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轉型是重新定位與人民的關係

● 鄭永年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前不久在中央黨校的講話，被外界普遍視為是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政治路線的定調。在政治改革方面，講話強調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黨內民主。這和總理溫家寶早先在各個場合透露出來的信息是一致的。

　　正如胡錦濤所說，推進政治改革是中共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所強調的。客觀看來，漸進改革與民主化是中共高層的一個共識。但在如何推進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方面，各方面顯然具有不同的側重點。

　　自胡錦濤執政以來，這個重點被放在黨內民主建設上。

　　黨內民主當然不能替代中國政治體系的總體民主化，因為民主政治是個龐大的體系，黨內民主只是其中一個方面。但是，這是最重要的方面，是政治改革的根本。

　　現實地說，在中國，如果沒有執政黨的轉型，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很難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像鄉村選舉和協商民主那樣的政治改革，一旦遇到黨的問題，就無法得以展開和深入。

　　只有到了對黨的轉型這個根本問題有了理性的認識，並找到有效的解決方式，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才會有可能。

執政需要廣泛社會基礎

　　從學理上說，多黨制在中國是否現實是個問題。再者，即使能夠實現，能否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是個問號。

　　另外，在現存結構內進行轉型改革，當然比發展出一套全新的制度更具有現實性。

　　無論是黨內民主還是各種反腐敗的制度創新，都在這個構架內。如果說前者過於理想，後者則往往導致改革創新不足。逐步調整有它的價值，有利於穩定，但在實踐層面往往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方式，並不能解決執政黨所面臨的一些根本性問題。
　　實際上，任何一個以組織國家政治生活為目標的政黨，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都會在不同時期面臨轉型的問題。如果不能順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危機就會接踵而至。

　　在不同國家，政黨面臨的問題不同。但究其本質，只有一個，那就是政黨的政治定位問題，就是黨和人民的關係問題。任何政黨，如果要組織政治生活和執政，就必須是人民的有機部分。

　　一旦脫離人民，政黨就會出現危機。黨內民主等機制固然重要，但比起和人民的關係，則成為次要的了。

　　中共的轉型就是要重新定位黨和人民的關係。只有把這個問題放在首位，才會有其他方面的制度創新。

　　在革命時期，中共所依靠的階級比較單一，主要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現在成為執政黨，就需要更為廣泛的社會基礎。

　　對這個問題，中共高層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黨的群眾基礎也在不斷調整。近年來，中共強調利益代表，通過利益代表來調整和人民的關係。

　　從規範層面來看，這個方向沒有錯。但另一方面，正因為是利益取向，社會階層利益的不同經常導致政治參與的不同，也因此導致它們的政治影響力的不同和政治上的不公平。

　　這裡的問題在於黨如何建立利益的公平代表機制，黨不僅要代表各社會階層的利益，並且也必須實現代表過程中的公正性。這個問題的核心就是如何建立保證政黨過程的人民性——而非階層性。

要防止黨的官僚化

　　一個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如何保證黨的幹部是人民的一部分。政黨在爭取政權或者革命時期是反對黨或者在野黨，但一旦取得政權，就成為執政黨，獲取管治社會的權力。
　　在多黨制下，因為有反對黨的存在，執政黨必須時時刻刻地強調政治，就是強調和人民的關係。但在很多發展中國家一黨獨大制度下，尤其是一黨制下，執政黨很容易演變成為行政黨。

　　因為沒有反對黨，黨本身很容易官僚化。黨的領導人經常忙於具體的管理事務，無暇思考政治大問題。黨的幹部傾向於抓權，弄權，獲取各方面的利益。

　　黨的官僚化往往使得以黨代政不可避免，更嚴重的是導致黨內政治家的缺失。隨着社會經濟變得越來越複雜，國家固然需要一個運作高效的官僚機構，但更需要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把握社會發展的大方向，知道人民的需求，懂得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機聯繫。

　　很多第三世界的政黨失去政權往往並不是因為管理做得不好，而是因為演變成為行政黨，導致政黨官僚化，從而失去了發展大方向，失去了和人民的有機聯繫。客觀地說，政黨官僚化或多或少在中國也是一種趨勢，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

　　既要建立行之有效的官僚機構，又要防止政黨的官僚化，很多政黨都有自己有效的教訓和經驗。

　　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為例。新加坡一黨獨大，被西方學者指責為非自由民主，因為西方對政治民主的理解往往以政黨是否輪流執政為標準。但新加坡政治領袖則是抓住了黨和人民的有機關係這一點，因為判斷一個政黨是否成功的唯一標誌就是是否得到多數人民的支持。（其實，在西方也是如此。）

　　新加坡有合法的反對黨存在。如果多數人民對執政黨不滿意，是可以在五年一次的投票期間轉而支持反對黨的。但正是五年一次的選舉機制，為執政黨和人民建立有機聯繫提供了有效機制。

　　新加坡議員（執政黨的主要幹部）必須定期和人民見面，傾聽人民的聲音。這是新加坡政治的成功之道。

　　總而言之，只有解決了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其他方面的政治改革就會容易開展，如自下而上的社會政治參與、黨員和黨組織的關係、黨和政府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等等。

　　所有這些關係的變革和這些方面的改革就可以圍繞着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來組織。這既可以為黨的轉型提供方向，也為轉型提供方法。
　　可以相信，隨着政治改革壓力的遞增，黨的轉型和黨與人民的關係問題的制度性轉型也勢必成為中國政治變革的核心。