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公山下的再教育

　　　　　　　　　——文化大革命中的１９６９—１９７０年

　　　　　　　　　　　　　　　　·方勵之·

　　今年又教廣義相對論，不禁又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歲月……

　　１９６９年５月到８月之間的三個月，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個間歇期。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剛剛過去，新的高潮尚未到來。

　　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一開始（１９６８年夏），我就被隔離在科大。直到１９６９年５月才被准予回家。我的小兒子是在我被隔離後的第九天出生的。在我回到家時，他也快滿一歲了。我還是第一次看見他。這三個月裡，我雖然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對象，但生活不無逍遙。正值暑期，我們全家的日常活動之一是下午四點以後去頤和園游泳。當時頤和園的遊人極少。深水區水也淨潔。我們大都是最後幾個游完上岸的人。向回走的時候，除了偶爾看到一兩個船工在收船外，整個頤和園空蕩蕩的。從知春亭西望，夕陽正在玉泉山後緩緩下滑，塔影延伸到昆明湖面上，半隱半顯。燕京十六景之一——玉峰塔影，只在此季此時才可以真正地看到。

　　這三個月裡，算是我們一家最長的團圓期，其後的二十年（１９７０－１９９０）里都是分離的，或一分二，或一分三，再也沒有長於一個月的團圓期。

◇　下遷

　　新的一輪風暴始於１９６９年８月末。當局發布命令（即所謂林彪第一號命令）：所有北京的大學都必須南遷，因為蘇修要入侵了。北京的大學遷出北京，在歷史上有過一次，是１９３７年，當日本即將打入北京的時候，大批學校遷往西南，那是戰爭所迫，是逃難。文化大革命的大遷校，更主要是出於共產主義的一條意識形態原則：和平會使人變成修正主義，鬥爭和戰爭才使人永葆革命的“青春”。

　　首先是北京大學宣布，將遷往江西鯉魚州。１９６９年８月２９日，李淑嫻首批被遣離北京去江西。一家的團圓生活就此結束。

　　中國科學技術大也要遷出北京。

　　不像北大，清華兩校有過南遷的經驗，逃難也頗井井有條。科大則像只沒頭蒼蠅，向北京之外亂撞，沒有目標。科大接到遷出北京的通令後，有三個月遷不出去，原因是找不到一個地方願意接受科大。當時，科大曾派人分頭去四川、河南、山東等省聯繫外遷，都失敗而回，沒有一個地方歡迎科大。當然，北大，清華也不是去什麼好地方，他們的新“校址”——江西鯉魚州，原來是個血吸蟲疫區，老勞改農場。

　　只有諸葛亮的老家河南省南陽縣，還有一點尊重智者的遺風，表示歡迎科大來諸葛亮的茅廬辦學。可惜，一個茅廬容納不下整個科大，作罷。在那三、四個月裡，科大是被北京市委無價轉讓的處理品，擺在外面，任人挑揀，但沒有人要。也不怪，毛澤東給大學的總評語是：池淺王八多。誰還願意接收這種中國人最鄙視的動物組成的群體？

　　最後，安徽省接受了科大，同意遷到省會合肥。安徽以盛產王八出名。中國出口賺取外匯的王八（現在不應當再稱“出口”和“外匯”，因主要出口地是香港），百分之八十齣於安徽，所以，王八的名聲，在安徽不算太壞。一次，我和一個同事背了一簍王八從合肥回北京過年。在火車上，我們睡着了。忽聽一乘客大喊“誰的王八！”原來是我們的王八逃出簍外。除了連忙道歉外，趕快到全車廂抓王八。一快事也。

　　於是，全校遷往安徽。搬遷過程極匆忙草率。後來統計，全校的儀器設備有一半在搬遷中被毀壞。還沒有看到一個入侵者，輜重已經自損一半。

　　１９７０年１月，春節一過，我們物理系的一批教師和學生動身去安徽。安徽接受科大，也並不是因為他們需要大學教育。到那時，大學停課已快四年了。到了安徽，繼續停課。大學的任務不是教育，而是接受無產階級的再教育。

　　因此，火車一入安徽，並沒有送我們去合肥辦教育，而是徑直開進淮南礦區，要我們去接受煤礦工人的再教育。我們的一隊是去謝家集第三煤礦（簡稱謝三礦）。

　　謝三礦位於八公山南麓。西面是壽陽縣城。古時候，有淝水流過壽陽縣城和謝家集之間，現已淤塞。所以謝三礦正位於“淝水大戰”（３８２A．D．）時東晉的陣地。前秦苻堅雖兵多將廣，但因他沒有望遠鏡，看走了眼，把八公山上晃動的草木都誤認為是晉軍，打了敗仗。從此，苻堅被“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語譏笑了一千多年。今天看來，苻堅也可能不是獨一無二的。不是嗎，就是有了望遠鏡的今天，偉大的統帥不也是滿眼看到的都是階級敵人嗎。

　　我們到淮南時，八公山上已經沒有草、也沒有木了，是禿山一座。由於地下挖煤，造成地面不均勻地下陷。有的地方沉降多，有地方少，形成極難看的礦沉地貌，沒有一點古戰場的兵戎氣勢。只是壽陽城城牆還在，它比一般的縣城城牆高大，似乎可以想得到苻堅登高遠望八公山時的驚恐神態。

◇　礦井下的生活

　　謝三礦是五十年代用蘇聯的技術修建的。現在（２００６）已經報廢。當年在淮南礦區中，它是最好的幾個礦井之一。平均日產量二、三千噸，煤的質量也很好，直接運往上海。

　　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下井挖煤。婦女被禁止下井。５５歲以下的男性學生和教師一律都要下井勞動。謝三礦的煤有兩層，第一層深一百多公尺，第二層深三百多公尺。坐豎井裡的纜車，垂直降下，進入地層。我們主要在第一層回採區。在井下，由礦工帶路。開始走大巷道，直徑約五公尺，寬敞，有路燈，類似地下鐵路的通道。進入支巷道，路燈就沒有了。除了人人頭頂上的一盞礦燈外，沒有其他光源。路很窄，大家只能排成一列，在黑暗中相互跟隨。這時，最重要的是，緊緊盯住前面的晃動的燈光，隨着前面的光走，不能稍有疏忽。有的地段，巷道曲折，不及時跟進極易迷失前人的燈光。那時，你的周圍是各向同性的黑，找不到方向。遇此情況，決不要動，因為巷道網錯綜複雜，不熟悉的人，很容易走錯。如果誤入瓦斯區，還會有生命危險。原地不動，等工人師傅回來找你。

　　越接近回採區，越難走。已經不是路，而是大大小小的洞，有的洞只能容一個人俯伏爬行。進入回採區，空間又變得寬大。那是一個用密密的鋼柱在地層里硬擠出來的一個空間，俗稱掌子面，高約兩米，寬約六米，二十多米長。人群沿着掌子面一線排開。挖煤。

　　挖煤的方法很簡單。沿掌子面，有一條傳送帶（俗稱溜子），只要把你周圍的煤鏟到溜子上，就完成了。煤的比重比山石小，所以，挖煤比愚公移山容易得多。在黑暗之中，除了腳下的煤，腳邊的傳送帶外，甚麼也看不到，甚至看不清近鄰的同伴。因為相互看不見，就也極少談話。工作時，除了聽到鏟煤聲，溜子的轉動聲外，人群總是默默的。只有一次，一位眼睛不好的同事，不小心一腳踩到溜子上，人同煤一起上了傳送帶，向下溜。他大叫起來，人群才被驚起。幸好他很快被下面的人從傳送帶上拉了下來，免於變成一塊煤的命運。黑暗也保護了他，沒有人能看清他在溜子上的神色。隨後，人群復歸沉默，溜子繼續轉動。

　　“吃飯了！”一個聲音傳過來。工作停止，大家沿着掌子面一排坐下來。這時，一個布袋從排頭起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來。袋中裝有大餅，每人從中拿一個，這就是全部午飯。幾分鐘後，再傳過來一個水壺，每人喝一兩口，再遞給下一個人，這就是全部飲料。吃飯之前沒有洗手，礦下沒有洗手的地方，也沒有感到有洗手的必要。反正一切都是黑的，也看不清自己的手。在一切都看不見的環境裡，人似乎會失去許多常規的反應。

　　上井以後，才發現全身是多麼黑的。這時，再有大餅一定不會抓來吃。礦工洗澡池中的水也是黑色的，可以抓出煤灰來。不過，這樣的水照樣可以把身體洗淨。

　　幾次下井之後，就習慣了。有一次我和少數幾個人還去掘進區“賣苦力”。任務是開掘巷道，把煤層切開，為回採開闢工作面。這裡比回採區艱難。不能通風，空間裡飄滿粉塵。地層不斷散發出被壓抑了幾億年的熱，溫度極高，人人都是赤條條地工作。在慘澹的礦燈下，只隱約可見赤裸人體在黑暗中蠕動，從一個黑暗蠕動到更黑暗的前方……為但丁“神曲”作插圖的Gustave　Gore大概下過礦，不然他畫“地獄篇”不會那樣逼真地再現了礦下的場景。

　　臨近五一勞動節，謝三礦的井口上，掛上了許多大紅標語，‘大干三十天，產量超萬關’‘五一獻禮，日產萬噸’等等。不外希望工人多勞動，多產一些煤，並無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按我在井下工作的了解，多產一些煤，不是很難的事。凡在掌子面上工作，平均地說，每班工人在井下的八小時中，只有三小時是在挖煤。其餘時間並不真幹活，有時一連幾個小時乾脆靜坐等待下班，實質的怠工。只要少怠一小時，就可以增產百分之十或更多。

　　可是，‘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好像根本沒有看見礦井上的標語。下井後，照樣只工作三個小時，照樣靜等下班。全隊工人皆如此，沒有一點不同於往常。無產階級專政雖很有效，但到一百多公尺的地下，威力就差了。當我也在黑暗中枯坐而不得不陷入沉思時，一個工人悄悄地說：“一天六毛錢，就干六毛錢的活！”

　　這六毛錢稱作下井費，是工資之外的附加。不論何人，凡在井下工作一班就有六毛錢。理由是，井下辛苦也有危險。當時，煤礦工人的全國的死亡率是一年約兩千人。還好，我們所在的半年，沒遇上過井下事故。但死亡率還是高起來了。

◇　抓５１６

　　１９７０夏季開始，進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個自殺高潮。第一個高潮是１９６８年，科大有十多人在清理階級隊伍時自殺，多是教師。第二個高潮，也有十多人自殺，多是學生。

　　新一輪的鬥爭，名叫‘抓５１６分子’。如何定義５１６反革命分子，在百科全書裡都難查到。反正，它又是一頂無產階級專政的帽子。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帽子就像紐約的大街，太多了，只好用編號當名子，現在要抓的是第５１６號。１９８０年，我第一次到紐約，聽到一個在長島的朋友告我，他家的電話是５１６－……，當時心中條件反射式地一悸。

　　我已經有了一頂帽子（漏網右派），一般說，不會再得到新帽子。《共產黨宣言》中有一句名言：“無產階級只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我已經被無產階級解放了。所以，新的一輪運動，應該輪到解放其他的人類。５１６號運動的目標主要是學生，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紅衛兵。

　　我的任務仍是體力勞動。有時在礦井上，有時在礦井下。後來，我專職拉小板車。這種車是安徽最通用的貨運工具。木製的。很像馬車，但尺寸較小，車身寬１公尺長２。５公尺，車轅約１。３公尺，裝有兩個膠輪。主要由人力拉，也可由驢力拉。直到８０年代在合肥的最繁華的長江路上，小板車的數量仍遠遠超過貨運卡車。到處可見小板車流。我就在那種車流中生活了一個多月。

　　實話說，一個人拉車上街，是一種不失愉快的勞動。因為是夏天，像所有拉車者一樣，我們可以公開脫掉上衣，盡情地享受陽光，警察也不會來干涉。安徽丘陵地多，大街也是起伏的，拉上坡有些費力，下坡時則可人車一起下滑，一張一弛，是一種很有節奏的運動。拉累了，可以找街旁一個樹蔭下小憩，乘涼。渴了，可以買一瓣西瓜吃，沿途到處都有西瓜攤，很便宜。嚴格說，凡被專政者上街買食，都應事先取得監視人的批准，但是我有信心，絕不會有人來檢查我買西瓜是否持有批准書，因為，那些監視者正忙着抓５１６呢！沒有監視，沒有政治，一身的汗水，一路的陽光，兩邊的西瓜攤，混在小板車流中，拉啊！好不自在，儘管只是暫時的自在。一生里，又有那一次的自由自在不是暫時的？我的身體，很得益於那一段拉車生活中所吸收到的空氣和陽光。

　　那些暫時還沒有被專政也就暫時還沒有自由自在拉車權的同事，看到我的被中原的太陽曬成一派古銅色的身驅，眼神里似也有一種羨慕。他們仍在努力地抓５１６，一個個一副缺乏血色的面孔，一副病態。果然，七月一到，蚊子一出現，虐疾就開始流行。有一度，我一連好幾天拉的都是虐疾病人，從謝三礦到礦區醫院沒有公共交通，只能由小板車運送。就拉板車來說，拉病人是最舒服的差事。拉過板車的人都知道，裝貨太多太重的車，當然不好拉；完全空的車，容易亂跳，拉起來也沒趣味。人體幾十公斤，對拉車來說是一個最佳重量，既不過重，也不過輕。我雖然常常送病人去醫院，也常被蚊蟲叮咬，也沒有打預防針，但我始終沒有得上虐疾。反動派們自嘲：可能我們身上血也是反動的，以致虐原蟲也怕。

　　流行病並沒有使抓５１６運動降溫。我雖然不參加運動，但運動的冷熱，是很容易看到的。鬥爭更加速了。學生一個個少起來。凡是有５１６嫌疑的學生，一個個被隔離，就如清理階級隊伍時我們被關在校園裡一樣。有的學生被關在謝三礦的工房裡，情節嚴重者則被押送合肥。

　　有一個紅衛兵，原來負責監管我們這些被專政分子，到七月，他不來管我們了，他自己也成了被監管的對象。

　　一個學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個很活躍紅衛兵，從謝三礦被押回合肥。不幾天消息傳回，他從四樓跳下，死亡。

　　另一個學生，並不十分活躍，七月開始經常一個人無目的的出走。語言漸漸不合文法，行為漸漸不合因果律。一天不見了，後來在運煤的鐵路上被找到，躺在鐵軌上，兩條大腿都已被火車齊齊截斷，送到醫院，失血過多，當夜死亡。那晚我正好去送另一個病人，也在醫院。礦區醫院的停屍間不在樓里，而是孤零零的一間小房子，房外靠近樹林。那晚，停屍房外一直有物理系的同事值班守衛。因為，安徽的野狗（已恢復狼性的狗）極多，它們嗅覺極好，凡停屍間裡有了新死者，它們就會成群地聚集在近旁的草叢裡。到了深夜人靜，它們就跳出來用頭撞開停屍間的門，去吸吮新死者的血。守衛的人就是負責趕走這些想吃鮮血的狗，讓死者得到安寧。這是名符其實的守靈。

　　這個臥軌者的靈魂，得以安寧，是不多的例外。在當時，凡自殺者，均按反革命論處，死後的靈魂也要遭到褻瀆和批鬥。

　　八公山下的死亡，鮮血，狗，最終驅策我走向了天體物理。只有最深遠的天，才能避開世間的污穢，使靈魂找到一片靜潔之地。

◇　廣義相對論

　　礦區沒有書讀，除了毛書之外。因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貫徹始終的“哲學”是：知識愈多愈反動。這條“哲學”，多半是毛革命的首創，找不到馬克思，列寧的出處。在俄國十月革命中，似乎也找不到示例。

　　倒有一個反例。１９２２年，俄國內戰正酣，烏克蘭陷於混戰。白軍，紅軍，無政府主義幫派輪番上台。一天，奧德薩的數學教師Igor　Tamm去郊區買雞吃，被一派懷疑為另一派的奸細，抓了。審問者問：“你為什麼反對祖國烏克蘭？我們要處死你。”答：“不，不，我不是奸細，我是教數學的。”審問者：“數學？那好，回答下面的問題，如果答不出來，就斃了你：一個Maclaurin級數在第n項被截斷，帶來的誤差是多少？答！”當然，Tamm逃過了這一劫。凡是五十年代的物理系學生，大概都念過Tamm的“電學原理”。他在１９５８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文化大革命前還來過中國。我懷疑，如果Tamm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指為“奸細”，那個Maclaurin級數，是否還能幫他逃過劫數。

　　很巧，在謝三礦的混亂批鬥中，我居然成功夾帶了一本朗道（L.Landau）的《場論》（Classical　Theory　of　Fields）。與Maclaurin級數類似，是禁讀的。不過，５１６混戰正酣，人人自危，讀書的危險反而小了。那時，為防蚊子，每個人都有一頂帳子，放下帳子來，盡可放心地看書。就這樣，在淮南的幾個月中，朗道這本書成了我的勞動之後的最心愛的，也是唯一的讀物。每當暗夜降臨，一身疲憊躺在帳子裡的我，其靈魂往往就已經隨着膨脹的宇宙去尋找那優美動人的原初奇點了。

　　彭加勒（H.Poincare　１８５４－１９１２）曾說過：“科學家並不是因為大自然有用才去研究它，他研究大自然是因為他感到樂趣，而他對大自然感到樂趣是因為它的美麗，如果大自然不美，那就不值得認識，如果大自然不值得認識，就不值得活下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的，廣義相對論是最美的物理理論（朗道語），人是值得活下去的。

　　後來，在中國，在美國，我多次教過廣義相對論。今年，我的課又是廣義相對論。我每每想起，是廣義相對論喚起的心靈之美陪我渡過了八公山的下骯髒、醜陋和蠻橫，渡過了３９度的酷暑、５１６的血腥、受虐者魂靈的呻餵……。我通過了再教育。

（２００６年４月，Tucson）

刊登在 2006 華夏文摘增刊 zk060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