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恆漢自述：《風雨八十載》節選

冼恆漢（1911-1992）
廣西田陽縣人。壯族。一九二九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師教導團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第一野戰軍一軍副政治委員，七軍政治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高級步兵學校政治委員，西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第二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共產黨第九、十屆中央委員。
“文革”中，主政甘肅，一九七七年被免職，隔離審查，後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九二年在蘭州病逝。

十年文革
（第一次整理稿）

第一章 官罷西山

這總是一段歷史吧

從1936年長徵到達陝北，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在西北工作，從沒有離開過這片貧瘠、荒涼而又質樸、純真的土地。對自己親手參加解放的這塊土地，我心裡一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有一種扯不開的眷戀。解放以後雖然也有幾次調動工作的機會，但我還是選擇了留在蘭州軍區工作。當然，這一方面是服從組織上最後的權衡考慮，另一方面彭總在解放大西北的征途中對我們發出的肺腑之言無時不在我的耳邊回想。

那還是蘭州戰役剛剛結束，槍炮聲都還沒有停息，彭總渾身征塵，布滿血絲的疲憊的雙眼放射出興奮的光彩。他說：

“我們就要以最快的速度解放大西北了。西北有多大的一塊地方啊，但人煙稀少，荒涼貧困……，同志們，大姑娘連遮羞布也沒有的時代，應該結束了。解放大西北，建設大西北，這是我們所有在座同志義不容辭的任務！”

這些話跟了我一輩子。尤其是58年我響應軍委號召下連隊當兵體驗生活時駐地群眾生活的艱辛、62年浮誇風甘肅死了那麼多人、66年上半年我在天水農村搞社教時當地老百姓的貧困，這些事實總叫我覺得我們作為黨和軍隊的幹部愧對解放這麼多年的西北人民。所以幾十年來我總想着為西北做些什麼事，這實實在在是我在西北工作的由衷。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十年“支左”，我想我的後半生也許是順理成章地蓋棺定論了。但是“文革”使我們這些奉命“支左”並被歷史推向“文革”大混亂中第一批站出來主持工作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有爭議的人。十幾年來，儘管我為顧全大局保持沉默，儘管我為了協助組織上搞清問題而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寫材料，向上級申訴反映情況，但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我經過多次考慮，覺得就我個人來講，事情已經過去十多年了，我作為一個受黨培養教育考驗六十多年的老黨員、老紅軍戰士，為了黨和革命事業的需要，任何委屈我個人都可以承受。但是，當我看到聽到由於我的問題而使得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工作了多年的一批老西北幹部和他們的家屬子女受到株連，至今還抬不起頭，不被信任，蒙受冤屈，甚至仍然背着所謂“冼家幫”等政治包袱，我實在於心不安，總覺得這是個事情，而且又是因為我的問題造成的，所以更覺得有必要如實地向中央反映，請求中央能對我的問題重新審查，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和處理，以使其他同志的問題也隨之得到解決。

我已經是將近八十歲的人了，有着很嚴重的心臟病，風燭殘年，日薄西山了。我從六十多歲等到現在，不可能再等一個十幾年了。考慮再三，覺得有些東西還是應該寫出來，一吐為快。當然，我只是講事實，況且這是我的私人回憶錄，並不打算公開發表。這是一段歷史，等我們這些人都去見馬克思了，也就無從考證了。寫在紙上，記錄下來，或許將來有一天，在不影響黨和國家大局的前提下，如果有人有興趣研究這段歷史的話，那麼可以供他們去判斷、去分析，總是個依據吧。至於孰是孰非，還是讓歷史去裁決吧！

烏紗帽扔在了西山

1977年6月，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和韓先楚、肖華、宋平一起去“談一談”，我認為又是去接受什麼任務，回來傳達照辦就是了，因此毫無思想準備。

後來知道，這實際上是“四人幫”被打倒後中央開始解決省級領導班子問題的序幕，甘肅和安徽當時是首當其衝的兩個省。

6月7日、8日和9日連續三個晚上，中央政治局在西山開會，主要圍繞蘭州鐵路局問題展開對我的批評。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陳錫聯、紀登奎、蘇震華，加上我、韓先楚、肖華與宋平。

6月7日的會議一開始，就宣布我被正式免去蘭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理由是：“運動的發展同中央的要求還有很大的距離，……運動還有很大阻力，廣大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受到壓抑。……在鐵路系統，在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另搞一套，使蘭州鐵路局一度癱瘓，嚴重影響了西北幾個省區的經濟建設、國防建設和人民生活。……”（摘自1977年6月16日中共甘肅省委辦公廳“傳達華主席、葉副主席和中央領導同志關於解決甘肅省委領導問題的指示要點”）

6月9日晚，中央再次召開會議，一是聽取我的檢查，二是中央領導同志的發言講話。參加會議的領導同志都講了話，根據我的記錄，大致要點為：

（華國鋒：）剛才，聽了冼恆漢同志的自我批評。一個同志有錯誤，願作自我批評就好。但冼恆漢同志對錯誤的認識還很不夠，看來需要一個過程，來加深認識。

中央發現甘肅問題，是在“四人幫”粉碎以後，暴露得突出的是在鐵路問題上。那時，鐵路運輸癱瘓，一了解，發現省委在處理蘭州鐵路局問題上有問題。過去有錯誤，粉碎“四人幫”後省委又有錯誤作法。省委派去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的同志，包括新派去的和調走以後又調回來的同志，冼恆漢同志都是相信的。李宗虎、顧柏年回到鐵路局，實際上不是按毛主席批示同意的我的那個講話的精神辦事。說鐵道部黎光同志刮右傾翻案風，換了幾百人，可是又一翻，調換下去的人更多。但冼恆漢同志說，前一個是路線錯誤，後一個是那“三點”（即轉彎的面大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調換的人多了一點）（我註：鐵路問題省委是按華國鋒、紀登奎的指示辦的。）後來中央派去了幫助工作領導小組，一深入了解，實際不是那麼回事。新華社記者也說，那裡照“四人幫”那一套搞得很厲害，連趙滔都想搞掉。趙滔說他辦的那些事情都是來自省委，是有根有據的。（我註：趙滔是工作組搞掉的。工作組向我匯報，說趙滔不免職，群眾發動不起來，我說你們看吧。）黎光同志來匯報鐵路問題，鐵路局的問題都聯到省委。當時我說，先解決鐵路問題，要同省委的問題分開解決。（我註：鐵路局的問題我後面有詳述。）

……我對冼恆漢同志有個基本認識，有錯誤，但還不能說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總想幫助你改正錯誤，可是後來感到冼恆漢同志認識得很慢，改得很慢。（我註：中央從來沒有人提醒過我。）

……我看冼恆漢同志的檢討，說這場運動“來勢很猛”，意思是他思想沒有準備。……因此肖華同志發言批評你，存在思想感情、立場問題，是路線的錯誤問題。要從思想上、立場上好好想想，到底是站在那一邊？

你在甘肅省農業學大寨會上的那個講話，一口氣說了二十多個“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搞的陰謀，……《光明日報》十月四日發表的，你十月六日在蘭州講話的時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來的消息。是從哪個渠道來的，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說清楚！（我註：是從華國鋒同志你的渠道來的。是你自己製造的，而加罪於人。我入黨六十多年，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你在前天發言中說，你同王、張、江、姚沒有任何聯繫，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活動，沒給“四人幫”寫過任何信，沒送過任何東西，沒有請他們客，就連看望、照相等也沒有搞過。……那麼，莊則棟是“四人幫”安排他（到甘肅）串聯的……，王洪文同你談話、喝酒……，這難道不是來往，不是接觸嗎？（我註：這些我後面都要詳述。）

……你不依靠廣大工人階級、人民群眾，你只靠一派，怎麼行？（我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我們不依靠工人、技術人員和廣大群眾，文化大革命中那麼亂，中央在甘肅的重點工程怎麼能完成的呢？如：劉家峽、八盤峽、碧水電站、景泰川灌區等。）

……政治局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政治局的意見是：鑑於上述這種情況，冼恆漢同志在甘肅工作二十八年了，毛主席在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說：人在一個地方久了，就油了。運動一深入，不可避免地要觸及一些人，下邊犯錯誤的同志要離職審查，你還在那裡，也不服氣。中央政治局反覆考慮，按毛主席對八大軍區司令員調動時的指示精神，冼恆漢同志還是調動一下好，但冼不是說是“四人幫”的死黨、親信，這也不合乎事實。想按正常調動辦理，這樣對冼恆漢同志有利，對於甘肅揭批“四人幫”的鬥爭有利。冼恆漢同志調回軍委，由軍委考慮分配新的工作。

當然，對冼恆漢同志要一分為二。參加革命四十八年了，給黨作了很多工作，紅七軍的老同志，後到中央蘇區，留到湘贛，到了二、六軍團，參加了長征。這次有錯誤，希望改了就好。我們按毛主席政策辦事，不是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

……甘肅省委由宋平同志任第一書記、革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第一政委、蘭州軍區政委。大軍區也一樣，冼恆漢同志調動後，肖華同志為第一政委。

……冼恆漢同志調離甘肅，對留下的同志要作好工作。群眾有意見可以提，大字報不要上街。毛主席說過：你不喜歡的那個人已經走了，還貼他的大字報幹什麼。有意見集中起來轉就是了，……對冼恆漢同志還是要熱情幫助他改正錯誤。……

（汪東興：）……你是站在“四人幫”那一邊，是很不應該的。（我註：有什麼根據說我站在“四人幫”那一邊？我是反對“四人幫”到中央來的，特別是王洪文。但老帥們和周總理反覆說服我們。）……莊則棟西北之行，是有政治目的的，你同莊則棟談了話。江青在十二省市打招呼會講話後，你中毒更深，這些都應該交代清楚。……冼參加革命四十八年了，是有成績的。但八個月來的錯誤也是很大的。我們是一分為二地看問題的。

（陳錫聯：）我對甘肅省的情況不了解，……作為省委第一書記，出現蘭州鐵路局這樣大的問題，由於翻燒餅，被壓制、處理了一千多個幹部，你應該作自我批評。

甘肅農村問題不少。陳永貴同志反映，在甘肅有討飯、有逃荒的，有的群眾沒有衣服穿。陳永貴同志建議國務院撥些糧食、衣服，可你們給國務院回電話拒絕，說是搞恩賜，你們是不關心群眾疾苦的。（我註：農村問題後面詳述。）

……中央分工我管體委，莊則棟去西北，我都不知道。關於莊則棟去西北活動的問題，冼應該說清楚。

（葉劍英：）……冼恆漢同志是紅七軍的老幹部，是黨的寶貴財產，黨對你很重視，正因為你是老同志，要求比一般同志要嚴格。……你用的那些人，有的是拉你下水的。……冼恆漢同志有智有勇，可是你所親近的人，有的不幫你辦好事，幫了你的倒忙，你還相信這些人。宋平同志我在重慶認識，有水平，昨天發表的意見也很持平，你就不能團結。“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這句話很值得你想想。

你說，自己同“四人幫”沒有任何組織聯繫和通訊聯繫，一個機要通訊員就揭發你給張春橋寫了信。（我註：張春橋當總政主任時，關於青海省軍區政委宋長庚同志身體弱，不適應青海工作，而給張春橋、梁必業和總政黨委反映這個問題。信封上只寫了一個張春橋主任。）

莊則棟是江青最心愛的人，在甘肅同你聯繫，這不是組織聯繫啊！他一個人跑遍西北幾個省，是什麼行動？非常反常。（我註：我並不認識莊則棟，莊來甘肅時是宋平接待的。當時我不在家，而在外視察。我在張掖時，宋平指示秘書給我的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讓我接見他一下。莊同我見面時說是陳錫聯副總理批准讓來的。）

我們看“四人幫”有一條原則，就是他們說好的，我們就說壞；他們說可靠的，對我們就不可靠。從這個觀點出發，“四人幫”說蘭州比較可靠，我們就要想想。他們說好的，就是他們那一團的；壞的就是我們這一團，包括華主席在內。所以，“四人幫”說蘭州好，我們就得想一想，就得說壞。（我註：葉帥可能不了解具體情況。“四人幫”怎樣說的，我不知道，可國務院各部每次有人來蘭州都很滿意，當時全國好多地方都在武鬥、打架，而甘肅是工廠復工、學校複課。我每次到北京，劉偉見我時都感謝我們，說“504廠”、“404廠”每年都超額完成任務。當然，這不是說我們沒有錯誤。我對常委同志們經常說，我幾十年都是干軍隊工作的，地方工作我是外行，工作靠你們各口的書記。）

（紀登奎：）……關於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在打招呼會期間說過蘭州鐵路局問題的解決是華主席講了話，並且經過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不能翻。華主席的那個講話講了什麼呢？那個講話說：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不能層層揪，要按中央1976年4號、5號文件精神辦。（我註：“四人幫”是反革命的問題，怎能把小平同志同“四人幫”平列起來反呢？這是個原則問題，我頂了。並且我二月一日一個講話還揭發“四人幫”對小平同志的誣陷。免我的職關鍵就在這個問題上，這個問題站不住腳，以後還亂加了許多莫須有的東西，亂扣帽子。）

……處理蘭州鐵路局的問題，冼恆漢同志的姿態低，對問題不認識。……中央工作組作了很多工作，……為了使鐵路暢通，中央支持了黎光同志在鐵路局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華主席在全國鐵路工作會議講話中也提到了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我們勸工作組給中央寫報告的時候，最好請冼恆漢同志也簽個名，但又遇到了困難。這說明中央一直在等待冼恆漢同志，對冼恆漢同志是愛護的。（我註：中央工作組是宋平為組長，宋是管工交工作的書記，電報宋平送來給我看時，他自己不簽名。我同送電報的同志說，要宋先簽字，他了解情況。後來常委會議不是簽字了嗎？）

說句老實話，從打我參加革命以來，幾十年我還從未受到過這樣嚴厲的批評。對於批評的事實，平心而論，大部分我是不能接受的，這在以後的章節中我還要詳述。這其中有些是有很大的出入，有些是無中生有，而有些則純屬執行問題。我作為黨的一個地區工作幹部，尤其又是一個長期做軍隊工作的軍人，執行中央的命令是我的職責，尤其又處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時代，我無論是從黨性、黨紀以及個人感情還是從軍人的思維考慮，都只有堅決執行。當然，中央犯了錯誤，我也必定犯了執行的錯誤，但我只是執行問題，不能把問題的全部都歸結到我的頭上，我也負不起這個責任。

我們共產黨人都是唯物主義者，看問題要尊重歷史。特別是我們這些在下面工作的人，不執行中央的指示，執行誰的指示？所以看問題要歷史地看、唯物地看，不要脫離開總的前提，不然說不清問題，解決不了矛盾。

對我作出的調動工作的處理，我是當時就表態擁護的，參加會議的各位都可以證明。這是因為：一，自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以來，我和韓先楚同志工作上合作的並不愉快，這在以往的工作中是從未有過的（和張達志、皮定均同志都合作的很好）。由於工作上存在着分歧，致使蘭州軍區領導班子對一些問題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影響到內部的工作和團結。因此，當葉劍英同志問到這個問題如何解決時，我表態“我調走”。二，對於犯錯誤的幹部，中央採取治病救人的態度，不是一棒子打死，嚴於批評，寬於處理，我當時是十分感動的。

由於我當時患病，瘦的很厲害（後查是甲亢），華國鋒同志問我是留下還是回去時，我說想留下檢查一下病，這樣，我就住進了301醫院，一方面看病，一方面也是等待中央重新分配工作。在這期間，我還參加了中央的一次全會，華國鋒還對我講：“你十一大還要參加（當時我是代表已選出，），中央委員還要當。”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隨着運動的發展，中央和地區對我的態度和處理竟與中央關於解決甘肅問題的意見大相徑庭，以至於很快，就在我毫不知情、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並且還在301醫院治病並等待重新分配工作的情況下，《甘肅日報》就已經把我作為“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放在頭版頭條轟轟烈烈、大張旗鼓地進行聲討了！以後的運動更是越搞越離譜，到了後來，竟連中央關於解決甘肅問題的決議精神的影子也見不到了。

這些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材料、申訴也都寫了不少，都是為了一件事：協助中央、蘭州軍區、甘肅省把問題搞清楚，一是堅持我黨實事求是的作風，二也是解決一大批因我而被迫停止工作的同志們的政治生命問題。這些同志都比我年輕，有的從四十幾歲已經拖到了六十幾歲，到現在還生活在另冊中，嘗遍不被信任、不能工作、看不到政治前途的痛苦。我們黨內的人為鬥爭何時終了？所謂的不能更改的歷史遺留結論何時甄改？下面，根據我的記憶和材料，我將一些事件的發生以及過程詳細記錄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