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部隊參加“支左”的大多不是本地人，有些同志對改變甘肅的貧困面貌信心不足。我對他們講，我們這些人雖然不是甘肅人，但解放二十多年來一直在這裡工作、生活，吃的是甘肅人民種的糧，喝的是黃河的水，也算是甘肅的半個兒子了吧？解放這麼多年了，這裡的條件還這麼差，老百姓還這麼苦，我們作為共產黨，如何向人民交代？現在黨要我們來做這裡的工作，我們一起為甘肅人民做些事情吧。

甘肅發展農業，關鍵是水。有水就有糧，有糧老百姓就有飯吃。因此，我們提出要改變乾旱面貌，必須以“水”為大，下大力氣解決水的問題和控制水土流失問題。省委、省革委會在深入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重點抓好“兩西”（河西、定西）建設的設想規劃。要利用祁連山的水力資源把河西走廊建成商品糧生產基地；要下大力改變定西地區乾旱缺水的面貌，加強水利設施建設，修造梯田，打壩填溝，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增加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為此，我們專門組建了“兩西”建設指揮部，選配了懂業務、有幹勁的幹部具體負責。

這個設想計劃上報國務院後，國務院領導認為很好，又把甘肅的“兩西”擴大為包括寧夏“西海固”地區，合稱為“三西”治理乾旱的建設工程，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牽頭，加大投資，統一實施。幾年後確實見了效，也取得了治理乾旱的實際經驗。

在那幾年中，我和省委、省革委會的其他有關領導同志們每年至少有四個月的時間深入基層視察和調查研究，我們分別深入各地農村蹲點（我在最窮的通謂蹲點），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體察民情，了解情況，聽取基層幹部的意見。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們提出了許多關於治山、治水、如何解決人畜飲水、農田灌溉防滲漏、壓砂保墒、如何解決種樹成活率等許多實際問題，為我們決策打下了基礎。

為了增加治水經費，我多次找國家計委做工作，使計委批准每年投入三千多萬元，用於打機井和建設水利設施。幾年中我們全省共打機井六萬多眼，使八十多萬畝旱地變成了水澆田，其中一部分農田達到旱澇保收。

為了充分利用黃河流經甘肅境內的地理優勢，在續建好劉家峽大型水力發電站的基礎上，我們又先後興建了蘭州郊區的八盤峽水電站和地處隴南的白龍江上的文縣碧口水力發電站。

為了解決嚴重乾旱問題，我們請專家研討論證指揮設計並率領群眾修建了景泰一條山、靖遠、會寧、榆中桑園峽、三角城等黃河提灌工程，使幾十萬畝旱地變為穩產高產的綠洲。當時，蘭州幾個大的中央廠礦企業都把農場建在景泰一條山一帶，有了水，那裡變成了江南，這些企業也都紛紛解決了一部分農業戶口的家屬的安置問題，這些家屬都有種田的經驗，把個一條山農場經營的有聲有色，坐在火車上經過這一帶時可以觀賞到這片沙漠中的綠洲。

為了徹底改變蘭州以北地區的乾旱狀況，我幾次向周總理請示、向國務院報告，建議撥款修建“引大入秦”水力工程，即提引青海大通河水入永登秦王川，澆灌秦王川百萬畝旱地的浩大工程。為了研究制定實施方案，我幾次帶領工程技術人員徒步到實地勘察，遺憾的是，當時因為經費、技術條件所限，這個計劃未能實現。

為了更好地利用小型水力資源，我建議蘭州發電機廠和水力渦輪廠生產中小型為主的發電機產品。我跟他們講，你們要多生產中小型機，以滿足隴南、隴東和河西地區的中小型發電提灌的需要，你們自己也解決了銷路。後來，河西民樂縣的兩個中型水庫，安裝了幾台中小型發電機組，解決了全縣工農業生產和群眾日常生活用電，群眾很滿意。

經過全省幹部群眾幾年的艱苦努力，甘肅的農業生產條件有了改善，糧食產量也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1969年前，全省糧食生產一直徘徊在五十億斤左右，到1970年達七十三億斤，1975年又超過了百億大關，大部分地區吃糧達到了基本自給，多數老百姓基本能吃飽肚子，離家外出討飯的人少了。

我任甘肅省委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十年期間，我認為，我們甘肅的絕大多數領導幹部和基層幹部，以及我們絕大多數的“支左”幹部，工作是認真踏實的，態度是積極努力的，並且能吃苦、廉潔自律，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文革的情景我想大家還都沒有忘記，在那樣一個非常混亂的局面中，我們甘肅能做到油井出油，煤礦出煤，鋼廠出鋼，電站發電，黃河水上山，戈壁旱地產糧，農業增長，糧食翻番，使絕大多數人有飯吃，社會秩序安定，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我們的幹部們是在努力地為人民工作嗎？就連後來的省委書記宋平在1978年省黨代會上也不得不承認：“十年來甘肅全省各方面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按照肖、韓時期蘭州軍區黨委對我的“結論”的說法，十年來我們是在搞破壞，這就全盤否定和抹煞了我們甘肅的廣大幹部和廣大“三支兩軍”人員的辛勤工作，是睜着眼睛說瞎話。那幾年報紙廣播大會小會狂轟濫炸，給人一個這樣的印象：甘肅省委也好，蘭州軍區也好，不工作的人沒錯，泡病號的人正確（說是抵制錯誤路線），而大多數辛勤工作、日夜忙碌的人卻錯了。我想，我們黨的事業、社會的發展，任何時候都需要勤奮敬業、努力工作的同志去實現。因此，我們還是要講實事求是，因為實事求是是我們黨的一貫作風，我們在任何時候，看任何事物，都要堅持這一原則。

甘肅中西部地區生活艱苦，風沙大，沙暴一起來人和車就被裹在沙渦中，稍一站不穩就會被颳倒，滿臉滿頭滿脖子都灌的是沙土，一張嘴就是一口沙，能見度往往只有五、六米。一個生產隊與另一個生產隊之間是大片的荒山禿嶺，中午太陽烤得土地都有一股焦味，有的地方連草都沒有一顆，人走過時只有被驚動的蜥蜴在戈壁上飛快地爬行。當時英國有個華裔女作家叫韓素音的，到我們中西部地區去搜集素材，來過好幾次。她對我講過，她第一次來時一下飛機就發出驚呼：“這裡還能生存嗎？！”

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省里和縣裡的幹部要頂風冒沙，不顧酷暑嚴寒堅持深入基層，每年不少於四個月。那時沒有任何補貼，也沒有獎金，更不可能提高工資待遇，甚至有的基層幹部為了省錢都自帶乾糧（有些帶點土豆找鍋煮煮當飯吃），沒有人說過什麼，也沒有人提出要調動。

我們有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同志是南方人，或者老家是自然條件比較好的地區的人，他們是解放大西北時轉業到地方工作的，一干就是幾十年了，找了甘肅的老婆成了家，生了娃娃，算紮下了根，就象電影上說的，成了崑崙山上一顆草，風吹不倒，日曬不枯。這些資格很老的同志有些至今還堅持在基層，很令人感動。

文革時期在基層工作的幹部都有一個體會，你在前面幹事，可能就有人在後面搞你的階級鬥爭，不知什麼時候你可能就要倒霉。當幹部的不但撈不到半點油水，有些需要應酬的時候還要自己掏腰包。還有些縣裡的基層幹部進城開會，為了節省開支自己背乾糧吃。那時候當幹部不長工資，但事情要辦好，受了委屈自己找毛主席語錄解決問題，想通了第二天接着干，許多基層幹部就是這樣在工作（當然有些少數敗類除外）。這一方面說明我們文革時期搞階級鬥爭擴大化，使我們的基層幹部工作放不開手腳，心存疑慮；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們黨長期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在黨的基層幹部身上起到了作用，廉潔奉公，盡職盡責，吃苦耐勞，發揚了我們黨的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

我們軍區派出的“三支兩軍”幹部也大都象地方幹部一樣，他們無論是來自什麼崗位（有些還是從原子彈發射基地來的，還有各個崗位上來的），對自己將要執行的任務都盡職盡責。“支左”人員剛一進點時，工作難度很大，但他們堅決按照中央文件辦事，想方設法制止武鬥，苦口婆心將幾派群眾聯合到一起，又以身作則搞“抓革命、促生產”，無論是在工廠、學校，還是在自然條件十分艱苦的農村、油田、礦井等地，到處都可以看到穿綠軍裝的解放軍。

文化大革命中全國那麼亂，到處是武鬥，機關癱瘓，工廠停工，學生鬧事。甘肅自中央“三個文件”後便逐漸走上整治，並迅速開始恢復生產。這一切，如果沒有廣大的地方幹部和大批“三支兩軍”解放軍官兵們的努力工作是無法作到的。

我常常在想，這些幹部好哇，真的是很樸實，很能吃苦。

1975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甘肅是最平靜的一年，農村幹勁十足，糧食產量達到歷史最高記錄，也是解放以來第一次不向中央要回銷糧、第一次摘掉要回銷糧帽子的一年，如果象“結論”上講的，我們是在搞破壞，是在殘酷迫害廣大幹部和群眾，哪裡來的這個成績呢？“結論”顯然是把問題擴大化了。

當然，在那樣一個年代，我們也搞了農業學大寨，也抓了農村階級鬥爭，提過一些錯誤的口號，傷害過一些幹部和群眾。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階級鬥爭擴大化，我在這個時期，無論搞什麼事情都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貫徹毛主席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執行了那條極左的路線，是有錯誤的。但是，把這個全黨性的歷史錯誤都看成是甘肅一個省的，並且要我來負責，我也確實負不起這個責。另外，實事求是地講，當時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時代，無論從黨性、黨紀還是從個人感情上講，我們都只有執行，這也是當時的實際情況，我們不能脫離開這個歷史背景談問題。

不能不承認，在學大寨的運動中，我也犯有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比如在禮縣蹲了幾天，走馬觀花地看了幾個公社的農田基本建設，又沒有深入調查、研究，實際上只有幾個公社不錯，就當成是全縣不錯，結果講了許多大話，過頭話，樹了一個假典型，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影響很不好。

在農村，農民搞一點小自由，就說是資本主義尾巴，是搞修正主義。實際上到底什麼是修正主義，誰也不知道！

另外，在治理甘肅農業的過程中，我們過分強調了自力更生，沒有向中央、國務院要過多少救濟糧。當時我們的出發點是“顧全大局”“為國分憂”，想方設法自己省內調濟解決，現在反思起來，當時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了。甘肅的農業問題是個歷史難題，我們苦幹了十年，問題解決了一些，糧食產量上去了一些，但這還只是處於起步階段，廣大的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也需要休養生機，因此適當向中央要求一些救濟是必要的。

放不下的牽掛

我這一輩子都是在緊張繁忙的工作中度過的，乍一免職時，什麼事都沒有了，後來連文件都看不上了，一下子成了個局外人，猛然間誰都不需要你了，說個心裡話，真還有點不適應。

人不工作了，心還是放不下，畢竟是操了十年的心啊，一下子還真割捨不下。天下雨了，我就高興，心想今年老百姓的日子要好過一些了。天旱的厲害，我就着急，唉，又要有老百姓出來討飯了。天天關心天氣預報，天天記在檯曆上，這已經成了我幾十年的習慣，連我的兒女都說我，你又不工作了，還關心天氣預報幹什麼？我說，習慣了。甘肅的老百姓太苦了，很大程度上講，還得靠天吃飯，你不關心天氣預報怎麼能行呢？

從蘭州到中川機場的幾十里公路線上，沿途都是鹽鹼地，我們沿公路兩旁種上了樹，但成活率很低，樹死了，我們就組織人再種，一連種了三年。前兩次我都親自去看過，不知這第三次樹活了多少？

景泰川一條山黃河提灌工程我們搞了第一期，工程完工後，戈壁上有了水，有了樹，有了草，有了莊稼，坐火車從北線走可以看見這一片沙漠綠洲。我免職前，省里已搞了個二期工程方案，已報請國務院批准了，提水泵要修到十二級，可以說是一個奇蹟了，如果工程實現預期效果，那麼騰格里沙漠就又多了幾十萬畝的旱澇保收穩產田了。可惜我沒能親自參加這一為甘肅人民造福的工程建設，所幸的是，下一屆省委圓滿地將這個藍圖實現了，這也足以讓我感到欣慰了。

“引大入秦”工程，原來我們曾組織人勘察過，我本人也多次去看過，我們還搞過一個方案報國務院，甚至一些前期工作都開始抓了，但因為沒有資金無法搞。現在從報紙上看，這個工程已經開始抓了，這說明我們國家經濟有了實力，有能力為老百姓辦些事實了。這個工程將來完工後，肯定會為老百姓造福，是個子孫後代受益的大好事。

最近還有一個問題老是在我腦海里轉，就是我們修了不少水庫，但水的利用率還有問題。你比如說修渠，甘肅的土地沙化的厲害，渠道的襯裡就要有講究，砌得不好，水流經渠道，有相當一部分漏掉了，在沙地里蒸發了，那就很可惜。

還有，最近我看電視，那個以色列的自然條件就和甘肅差不多，人家就搞得很好。他們澆地搞噴灌，我看這個很適合我們甘肅的情況，我們甘肅一個是缺水，一個是土地質量不好，水澆多了還容易鹽鹼化，因此，應該借鑑國外的噴灌方法，搞些長臂式的大型噴灌機，既節約了用水，又解決了土地鹽鹼化問題。

甘肅的自然條件惡劣，農業技術底子薄，技術人員缺乏。我們有一所農業大學，還有一些培養農業技術員的中專，但沒有經濟實力解決技術人員的待遇、房子等具體困難，致使一部分技術人材轉業、流失。要想以科技治農，就要留住農業技術專家，改善他們的實際困難，使他們能夠全身心地投入到治理甘肅農業的工作中去。科技治農是根本解決問題的途徑，技術人員就是實現這個途徑的寶，所以要設法培養並能留住。

通渭縣是甘肅有名的貧困縣，荒山禿嶺，山上旱得連草都不長，建國以後，七任縣委書記都認為“通渭沒治”。 1976年，我曾去那裡蹲點幾個月，親眼看到通渭的老百姓生活在極度的困境中。我和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和基層幹部與群眾一起商量改變貧窮的具體措施。針對通渭荒山荒坡植被少，水土流失嚴重，無雨無收成，有雨沖成溝的特點，當時我們提出了植樹種草、興修水利，發展養殖業等十項措施，發動老百姓在坡地上修整梯田。為了調動廣大農民治理荒山的積極性，我們還提出誰栽樹誰受益的政策。為幫助通渭縣儘快脫貧，我們還組織省委、省政府各部門派出工作組，結合自身業務進行具體幫助，對口支援。

說句心裡話，解放那麼多年了，看到通渭老百姓還生活在極度貧困線上，心中實在不忍，但更多的是自責：作為黨的幹部怎麼向當地老百姓交代？所以只有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使他們儘快脫離貧困，和全省廣大農民一起逐步過上好日子。

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我離開了領導崗位，事情來的很突然，對通渭的許諾很多還沒有來得及實現，一些具體幫助也沒有來得及落實，更無法親自繼續帶領大家實現“治理通渭”的心願，對不起通渭的廣大父老鄉親。但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從電視上、廣播上、報紙上看到通渭人民擺脫貧困、走上富裕的道路。到那時，我會把酒遙祝那一方質樸、敦厚的農民兄弟們的！

甘肅的優勢是重工業，能源充足，資源豐富，但交通困難，能源優勢發揮不了。另外原料與加工能力不協調，國家在甘肅的幾個大型企業經常發生原料供應不足的情況，1974年我們搞過企業挖潛改造，蘭化的產量翻了一番，當時康世恩同志還在蘭化、蘭煉開過現場會，推廣過“兩蘭”挖潛改造經驗。但是要徹底解決問題，除了搞企業挖潛外，蘭化和蘭煉以及西固熱電廠應該嘗試搞聯合，可是這幾個廠子上級主管單位不同，歸幾個部管，具體問題很多，一時半時聯合不起來，寄希望於以後體制改革。

最近從電視上、報紙上看到一些工程相繼完成了，有的是我們當年沒有來得及完成的工作，有的是後來的同志們新搞的項目，總之，都是造福甘肅人民的好事情。這些工程完成後，對甘肅的工業、農業以及人民生活都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大西北蘊藏着巨大的潛質，但她的開發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是需要幾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才能完成的歷史任務。我們這一代人從解放到現在幾十年過去了，西北的開發還只是開了個頭，路還要靠後來人一步一步地接着走，寄希望於後人。

近十來年都沒有出門了，年紀大了，身體也不好，但總想到甘肅各地再走走，看看工廠又搞了些什麼改造項目，看看莊稼長得好不好，看看水渠還漏不漏水，看看樹木成活了多少??雖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牽腸掛肚的，比自己的孩子還操心。老伴兒看出我的心思，對我講，遠的去不了，就到近處看看吧。她找車陪我上皋蘭山看了看即將完工的蘭山提灌工程，我的心情非常感慨，確實還是小平同志那句話：發展才是硬道理。

“支左”十年，心系甘肅十年，我對甘肅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充滿着深厚的感情，有着一份割捨不掉的牽掛，因為這裡畢竟溶入了我的心血，留下了我的足跡。還記得1974年去酒鋼解決問題，路上突遇暴雨，山洪引起泥石流，沿途社、隊幹部群眾攔車勸阻不讓再行，使我非常感動。因為酒鋼的問題很急，所以當時我們也顧不上什麼危險，在當地老百姓的帶領和護送下，和隨行的幾個同志硬是趟過洪水，趕往酒鋼。1975年我去天水視察，在翻越華家嶺時，因公路積雪結冰，汽車打滑，隨時有翻下深溝的危險。在險要地段，我和隨行人員都下來推車，路過的老百姓都主動過來幫忙。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是誰，但看到我們穿軍裝，推得是軍車，知道是軍隊的幹部。他們說，他們那裡也有支左的幹部，解放軍是幫助他們的，所以他們見解放軍遇到困難也過來幫忙，這使我很受感動，好象又回到了戰爭年代的軍民魚水情中。我當時想，解放那麼多年了，甘肅的老百姓還生活的那麼苦，我們這些當幹部的還並沒有把他們從貧困中徹底解救出來，可他們見到我們這些幹部摸樣的遇到困難卻能不顧嚴寒和危險主動前來幫忙，這說明了人民對黨的幹部是信任的，是充滿希望的，我們還能有什麼理由不努力為人民工作呢？

十年“支左”聊以自慰的是，我對這一片土地盡了責任，作了努力。儘管現在這裡還很貧窮，人民生活還不富裕，但我會在有生之年時刻關心着她，祝福着她，願這片土地上人民安康、省富縣強。

第四章 須要說清的一些問題

“油沙豆”及其他

導致我被免職的導火索是鐵路問題，但1977年6月中央解決甘肅問題時，並沒有把我和“四人幫”拉到一起，可後來事情的性質卻發生了變化。

事實上是肖華、韓先楚、宋平回到蘭州後，便立即掀起了一場圍剿冼恆漢的所謂“人民戰爭”。為了把我搞成“四人幫”在甘肅的代理人，他們完全不顧中央關於解決甘肅問題的精神，而是採取了先扣帽子定性，後根據需要補充搜集材料，編織罪名。

當時在蘭州軍區和甘肅省都曾提出了“知道什麼揭發什麼，哪怕是道聽途說”，動員人們“翻箱倒櫃”。在這樣一種人為煽動、一哄而起的氛圍下，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聯合專案組給我羅列了一大堆所謂“冼恆漢投靠林彪、‘四人幫’，積極參與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證據”，並且在沒有和我本人見面核對及簽字的情況下上報中央，椐此定罪。而正是憑着這些不實之詞，給我拷上了“四人幫”代理人的枷鎖。對此，除了讓人深感痛心之外，還感到迷惑：三中全會以後，這種草菅人政治生命的做法居然還能暢通無阻？！

為了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同時也對我自己幾十年革命歷史負責，對這些將我置於死地的所謂“罪證”，我覺得有必要澄清一下事實。

一、關於江青給的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抄件的問題。

1972年5、6月間，中央召開批林整風匯報會，江青參加了西北組的討論。有一天她發言時，念了毛主席原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好幾段。她發言後，大家建議，把毛主席這篇文章印發到會的同志，以便學習。她說：“我這份是政治局發的，將來還要收回去，印發恐怕不可能，你們要我可以讓護士抄一份，你們傳看。”第二天她來開會時，將抄件交給我（我是會議召集人），我就將這份抄件先給新疆的胡良才（因他先提出），而後一省一省的傳閱，最後交我。會議結束後，江青也沒有收回。因為不是大會秘書處發的文件，收文件的單子上沒有提到這個手抄件，所以也沒有交，秘書帶回來了。回蘭州後我告訴秘書交黨辦保存。這是作為公文處理的，並非是私人活動。

二、關於“四屆人大時，江青送油沙豆”的問題。

1975年1月，四屆人大快結束時，會議秘書處通知各省到秘書處領取油沙豆種，說此豆適合乾旱地區生長，經濟價值也很高。我的秘書陳文生也去領了，根本不是江青直接送給我的。我們帶回去後，交給農辦要農科院試種。我還交代說，甘肅的傳統油料胡麻油不能廢棄。

三、同米士奇接觸的問題。

1976年1月，我到北京參加中央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局的問題時，王洪文的秘書米士奇來看我的秘書陳文生。我事先並不知道他來，他也未去我的房間。我只是有事到陳文生房間看見了他，寒暄了幾句就走了。事後我問陳文生米士奇來幹什麼，陳說：“他要我給他代買一些中草藥。”

四、“江青擅自召開十二省（區）負責同志會議，在會上亂點亂問”的情況。

1976年3月，中央“反右”打招呼會議期間，江青擅自召開十二省（區）負責同志會議，甘肅省也在其內。江青在會議上亂點亂問，其中也問到我。她先是問大家：“‘反右’好不好？”大家都說：“好哇。”因為我沒有思想準備，所以嘴巴沒動，後來她補問：“冼恆漢，‘反右’好不好？”我說：“好嘛。”第二句問：“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法權？”我答：“有。有一個公務員，還有一個大師傅。”第三句問：“甘肅形勢怎樣？”答：“還可以。”十二省（區）的同志都在場，都知道，可以查問。至於江青在十二省（區）會議上的講話，我在省委常委會也好，在其他會議也好，根本就沒有傳達過。

五、同胡煒的關係。

胡煒原是21軍軍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員，1973年由軍委葉劍英副主席指名調總參任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公室主任。我同胡煒的關係完全是工作和禮節性的關係。文革期間我們每年都有幾次來北京開會的機會，每次胡煒都來看望陝西的同志，同時也來看看我。我們在一起談話主要是談地方的事情，偶爾也說“四人幫”的一些怪話。比如江青搞“江青傳”、搞“四人幫”，主席批評後，王洪文、江青想去見主席，被主席拒絕；王洪文參加軍委會議，說話說不到點子上；西沙群島戰役，上午那些人整葉副主席，下午還要叫葉副主席處理作戰的事，葉副主席很苦呀，等等。這些事情我們聽後都很氣憤，都表示憤慨。

我給他打過幾次電話，但他從沒有主動給我打過電話。幾次電話的內容是：

一次講皮定均同志飛機失事遇難；

一次問軍委工作組向仲華、徐立清何日動身來蘭州；

一次毛主席逝世，部隊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問韓先楚怎麼還不回來；

還有一次是“四人幫”粉碎後，中央打招呼會議後，韓先楚回蘭州才半個月，就又回北京了。韓說“301”讓他回去，我說，我們都很忙，實在分不開身，他身體也不算太壞嘛，怎麼又走了呢？是“301”真的追他回去？

我回憶就是這幾次電話。

以上接觸我認為完全是工作中的正常接觸和禮節性的問題，如果把同志之間正常工作接觸和純屬禮節性的來往也看成是政治問題，黨內就沒有正常生活了嘛。

至於胡煒是不是“四人幫”死黨，從未見過中央的正式結論，但韓、肖在給我的“結論”中卻定性說：“冼恆漢同‘四人幫’死黨胡煒關係密切”。

六、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1977年6月9日中央解決甘肅問題的會議上華國鋒曾經問我：“你在甘肅省農業學大寨會上的那個講話，一口氣說了二十多個“按既定方針辦”。“按既定方針辦”是“四人幫“搞的陰謀，……《光明日報》十月四日發表的，你十月六日在蘭州講話的時候，是看不到的，那是另有渠道來的消息。是從哪個渠道來的，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說清楚！”這個“另有渠道”的問題，象一塊千斤巨石壓在我的身上，使我苦惱了好幾年，我覺得有必要講一下。

我在1976年10月6日甘肅省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了二十幾個“按既定方針辦。”但那時我認為這個指示是真的，因此，就進行了宣傳。根據是：

1976年8月中旬，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傳達毛主席的兩條指示，一條是“國內問題要注意”，還有一條就是“按既定方針辦。”茅林同志（省委書記）在省委常委會上傳達華國鋒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講話精神時，還特意印發了一個書面匯報提綱，提綱中也寫了“按照既定的方針辦”、“國內問題要注意”這兩條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在“國內問題要注意”一條後面加：（現在只傳達到這個範圍，暫不向下傳達。在這之前中央也發過電報，規定只傳達到軍）。這個匯報提綱當時常委每人發一份，原始稿、省委常委會議紀要，可能還在，可以查，也可以向茅林調查。

此外，主席逝世後，《人民日報》9月16日的社論，以及9月18日至27日共六期《國內內參》上大量報道這方面內容，要講渠道就是從這裡來的，這就是我講話的依據。

恰好我住在北京海運倉等待解決問題時，偶然看到中央辦公廳1981年31號文件，內容是批華國鋒的，其中有這麼一段：趙紫陽同志說：“我問我的秘書，‘按既定方針辦’怎樣來的？”秘書說抄來的。華接着說：“是為了同‘四人幫’鬥爭的需要。”當我看到這一段話時，我的心情驟然輕鬆下來，所謂“要以嚴肅的態度向黨交代”的問題也同時解決了。

從這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這個歷來以忠厚、老實著稱的人，其實也會說假話，並以假話陷害人。我不禁想問一聲，不顧黨性原則，以權壓人，這是你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最高領導人所應該具備的品質嗎？另外，託辭用這句話同“四人幫”作鬥爭，你不覺得是自己底氣不足嗎？

七、1976年10月8日晚，孫殿甲同志告訴我，接北京給解放軍報記者打來電話說“四人幫”已抓起來了。我第二天（9日）上午派陳文生到總院找高副政委來（因韓先楚不在，高是黨委管黨委常務工作的），說有個事要告訴他。高來後，我照孫殿甲同我談的內容告訴高，我又說，如果是真的，中央總要開個會吧，不然總要發個文件吧。我們又扯了一下可能發生什麼問題，我們分析，除上海、清華、北大可能要出一點事外，不會出什麼大亂子，軍隊總的來說沒有他們的市場。後來有人揭發說我說這次粉碎“四人幫”是什麼宮廷政變，純屬造謠。

八、關於所謂在廬山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起鬨”的問題。這個帽子韓先楚強加到我的頭上，還不如再拿回去戴到他自己頭上更合適。

要說在廬山小組會議上起鬨，在毛主席指出陳伯達錯誤之前，確實是有不少的同志。但對於我們這些長期在下面工作，又不善鑽營的人來講，上層鬥爭的內幕，我們是不清楚的。聽說有人反對毛主席任國家主席，哪個不表個態擁護毛主席？韓先楚在華東組跳得更高，“哄”起得更凶。當時毛主席還不無惋惜地指出：多數中央委員都不懂一點唯物主義，而輕易就相信一些騙子的天才論。並指出要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委員中開展學習馬列主義的唯物論，這是人所共知的。

至於說我在西北組“起鬨”，鄧穎超同志和董必武同志都在西北組，這件事情他們最清楚，是當時最好的見證人。

實際情況是這樣的，上午是邱會作、曹里懷等人發言，下午我剛到會場，毛主席就叫我到他的住處開會。會上毛主席嚴肅批評了陳伯達、李雪峰等人，而後規定三條：1、會議暫停；2、不提揪斗；3、不要再提他當國家主席（大意）。我回來後立即宣布小組會散會，各組長留下。鄧大姐、董老要走，我請他們留下，傳達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根本不存在什麼冼恆漢帶頭起鬨的問題。“9.13”之後發的材料，林彪反黨集團說“西北組溫度不高”，這又如何解釋呢？鄧大姐還健在，可以請她說明一下當時的情況嘛。

九、1976年1月17日至2月17日，我在北京解決蘭州鐵路局問題。2月18日回蘭州，當天下午在省委常委（還有鐵路局黨委常委參加）的會上傳達中央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局問題精神時，是點了鄧小平同志的名，這是事實，但這是經過解決鄭州、蘭州鐵路問題的中央領導華國鋒同意的。因為鄭州和蘭州參加會議的同志都問，回去傳達時，如果有人問，右傾翻案是誰搞的，我們怎樣回答？華國鋒說，你們可以點名，這個事不久就要公開點名了。

十、給我羅列的所謂“罪名”里有一條是：據郭玉峰交代，王洪文向郭玉峰指名要冼恆漢到中央工作。還有馬天水、王玉珍、徐景賢和劉湘屏等交代，說王洪文給他們講冼恆漢如何好，工作如何踏實肯乾等。這些怎麼能算到我的頭上呢？這怎麼能作為證據給人定罪呢？王洪文要調我到中央工作，中央誰也沒有給我說過這個事，這是中央的事。就算是有這個事，也只是議論了一下，又沒有真正調去，也算一條罪？那麼已經去中央工作的人呢？該怎樣說呢？另外中央還有不少老同志也說我的好話，這又怎樣解釋呢？

把這些我並不知道的事寫到我的材料中，這是不公正的，完全是形而上學的看問題嘛。我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唯物主義者，我們只承認事實，不相信那些無稽之談，歷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教訓太多了。

另外，什麼王秀珍、馬天水、徐景賢、劉湘屏之流，我同這些人並不熟悉，有的還不認識，至於王洪文給他們散布冼恆漢的什麼，那是他們的事情，由他們自己負責，同我毫無關係，更不應該寫到我的材料上，作為給我定罪的依據。

講到與“四人幫”勾結，什麼叫勾結？勾結應該是指拉拉扯扯，搞非組織活動，你來我往，信來信往，為了一個什麼目的嘛。這些方面我都沒有，怎麼叫勾結呢？至於勾結起來進行反黨活動，有什麼事實呢？什麼叫反黨活動呢？拿《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來衡量，能夠上哪一條呢？“結論”上沒有舉出一個象樣的事實來。

十幾年來我反反覆覆地講，我同“四人幫”並沒有你來我往，信來信往，拉拉扯扯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同他們並不熟悉，僅有的兩次接觸，一次是和王洪文吃飯，一次是莊則棟去甘肅，這也都是偶然發生的，這些我都不厭其煩地多次向中央講清楚了，何以叫“關係密切”呢？得到“四人幫”的“賞識和信任”，有什麼事實呢？他們給了我什麼呢？所以說，賞識和信任我的是黨，有黨的信任和支持，我才在蘭州軍區當了二十多年的政委。我當蘭州軍區政委時“四人幫”們還不知道在哪裡呢？至於當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和省革委會主任，也是根據毛主席、周總理和黨中央的指示批準的。當時到北京研究班子時，我曾提議叫胡繼宗搞，總理堅持要我搞，他說，大軍區所在省，要一名同志掛帥。所以，與“四人幫”沒有任何關係，他們那個時候還在上海呢。

十一、“結論”說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緊跟林彪、康生製造多起冤、假、錯案”的問題。我首先要問，所謂“初期”是從何時算起？又到何時為止呢？如果“初期”是從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5.16”通知算起的話，那時候我在幹什麼呢？我還在甘肅農村蹲點搞社教呢！社教搞到10月，然後去北京參加中央的工作會議。北京回來後，11月14日軍區機關“四大”開始，一直到次年4月，這期間我失去人身自由，進入了挨批鬥的角色。受迫害的應該是我，我又如何能去製造什麼冤、假、錯案呢？！

到是1966年9月3日，當時的甘肅省委書記汪鋒被群眾揪到七里河體育場批鬥（當時我在天水農村社教），後到軍區總醫院治療。肖華知道後，專門給軍區司令員張達志同志打電話說：“趕快要汪鋒出來，他不能住在軍隊醫院。”張達志同志打電話與我商量，我們都覺得不好給汪鋒直接說，便拐了一個彎，通過地方的同志給汪鋒說，後汪鋒搬到七局醫院。

十二、“結論”不但給我扣上“四人幫”親信的帽子，而且還把我和“林彪反黨集團”扯到一起，那就更不實事求是了。林彪反黨集團以及黃、吳、李、邱等從來就不信任蘭州軍區的張達志、冼恆漢。林彪自我爆炸後，中央曾從林彪同其死黨的談話記錄中查出，林彪說：“蘭州軍區連一個通風報信的人都沒有，要派一個人去。”結果派了XX任副司令員。這件事是紀登奎當面同高維嵩同志講的，後中央召開的西北四省（區）和蘭州軍區批林整風匯報會上，紀登奎也同我說起此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蘭州軍區和甘肅省委凡屬比較重大的問題，都是直接向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請示的，周總理曾當面同我們說過，各大軍區向中央反映情況的蘭州軍區算是比較多的。我們從來就認為，除向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報告情況外，不能也不應該向任何個人“通風報信”。

另外，前面講過的潘繼祖事件也足以說明問題。這不是一個孤立偶然的事件，因為，在文革中，江青在許多場合都講過吳法憲是她保的，江青和吳法憲勾結是很密切的。“四人幫”粉碎後，吳法憲交代，江青和葉群都是在相互利用，說什麼你消滅我的“敵人”，我消滅你的“敵人”。對蘭州軍區的張達志、冼恆漢，毛主席、周總理是有態度的，是肯定的。因此，他們想公開的撤掉張、冼不可能，所以就通過潘繼祖這樣的人來製造突然事件，幹掉張、冼，安插自己的親信。當然，犧牲一個潘繼祖，他（她）們是幹得出來的。

高炮一師是屬空軍建制，歸蘭空領導和指揮，同大軍區沒有關係，更沒有矛盾。潘繼祖這個人我們根本不認識，但他要下這樣的毒手，幹掉張、冼。吳法憲對潘繼祖的所謂數年審訊，從來不給蘭州軍區透一點氣。江青對潘繼祖這個兇手一點不恨，反而利用職權釋放他。從這些情況看，不能不使人懷疑潘繼祖的後台就是林彪、江青、吳法憲。而“結論”卻不顧這些事實，一味將我說成是“林彪”、“四人幫”的人，這不符合事實，也難以讓人信服！

十三、“結論”說甘肅省委在悼念毛主席的唁電中有“向江青同志表示慰問”的詞句，從而“證明冼恆漢堅決效忠江青”。

唁電是省委發的，並不是冼恆漢發的，是宣傳部起草，常委討論同意的，怎能把這樣的事掛到一個人身上呢？同時不少省（區）和大軍區的唁電中也有這樣的詞句，這又如何解釋呢？上海倒沒有，能不能說上海同江青劃清界限了呢？唁電中是把江青作為毛主席的家屬來慰問的，怎麼能把這樣的事情說成是“向江青表示效忠”呢？這不是很可笑嗎？

十四、所謂“在黨的‘九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冼恆漢在西北組說：‘上面有個精神，對那些老右傾，既要選上又不能得票過多。’”的問題。

根據我的回憶，蘭州軍區和甘肅省的代表不是編在西北組，而是同武漢軍區和湖北省以及海軍的代表編為一個代表團，曾思玉同志是代表團的召集人。有一天晚上，吳法憲、郭玉峰等人確實召集了由各代表團派出的代表開了一個會，甘肅省是胡繼宗同志，蘭州軍區是高維嵩同志參加的。他們回來後，傳達了“‘老右’既要選上，但又不能得票過多”的話，我聽後說：“我要投全票，其他代表自己決定。”

莊則棟河西行

莊則棟這個人我並不熟悉，只是在北京開會時見過面，也沒有說過話。曉得他打乒乓球，是個世界冠軍，名氣很大。他來甘肅是宋平接待的。莊則棟當時是國家體委主任，因為甘肅的臨澤縣是個體育先進縣，據說受陳錫聯副總理指示，來甘肅調查研究體育工作並視察臨澤這個體育先進縣的。

莊則棟到蘭州時，我並不在家，而是在河西走廊視察工作，是宋平當時接待的他。我在張掖時，宋平指示秘書給我的秘書打電話，說莊則棟到臨澤視察體育工作，我在張掖，不見不好，讓我接見他一下。

由於臨澤是張掖地區的一個縣，莊則棟看完臨澤後就到張掖，我們安排在19軍軍部見了一面。當時莊則棟見了我後就對我講，是受陳錫聯副總理的指示來視察體育工作的。我們在一起談了我省體育工作方面的情況，我提出要他幫助我們在蘭州修建一個體育館，他沒有答應，說現在體育要下放，不是在城市搞，而是要到農村去。寒暄了一番後，莊說他到寧夏時聽到些反映，說康健民同志派性大，班子不團結，要我出面幫助解決。我說：“我不能解決，因為他是寧夏第一書記，我是甘肅第一書記，他怎麼能聽我的呢？”莊說：“你是軍區政委，康是副司令，怎麼他不聽呢？”我說：“那是兩碼事。”由於談不攏，就不談了，我們都出來看他打球。因為大家都慕其打乒乓球的盛名，所以安排打了一場球，吃了個中午飯，他就回臨澤了。當時陪同和在場的有關同志很多。

我認為這完全是一次純禮節性的交往，並且這次見面又是宋平交待辦公廳給我的秘書打電話安排的，他不打電話，我是不會接見莊則棟的。現在宋平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卻對我無限上綱上線，說什麼“密談”，什麼給“四人幫”的心腹提供“炮彈”等等，可見這個人的品質。

我和莊則棟的這次會見，當時在場的人都可以作證。另外莊則棟並不只是到了甘肅，他內蒙、寧夏、青海都去了，這件事在其他省（區）都不成為問題，惟獨對冼恆漢就是問題，這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