的武官叫来，命令他今晚把刀磨锋利。

李廷箫，曾在毓贤当山西巡抚时任山西藩司，是执行毓贤杀洋人的指令最坚决的官员。毓贤死后，他埋葬了毓贤、毓贤的已经自尽的小妾和武官三人，回到寓所写了一份报告毓贤已死的奏折，吩咐人快马送至西安。然后他紧闭房门，服毒自杀。

和毓贤比起来，赵舒翘死刑的执行过程艰难了许多，令人感到一个强壮的生命在不愿意死亡的时候，抵抗力会有多么的顽强。即使按照联军的定罪条件，赵舒翘也不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他在1900年的夏天并没有纵容义和团杀洋人的具体行为。因此，在西安的赵舒翘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死。当他接到被定为“斩监候”的圣旨随后被押往西安衙门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悲伤，他认为这是朝廷向洋人做出的样子，等洋人们不再穷追不舍了，他就会被释放的。在关押期间他神态自如，在家眷们的侍候下，和在家里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要定他“斩立决”的传闻。他坚决不相信。他知道慈禧太后必会为他说话。而整个西安城更是群情激愤，绅民们联合到军机处喊冤，并且写下“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的呈禀。军机大臣们马上晋见慈禧商量办法，但是“自六时至十一时仍不能决”，因为没有人敢提出去与洋人们再次交涉申辩。“西安乃赵之本乡”，这时，西安城鼓楼附近聚集的人已经达到数万之多，“齐呼如赵就刑，必抢法场”。最后，朝廷决定“开恩”，由“斩立决”改为“赐赵舒翘自尽”。圣旨由岑春煊向赵舒翘宣读。军机大臣们想在最后时刻挽救赵舒翘的性命，急忙再次求见慈禧，于是负责监督死亡的岑春煊就和赵舒翘一起就坐在关押他的屋子里等。赵舒翘坚信肯定会有另外一个赦免他不死的圣旨来到，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是他交情不浅的朋友。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人一拨接一拨，但是很快就都回来了，带回来的都是不可能赦免的消息。没有人敢把必死无疑的消息告诉赵舒翘，都说还是没有什么消息。赵舒翘一会儿情绪焦急地问又有什么消息没有，一会儿乐观地诉说自己不该死的原因，一会儿又命令人再去打探，一直折腾了六个小时之久。其实谁都看见了，所有打探消息的人现在全都在门口蹲着不敢进来。直到时间已到中午，因为圣旨上有他死亡的时限，这些人商量好一起进来报告，赵舒翘愣了半天，就是不敢相信。他不断地问：“有圣旨到么？”最后他的夫人轻声说：“不会有圣旨了，咱们一起死吧。”然后拿出一包金子。绝望的赵舒翘犹豫很久，才含泪在岑春煊的监视下把金子咽了下去。在等待死亡时刻到来的过程中，这位大清帝国的忠臣竟然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中，他对人大谈自己死后应该如何料理后事，放声痛哭地诉说自己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的留恋。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开始的时候岑春煊怕出意外禁止亲友探望，但是他最终阻挡不住，只有盼着赵舒翘快死。但是，三个小时过去了，赵舒翘没有任何即将死亡的迹象，连肚子疼的现象都没有发生。有人怀疑金子是假的。这时候，屋里的一声惨叫证明了金子的货真价实，赵舒翘夫人吞金之后开始发作了，惨叫声持续很久，然后是“扑通”一声，接着监房里寂静下来。岑春煊看时辰不早了，耽误了圣旨规定的死亡时间就是抗旨之罪，他也要受连累，于是递给赵舒翘一缸鸦片烟，让他喝下去。但是，喝了鸦片的赵舒翘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不停地喝凉水。尽管他脸都肿了，痛苦地张牙舞爪，但到了下午依旧没死，而朝廷命岑春煊“下午五时复旨”。岑春煊命令家人找来砒霜，心急火燎地灌进了赵舒翘的嘴里。这回赵舒翘倒下了，他满地翻滚，呼喊不止，说他感到很难过。又过了两个小时，距离朝廷要求复旨的时间已剩不多，赵舒翘还是没有咽气。岑春煊的随行人员出了个主意：把厚纸蘸上烧酒，将赵舒翘的嘴和鼻子封住。大家一起动手，一共封了五次，每次都认为必定是死了，但赵舒翘就是还有气息。折磨一直持续到正月初四凌晨，赵舒翘死了。

无法理解赵舒翘为什么不选择能够迅速致死的方法结束生命而甘愿受这般煎熬。惟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即使在彻底闭上眼睛的最后时刻，赵舒翘的脑海中依旧期待着他所尽忠的朝廷赦免他的圣旨的到达。为此他可以忍受非人所能忍受的一切，直至气绝。

和赵舒翘比起来，英年的服毒自尽简单而迅速：“天明，下人见彼卧于地上，满面污泥，已半死矣。盖彼吞泥，喉哽气闭。”（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6页。）

而庄王载勋写完遗书之后开始大骂：“要的是死，我早知道。他们不得我死，不能甘心。恐怕我们的老佛爷，也不能长久。”正骂得起劲，监斩官员喊：“请王爷升天！”他叹了一口气，把绳索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差役踢翻了他脚下的板凳。他“临死前对其子曰：‘你须记得，以后尽力做事，报效国家，是汝的本分，不要忘了。无论怎样，只要与国与家有益，总不要叫洋人占夺祖宗留遗的锦绣江山。’” 史书记载：“庄王盖太祖之裔也。”

启秀和徐承煜是在京城菜市口被砍头的。在被日军关押期间，这两个人差点逃跑成功。启秀的母亲病逝，他向日军“请假”回家办理后事，徐承煜也乘机说自己也要埋葬父亲，日军准许他们回家了。两个人刚出大牢的门便密谋逃往西安，但还没有行动就被日军抓回来了。正月初五，日军为他们准备了一桌酒席，在酒席上宣布了朝廷将他们两个人“就地正法”的谕旨。启秀表现冷静，说：“既然如此，是太后的旨意，而不是洋人的意思，我死而无怨。”但徐承煜却魂飞魄散，大喊冤枉，然后就是疯狂地大骂，从朝廷一直骂到眼前的日本人。第二天，刑部派人来提他们，日军因为他们是帝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上绑，并特地为他们准备了绿呢大轿。两人被送至刑部大堂上，启秀与妻子诀别。徐承煜已经精神恍惚，眼前的刑部大堂不久前还是他发号施令的地方，包括袁昶等帝国高级官员都是在这里被他宣布判处以死刑的，没想到现在自己也跪在这里成了死刑犯。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换乘骡车押往刑场时，沿街观者“如堵”。启秀神色从容地走下车，对身边的人说：“忠告各位，后代们千万不要做官。朝廷畏祸，不能保护出力的人。就是做了官，也不要出力气，做事惹了祸最终是要自己承担的。”然后引颈就刀。徐承煜被人从车上拖了下来，因为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几个月前还在这个地方当监斩官的他与袁昶对骂的情形仿佛就是昨日。最后时刻，徐承煜在地上翻滚挣扎，“不肯就刃。”

在被“惩办”的帝国官员名单中，以董福祥最为奇特。他是在北京攻打使馆时人人皆知的指挥者，按照各国提出的“惩办”条件，第一个应该处死的便是他，绝无逃脱的可能。但是，联军攻入京城之后，他带领甘军“大掠西归”，回到了西北自己的地盘上。这一下就如同龙归大海虎入深山，不要说朝廷，就是洋人也不敢向他下手——“虑激回变，不敢戮之。”董福祥在甘肃给荣禄写过一封信，除陈述自己的报效朝廷之心外，着重说明他的一切行为全部是在荣禄的指挥下做的——“以公驱策，敢不承命。”意思是说他和荣禄的命运应该捆在一起——“戮力攘夷，祸福同之。”最后，他威胁说：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夫祥之于公，力不可谓不尽矣。公行非常之事，祥犯义以从之。公抚拳民，祥因而用之。公欲攻使馆，祥弥月血战，今独归罪于祥。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多有议公反复者。祥惟知报国，已拼一死，而将士愤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罗敦融：《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版，第214页。）

可以想见荣禄读了这封信之后惊慌失措的神情。董福祥不但把自己的所有行为全部归结于荣禄的授意和指挥，而且还扬言说如果要治他的罪的话，他肯定“揭发”他并且起来造反。荣禄害怕的是两个局面：一、如果这封信落到洋人手里，自己不知是否还会如此逍遥；二、如果西部的回族大规模造反，东是洋人占京城，西是回族要灭清，自己必定死无葬身之地了。

“荣禄急忙送给董福祥五十五万两银子，董福祥就不再言语了。”（柴萼：《梵天庐丛录》。）——没有更多的证据表明荣禄曾经用银子封住董福祥的嘴，在野史资料中仅此一句。但是，从洋人们那里传来的《景善日记》却是白纸黑字。作为京城皇家军队的最高指挥官，荣禄竟然没有进入各国的“惩办”名单，除了怀疑那个充满了为荣禄解脱责任评功摆好内容的《景善日记》的真实性之外，至今还是一个谜团——被称为帝国官场上“最狡诈”的荣禄和这个帝国光怪陆离的政治内幕一样深不可测。

董福祥一直安然无恙，最后老死在西部家乡。

被判流放的辅国公载澜到了新疆，依旧过的是王公的日子。而端郡王载漪在慈禧的暗中庇护下，连新疆都没去，仅仅走到内蒙古他丈人家就不走了。他住在内蒙古王公的大庄园中，舒适程度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还在西北地区到处游玩，所到之处，各地官员无不极力奉承，送上大量的银子。他的良好感觉来自他的一个顽固的梦想：他的儿子还是皇储，并且洋人并没有给他儿子定什么罪，等儿子当上皇帝之后，他就可以回京城里的紫禁城享受太上皇的日子了。

载漪一直活过了大清帝国灭亡，民国的时候他又受到西北军阀的格外照顾，每月奉送大洋数千。他曾经回过京城一次，名义是治病。当他挂着皇家旗帜的车队浩浩荡荡地走过数千里路程进入京城之后，满城欢呼“杀洋人的王爷回来了”，想一睹他风采的百姓塞了个满街满巷，连洋人们也跟着跑出来看热闹。

至于给袁昶等人平反，朝廷的谕旨措辞艰难：

本年五月间拳匪倡乱，势日鸱张。朝廷以剿抚两难， 迭次召见臣工，以斯折衷一是。乃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两可。而首祸诸臣遂乘机诬陷，文章参劾，以致身罹重辟。惟念徐用仪等宣力有年，平日办理交涉事件，亦能和衷，尚著劳绩，应即加徐用仪、立山、许景澄、联元、袁昶均著开复原官。（荣禄致许应骙书： 《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4页。）

如果把袁昶等人计算在内，自1900年的酷夏到1901年的隆冬，半年时间里，大清帝国把自己的大半数政府官员都杀死了。

那些死了的帝国官员们的阴魂永久不散。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在临死的时候能够说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死。帝国的官员自从做官的那一天起，就有突然死亡的思想准备，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毕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但是这一次不同。如果是洋人让他们死，他们还可以以“为国殉节”自居，但是朝廷颁布的圣旨称他们是“酿成奇祸”的“祸首”，这使对朝廷尽忠效力的他们死不瞑目。

有人把大清帝国这种自己“惩办”自己的行为称之为“臭袜子政治”——袜子一旦脱下来就得扔得远远的，免得臭气熏着自己或脏物沾在自己身上。

这个比喻倒也形象。

但是，人们总是忘记这样一个道理：袜子有什么过错？臭的不是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