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lovesue 于 07-04-27 14:10:55 [档案] [博客] [旧帖] [转至博客] [给我悄悄话] http://members.????/profile.php?cid=bG92ZXN1ZQ==
鲜为人知：日本学者的书引起中国大屠杀
----《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摘要：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载了明末清初一场人类惨剧，清军屠杀十日，80万人死亡，而数百年后的日本在南京用热兵器屠杀数日，死亡不到30万。《扬州十日记》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历史价值，当年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因为《扬州十日记》，被掩盖的震惊惨剧被揭露，让当时很多汉族人对满清充满仇恨，也导致了清朝和平退位后，革命党对满族在全国报复性大屠杀三日。本文先给出支持《扬州十日记》的资料，再进行反驳，结论是，《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意图是瓦解和分裂中国。不仅《扬州十日记》是伪造的，而且汇集明朝末期野史的《明季南略》也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以支持扬州大屠杀的谎言。现在，中国要稳定和谐，而某些主张汉服的人士却不断揭开满汉之间的伤疤，因此，特写此文澄清事实真相。
一。网上流传的支持扬州大屠杀的史料
揚州十日記 明·王秀楚
西元1644年，清兵在多鐸的率領下，分兵亳州、徐州兩路，向南推進，勢如破竹，迅速佔領了徐州、亳州、盱眙，並乘勢下淮安，奪泗州，渡淮河。四月十九日，明將許定國引多鐸師至揚州，揚州被清國水陸各路重圍。守將史可法統率軍民，堅守弧城，同時，向弘光小皇帝求援，弘光不應，揚城告急，四月二十一日，明總兵李棲鳳、監軍副使高岐鳳拔營出降，形勢更為危急。史可法等堅守至四月二十五日，終因彈盡糧絕，被清兵攻破。史可法自刎不果而被俘。在多鐸百般的誘降時，史可法斬釘截鐵地說道：“城存與存，城亡與亡。我頭可斷，而態不可屈！”結果被慘遭殺害。史可法的部下在這種情形下，仍率余部繼續鏖戰，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清軍佔領揚州後，縱兵屠掠，十日封刀，史稱“揚州十日”。
《揚州十日記》就是這段歷史的忠實記錄，是清兵屠殺中原人民的罪惡見證，它永遠地將野蠻和罪惡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且看經過屠殺的這片土地上的血淋淋的場景：“..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從其後門直入，屋宇深邃，處處皆有積屍..”整個文本採取雜記形式，筆者自身亦被記錄于筆端，和歷史事件整個地融為一體，在文體上有些近似于筆記小說。在當時看來，則有似是“新聞”。所有這些，似乎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不太相同，很難列入史地奇書之中。事實上，這種形式的靈活性並沒有影響到所記事實的客觀性，相反，這樣慘無人道的殺戮，由於是筆者的親聞目睹，更增加了它的真實性、可靠性，亦即歷史性。全文就像是一部目擊記。正因為此，《揚州十日記》才成為史地著述中的一“奇”。
以下，是《揚州十日記》外，部分證實揚州十日的史料：
《揚州城守紀略》“初，高傑兵之至揚也，士民皆遷湖瀦以避之；多為偎Γ信e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謂城可恃，皆相扶攜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得威哭而去”
《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揚州屠城後，目擊者的敘事詩：
明末吳嘉紀有一首詩《過兵行》，描寫了揚州浩劫以後的慘狀：
《過兵行》
揚州城外遺民哭，遺民一半無手足。
貪延殘息過十年，蔽寒始有數掾屋。
大兵忽說征南去，萬馬馳來如急雨。
東郊踏死可憐兒，西郊擄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難相親，城裏城外皆飛塵。
鼓角聲聞魂欲死，誰能去見管兵人。
令下養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騰曾幾時，十家已燒九家室。
一時草死木皆枯，骨肉與家今又無。
白髮歸來地上坐，夜深同羨有巢鳥。
二。揭穿扬州大屠杀的谎言
(一)。《明季南略》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
计六奇（1622年—？），字用宾，江苏无锡兴道乡（今前洲、玉祁）人。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1663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明季北略》共二十四卷，记录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努尔哈赤堀起东北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明季南略》凡十六卷，上起清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年）二月，记述南明史略与郑成功事迹。《明季南略》与《北略》是同时期编写的，二书资料来源广泛，单是标明出处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记》、《江阴野史》等七十余种。清代抄本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1944年甲申年，郭沫若在重庆著述《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即大量参考《明季南略》与《明季北略》二书，要求中共高干记取历史教训，不能重蹈李自成覆辙。
下面是《明季南略》关于扬州之战的全文:
史可法揚州殉節
四月甲戌 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 二十四日 大清兵猝至揚州 圍攻新城 可法力禦之 薄有斬獲 恐益急 可法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 請救不報 丁丑 可法開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 可法拔劍自刎 原任兵部尚書張伯鯨被執不順 身被數創 自刎死 妻楊氏媳郝氏從之 伯鯨標下遊擊龔堯臣被執不屈死
甲乙 史云大清兵渡淮是曉 猝至揚州 破新城 史可法在舊城 大清檄云 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 可法不為動 丁丑 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 可法縋人下城詢之云 蜚兵有三千 可留二千在外 放一千入城 可法信之 時大清兵在東門約 以西門入 及進而反戈擊殺 可法立城上 見之即拔劍自刎 左右持救 乃同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 或云引四騎出北門南走 沒於亂軍中 或云大清兵銳攻北門 可法震大砲擊之 死者甚眾 再震而愈聚攻益銳 已破西門入矣 擁可法見豫王長揖不屈 遂遇害
予思甲戌渡淮 是晚 猝至揚州未必如此之速 則疑丙子為是 至於史公死節其說不一 然豫王入南京 五月癸卯即令建史可法祠 優恤其家 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縋城潛去之說非也 更聞江北有史公墓 康熙初年予在淮揚見公生祠謚為清惠」 父老猶思慕焉憶 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 有浙之嘉興人同舟 自言久居於揚問以大清兵破城事 彼云我在城逃出 稔知顛末初 揚人畏高傑淫掠鄉民 避入城後 水土不服 欲出城 江都令不許 遂居於城 四月十九日 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猝至揚州 兵甚盛 圍之時史可法居城內 兵雖有能戰者少 閉城堅守不與戰 大清以砲攻城 鉛彈小者如杯大者如罍堞墮即修訖 如是數次 而砲益甚不能 遽修將黃草大袋盛泥於中 須臾填起 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 則皆歡呼請賞 可法賜以銀牌 殊不知 大清兵甚眾 可法日夜待黃得功 至圍至六日乃丁丑也 忽報曰黃爺兵到望城外旗幟 信然 可法開門迎入 及進城猝起殺人 知為大清人所紿大驚悉棄甲潰走 百姓居新城者一時譁叫不知所為 皆走出城 可法不知所終 史公短小精悍 面黑 在軍中茹麥粞飯食不二味 眾共憐之
予按 宋恭帝時 元右丞相阿杰圍揚州日久無成功 築長圍困之城中 食盡死者枕籍滿道 明太祖將繆大亨克揚州 止餘民十八家 然則宋元迄今 揚民三罹劫矣 豈繁華過盛造化亦忌之耶
鼓吹扬州大屠杀的人说：《明季南略》“廿五日丁醜，可法開門出戰，清兵破城入，屠殺甚慘” 这句话是伪造的，其中的“廿五日”和“屠杀甚惨”是伪造的，只有“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
入”是真的。如此篡改历史，如果不检查原文，很容易被欺骗。
《明季南略》基本是野史的大杂烩。但如此详尽的野史里面，也没有说有扬州十日屠杀，而别有用
心者却冒充作者，伪造文章，足见扬州十日的论据有多么的单薄。其中，记录了扬州破城时，一个目击者的叙述，战争过程很生动，但是，没有提他的家人或者邻里被屠杀的事。在明朝遗民手抄本的野史中没有所谓的扬州十日，在明朝遗民另一个遗民谈迁手抄本历史《国榷》中也没有所谓的扬州屠杀。注意，这里说的是手抄本，也就是说，这些资料清朝没有碰过，是纯洁的。
谈迁（1593年─1657年），明清史学家。明诸生。浙江海宁枣林（浙江海宁西南）人。终生不仕，以佣书为生。谈迁于明朝天启元年（1621年）开始撰写《国榷》，至天启六年完成初稿，以后仍陆续修订。清顺治二年（1645年），又续订明崇祯、弘光两朝史事。顺治四年（1647），全稿遭窃，又发愤重写，新写《国榷》共一百零四卷，五百万字，内容比原书更精彩。其著作尚有《枣林杂俎》、《北游录》、《枣林集》等。
(二)。 笔记小说 乙酉扬州城守纪略 清·戴名世
戴名世（1653年～1713年），安徽桐城人，人称为南山先生。桐城派文学家之一，著有《南山集》，四十五年举应天试，四十八年，中进士第一，殿试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参与明史馆的编纂工作。时过两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录有南明桂王时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号，被御史赵申乔参劾， “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今名世身膺异教，叨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书削板；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侧清华？臣与名世，素无嫌怨，但法纪所关，何敢徇隐不言？……” ，以“大逆”罪下狱，又两年后被处死，死年六十岁。此案株连数百人，震动儒林。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狱”之一的“《南山集》案”。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杀于市。同族人戴衡搜集整理遗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编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绪时刊行传世。
《弘光乙酉扬州城守纪略》赞颂史可法守卫扬州、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并对清兵在扬州城破后屠城七日的罪行加以揭露。 但是，戴名世的说法并不可信，因为，史可法是宁死不屈，但要说他有什么英雄气概就夸张了。扬州是历史上有名的坚城，可是，清朝进攻一天不到就陷落了，不是七天，也不是十日。同时期的其他小城却可以坚守83天。而且，他手下将领大批投降，史可法自杀竟然不成，清兵入城，他又大喊“我是史可法”，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实在有做秀的嫌疑。有人问，有用自己姓名做秀的么？当然有，所谓人各有志，人的医生，有人为钱，有人为女人，有人为权力，也有人为名声。
退一步说，所谓的最有权威的《扬州十日记》，声称作者是亲身经历，也没说屠杀七日，而是五天，书中云“是日（破城后的第五日），闻封刀之语，众心稍定……初二日（破城后第七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初三日，出示放赈。”因此，戴名世的“凡七日乃止”和《扬州十日记》相互矛盾。此外，这种“肆口游谈，倒置是非” 有明显倾向的人写的历史，可靠程度又有多少？
值得一提的是，《南山集》案是震惊天下的大案子，但他的文章依然保存下来，甚至在光绪时代发行，而影响不大的《扬州十日记》为什么却在中国消失了呢？是真的消失了么？
(三)。此文也没提到扬州有屠杀，却记录了明朝军民之间的自相惨杀
弘光朝偽東宮偽后及黨禍紀略 桐城戴田有著
扬州城被攻陷:
四月丁丑，大兵破揚州，史可法死之。五月丙戌，趙之龍密遣使賫降書，請大兵渡江。使者遭大風，舟幾覆。庚寅，京師晝晦，大兵抵南岸。壬辰，上如太平，幸得功營，阮大鋮隨之。馬士英奉太后如杭州。明日日中，姦民數百人破中城兵馬司獄，出王之明，稱皇太子，奉之入宮。宮中金帛器玩，掠之幾空。有太學生徐踽，手執表，號召軍民，入宮勸進，無應之者。趙之龍執踽，殺之。乙未，保國公朱國弼入宮，執之明出，幽之別室。大兵至，獻之，不知所終。或曰：主兵者遣之明去，之明不肯，遂留軍中，效僕隸之役焉。百姓又相聚殺士英故所部黔兵及其姻黨，破人家，劫財物。之龍捕數十人，斬之，城門晝閉。帝之出奔也，群臣自盡者十餘人，而吏部尚書張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維垣，阮、馬黨也，晚節自盡，人皆異之。錢謙益，本東林黨魁，文章氣節名天下，先帝時為邪黨擠之幾死；及上即位，起禮部尚書，乃與諸邪黨合。大兵之至也，謙益降，且獻阮氏及妃嬪數人於豫王為贄。阮氏者，諸生阮晉之女，謙益選為帝后，與諸妃嬪皆未入宮。至是，獻之；豫王以阮氏賜孔有德。謙益授內院學士，未幾罷歸。乙未，豫王幸於郊壇，之龍率群臣出迎。己亥，豫王入南京，降將劉良佐引兵至蕪湖劫駕如大兵營，黃得功死之。丙午，上至南京。甲寅，北狩。順治丁亥五月初六日，上崩。
(四)。吴嘉纪（1618年—1684年），江苏泰州人，诗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其生活近于贫苦的农民和盐民，他工诗善书，曾从事抗清的爱国文学活动。晚年隐居东淘（安丰古称）海滨，以诗歌为武器，揭露社会矛盾。所居老屋，破败得难蔽风雨，自称“陋轩”。一千零九十一首诗歌结集即名《陋轩诗》， 曾被清廷列入禁毁书之列（见《清代禁毁书》）。吴嘉纪在《难妇行》、《挽鲍念斋》、《我昔五首效袁景文》、《过史可法相国墓》等诗中，描述了一批爱国妇女、爱国少年、爱国将士的形象。妻子是王睿，是女词人。
《扬州十日记》的80万已经被证明是谣言，吴嘉纪的冷兵器时代，几乎没什么抵抗的扬州，却杀了一百四十万。热兵器时代，日本南京大屠杀才不到30万。吴嘉纪造谣太离谱了，难怪《明季南略》没有收录。宣传扬州屠城的有心人，也觉得这个数字太吓人，因此，只引用了《过兵行》，而不敢提他的《李家娘》。实际上，吴嘉纪的诗，应该算文学作品，连野史的价值都不如，有人却把文学作品当
作历史证据。这里请读者特别注意，他的诗词被列为禁书，却得以流传下来，明朝遗民修的《明季
南略》等书也流传下来了，为什么单单《扬州十日记》在中国消失，后由革命党人从日本带回中国的呢？《扬州十日记》是真的在中国消失了？还是日本人伪造的，再传入中国？
吴嘉纪的《李家娘》： 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
三。明清之际人口到底减少多少？
清军从北向南挥师而来，这其中多少明朝的旧军队？满清军队加上蒙古八旗入关的总共也就60万人。满清主要在江南滥杀，因为江南反抗激烈。其他地方如疾风偃草，开门迎降。 因为不少清军（王师），都是前明军。嘉定三屠，即为明降将李成栋一手策划实施。 无论蒙元还是满清，杀汉人再多，也没有汉人自己杀汉人多。一个张献忠，刀下多少鬼？26史，少数民族当政的不过几朝，算算帐就知道，自己不把自己人当回事的祸害更大。
夸大清朝杀人的文章说，清初人口下降1亿。而明代实际人口无法确认，只有学术界目前的估算1－2亿，就低的一极来说，明代人口只有1亿，与清初1亿多的人口差不了多少，何来1亿人减员的讲法？ 所谓1亿人减员，是只取明末人口的最高一极2亿为基数；但为何拿2亿人为基数？这个中间的论证也没有，如何让人信服？只拿2亿人的数字来确认明末的人口，如何交代过去？ 下面的资料来自武汉大学张岩的“对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再认识 ”：
在人口行为一以贯之的情况下，对明末人口估计数字较高，而对清初人口估计或推算突降，且时间跨度为50—100年， 这是以短时段现象推测中时段的结果，因而是不恰当的。 如果中国人口在明末（1600 年左右）已攀升1—2亿是基本可信的，那么清初（1700 年左右）人口在此基础上即使没有增长，至少不会大幅度降低，保守地估计，1700年左右的人口总量至少在1.5亿左右（同何炳棣说），这就是清代前中期人口发展的基数。
清初人口与明末人口基数直接相关。明末人口经过西方学者的深入研究，已基本令人信服地推翻了明代官方统计数字5000—6000余万的可靠性，学者们根据各自研究，推测出早在明代中晚期（万历年间，1600年左右），中国人口就已愈亿，数字在1.2亿—2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 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鼎革，清初的人口数字成为一个无法科学计算的难题。中国学者的估计略为保守，一度倾向于“以丁折口”的学者，分别将清初丁、口比例大致定为1∶4、1∶5、1∶6等，从而根据官方对“人丁”的统计数字1063万（顺治8年，公元1651年）分别推算出清初人口当为4000余万、5000 余万和6000余万，这种推算法现已基本为学界否定。
程贤敏先生根据康熙末年至雍正十二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逆推出顺治八年的人口当为7000余万（注：程贤敏：《论清代人口增长率及“过剩问题”》，《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3期。），但由于其根据的基数仍是“人丁”数， 所以推测数字显然偏低。高王凌认为康熙20年代（1682 年左右）， 中国人口约有7000—8000万，到1700年大约有9000万至1 亿左右（注：高王凌：《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 理论 与实践》1984年第2期。）。以何柄棣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因早已认定清朝前期的丁数只是赋税单位，不能代表人口数或成年男子数，所以对清初人口的估计相对乐观，他们普遍认为，清初人口（17世纪中期至17世纪末，1650—1700 ）当在1亿—1.5亿之间（注：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
人口学原理及人口发展史已经证明：人口发展速度是有“惰性”的，即长时期内形成的人口增长速度及其基数，会持久地依惯性向前运行。而在人口史研究中，人们仍然容易过高估计 社会 动乱或朝代鼎革之际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事实上，战争在某些地区对人口虽然有较大力量的损伤，但同时在当地和其他地区依然有大量新的人口出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着减少了的人口。即使这种弥补不能使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至少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长度内，不会出现惊人的倒退， 短期的损失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得到恢复。
将时间从清初推后2个世纪， 从晚清到民国近一个世纪的动荡社会可以帮助我们证明这一判断。从咸丰元年（1851年），人口冲至清代最高值4.3亿，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内战结束， 中国社会历经百年浩劫与沧桑：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和捻军等部的起义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八年抗日、三年内战……大的战争历历在目，小的战争不计其数，尤其是洋枪、洋炮等新式武器的运用大大加剧了战争中的杀伤率，若按人们以往的逻辑推断，100年后的20世纪50 年代左右，中国人口应锐减至3亿、2亿甚至更少。幸亏近代经常性的人口统计为我们保存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宝贵资料。据内务部的统计，1912年的中国人口为4.058亿，排除统计数字中的隐漏、 不实因素， 可以说， 从1851年至1912年中国的人口总量至少没有减少；从1912年至1949年，战争的频率、波及面及武器装备的 现代 化程度均大大增强，葛剑雄先生对此有过简要论述：“这期间大小战争不断，如护国战争、北洋军阀间的混战、北伐战争、蒋桂战争、中原战争、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些战争直接造成的伤亡就相当大，如在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人员伤亡至少有2000万；从1946年7月1日至1950年6月30日， 国民党军队死伤171万，解放军方面死伤131万，失踪19万，平民的损失尚无统计。至于战争对人口增长所造成的间接损失就更大。”灾害是扼杀人口的另一张巨手，这期间 自然 灾害的杀伤亦不容忽视， “如1928 年的大旱，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1932年的华北大旱等都曾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1931年长江大水造成的 经济 损失达12.89亿元， 受灾人口有253万户；1935年的洪水又使7300万亩农田被淹，1400 万人无家可归，湖北汉川县29万人中有22万人死亡……”（注：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258—259页。）。但就是这样多灾多难的37年，中国人口依然在顽强增长，194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人口的统计数字甚至直冲5.4亿人的新高峰（注：见《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 经济管理杂志社1981年版，国家统计局：《1949—1979年经济资料选刊》。1953年中国大陆第一次进行真正的人口普查，公布数字为5.826亿。）！把这种现象简单解释为“人类抗灾能力和社会组织水平的一种进步”（注：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6页。）是不够全面的。 试想如果历史没有留下如此丰富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会作怎样的猜测呢？
明清交替比起以前换代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上算小的了。这些死亡人口中多少死于当时流行的瘟疫，多少是满人干的，多少是农民军干的，还有明军干的，已不可分了。康熙掌权后很多汉人进入了权力中心，而且很多是江南人。
四。史可法做秀，《扬州十日记》是伪书
弘光帝朱由崧（1607年—1646年，1644年—1645年在位），是福王朱常洵的儿子。洛阳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以后，朱常洵因体胖不能翻过城墙，而世子朱由崧却在大臣的护卫下越城而逃，朱常洵被杀后，他世袭福王爵位。明思宗在北京上吊自杀后，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依旧为“明”，史称“南明”。在位2年，与清军作战中被叛将田维乘出卖，后来被押送至北京斩首。弘光帝是一个十分昏庸腐朽的皇帝，整日只知吃喝玩乐，沉湎于酒色之中，不理朝政，弘光元年（1644）除夕，当清军南下之际，他却在群臣面前感叹“后宫寥落，旦新春南都无新声”，下令广选美女。由于纵欲无度，还命人替他捉蛤蟆配制春药，南京的百姓叫他“蛤蟆天子”。南明政治十分腐败，内讧不断发生，风雨飘摇的弘光小朝廷内，又闹起了一些宫廷疑案，如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等，加速了其灭亡。而弘光帝身边全是些只会阿谀奉承的奸臣和宦官，如马士英、阮大铖等。
史可法（1601年—1645年），字宪之，又字道邻，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溧阳侯史崇第49世裔孙。崇祯年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9年），随卢象昇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十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部分府县。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时议设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江北四镇，以可法为兵部尚书，督师扬州。清兵入关后，曾主张与之议和，共讨李自成的农民军。后被马士英等人排挤，于是督师淮扬，竭力协调江北四镇将领，以抵御清兵。 顺治二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良玉呕血死，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兵。
清朝将领多铎部由陕西出潼关，直趋扬州，其主要对手是高杰部、刘良佐部、黄得功部明军。三月间，多铎奏报：二月十四日已派遣部分兵马抵达河南，“招降流贼镇守河南伪平南伯刘忠，旋得平定江南之谕，即于三月初五日率师南征”。四月初五日，多铎统大军从归德府（今商丘）南下，沿途州县望风归附。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今安徽泗县），明守泗总兵率部南逃，清军遂在这天晚上渡过淮河。
史可法惊惶失措，应廷吉记载，当时一部分南明军队驻于高邮，史可法一天之内三次发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应廷吉“督一应军器钱粮至浦口会剿”左良玉部叛军；中午令“诸军不必赴泗，速回扬州听调”；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诸军至天长接应”。应廷吉对诸将说：“阁部方寸乱矣，岂有千里之程，如许之饷，而一日三调者乎！”
史可法本人在四月十一日赶赴天长，檄调诸军援盱眙，忽然得到报告盱眙守军已经投降清朝，他对部队几乎完全失去控制，“一日一夜冒雨拖泥，奔至扬州”。十七日，清军进至距离扬州二十里处下营，次日兵临城下。史可法“檄各镇援兵，无一至者”。实际上史可法节制的刘良佐和原高杰两藩的将领就在这几天里不战而降。四月十九日高杰部提督李本深率领总兵杨承祖等向清豫亲王多铎投降，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二十一日总兵张天禄、张天福带领部下兵马投降，随即奉多铎之命于二十四日参加攻取扬州。
扬州城里只有总兵刘肇基部和何刚为首的忠贯营，兵力相当薄弱。由于城墙高峻，清军的攻城大炮还没有运到，多铎派人招降史可法、淮扬总督卫胤文，遭到拒绝。
二十一日，甘肃镇总兵李棲凤和监军道高歧凤带领部下兵马四千入城，两人的意思却是劫持史可法，以扬州城投降清朝。史可法说：“此吾死所也，公等何为，如欲富贵，请各自便。”李棲凤、高歧凤见无机可乘，于二十二日率领所部并勾结城内四川将领胡尚友、韩尚良一道出门降清。史可法以倘若阻止他们出城投降恐生内变为理由，听之任之，不加禁止。
当清军初抵城下时，总兵刘肇基建议乘敌大众未到，立脚未稳，出城一战。史可法却说：“锐气不可轻试，且养全锋以待其毙。”在城守方面，“旧城西门地形卑下，城外高阜俯瞰城下，势若建瓴，且为兴化李宦祖塋，树木阴，由外达内，绝无阻隔，枝干回互，势少得出。诸将屡以为言。公以李氏荫木，不忍伐也。且言，诸将以此地为险，吾自守之”。
二十四日夜间，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塌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多铎劝降他，但史可法不从，史可法被俘后遇难。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和文人墨客受明清门户之见的影响，对史可法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偏爱，不顾史实作了过分的渲染。史可法的一生，在整个崇祯年间并没有多少值得称赞的业绩；他的地位和名望迅速上升是在弘光时期。作为政治家，他在策立新君上犯了致命的错误，导致武将窃取“定策”之功，大权旁落；作为军事家，他以堂堂督师阁部的身分经营江北将近一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却一筹莫展，毫无作为。直到清军主力南下，他所节制的将领绝大多数倒戈投降，变成清朝征服南明的劲旅。
扬州战役，史可法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某些史籍说他坚守扬州达十天之久，给清军重大杀伤，不符合事实。史可法自己在四月二十一日写的遗书中说：清军于十八日进抵城下，“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多铎下令攻城以前，史可法即已“自觉愦愦”，把军务交幕僚处理。二十四日清军开始攻城，不到一天扬州即告失守。史可法作为南明江淮重兵的统帅，其见识和才具实在平凡得很。比起江阴县区区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相去何止千丈。
顺治十年（1653）谈迁路过扬州，曾经专程到梅花岭寻谒史可法衣冠冡，回首往事，不胜感慨，写道：“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广陵，城坚濠广，四野曼延，正利步骑，雄闻晋唐，今西门摧颓，岂史氏尚不逮李庭芝耶？” 惋惜之中也指斥了史可法的无能。
关于史可法，有几个奇怪的地方，他指挥错乱，无心防守，手下投降他也不制止，他身为一个武将自刎怎么会不死？难道他所做的一切是在做秀，以便千古留名么？如果是这样，他的目的达到了。后世的儒教文人大肆表彰他，乾隆更会做秀，亲自给史可法题词，以拉拢儒教信徒为他“愚忠效命”。 今天的人继续作秀，历史就象是一个玩具。但是，史可法的一生值得肯定：他居官廉洁勤慎，在最后关头宁死不屈。
清军攻克扬州前后，江北明朝官军毫无斗志，一矢未发即仓皇投降。高杰部官军在其子兴平侯世子高元照、提督李本深、总兵李成栋等带领下先后降清；广昌伯刘良佐也率部投降。东平侯刘泽清在清军南下时，“将原管淮阳十四州县土地、人民、兵马、钱粮留交总兵柏永馥”代理，自己同山东总督王永吉、总漕都御史田仰等带着一批文武官员乘船逃往海上。这时南京已经陷落，清固山额真准塔统偏师由山东南下，五月十八日占领徐州，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接管了邳州、宿迁、睢宁、沭阳、桃源、清河等县，二十八日柏永馥率部投降，淮安失守。六月，准塔和清朝委任的巡抚愿Ｐ桥扇顺质樾磐Ｉ险薪盗踉笄宓热恕Ａ踉笄寮丛谌蛄露娜崭盎窗餐督怠?据多铎向清廷奏报，来降的南明总兵多达二十三员、副将四十七员，马步兵共计二十三万八千三百名。仅这一批在江北投降清朝的南明兵员数目就超过了多铎、阿济格两路兵力的总和。何况还有左良玉之子左梦庚带领麾下十五员总兵全军降清；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的叛变投降。弘光五大藩镇这样望风而降，并不是兵将不堪一战，而是他们凭借“定策”等原因形成尾大不掉的势力集团，有挟制朝廷之心，无忠贞报国之志。他们所关心的既然只是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一旦强敌压境，自然以归顺“叙功”为上策。后来展开的历史场面表明这五藩下的总兵李成栋、李本深、金声桓、李国英、田雄、马得功、徐勇等人都拥有相当的战斗力，他们为清廷征战时往往发挥出超越满军的作用。
弘光朝廷依赖笼络藩镇而立，又以藩镇叛降而亡，实在很五奈，如果崇祯当年不顾儒教大臣的反对，如南宋的高宗一样南下，明朝不会败亡的如此之快。
也因为南明大批的投降兵将，明清易代也是中国历史上流血最少的一个，所谓满族入关的屠杀，说来说去就扬州，江阴，嘉定，这些屠杀大部分是汉人自己干的。至于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上说的杀80万，完全是谎言，因为扬州一天就陷落了，而不是七天或者十天，更有 张德芳的“《扬州十日记》辨误 ”等书驳斥，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清朝修的正史和著名明朝遗民私人写的手抄本历史，比如谈迁的《国榷》，都没有提到“扬州十日”。扬州根本没有什么顽强的抵抗，大批军兵投降，一天不到就破城，而且，清朝军队还有下一个更最重要的进攻目标南京，为了一统中国，清朝根本没理由没必要搞所谓的大屠杀。此外，有人说，因为顽强抵抗而清朝军队屠城，也是谎言，江阴县典史阎应元、陈明遇率领城中百姓奋勇抗清八十三天，怎么没有所谓的屠城？
五。《扬州十日记》是日本人伪造的
(一)。明末清初，扬州有王秀楚这个人存在么？
王秀楚身为史可法的幕僚，为什么大量的南明史料没有他生死年月日记载？
王秀楚，明末清初扬州人，曾任史可法的幕僚，《扬州十日记》作者。“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 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万余，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尚书》、《左氏春秋》、《山海经》、《史记》、《汉书》、《水经》、《大唐西域记》、《资治通鉴》、《百夷传》与《扬州十日记》被评为“史地十大奇书”。
(二)。《扬州十日记》为什么是革命党从日本带回来的？上述的种种禁书禁诗，为什么没有在清朝失传？扬州十日的记载主要来自《扬州十日记》，这是一本仅八千字不到的小书；但此书长期被清廷禁止无法流通，导致清末以前大部分人对此屠杀事件一无所知。直到清末有心人士将此书由日本带回，“扬州十日”事件才广为世人所知，陈天华在《狮子吼》写道：“有当时一个遗民，于万死一生之中，逃出性命，做了一本《扬州十日记》，叙述杀戮之惨。”可说是为辛亥革命的成功造就了舆论准备。《扬州十日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一些书籍如：《清代通史》、《辞源》、《辞海》，《中外历史年表》、《清史编年》等皆予引用。
(三)。1894年，日本人帮我们“驱除靼虏、恢复中华”
1894年
6月11日——清军指挥官叶志超不战而走，致使日本军队占领平壤。
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开始。
11月24日——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政党--兴中会(即今日中国国民党之前身)
很多日本资料中，包括间谍报告，都有如何利用满汉矛盾的详细分析和计划。日本和清政府谈判中，甚至不同意清政府用中国自称。 甲午战争，日本一则安民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此后，日本继续兜售“驱除靼虏”的灵丹妙药。
(四)。日本学者：中国第一大伟人岳飞
先介绍一个有趣的香港民间习俗：斩鸡头
斩鸡头又叫“烧黄纸”，是曾一度在香港流行的一种民间发毒誓的形式。仪式开始，诉讼双方跪在神案前，而对神像，点燃香烛，顶礼膜拜。然后，双方手执一张黄纸，上面写着赌咒誓言，他们高声吟诵誓言，“清心直说，并无虚言”、“若有戏言，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之类。接着，庙内执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菜刀、砧板和雄鸡一只，一刀斩下鸡头，让鸡血洒在写有毒誓的黄纸上，再将黄纸焚烧，方为了结。 此俗起源于民间，后来法庭处理一些无头案时，利用民众愚昧的民俗心理，也采取这种形式，土洋结合，“斩鸡头，断疑案”。而且也偶有成功。1918年曾有两个大商人打钱债官司，双方都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法庭调解多次不能化解，于是只好让他们到文武庙去“斩鸡头”。师爷、律师同时前去“监斩”。到了庙中，原告不肯先跪下发誓，被告也不肯跪下发誓，于是斩鸡头没斩成，回到法庭，法官因原告不肯先下跪发誓，说明他心虚、理亏，反判原告有罪，被告无罪。此案当时轰动了整个香港。此种裁决形式虽然已成为了历史，但将赌咒习俗搬上法庭也实为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