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佑民：逆境中見風骨

李海文

初次見到公公是在1972年9月，我從未謀面的公公剛從監獄裡出來。他端坐在一把椅子上，眼睛向前看，不言自威。看到我們進來了，既沒有表情，也不講話。婆婆在一旁解釋：“他單獨關着的時間長（4年半），不會講話。牢房裡一年就是兩身衣服，冬天是棉衣，夏天是單衣，他也不知道冷了添衣服，熱了脫衣服。下雨也不知道關窗戶。”是啊，牢房的窗戶都是向上開的，開關都由外面的人管着。

公公很少談起獄中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他才拿出一首詩給我看：“日與蜘蛛為伍，夜有高燈伴宿。兩眼必對警洞，耳聽腳音蹼騰。”

他一邊念一邊講，第一、二句好懂，不足五米的單人牢房中，白天房間裡只有牆角掛的蜘蛛，一張高不滿一尺的矮床，一個馬桶。夜晚一隻高度數的電燈照着，通宵不關。剛進去因為燈太亮，難以入睡。第三句，無論是坐在床上，還是夜晚睡覺，必須面對着門，看守隨時從門上的警洞中看到犯人的臉，看到你在做什麼。睡覺時不能翻身，如果翻身面朝牆，馬上被叫醒。第四句，平時監獄大樓寂靜無聲，只能時而聽到看守的腳步聲和提審犯人時關門、開門鋃鐺的聲音。他那凝重的神態，悲愴的聲音，仿佛回到20多年前，我從“蹼騰”兩字中感到從未有過的恐懼。

那麼他為什麼被捕入獄呢，這一直是個謎。公公曾為自己的義舉而高興：“我被捕後，沒有人敢再碰（整）曾山。保護了曾山。”但其餘的事他就不講了。

這個謎直到1999年，看了孫宇亭同志寫的文章才解開。原來公公是國務院內務辦副主任，主任是謝富治（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 1967年10月為了保護內務部部長曾山，要查清他的問題，經謝富治等批准，派孫宇亭到檔案館看檔案，摘抄了毛澤東等圈閱過的電報。後被認為是盜竊中央檔案館檔案。

孫字亭寫道：“1967年11月一天深夜，我已脫衣就寢。謝富治的秘書敲門，把我從睡夢中叫了起來，通知立即去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開會。

我走進安徽廳一看，廳里已明顯的是‘三堂會審’的架式。廳內右側一張大條桌後坐着三個人，從右至左為吳法憲、謝富治、汪東興。桌子右邊橫頭旁，坐着嚴佑民和趙雪瀛。左邊橫頭旁坐着中央檔案館的軍代表。

謝首先開口，儘管我在他身邊工作過8年，他對我很熟悉，但仍一本正經在問過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出身、成份後，追問：你把盜竊中央檔案館核心機密的活動談一談。

我據實申辯：這件事，和盜竊機密根本沾不上邊。我在詳談了內務部兩派鬥爭的情況後接着說：我去中央檔案館的起因、目的以及對檔案資料的處理情況，謝副總理、汪主任和嚴佑民同志完全清楚。不錯，主意是我出的，查檔報告是我起草的，但是你們同意了，批准了。如果沒有你們的派遣，我不可能去中央檔案館，即使去了，人家也不會接待我。

某某某看了報告，對謝富治說：你看，這個報告，是用寬邊稿紙寫的，我們批的字都靠在稿紙的右邊的空白處，如果把我們的批字剪下來，對這個報告也不會有損傷。謝說：這倒是個辦法。於是某某某讓記錄人員找來剪刀和火柴，把他們批的字剪下來，當場燒掉。證據就這樣被毀滅了。我和嚴佑民、趙雪瀛、中央檔案館軍代表目睹了這滑稽的一幕。吳法憲雙目緊閉，像睡熟了一般。

審問繼續進行。謝富治說：到中央檔案館查檔案這件事，你應該承擔責任。

因事關緊要，我還沒有想好措辭，沒有想到坐在一旁的嚴佑民把話接了過去。他說：這件事，沒有什麼不對。前前後後的情況我都知道。事情是他和趙雪瀛辦的，是經過我批準的，責任由我一人承擔。

謝富治說：你承擔得了嗎？嚴佑民說：應該承擔。

這時吳法憲睜開了眼睛，說肚子餓了，叫服務員拿夜餐來。服務員端上了包子和餛飩。吳法憲笑容可掬，勸我吃夜餐。我表示不餓。謝富治說，既然不想吃，就回家吧，這裡沒有你的事了。

半夜的遭遇，是一節生動的課程，使我受益匪淺。我在‘老資格’的領導人面前，接受了正面的和反面的兩個不同側面的‘言傳身教’，使我的社會知識、黨內鬥爭知識、分析判斷問題的能力一下子增進了許多。　

……

我對可尊敬的嚴佑民同志心存感激。他心懷坦誠，承擔責任，把我從政治泥沼中拉了出來……”

文革前，秦城監獄是由公安部管的，嚴佑民當然清楚坐牢的滋味。在關鍵的時候，在危難之際，他挺身而出，承擔了責任。他不僅保護了孫宇亭同志，更捍衛了黨的原則，這就是實事求是，表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的錚錚風骨。

就這樣嚴佑民於1968年3月12日被捕關進秦城監獄。孫宇亭去了幹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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