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扬州（2006-05-17 10:38:59）
　　　　作者：刘立人 汤杰 顾一平
　　　　
　　　　　　关于扬州大屠杀惨绝人寰的历史真相，除了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有亲历、亲睹的逐日实录，以及各种稗官野史的杂录，当日史可法部下、幕僚的回忆录，有大量的诗篇，以如泣如诉的悲愤文字作诗史；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写真图画，以直观的视觉形象作画史；有同时代扬州人的话本，在歌颂史可法民族气节的同时作扬民遭遇的痛史。
　　　　
　　　　　　诗篇，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５０首。如“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均令人不忍卒读。
　　　　
　　　　　　图画，史可法纪念馆藏有一幅《追远图》。以“追远”二字题图，乃“慎终追远”之意，指“祖先虽远，须依礼追祭”。此图所追祭之祖先，为图中葆儿的母亲，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扬州十日”中“澄潭尽节”的烈妇，因而此图又名《澄潭尽节图》，嘉庆、道光间，安徽女诗人汪 有《题扬州宛虹桥史母张孺人〈澄潭尽节图〉，为葆儿作，并序》，《序》说：“孺人，秦蒲城望族，归史君似兰，有懿德。夫贤早逝，遗孤 臣甫十岁。孺人年廿七，夫丧未葬，遭甲申之变，惧为兵辱，携孤哭夫柩侧，夜投澄潭。
　　　　臣赴水救之，孺人没而遗孤独活，天之不绝节妇后也。既而 臣求得父一扇、母一梳，如见亲容，绘图纪事，读者无不泪下云。”葆儿为 臣幼名。《序》中故意把乙酉年改作“甲申年”，以避清廷文字狱也。但图中扬城烽火连天，惨烈异常，清兵旌旗摇曳，剑拔弩张，宛虹桥、地藏庵、藏经楼历历在目，读此诗对此图，图画所示历史情景，令人明白无误。
　　　　
　　　　　　话本，则有《中国小说总目提要》所收之石成金著《雨花香》，此书全名为《扬州近事雨花香》，４０卷，今藏上海图书馆。石成金（１６５９—１７３６？）字天基，号惺斋，清江都人，话本作家。其《雨花香》之前冠以“扬州近事”，正表明话本中“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这些叙述、描写，都是距“扬州十日”不远的事。
　　　　
　　　　满　人说汉话征朝鲜的问题
　　　　
　　　　　　据中国社科院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满　族祖先女真部曾有一支原住辽东，“１４３７年（明正统二年），明朝命猛哥帖木尔次子董山袭职，仍为建州左卫指挥”，董山“向明朝要求返回‘辽东居住’，得到明朝允许”。萨尔浒之战（抚顺东６０里，１６１９年）后，后金更进入辽沈地区，“迁都到辽阳”。（《简明清史》５１页—５８页）而辽东、辽阳是满汉杂居区，满语、汉语早已交流，怎么能断言满　人就一定不能说汉语呢？
　　　　
　　　　　　读戴逸先生主编的《简明清史》“两次对朝用兵”一节可知，第一次，“义州失陷后，数万民兵，皆被屠 戮。”第二次，“贵嫔二王子和内官及许多宗室皆被俘虏，朝鲜国王被迫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朝鲜被掳待赎的人口，“日日哭诉于馆外，惨不忍见。”“两次对朝用兵”一节中，就引用了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还引用了《清太宗实录》和《沈阳状启》的材料。
　　　　
　　　　《扬州十日记》的价值
　　　　
　　　　　　它虽是一本不足８千字的小书，却既有不可磨灭的重要史学价值，又有震撼人心的非凡文学价值。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就在于它是信史。“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而“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是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难能可贵的是，该书立场比较客观，不带偏见，无所袒护，也无所隐讳，即如司马迁写《史记》的笔法，“笔则笔，削则削”。书中既揭露清军奸淫掳掠、刀砍火烧的种种暴行，也揭露明军的军纪涣散与高杰余部的强盗行径，还揭露地方上亡命之徒趁火打劫的铤而走险。书中既对无辜平民所受空前浩劫表示深切同情，“耳所难闻，目不忍睹”；也对极少数失节妇女的“曲尽媚态”，表示卑视与愤慨，“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还对“有捐金万两而卒受毙者”表示惋惜，并慨叹：是“扬人自导之也！”此“自导”为“自食其果”之“导”；而对自身纳金乞命、苟且偷生的狼狈行状，也丝毫不加掩饰，并未把自己打扮成抗清志士。书中既为史可法的临难不苟免、在全城宣示“一人当之，不累百姓”的“牌谕”而“感泣”，也为邻居洪妪的“卒不供出一人”而“甚德之”；其间还有兄弟、夫妇之间生死与共、患难相依的手足之情与伉俪之情。可以说，全书爱恨情仇交加，美丑善恶交织。凡所揭露，分清主次，一以道义为准；凡所褒贬，明辨是非，一以大节为重。作为第一手资料，这就提供了历史的全息，而提高了信史的可信度。
　　　　
　　　　　　《扬州十日记》之所以有非凡的文学价值，也在于它是信史。文学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唯真切才感人。
　　　　
　　　　　　１８４０年，林语堂先生主持的上海西风社出版了扬州人毛如升先生英译的《扬州十日记》。美国学者贝德博士在该英译本《序言》中，对本书的文学价值，给予高度评价：
　　　　
　　　　　　且就文学之观点言之，《扬州十日记》亦为非凡之文献。其叙事生动逼真，而以其逼真之故，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其故事之倏忽、鲜明与真切，前后踵接，不啻一幕近代影剧，读者感其事，激于情，莫不惊心咋舌焉。而此种紧张情绪，逐步开展，洵可与一部好剧本相媲美……此书之真切纯正，读者无不为之感动。而其文风之质朴无华，足证原书之绝非虚构。（转引自曾学文著《扬州名书》）
　　　　
　　　　　　贝德博士说得好，“明代之覆亡与满　人之侵入，历史学家每多浮泛之论，而《扬州十日记》一书，由征实多矣。此书就人类生命与价值立论，描写当时实况，故其后革命发轫时，所以采取激烈手段以推翻满清统治者，盖此书之力也。”
　　　　
　　　　　　辛亥革命前夕，留日爱国学生才钻进东京和大阪的图书馆里，把列为《四库》禁毁书、在国内湮没无闻达２５０年之久却因流入日本而幸存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杂记》）所以１８９７年，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按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信奉者日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１９０３年，邹容在上海刊行《革命军》，更以《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大造革命舆论。总之，在辛亥革命时期，《扬州十日记》发挥了革命助产士的独特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１９０３年（一说１９０４年），陈天华在东京发表《警世钟》，为反对沙俄帝国主义对东三省的侵略，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又以《扬州十日记》为反帝爱国的警世教材，大声疾呼：“中国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汉人一定不得了。”“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灭种。”《警世钟》中对世人提出“十条奉劝”，第五条是：“劝富的舍钱。”说：“你看自古换朝的时候，受尽苦楚的不是那富户吗？《扬州十日记》上所载，满兵将到扬州，那些富户一文钱不肯出；及城破了，拿出钱买命，一队去了，一队又来，有出过万金终不免于死的。”读来，令人大为警醒。
　　　　
　　　　　　此后，在抗日战争中，《扬州十日记》一版又一版发行，一地又一地翻印，确实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动员民众作用。抗日名将戴安澜将军１９４２年４月在缅甸协同英军对日作战时，身负重伤，５月不治殉国，检点将军遗物，其中就有染上将军血迹的《扬州十日记》。视此，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这里，我们不禁想起清代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此诗的写作时间，距离１６４５年的“扬州十日”，才２７年，竟已经是“儿童谁识破城年”了。这使我们想到了对青少年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务须以“居安思危”警策。因此，《扬州十日记》仍不失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爱国主义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