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扬州（2006-05-16 10:19:37）
　　　　作者：刘立人 汤杰 顾一平
　　　　
　　　　　　《〈扬州十日记〉是伪书》一文的作者认为，“这本书除了记笼统而概念化的杀人，没有记下一件和正史相通的轶事逸闻”，并拿臧谷《劫余小志》记太平军在扬州大屠杀与《扬州十日记》记清兵大屠杀相比较，认为：“同样记大屠杀，臧谷记载有前因后果、时间、地点、规模场面，反观《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不妨引一段《扬州十日记》的文字，来作个比较：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余步而后止。自此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给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兢出而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见弟金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后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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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记载，较之臧谷的记载，多了人物对话、心理、形象、行动、环境气氛等方面的描写，怎么能说“《扬州十日记》从来没有这样富有乡土气息、生动真切的文字”？
　　　　 辛亥革命英烈邹容在其所著《革命军》中说：“吾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吾读未尽，吾几不知流涕之自出也。”这样触目惊心、惨不忍睹的文字，如果不是明末清初大惨案的当事人“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能够杜撰得出来吗？
　　　　
　　　　　　所谓明代正史，唯有一部历经清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始编定刊行的《明史》。《辞源》“明史”条指出：该书“在唐代以后官修的正史中，以材料丰富、体例比较严谨著称。但清王朝入关时，压制民族思想，文网甚密，修史诸臣对建州女真诸事及南明史迹，讳莫如深，曲文偏辞，亦为前史所罕见。”像扬州大屠杀这样的暴行，清廷讳之唯恐莫深，其轶事逸闻，怎么可能和这样的正史相通？尽管如此，《明史·史可法传》谓“可法死，觅其遗骸。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还是透露了扬州屠城“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渍，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扬州十日记》语）的一丝信息。史可法临难不苟免，“大呼曰：‘我史督师也！’遂杀之。”也表明史可法确实是始终如一，信守对扬州人民的诺言：“一人当之，不累百姓。”（《扬州十日记》所记督镇牌谕）
　　　　
　　　　　　书中“后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一语，也与嘉庆《两淮盐法志》卷４４所记一件轶事逸闻相通：徽州盐商汪文德与其弟文健以３０万金犒师，“乞（豫）王勿杀无辜”，而终不免。
　　　　
　　　　　　历来伪书之作伪，反倒是处处求与正史相通的。《扬州十日记》无法求与正史相通，也无意求与正史相通，恰恰反证了其“不伪”。
　　　　
　　　　杨姓守将的有无等问题
　　　　
　　　　　　作者提出疑问：《扬州十日记》中写到一个姓杨的守将，为何其他各种书籍中皆未提及此人？从二十四日夜里到第二天，城内沸反盈天，一片喊杀声，在这生存与死亡的关头时刻，为何瓜洲的亲戚竟从安全地区跑进死亡场所扬州城内投亲？王秀楚为什么不记载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等将领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事实上，史书上记载的守城文武官员姓名，仅是高级或中级较为有名的人员，不可能全部留下他们的姓名。
　　　　
　　　　　　而此时的瓜洲，也不是什么安全地区，明李清《南渡录》载：“时许定国以北兵至，高杰妻邢氏率其子，以兵三千走泰州，馀兵于十四日尽焚瓜洲营，趋镇江，杀故所掠者而更掠。”十四日瓜洲即如此不安全了，瓜洲亲戚未能料到有史可法镇守的扬州竟也成死亡之所，匆忙中来扬投亲，只能说计虑不足，一时冒失。
　　　　
　　　　　　王秀楚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即使如某些书中所说，曾为史可法幕僚，充其量也不过是史可法“礼贤馆”的闲散职员，此时王秀楚逃命不暇，哪里能驻足观看巷战？他不是负责战地采访的随军记者，怎能苛求他记下刘肇基、乙邦才、庄子固率部队在城中巷战的壮烈场面？
　　　　
　　　　扬州城中人口的问题
　　　　
　　　　　　文章作者征引古今本地和外地的户籍资料，指出：“全江都县的人逃进扬州城，也只有十五六万。”“当时扬州城内和城郊的居民区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万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万人，可能吗？”
　　　　
　　　　　　清兵在扬州杀人８０万，早已被人认为是数字的夸大。清代江都学者汪中，著《释三九》，说明古汉语中“三与九”，均为虚数，不是实指。同样，“八”这个数字，在古汉语乃至今天的扬州方言中，多为虚指，如“黄巢杀人八百万”，唐代开元盛世人口最多时全国也不过“逾五千万”，唐后期随着政治、经济的衰败，人口数量锐减，黄巢如真的杀人八百万，还不把全国人口杀掉一半或三分之一？再如“扬州八怪”，其实这个画派成员不止八人，而是多达十五人。书中写杀人８０万，只是一时传闻，并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统计核实过。
　　　　
　　　　　　清代著名诗人吴嘉纪，时年２７岁，他的《李家娘》诗，有“小序”，有“十解”：“小序”说：“乙酉夏，兵陷郡城，李氏妇被掠，掠者百计求近，不屈，越七日，夜闻其夫殁，妇哀号撞壁，颅裂脑出而死，时掠者他出，归乃怒裂妇尸，剖腹取心肺示人，见者莫不惊悸，咸称李家娘云。”诗之“一解”云：“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几人活？”这里的杀人数字更加被夸大了。这是富有正义感与同情心的诗人所发出的愤激之词。
　　　　
　　　　清兵的军纪问题
　　　　
　　　　　　文章引述清史专家、满学会会长阎崇年在央　视“百家讲坛”讲座中所言，将“为什么６０万人的满　族能够征服１万万人的汉族”归结为６个字：“天合、地合、人合”，“在人合方面，其中之一是少杀人”。这是从宏观上来看清军军纪。联系到扬州，作者认为，“攻城、巷战在一天内结束，一般说没有必要大屠杀”；“当时的大炮没有多少杀伤力，由此引起的报复也就没有根据”；清摄政王多尔衮与清军进 攻扬州的统帅多铎说，清军入关前，多尔衮曾与诸将誓约：“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作者就此发问：“多铎在征服南京后没有大屠杀，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呢？”
　　　　
　　　　　　试想，不靠野蛮的武力征服，满　族怎能以６０万人征服１万万汉族人？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先生《讨满洲檄》列出满清统治者的十四大罪状，其第四大罪状是：“南畿有扬州之屠，嘉定之屠，江阴之屠；浙江有嘉兴之屠，金华之屠；广东有广州之屠；复有大同故将，仗义反正，城陷之役，丁壮悉诛。”当然，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赵朴初先生的《史可法诞辰三百六十周年纪念》诗说：“江左文恬与武嬉，当年急难几男儿。朋争族怨今陈迹，独耀民魂史督师。”南明覆亡的外因是清兵强悍的武力进 攻，内因则是“文恬武嬉”、朋党之争的极大腐 败。论幅员，南明国土远大于满洲；论经济，南明沿江一带已有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其农业经济也远比满　族游牧经济先进；论军队，南明军队总数大于清军近１０倍。但最终南明还是亡了，亡在朝野上下、军队内外高层的极大腐 败。
　　　　
　　　　　　清军为什么要在扬州大屠杀，要言之，原因有四：
　　　　
　　　　　　１．清兵大举南下，一路攻城掠地，势如破竹，极少阻挡，只有兵临扬州，才第一次遭到史可法领导的扬州保卫战最坚决、最顽强、也最具杀伤力的反击，这才惹恼了清兵统帅多铎。
　　　　
　　　　　　２．扬州地处南北交通枢纽位置，历来得漕运、盐运之利，向称富庶地区，商业繁荣，手工作坊兴起，资本主义因素已经开始萌芽，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说，一股代表着落后的生产关系的外来势力，一旦入侵扬州这一先进地区，怎能不激起扬州人民最大限度地对史可法抗清斗争的支持？加之，扬州人民自李庭芝、姜才抗元以来就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这次清兵入侵，再一次激起他们爱国热情的高涨。我们不妨读读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靳应升《读邗江〈钱烈女传〉，补诗以吊之》一诗：“烈火不受尘，高云不受滓。此身能不辱，虎狼莫敢视。哀此闺中秀，珍重全一耻。忆初引决时，长跪泪如氵此。问我军如何？鼓哑城东圮。此时知尽节，必吾相国史。弱质虽非男，未忍蹈犬豕。不死不成人，一死良不悔。从容裁大义，弃身如弃屣。老亲苦无儿，宁复顾甘旨。日月照其魂，洁比邗江水。”据此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史可法领导的抗清斗争得到扬州人民怎样的响应与支持。弱质女子尚且贞烈如此，爱国男儿能不抗争到底？
　　　　
　　　　　　对于如此英雄的城市，对于如此富庶的地区，清兵破城后，不杀百姓不足以解恨，不抢夺财物不足以饱私囊，不奸淫掳掠、四处放火不足以发泄侵略者的兽性。所谓“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誓约，早已成为一纸空文，聊欺后世而已。
　　　　
　　　　　　３．清兵攻城付出惨重代价，有扫垢山（骚狗山）的尸体丛葬为证，有三个将领、一个王子的阵亡为证。由此而引起大屠杀的报复。
　　　　
　　　　　　４．为进军江南，而大逞淫威，大肆镇慑。清兵攻克南京后，多铎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的布告中，就露骨地宣称：“昨天兵至维扬，城内官员军民婴城固守，予痛惜民命，不忍加兵，先将祸福谆谆晓谕。迟延数日，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 戮，妻子为俘。是岂予之本怀，盖不得已而行之。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这等于是一份扬州大屠杀的自供状。
　　　　
　　　　　　事实上，清兵大屠杀并未迟延数日，诸多史乘说：“从破城之日起，豫王就下令屠城。”不仅是戴名世一人所记。多铎收了徽商汪氏兄弟３０万金的巨额贿赂，却未答应他们“勿杀无辜”的请求。顾炎武所记的多铎在南京执法严，不过是对那些抢了财物不向他上交的士兵执法严，其时江宁县就在多铎的掌握之中，抢掠南明皇宫内的各物多半为贵重宝物，岂容士兵独吞私没？所引顾炎武的记载，并不能证明豫王在扬州严于执行“勿杀无辜，勿掠财富，勿焚庐舍”的法令。
　　　　
　　　　　　虽说，大屠杀“凡七日乃止”，但《扬州十日记》记为“十日”，并没有错，封刀令并没有及时止住屠杀。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酬朱监纪四辅》）这里用“围”，不用“杀”，是因诗的押韵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