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雪後城頭草色新

一場持續數天的大風雪在一個清晨驟然停止了。潔白的積雪鋪展在紫禁城的琉璃瓦頂上，鋪展在皇城外的胡同院落里，使整個京城顯得安詳而靜謐。大雪遮蓋了煙熏火燎的王府廢墟，遮蓋了一座座城牆上殘留的血跡，遮蓋了官員上朝的紛亂的馬蹄印和車夫們拉的洋車的車轍。當太陽露出半個凍得通紅的臉時，帝國的都城仍毛絨絨地躺在北方的原野之上，落滿天地間的白雪令它猶如沉入夢境。

突然，仿佛天邊傳來的一聲歌唱——這是一個女子溫存細弱的聲音，嬌嗔着、顫抖着、繚繞着，然後一下子清亮起來，於是，整個京城瞬間被驚醒了。

漫天的風雪一停，戲班子首演的戲為“開箱戲”。今天京城裡的開箱子戲是一部家喻戶曉的經典劇目，名叫《玉堂春》。《玉堂春》說的是妓女蘇三和吏部尚書之子王金龍相識相愛，兩人共誓白頭偕老。可王金龍因為銀子花光了被妓院趕了出來，蘇三被迫賣身於一個富商為妾。富商之妻因與他人私通而毒死了丈夫，反誣陷是蘇三殺人，於是蘇三被官府問成死罪。案子從洪洞上到太原衙門覆審，審問者竟然是當了八府巡按的王金龍。王金龍既念舊情不能自持，又顧身份不敢相認，最後經過戲劇性的思想道德交鋒，王金龍從中斡旋會審， 蘇三被判無罪，有情人得以團聚。《玉堂春》全戲一折又一折，不是一天一夜能演完的，而其中最熟悉的一句唱詞是：“蘇三離了洪洞縣，將身來到大街前。”哪怕是在與洪洞縣相隔千里的京城金魚胡同里，老人也可能在一大早起來之後，一邊餵着籠子裡的鳥一邊哼上一句關於蘇三的事。

名劇名角惹得京城人趨之若鶩，神魂顛倒。戲園子門口人山人海，日場夜場場場爆滿。騾車塞滿了積着白雪的街道，僕人們滿頭大汗地為官吏和他們的家眷擠出一條入場的通道。儘管夜場一加再加，但還是把大量的觀眾擋在了戲園子的外面。沒有買到戲票的和沒有錢買戲票的各色人等久久地流連在戲園子周圍，他們在凜冽的寒氣里聚集在一起，激烈地為女主角跪唱時甩長發的身段、老解差白鼻梁的扮相和“蘇三離了洪洞縣”唱段尾音的味道而爭論不休。同時，他們巴望着能夠等到散戲的時候看上一眼名角的風采。突然，空中傳來蘇三那淒清委婉的唱腔，人們都不由地愣住了。循着聲音奔過去，原來戲園子的棉門帘高高地挑開了，這是戲班子的班主和戲園子的掌柜對前來捧場的各位的照顧，關鍵唱段的時候讓大夥都能聽見，都能大聲地喊一聲“好”。於是，街道上迅速地安靜下來，只聽得那細如游絲般的歌唱嗡嗡嚶嚶地飄蕩而來，這聲音牽扯着每一個人的心，使他們都站在雪地上屏住了氣息：洋車夫、飯鋪夥計、綢布店的掌柜、乞丐、教會學堂的學生、官府衙役、托着鼻煙壺的旗人少爺、跑買賣的外省人、趕了幾個飯局騎在駱駝背上打着飽嗝的官吏和恰巧出來給主人買夜宵的老媽子，京城裡的人都在節奏鮮明的鼓板中漸漸地瞪大了眼睛，這是整個世界都停止了運轉的寂靜的時刻。然後，突然，仿佛是洪水終於衝破了堤岸，京城響起了山呼海嘯般的一聲喊：“好——”

沒有人會拒絕承認這個龐大帝國的無與倫比的生命力：北方莊稼的長勢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茁壯，覆蓋着原始森林的黑土地的空隙中是向日葵和高粱的海洋。大量的日本貨船在軍艦的保護下在海港卸貨，日本製造的木工工具、洋鐵桶、獵槍和玳瑁梳子十分暢銷。凍土解凍之前通往關內的大道上，由數百輛四套馬車組成的車隊一隊銜接一隊，它們正日夜不停地向關內運送東北的土產，沿途的車馬店裡住滿了大碗喝酒的樂觀豪爽的趕車人，他們在微醺時刻講述的關於深山裡的神靈、臀部和胸脯都豐滿無比的女人以及俄國毛子生吃袍子肉的故事，成為帝國北方永遠的傳奇。在帝國的南方，廣州碼頭仍然是最繁忙的貿易碼頭，無數貨船擁擠在骯髒的珠江水面上。搬運的苦力、洋人包辦、中方買辦以及夾雜在貨船之中的各式各樣的花艇上的花枝招展的妓女，一切都使這個潮濕多雨的城市永遠散發出一種類似熟透了的榴蓮的氣味。在另一個大城市上海，穿着乾淨體面的洋人隔着玻璃窗看着碼頭上剛到的貨輪卸下，然後再去掛着一層疊着一層的豪華吊燈的大廳里傾聽着世界上最美妙的音樂。那隻掛在股票交易大廳中央的亮晶晶的小銅鐘果然叮叮地響起來，一個新的交易標準誕生了。而此刻，帝國古老的北京城慵懶地躺在春天和煦的日光下，城牆上被炸彈炸出的缺口和洋人們為了把鐵路鋪設到使館區而扒開的城牆豁口讓帝國古老的城牆顯出一種怪異的模樣。但是，京城人並不理會這些，它們隨後就成了鄉民、市民以及販運私酒的販子出入北京城的便捷通道。前門城樓已經湊齊了銀兩開始重修，每天都有不少洋人前往圍觀，他們對中國工匠竟然不用一顆鐵釘而把腳手架搭上雲霄感到萬分驚奇。被燒毀的市場很快就被臨時的零售席棚覆蓋了，琉璃廠上的珍奇古玩格外的繁多，不少是“宮裡出來的玩意兒”。花市大街除了從城西南花鄉運來的大量鮮花應市之外，手工的絨花今年也格外好銷，因為京城開始流行女人頭上戴紅絨花，無論府邸里的大太太少奶奶還是來自三河縣的老媽子都講究在鬢上插一朵。未出閣的姑娘們則在旗袍的斜襟上掛上一串，走起路來身子一扭一扭，花串一擺一擺的。南城先農壇一帶的民房燒光了，正好亮出了場子，唱大鼓的、說相聲的、變戲法的、耍流星的、賣膏藥的和拉洋片的，集中在一起獻藝，惹得那片廢墟之上終日人聲鼎沸。

1901年，新世紀開始的一年。

這一年，剛剛製造出四輪汽車的美國青年福特給他的弟弟寫信，興奮地描述他的新款汽車的誕生將會給他帶來的財富：“誰不想賺大錢？我就是最瘋狂的一個。”

這一年，第一束無線電“摩爾斯電碼”從英國柯尼什奧海岸傳送到2000公里之外的紐芬蘭島。

這一年，一個叫做澳大利亞的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誕生了。

這一年，一架由萊特兄弟設計的機動引擎式飛機升空。

這一年，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病逝。美國麥金利總統被刺。英國新國王愛德華七世的加冕頭銜上多了個“海外自治領土的國王”的新名詞。諾貝爾獎金開始頒發。畫家畢加索的創作正進入“藍色時期”。作家托馬斯·曼出版了《巴登·布魯克一家》。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日交易 額首次突破200萬股。摩根組建資產為10億美元的巨型鋼鐵公司。印度因為人口過剩導致的饑荒奪去了120萬人的生命。巴黎新電氣鐵路舉行通車典禮。意大利政府下令“教堂不得用於非宗教活動”。美國白宮前因種族騷亂死亡34人。非洲連接蒙巴薩和維多利亞湖的烏干達鐵路建成通車。挪威婦女首次參加地方選舉。

這一年是世界物理學出現奇蹟的一年。隨着貝克勒發現放射性，居里夫人斷定放射性原子是 穩定的，並且存在周期性的衰變現象。湯姆森爵士發現陰極射線是由帶負電的、超微觀的微粒組成，他把這些微粒稱之為“粒子”——這個發現導致了近代科學上的“第四次革命”，世界開始進入原子物理學這個嶄新的領域。

這一年位於世界東方的這個古老而遼闊的國家雖然剛剛遭遇了巨大的不幸，但相對於它生長了幾千年的壯碩肌體而言也就是被蚊蠅叮了幾下。國家不幸詩家幸——帝國的文人在紛亂的世道里奮不顧身地創作着。一個叫做李伯元的江蘇人因為“屢試不第”而憤怒，因為憤怒而開始了一本叫做《官場現形記》的小說的寫作，他的憤怒使他無意中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的名人。而另外一個中國文人卻在這一年裡不怎麼走運，他叫劉鶚。他一邊寫一部叫做《老殘遊記》的小說，一邊倒騰生意，他的生意是把從俄軍那裡低價購買的太倉糧加價賣給北京市民。他的小說剛寫了個開頭，就以“私售倉粟”的罪名被判流放新疆，並且竟這樣死在了流放地。他的小說的序言以“哭泣的人生”而語驚四座，想必他當時是哭着離開京城的，其實“私售倉粟”首犯不是他而是俄軍官兵。

京城裡的大街上突然出現了西裝鋪子，縫製西裝的是地道的中國師傅，歐式的肥大窄領的、美洲緊身寬領的以及古典燕尾服都做得挺地道，從洋兵到公使都來定做，因此生意比做長袍馬褂時還興隆。東安市場的一角有了間西餐館，奶油布丁和咖喱澆飯味道還真像那麼一回事，前者洋人太太們喜歡，後者是給英屬印度巡捕準備的。竟然有個中國人也穿着洋服上了街！這不是個正常的中國人，是個“長人”——“高得出奇”。此人姓詹名五。《申報》載：“詹長人冠履衣裳居然西式……華人誤以為外國長人至，如蜂之擁群。巡警呵斥分開一路 ，華人仍如山立，伸頸仰觀，驚曰：‘什麼洋人，這不是書墨店裡賣墨的那個詹長子嗎？’”老熟人見面就問：“看了洋人耍猴了嗎？”可別說沒看，不然顯着土氣。外國馬戲真是邪門，大姑娘差點就什麼都沒穿了，硬把腦袋伸進獅子的嘴裡。還有外國戲。“往觀者攜小扶老，道路間頗形熱鬧。”一個巨大的布帳篷，門口洋人把着，給錢進門。可進去一看，哪像戲園子？——“入見燈彩燦然，觀者環坐，各鋪錦褥座凡三層，集高下定值。上客得飲酒以器，座即滿，既有以西人登場，手執火槍，一舉而聲發霹靂，突然燈光萬點，照耀如晝。”（《晚清遺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8頁。）這叫戲？連鑼鼓傢伙都沒有，票還賣得俏，你說這不邪了門了？還有，茶館裡添了影子戲，機器往大塊白布上一照，人就在布上活動起來，吃飯，玩球，抽煙，真人真事，就是全是洋人，新鮮倒是新鮮，可大白天的要把窗戶捂上，悶得慌！年離着還早呢，有人就嚷嚷着過節了，一打聽，說是“聖誕節”，還是洋人的東西。老人們說：中國人幹嗎過鬼子的節，不是賤嗎？去年鬧鬼子那會兒鬼子堵着門翻箱倒櫃，兩句話沒說明白就開槍，那時候沒聽說誰嚷嚷着要過什麼蛋節！

後來，剛從西安回來的朝廷也變了個人似的。太后有了輛汽車，德國人送的，叫“奔馳”，太后坐着說挺舒坦的，比騾車穩當。太后不讓那個叫孫家富的開車奴才坐着開，可跪着他又不會開，他怕擔上抗旨不尊的罪，跑了。老佛爺還迷上了照相，成天扮上菩薩王母什麼的，乘船在海子裡照，照完了讓內務府把相片用金框子框起來，送給外國公使，上面的簽名是：大清國當今聖母皇太后萬歲萬歲萬萬歲。

1901年是中華帝國的麻雀年。麻雀，麻將也。麻將何時何地起源，考證紛紜，莫衷一是，但是中國人之發明恐怕無人懷疑。麻將作為賭博工具之一而流行於帝國南方——“庚子之後，南風北漸，王公大臣熱衷此道，官不能禁，麻雀之風遂靡京師。”《近代稗海》云：“當其盛時，上自宮廷閥閱，下至肩輿負販之流，罔不樂從。凡舟車狹巷，輒聞錚錚然聲相答也。慶弔事余，暇必為之，而狹斜胡同曲院中，無晝夜沉溺於此。”（《十葉野聞》，《近代稗海》第十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頁。）上至內廷，下至外府，再擴及全民，無日無夜不麻雀。為何國遭塗炭之後，麻將如此盛行？《大公報》刊出一個帝國小官吏的文章：

仆以庚子（1900年）第二年，自西安罷役歸， 始學得麻雀之戲。其始不過藉遣愁懷，聊消長晝已耳。迨叉摸日久，妙趣橫生，興味濃深，變化莫測，洵有超然萬有飄飄欲仙之樂。夫麻雀之為物也，提神旺氣有如鴉片，排愁遣悶遠過酒漿，公餘則消案牘之勞，宴會且聯賓主之雅，謀缺者藉以獲聯絡之索，冶遊者可以買娼鴇之歡。勝固欣然，敗亦可喜，不意人世間竟有如斯快事也！（《大公報》1908年8月6日《亡國奴戲》。）

原來麻將可以消愁、待客、買官和為嫖妓助興。

那些跟着朝廷逃難餓瘦了一圈的嬪妃、太監們回到帝宮裡玩得最凶。都是賭。王府里數慶親王的夫人賭得有名氣。她陪慈禧玩，每次帶1萬兩銀子，每次都輸乾淨，如果不夠，隨時“遣人至家續取”。哪一次輸得不夠數，慶親王就罵她不會辦事。

1901年是中華帝國的彩票年。庚子事變使帝國的北方遭受巨大損失，為此帝國成立了“順直善後賑捐總局。”該局貼出公告曰，為救濟帝國的北方決定在帝國的南方發售彩票：

順直居民慘遭兵燹，流離瑣尾，亟待賑需。該公司設立此項彩票，係為推廣順直賑起見，與江南廣濟公司彩票是同一律。既經奏准，自應一體行銷，以裕賑款。 如有私造偽票影射等情，准該商隨時稟究，決不寬貸，各宜稟遵，切切特示。（《中 外日報》1901年5月19日《奏辦順直振（賑）彩票普濟總公司謹登》。）

當時，帝國北方交易使用銀子，而南方已經使用銀圓了。“順直義賑彩票”首發1萬張，每張售價3元，頭彩8000元，4月28日售票，6月1日開彩。此消息一經傳出，帝國整個南方到處掀起了發行彩票的熱潮。各省督撫馬上發現這是一個無需任何投資而來錢最快的好主意。時任山西當巡撫的岑春煊立即宣布自己也要搞彩票，用於“山西賑災”。安徽巡撫王之春宣布安徽也要發行彩票。1901年，帝國20個省共發行了二百多種彩票，名目更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最奇特的恐怕是妓女界辦的彩票了，誰中了頭彩可以把最漂亮的妓女娶回家去，如果妓女本人中了頭彩可以“贖身從良”。雖然有人指責彩票的發行無非是打着賑災的名義而“奸商牟利”，但是此風一開便勢不可擋。頭彩金額從8000元一直上漲到5萬元之巨，帝國無論官吏、紳士、平民、知識分子統統陷入了“一夜巨富”的瘋狂夢幻之中。當時報載：“大街小巷，招牌林立者，售彩票處也。兒童走卒，里談偶語者，買彩票之事也。”（《中外日報》1903年8月29日《論彩票大有害於實業》。）“開彩之日，眾人心怦怦而突動，意搖搖而不安。一無所獲者蹙 然神傷，惶惶然如喪家之犬，偶中大獎者，貧兒暴富，揮霍於花天酒地之中。”（《大公報》1906年7月22～23日《論速宜停止彩票》。）但是，剛剛知道彩票是個什麼東西的人，很快就明白了這是一個陷阱，因為彩票的發行全部是“官票”——一律由官吏們控制。在中國，什麼事只要衙門一摻和，准沒百姓的好果子吃，結果瘋狂一時的百姓都不買了，於是出現了只有帝國才有的“攤派”方式：張之洞手裡有每票面值2000文的彩票3000張，於是令每個知府必須買500張。知府拿了彩票，令每個縣必須買50張。知縣拿着彩票挨家挨戶地賣，哪一戶不買都不行。一個商人被攤到兩張，他只願意買一張，結果被抓到知府里，知府判決如下：買兩張，再罰兩張。《中外日報》報道：“方今百姓既為重稅所困，而又須勒購彩票，誠不堪其苦也。”追根溯源，彩票是洋人們在租界裡先搞起來的。

1901年是中華帝國“頭腦解放”的一年。被大清流放海外的人都悄悄地回了國，他們到處散發關於“國家和國民”、“朝廷和國家”、“民主和自由”之關係的小冊子。3月24日，上海張園數百紳民集會，當堂跳上一位16歲的女孩子，讓眾人吃了一驚。女孩子叫薛錦琴，她自此成為中國第一個女性當眾演講者。她演講的內容是：號召人們阻止俄國人占領帝國的東北，反對帝國大臣和俄國人就東北問題簽訂條約：“我等當聯合四萬萬人，力求政府請將主持俄約之大臣撤退，另換明白愛國之人為議和大臣，則俄人脅迫之事庶乎可以挽回矣。”薛錦琴的出現和演說立即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說“少年女士當眾演說實在可鄙”，也有人說“若人人能如薛女士，何患國家不強”。還有人把這件事上升為“國民精神”：“東方婦女當此時機，妻助其夫，母訓其子，姊督其弟，以遍國婦女激勵遍國男兒，使國民之精神，常巍然其不可拔，凜乎其不可挫，何懼白人之侵略！”薛錦琴，“一志士之女”，並“能操英語”，演說後即“赴美留學”。（《中外日報》1901年4月5日。）

不光是帝國的女孩子出國了，1901年還是中華帝國“走向世界”的一年。中華帝國第一次參加了巴黎國際博覽會。在博覽會場裡花了45萬兩銀子“特建中國宮室”，這個“中國宮室”建得“非宮非殿，非廟非衙，不能名其狀也。”而再花數十萬兩銀子運去參加展覽的 中國物品也許更“不能名其狀”：

煙槍十餘支；煙燈數枚；官員一；刀數柄；殺人照片數方；知縣衙門一；枷一；上海、北京、廣東、寧波裝束的纏足婦女各一；小木頭人數百枚；草屋十餘間；苗人一；綠營兵一；翰林學士、舉人、秀才各一；魁星樓一；小城隍廟一；城隍鬼判全套；教會學校照片數十方；藥王、財神等神像照片多方。（《外交小史》之《中國赴聖路易賽品》，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83頁。）

上述人等，無論官員、纏足婦女，還是舉人、藥王，均不是活人，而是泥塑。

1901年還是中華帝國官員紛紛出國的一年。這一年始開帝國官員“公費旅遊”的先河。先是日本舉行軍事演習，邀請中華帝國官員前去觀摩。為了能到日本去玩玩，各省官員爭奪名額，帝國最後不得不組成了一個龐大的出國隊伍來平息爭吵。這批官員到達日本之後，沒 有好好地看日本人的技術成就，而是吃喝玩樂，醜態百出。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和旅日華人感到極大的恥辱，紛紛寫信給國內報紙，揭露這些官員的行徑：

安徽省官員聯恩把重要文件丟失了，原因是犯了鴉片癮而精神恍惚。日本國內禁止攜帶和吸鴉片。

安徽官員李光鄴，半夜進入娼家求宿，因語言不通，被警察抓走。

蘇州官員丁橋山潛入郵船的廚房取麵包，被船員發現“推出”。又進餐時當眾在洗手盆里小便。在日本最大的飯店住宿時，在樓上小便並淋到了樓下，使樓下的人“被穢淋濕，喧躁不已”。

江南官員楊某，於紅葉館大型宴會上，當眾“強與藝妓互相裸露，以為笑樂”。

（《中外日報》1901年11月16日《論各省委員之辱國》。）

帝國官員出國回來後，沒有人談論外國的工業、科技、工商和教育，“逢人則侈言各國之淫糜逸樂，而於男女之事，尤津津樂道，一若外國婦女可任人戲侮者。於是居內地之人，不於國政民俗是求，而惟心醉其淫侈，一旦身至其境，如登極樂世界，將舉向所耳聞之事而身踐之，遂不覺醜態畢露矣。”

而在中華帝國經歷了1900年的外國人，1901年的心情似乎也好了。他們不但地位得到了極大的提高，而且受到了“熱情的帝國”前所未有的接納。以至於當年衝殺進來的聯軍中間有不少官兵沒有跟隨部隊撤走，而是在北京逗留了下來。兩個法國人，一個叫傍扎，一個叫白來帝，在崇文門大街蘇州胡同以南路東開了一間酒館，賣兩毛錢一杯的葡萄酒，下酒的菜是煎豬排和煎雞蛋。不久白來帝自己跑到長辛店又開了一家小酒館，於是傍扎和一個叫貝朗特的意大利人合作把小酒館遷到了東單菜市的西邊，掛出的牌子叫做“北京飯店”。兩個洋人沒想把生意做得多大，因為挨着他們的小酒館，還有西班牙人開的飯店、美國人開的妓院和德國人開的珠寶店，但是他們賣的是軍艦帶來的酒，不用上稅，只要從木桶里把酒灌進瓶子裡，價錢就翻了10倍，於是惟獨他們的生意發達了——那個小酒館就是如今北京飯店的前身。

有個叫維利戈拉的意大利海軍士兵更是活得滋潤。他跟隨聯軍打進北京，卻在聯軍撤軍的時候溜號了，他留在了帝國開始了異國“創業”的生涯。先在東單牌樓附近開了個只有百來人座位的“電影院”，票賣得不錯。賺了點錢後，他又在東交民巷開了間咖啡館，然後又開辦了一間啤酒廠。幾年下來，生意做大了，錢也賺足了，成了百萬富翁。他娶了中國老婆，買了車，在京郊蓋了別墅，叫做“維家花園”，如今的溫泉鄉政府就在一百年前的這座花園裡。

無論是回國的還是沒回國的洋人們，甚至這個人自己，都把那個惹下“巨禍”的皇儲忘得一乾二淨了。

皇儲大阿哥在回京以後，因為在西安的放縱被慈禧打了40板子，又迫于洋人的壓力被廢除出宮。父親載漪被流放了，他只有住在親戚家。沒幾年就把家當揮霍乾淨，但是還擺皇儲的架勢，說：“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高雨伯撰《聽雨樓雜筆》記載了這個帝國“准皇帝”的日子：每日不得一飽，終日嘆息“我是一個房子地畝都沒有的人啦，宮中的生活，儼如昨日……”後來有人看見他擔着兩隻筐在地安門和鼓樓附近賣臭豆腐，京城裡的老人們都記得他叫賣的吆喝聲，說那聲音很特別，嗓子好，唱戲似的陰陽頓挫：“來買前門外延壽寺路西門牌23號真正老王致和的臭豆腐！”

突然東交民巷的巷口響起劇烈的鑼鼓聲。

今天是什麼日子？中國人怎麼啦？

洋人們出來觀看，頓時嚇了一跳：滿眼全是他們似曾相識的“兵器”：兩個開道的鑼手走在前面，一隻二尺直徑的明晃晃的大銅鑼掛在紅漆杆上，杆子的一端掛着紅底黑邊的大旗，上面書寫“開道”二字。然後是金燈四對，兩米高的立杆上有黃色的傘帽，下面掛的是四面玻璃的座燈，裡面燃燒着紅色的蠟燭。接着就是由金輪槍、金螺槍、金傘槍、金蓋槍、金花槍、金罐槍、金魚槍和金長槍組成的執事隊伍，然後又是四座金燈，接着是三尖刀、馬蹄刀、偃月刀和象鼻刀。然後再是金燈四座，接着是金立瓜、金天鐙、金兵拳和金鉞斧。這些“兵器”混雜在清道旗、飛虎旗、飛鳳旗和飛龍旗之間，發出耀眼的金屬光澤。洋人們回想起來，好像去年在北京的街上看到過這些古怪的東西，不過那時是舉在義和團農民們的手裡——中國人要幹什麼？在巷口等活的拉洋車的告訴被嚇着了的洋人：您踏踏實實的站穩了吧，那些傢伙都是木頭的，上了一層金漆！趕上了就開開眼，哪家大宅門今兒迎親吶。

洋人們於是十分驚訝中國人兩性結合時典禮的豪華。“兵器”過去了就是儀仗。一面高竿上懸着一面巨大的鏡子，鏡子後面是兩柄足有三米長的翠綠色的扇子，上面鑲滿了小鏡子，中間有四個金字：子孫萬代。兩個巨大的遮陽傘，傘很大，舉傘的人把傘柄插進腰間的竹筒里，傘的兩邊還有兩個人用黃綢子拉着。無數美麗的宮燈，用紅色的漆杆挑着。宮燈後面是樂隊，鑼、鼓、嗩吶、海笛、笙，樂隊至少有五十人組成。然後是抬着一個美麗新娘的轎子來了。這頂顏色鮮艷的巨大的花箱被一群穿戴奇特的轎夫們簇擁着。綠嫁衣，上面繡着金色的喜字，紅色的肩搭，黃色的褲子，青色大絨的帽子和青色的靴子。而一面大紅雲緞的傘角形大旗更引人注目，那是一面三米長的大旗，被兩米長的白旗杆舉着，上面是圓形的傘蓋，傘蓋上的大字是“愛民如子”和“德政孚嘉”。下面的傘角旗上掛有無數排五彩的小飄帶，飄帶上用金字寫着人的名字——為什麼中國人在這個典禮上要開列這麼多的人名？還是拉洋車的說了話：這叫萬民旗，上面寫的那些人，都是獻旗人的名字。為什麼獻旗？意思是說，這家的老爺為國為民積了大德啦！

1901年帝國的婚禮儀式照舊，只改變了一個程序，那就是聯姻的兩家在互換喜帖時，把原來的“端莊頓首拜”這幾個客氣話簡化成“頓首拜”了，原因是端王和莊王現在是皇犯，帝國需要避諱這兩個字——據說原來的客氣話是“端肅頓首拜”，同治年後，王爺肅順被太 後殺了，才改成“端莊”的——不願意改變一切的中國人在這方面的改變可以十分迅速。

冬天過去了，“二月二”快到了。宮裡面也裝扮了起來，太監們點燃了巨大的宮燈，把紫禁城照得一片殷紅。慈禧在頤和園裡看了幾場外國馬戲，召見了一次翰林們，並且哭了一場。她赦免了1900年從京城逃跑的所有的官員，然後賞賜了他們，最後她在一場春雨過後看 着宮女們在一塊廢墟上平整土地好種蘿蔔。

春天來了，在楊柳輕飄艷陽高照的一天，慈禧打扮得格外艷麗：粉色繡花襯衣，外面套着繡着金絲鳳凰的孔雀綠的綢褂，褂上的鳳凰被繡得飄然欲飛，鳳凰的口裡還銜着精細的珍珠一串。慈禧手指間夾着一條繡了牡丹的金黃色湘繡手絹，踩着盆鞋，一擺一擺地走出來了。她今天要宴請各國駐華公使的夫人們，她們是：美 國公使康格的夫人，美國參贊韋廉的夫人，西班牙公使佳瑟的夫人及其女兒，日本公使尤吉德的夫人，葡萄牙代理公使阿爾密夫人，法國參贊坎利夫人和法國武官的夫人，英國頭等參贊瑟生夫人，德國公使夫人以及海關外國官吏的夫人們。慈禧對外國夫人們各式各樣的服裝 感到驚訝，說她們的衣服沒一件合身的，說她還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國的衣裳比旗人的衣裳好看。公使夫人們宣讀了對帝國皇太后的“頌詞”，和慈禧“握手”，談話，然後吃飯。吃飯時，“有鼓樂一班，奏歐洲曲調”。慈禧又對外國婦女的腳、皮膚和眼睛發了言，說原來聽說西洋婦女的腳很大，走起路來撲通撲通的，很可笑，現在看來確實如此。不過西洋婦女的皮膚很白，但是“兩目間則有白毛被之，爾固以為美否？”至於眼睛，顏色多樣倒是不難看，可是“惟睛做綠色，殊不秀媚，望之令人憶彼貓眼也。”宴會結束後，看戲。

　宮中今天供奉的戲碼戲是《玉堂春》。那個叫做蘇三的美麗女子在皇宮金碧輝煌的舞台的映襯下，顯得愈加楚楚動人。太后微笑着，因為這些戲子還算懂事，開戲前太后臨時改的戲詞現在就按太后的意思唱上了。光緒皇帝照例臉上沒有表情，只是看見蘇三戴着罪人的枷鏈走上台來時，他的眼睛裡閃過一絲不安。史書記載：“帝既久失愛於太后，當逃亂及在西安時，尚時詢帝意。迴鑾後，乃漸惡如前。公使夫人入宮，有欲見帝者，召帝至，但侍立不得發一言。帝不得問朝政，例折則自批之，蓋借庸暗以圖自全也。”（羅敦融：《庚子國變 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36頁。）

洋人們對中國戲裡的男人扮演女人感到很不習慣，但很快令她們驚喜的御膳房製作的小點心端上來了。太監們個個鬼鬼祟祟的，一到宮裡唱戲的時候他們便顯得很忙，在戲場上走來走去——陪同看戲的帝國大員們因為宮裡不許吸鴉片而堅持不住，但又絕對不能在皇帝和太后面前失禮，於是向太監們買泡過鴉片的茶水，一杯茶100兩銀子。

月亮飄蕩在夜空的浮雲上。明月照耀着帝國闊大的宮殿、參天的古樹、逶迤的城牆，照耀着它美麗的山河。

整個世界都為中國人於苦難之後迅速復甦的能力感到震驚。以致洋人們得出了“中國人偉大的生命力與尚未開化民族的原始生命力不是一回事”的結論：游牧階段的中亞人、尚處於漁獵階段的東南亞雅克人和美洲土著印第安人，他們的原始生命力來自發達的肌肉和身體各個器官容忍惡劣環境的能力。歷史的事實證明，這些原始民族一旦遭到異族入侵，其生命力便顯示出極端的脆弱。他們能用弓箭來抵抗登陸者，但他們抵擋不住入侵的“白人攜帶的正常的細菌”。“在開拓殖民地的過程中，歐洲人傳染給未開化大陸上的疾病，很快就能把土著人掃除乾淨，這些疾病所發揮的作用比他們的火槍大得多”。世界各地的土著人因為沒有對近代文明社會產生的新病菌的免疫能力而死亡。只有中國人，他們在異族的入侵面前不但沒有死亡並且活得很好的根本原因是，中華帝國的文明的誕生比任何入侵者都早，而且早了千百年。“在高度農業化的國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攜帶者，臭水溝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處是適宜蚊子孳生的稻田。”當中國那位名叫李時珍的著名醫生到處給中國人治病的時候，很多廣泛流行於中國城鄉的病症入侵者們恐怕還沒聽說過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病”能讓中國人倒下去，中國人特殊的生命力和忍耐力使外國人感到吃驚又羨慕：人們飲用運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種輕微的小麻煩。麻疹和猩紅熱是普遍的疾病，中國人忍受高燒的能力使他們往往從死亡的邊緣又走了回來。一個外國醫生匆忙地乘船去給一位難產的中國婦女接生時，等他到達的時候看見那個婦女已經開始捕魚了，而嬰兒就被放在船板一角的竹筐里。中國人可以在不使用任何麻醉劑的情況下忍受外科手術的痛苦：“一個中國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劃開，鄉村醫生把腸子連同細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內並且把肚皮縫合起來，結果這個中國人很快就康復了。”外國醫生一致認為，“中國人的身體中有一種特殊的、比外國人優越的東西，這種東西總能幫助中國人安然無恙地渡過難關。”洋人們於是認為：“一種特殊的種族生命力在這個種族所長期經受的嚴酷生活中形成，與我們北歐祖先所經歷的歷史階段相比，中國人經歷的這種階段的時間更長。這與其說是提高了這個種族的體能，不如說培養了他們受傷之後復原的能力和適應一切生活環境的能力。”（（ 美）Ｅ.Ａ.羅斯：《變化中的中國人》，公茂虹、張皓譯，時事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 4～46頁。）

只是，有歷經苦難而不倒下的力量並不意味着中國人可以忽視、忘卻痛苦——甚至是劇痛。

[快板］

玉堂春好比那花中蕊，

王公子好比採花蜂。

想當初花開多茂盛，

他好比那蜜蜂兒飛來飛去採花心。

如今不見公子面，我的郎呀，

閃錘，接西皮搖板］

花謝時怎不見那蜜蜂兒行？

皇宮裡的蘇三的聲音哽咽，和着夜風兒飛出宮牆，和京城戲園子裡各種各樣的華美的唱腔混合在一起，向着帝國壯闊而廣袤的原野飄散而去。這聲音使整個帝國從皇家到平民都柔腸百轉，心馳神往，因為中國所有的戲文無不在渴望着公正與寬容。

這個民族崇尚公正。這個民族的每一個時代都是一部寬容的歷史。

大幕垂落，戲結束了。

清晨，京城裡遛早的人發現那些殘破的城牆牆頭上冒出了嫩綠的草芽。

“二月二，龍抬頭。”中國人相信這一天是沉睡了一個冬天的“龍”甦醒的日子。“龍”睜開眼睛，打個哈欠，然後興雲作雨，於是一個新的春天便來臨了。這一天，中國人家家戶戶要吃一頓龍鬚麵，再吃一頓刻出一片一片“龍鱗”的麵餅。然後等待着春風和春雨滋潤土地，他們好播種、耕作、收穫，好過日子。

沒有哪一個人和哪一個民族喜歡自己身上的創痛。當這個人和這個民族終於有勇氣、有力量正視自己的創痛的時候，那種認為侮辱與損害合理的說法應該被鄭重地警惕和注意，因為任何說辭只能增加歷史情節的曲折卻絕不能令歷史的實質含混。而那些在1900年到1901年間侵入中國的人，百年以來一直在混淆着最本質的歷史事實，他們無論以什麼藉口、以什麼為理由，最終的目的和最終的結果無不是對一個主權國家的尊嚴與利益的踐踏與掠奪，這就是侵略。外國的侵略被重重地寫在中國近代史中，中國始知民族與國家之強盛有多麼重要，這就是絕不應該忘記一百年前中國那段令人悲傷不已的歷史的原因。

千百年來，中國即使備受磨難卻依然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那“騎馬彎弓射大雕”的一代代帝王，它那“人生代代無窮已”的一世世民生，它那“一百裡間春似海”的一片片山河，真正是“引無數英雄競折腰”。

在那個古老的城牆上又一次冒出了綠草芽的日子裡，京城裡的一個孩子提着一隻彩龍風箏跑出了家門，風箏隨着照耀着這片國土的太陽越升越高，孩子脆脆地喊：

“我的龍，飛起來啦！”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